【精品转贴】莫言新作《蛙》——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づ￣ 3￣)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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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蛙”和“蛤蟆”，是两种不同的生物 

作者：jiajia-mail

忙着忙着不忘跟风，这两天坚持读《蛙》。很不错的小说，尽显人生的残酷和矛盾。作为被计划着生育出来的头拨人，在前20年里似乎没听说有人对此质疑。小品《超生游击队》尽情的讽刺挖苦超生者，让观众在他们的狼狈和滑稽中哈哈大笑，其间绝无半点同情的声音。现在想来，这真是成功的洗脑，好像这事儿根本无需论证，完全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自从看了“中山水寒”之类文章，琢磨了一下，结论是我完全赞成这项基本国策。（汗一个，除了这，我国还有什么国策算是基本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来着？）中国人多吗？看看国土面积，看看那些只有世界人均几分之一的XX资源占有量，看看1，400，000，000这个数字，看看每年净增的人口相当于哪个国家，再不行随便找个上下班时间街上转转。。。

至于怎么减，有说因为如今生育意愿已经很低根本不需要再控制，马上就要大降特降；有说不应该惩罚超生的而应该奖励只生一个。当然还有种说法是，中国人口并不多，干嘛要减，应该鼓励生育才对。

我无意于评论这些说法，我支持计生的重要原因是它的一个副产品：中国女性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生存境遇大大改善。今年某名牌工科大学史上第一次新生中女生比男生多，评论一般说因为女生更适应应试教育神马的，但是——再适合考试的人也没办法赢一场参加不了的考试。不知道恢复高考那年男女生比例是怎样，我有个阿姨文革前一两年考的中国科大，她说班上只有两个女生。30多年就从人数悬殊到平分秋色甚至女生太多，这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教育资源并不是偏向男性，而是没给女儿留任何机会。

天涯里有个叫八卦的板块，有次在上面看到网友们讨论计划生育，有一个回帖说，我当然赞成了，要是没有计生政策，则这个专门发布明星丑闻的板块根本不会有——八卦女们全都关在工厂里打工供兄弟上学/结婚，哪有机会坐办公室里上网闲聊？这悲哀的说法或许有偏激之处，但完全可能发生。

当然啦，教育背景和今后发展并不完全划等号，高考也确实需要变革。但不管怎么说，能够获得参与竞争的资格总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此外，计生实施手段我也觉得残忍血腥，深恶痛绝。最后，鄙视那些不考虑养育只管乱生的无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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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的后半部描写了娘娘庙的旺盛香火和泥娃娃的热卖。这绝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别说不让生二孩，现在太多夫妻生一个都困难。早几年前也不知是问题没那么严重还是大家遮遮掩掩，最近几年一群人开聊不孕不育的场面越来越常见。什么激素啊黄体酮啊精子数啊，说起来根本无须解释，都医生似的能发表一通看法。本城有个专看不孕症的老中医，起码有三个人向我描述过如何艰难的彻夜排队，托关系。还有一次，某人提起谁谁去做试管但失败了，还没来及等我表示遗憾，立即有人说，不要紧，试管的成功率只有30%，她应该再去做。然后又有人说，她应该到XX医院，那里买四送一且每次只要两万多。。。这么说吧，我认识的同代人夫妻中，已经生孩子的一多半是经过治疗的；还有不少对，正在治；有两对，没得治了。。。

这其中原因有压力过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说法，但据说发达国家也有这方面困扰，想来还是生活方式改变造成的吧。哎，我有一个旧友，那时候她是模特，小小风光过。我有八九年没她消息，今年偶遇，她已经完全变了。后来在酒吧里，听着她诉说这些年来为生孩子做出的努力，看着她失望的悲戚容颜，想着她曾经的模样。。。。天不遂人愿，奈何？

作者：芦笛

翻看旧帖，拜读了易明教授本人以及他转来的对莫言小说的评论，不禁掩口胡卢：这算什么文学评论？我早就哼哼教导过他了：文学家不是思想家，文学是艺术，不是政论。无奈这小子虽然有七步之才（当然只限于写情词艳曲），毕竟还是个数理干面包，再说也不懂，老是要去文学作品中找“思想”，这不是搞笑么？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应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了吧，有谁能从他们的杰作里找出什么鸟思想？

那么，应该怎么评价文学艺术？窃以为，什么“思想性”云云，都是共党教育的结果。成功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不是作者的思考能力，而是他的艺术观察力、表现力与创造力，反应的不是什么深刻思想，而是社会、生活或人性的深刻冲突。巴尔扎克本人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考能力，但他的《人间喜剧》艺术地再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不朽的文学形象，因此他的作品当然是杰作。类似地，莎士比亚并无任何思想传世，但写的剧本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永恒弱点而因此永世长存。感动了无数古往今来的读者的，不是作者力图灌输给读者的什么高妙思想，而是他们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与再现，是他们笔下那些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不朽形象。用“思想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绝对是党妈妈传授给大众的童子功。

勿过，连据说是专职“文学评论家”的余杰都根本不懂这最起码的常识，老明那数学教授兼伪经济学家不懂又何足为奇？老明强过那位“专业人士”的，是他毕竟能实事求是，看出那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莫言并不是某些反共人士说的“歌德派”，他的作品中见不到《老井》、《普通女工》那些高大的党支书或团支书的身影，相反，他小说中的共党官员很真实，没有几个好东西。硬要把他打成共党的御用文人，绝对只能是余杰一类文字狱吏才能干出来的绝活。

之所以要扯到余杰头上，是因为我刚才在牛博看到一位读者跟帖表示对我的失望，认为我对余杰的深恶痛绝有损于老芦的高大全形象，尤其对我使用了“劣等华人”一语极为反感。

他的感觉一点都不错，我确实对余杰之类新时代的文字狱吏深恶痛绝，but nothing personal，这种厌恶乃是我本人的文革经历决定的。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文字狱运动后，我不能不养成对这种行为的极度反感，或许是超强反应吧。这就是我当初为何会与那些抓特务的“民运”烂仔打成仇人，还为此专门写了半篇小说《隋汴的天空》，其​​中的“姚清元”就是网人YQY的写照，而那里面的王蕊在清队运动里遭受的酷刑，乃是我一位要好同学的母亲的亲身经历。只因为她老人家记性特别好，业务非常熟悉，不需要电码本便能翻译往来业务电报，在清队运动里就被打成特务，遭受了匪夷所思的酷刑。

有过这种见闻的人，逃到西方自由世界后还要见到唤醒我的噩梦的烂人烂事，当然要怒发上指冠。在我眼中，余杰比姚文元还更是劣等华人。姚文元还是在全民被欺骗的信息黑洞里成长起来的，与余杰的生长环境完全是两回事。那位对我感到失望的网友不妨先去看看余杰参与起草的《公开信》，掂量一下那是不是只有姚文元式的文字狱吏才能写得出来的杰作。这里只引两段：

“在莫言最得意的最近作品《蛙》中也并没有真正触及人性。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并没有达到多高的高度，相反，倒是巧妙地赞美了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

“实际上，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这才真正损害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信力，才真正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将值得世人尊敬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这样一位与极权主义一起作恶的奴才，我们甚至不得不怀疑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是否与中共当局存在私下交易。”

《蛙》就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请读者这就去看看，能否看出它“巧妙地赞美了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作出这种结论来的人，难道不是新时代的姚文元？而敢于出于一己政治立场中伤诽谤瑞典文学院与中共当局达成秘密交易的烂仔，难道还不是心术卑污的劣等华人？

我已经在有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过自己对《蛙》的总体看法，限于版权，这儿只能引用其中一段：

“任何一个有点起码文学素养的正直的读者，想来都能从那部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灵魂震撼。在我看来，那小说之深刻，恰在于它揭示了共党社会的特殊邪恶之处——普通民众既是受害人，又是狂热的'正义感'十足的迫害者。”

在我看来，这就是那部作品的深刻之处：以“姑姑”为代表，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 “姑姑”之所以谋杀了几千个婴儿，是因为她理直气壮地坚信那是为全人类做贡献的高尚事业，然而她却为此备受惩罚，不但孤独终身，晚年还备受良心折磨，甚至因自感罪孽深重而试图投缳自尽。她当然是施害者，但也是受害人，而历史无奈的悲剧就在于此：这种累及全民的罪恶根本就是无法纠正的。实行社会正义，无非是惩​​恶扬善，然而许多“新社会“里的“恶人”其实不过是偏执的好人，惩之只会造出更大的不公，“姑姑”遭受的“天​​谴”已经足以令人惋惜了；而文明社会里的常见的善人根本就找不出来。总之，在那种特殊的邪恶社会里，大多数的“恶”不能惩，而一般意义上的“善”压根儿就不存在。硬要去褒扬那不存在的善行与善人，势必堕入样板戏式的伪造。

揭露共党暴政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有哪篇达到过这种高度？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涅尔纳克的作品我都看过，好像没有哪篇曾触及到共产制度的这个特殊邪恶。郑义在他的处女作《枫》里作过尝试，然而那毕竟还只是文学青年的习作，未免失于粗糙和单薄。就我看过的作品而言，真正比较深入的触及了这个问题的作品，还是莫言的《蛙》。

莫言写出了这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悲剧，不是因为他有深刻的思想，更不是因为他受了正确的理念的指导，只不过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文学家的才华，能够艺术地再现他观察到的真实生活罢了。也许就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其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悲剧意义，看不到我在上面总结的意义。这在文学家中很常见。

据说易卜生写了《玩偶家庭》之后，挪威女权组织请他去演讲，感谢他启迪了妇女解放运动。结果此公老大不知趣地说，我可压根儿没想到那些，我不过是写出我想写的故事来罢了。这就是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区别，前者是受本能驱使去创造，后者才是以理性的尺度去分析。至于批评家看到的是否是作者的创作意图，那根本就不重要。卡夫卡的作品至今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解读，然而这正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一般。

不仅如此，莫言的小说还让人深沉反思，造出那么​​多野蛮悲剧的计划生育的“根本国策”是否必要。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起码要为后来的强制性野蛮堕胎与绝育负责，小说中说：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 ”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若不是奖励生育，后来至于出动民兵把人按在田埂上劁么（我记不得那小说中是否有此种情景描写，但据我本人所知，那在许多农村里确实是普遍实践）？但问题还在于，当无知的土共犯下了这大错之后，是否有必要以更野蛮的罪行去纠正它，从而让无辜的“姑姑”等人作替罪羊？

莫言本人并未提出这问题，也没有在作品中作出解答。我自己的解答是，yes，那野蛮的暴行是必要的，否则中国必然要因人口过剩而再度哀鸿遍野。

吾人裁判历史，不能用今日之眼光。当年农村因为实行公社制，粮食单产极低。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已有农产品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而国家又极度贫困，没有硬通货对外购粮。如果不用野蛮手段强制限制生育，而是听任人口自然繁殖，则结果一定是大饥荒。这种灾难，有一次就够多了，还能再来一次么？

由此又引出了深层次的问题：计划生育成了野蛮犯罪，也就是在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读者眼中。敝人受了万恶资本主义世界的香风毒雾的熏陶二十多年，看到小说中“非法生育”的烂话当然只能啼笑皆非——“法”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公民人权设置的，世上岂有剥夺公民生育权利的“法”？

但我毕竟来自于盛行集体主义的东方，知道换位思考，于是就不能不面对我最痛恨的残酷计算：到底是谋杀那些尚未降生的生命好，还是让大饥荒再度夺去几千万人的性命好？接受前者，就不得不接受后来的野蛮计划生育乃是“必要的恶”，而“姑姑”则非但不该遭受“天谴”，还是帮助共党纠错的功臣！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恰如代众生上十字架的耶稣一样崇高！

这个结论，咱们能接受么？不管能否接受，它总是一个触及到“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否普适”的深刻问题吧？莫言的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连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难道不是有意义的作品？为何我们那些如此强调“思想意义”的专业或业余的“文学批评家”就是看不见涅？

这当然不是说那小说完美无缺。从语言上来说，莫言的作品似乎一点民族气息都没有，而且经常远离生活，他笔下的许多人物的道白根本不是口语而是书面语，遑论是农民的口语。就连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去写篇农村小说，其中角色的谈话恐怕都要比他的真实些。若论语言功夫，他与汪曾祺、林斤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但语言毕竟不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指标。巴尔扎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其作品据说病句百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其他技巧来看，他使用的技法也不是中国经典中常用的白描手法。除了内容外，其作品真的谈不上有什么民族性。大概令鬼子误以为是中国作品的，就是那些独出心裁的花样，诸如用人体的五官来作为名字的奇特而又别扭的风俗，这种风俗是否存在，我高度怀疑。

当然，我毕竟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或许这是主观武断也未可知。例如作品开头有顽童争着吃煤还吃得特别香甜的轶事，我开头就以为那是荒诞编造，直到我看到莫言的自述，才不胜惊骇地发现那竟然是他本人的经历！

最主要的问题，是作者没有体现出驾驭鸿篇巨制的宏大才气。以《蛙》为例，它的结构十分松散，毫无必要地引入一个日本人来穿针引线，把各章连缀在一起。我原来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最终要出场，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那曾为日军军官的父亲，都是可有可无、割之无碍的盲肠。这完全违反了契诃夫的教导：如果第一幕话剧的布景里墙上挂着一把匕首，那在第三慕（通常是戏剧高潮发生之时）那匕首就该出鞘。至于将作品的最后一章改为话剧就更无必要了，那只能增加一种试图标新立异而又很不成功的涣散感。

从这些角度来看，莫言的才气别说与大托尔斯泰比，就连小托尔斯泰都比不赢。就《蛙》而言，它根本不能与《静静的顿河》那种宏大史诗相提并论。当然，因为没看过《丰乳肥臀》以及他的其他长篇作品，它们是否体现了类似肖洛霍夫的才气我就不知道了。即使到不了那个水平也无所谓，我看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或甚至萧伯纳也未必具有肖洛霍夫的水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主们的水平本来就是参差不齐的。更何况如今国际上讲究“政治正确”，哪怕只是为了逃避“种族歧视”的指控，不把诺奖颁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实在说不过去。

所以，或许莫言算不得世界一流作家，但他大概是矮子里拔出来的将军，在咱们这个文化小国穷国里也算第一流的了吧。

易明

只花了五块钱, 就解决了据说是比统一货币还要艰难的统一插座问题。 一待公事稍微松懈, 刚一上网就发现老芦出来评《蛙》, 并同时讥笑我等不懂文学。 据他说, 文学家不是思想家，所以不要去文学作品中找“思想”云云。 故此, 我今天却偏要和老芦掰掰脖子(既然莫言可以把手腕子写成手脖子, 并得到大文豪的首肯, 那么按我们理工科干面包的依此类推法, 掰腕子当然也可以叫作掰脖子了), 强调一下莫言作品的思想性问题。 顺便说说, 思想性虽然不是文学作品得以流传的必要条件, 但一定是好的文学艺术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再说, 一个连手腕子都写成手脖子的作家, 如果其作品居然连一点思想性都没有, 那你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情何以堪?

此为题解, 以下书归正传。

首先, 要求文学家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性, 并不是要求文学家去当思想家, 尽管所谓思想家其实也不过是能够在想问题时比常人稍稍深刻一点而已。 在中外文学史上, 几乎凡能得以流传的伟大作品, 无一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歌德, 雨果, 托尔斯泰和鲁迅不必说了, 就算是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 其作品对人性的揭示和刻划也绝对不逊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所谓思想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 思想性几乎就是文学的生命, 就象语言其实是文学的灵魂那样。 举例来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应该算作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了吧, 但他的作品《怎么办》与《安娜卡列妮娜》比较起来, 简直就判若云泥。 而同样作为情色文学, 《金瓶梅》与《肉蒲团》之所以有天壤之别, 其根源就正在于思想性的有无。

其次, 从我自己有限的阅读中, 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有着一定的思想性, 才使莫言能够脱颖而出, 作为大陆首位体制内作家获奖。 关于这一点, 我其实已经在总结《丰乳肥臀》的反叛反战反共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等五反要素时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否则, 写叙事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 写颓废不如贾平凹的《废都》, 写命运不如余华的《活着》, 写梦幻不及老芦的《龙头老大》的莫言; 论语言不及王朔, 论幽默不及王小波, 论通达不及王蒙, 论空灵不及王安忆 (敢情老王家门里的人都是文曲星转世啊) 的莫言, 凭什么率先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就连老芦都认为文学技巧其实并不怎么样的莫言的《蛙》有其”深刻”之处, 那这不是所谓的思想性又是什么呢?

那么, 究竟什么才是莫言有别于他人的所谓思想呢? 这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在我的”五反”文中给予了初步解答, 只不过当时是点到为止, 希望各位非理工科的才子佳人们自己去把它们挖掘出来。不料此举虽然宅心仁厚, 却因此受到大文豪的冷嘲热讽。 即是如此, 我就不得不冒昧地做一回喊出国王其实光腚的小男孩, 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下。

正是莫言, 首次通过其作品, 揭示了近代史上的所谓革命, 其实是由文盲痞子对文明士绅的一种反动。而这一点几乎贯穿了多个世纪之久的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史。他的这个发现, 其实是对李宗吾《厚黑学》的文学诠释。比如在《丰乳肥臀》中, 司马库虽然经常滑稽, 但毕竟是士绅出身, 所以才能深明大义, 也才能在生死关头为救妇孺挺身而出从容赴死。而他的对手那边, 却是毫无做人的底线, 以妇孺为诱饵, 视人命为草芥。这种文明与反文明的争斗, 其实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反右, 文革, 乃至今日的党内斗争。所以我们才得以见识到所谓红色贵族的谷开来的杀人越货, 所谓高级干部薄熙来的煽人耳光, 乃至当今中国从上到下林林总总的光怪陆离。

也是莫言, 试图通过匪夷所思的隐喻, 勾画出中国民众浑浑噩噩醉生梦死, 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众生之相。 如果《丰乳肥臀》的金童堪比鲁迅的阿Q, 是个一辈子都吃奶却永远也长不大的愚民形象的代表, 那么《蛙》中的”姑姑”就是现代社会的祥林嫂, 终身都不能摆脱命运的嘲弄。 这等人物，其实至今还可以从最近的抗日以及抵制日货活动中见到很多。

就文学技巧而言, 莫言本来也还能循规蹈矩地运用白描手法摹写现实, 这从他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就可略见一斑。但莫言后期却完全抛弃了他借以成名的风格, 改为着意审丑, 对各种丑恶现象刻意美化, 虽然有深意孕育其中, 但这种风格却始终让人如坠云雾。 从其作品的实际社会反响来看, 这种尝试其实是失败了的。如果不是由于诺贝尔文学奖慧眼识珠, 他的这种努力恐怕不久就会因为作品滞销而自生自灭了。

苍天有眼, 使得以梦幻现实主义为伪装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言重见天日, 也使我们开始阅读他的作品。莫言的尝试, 总体而言并不是很成功, 加上天资有限, 他还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等大师级的作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但天眼既开, 更假以时日, 我们也许还真的能够看到一部中国版的《人间喜剧》, 用粗糙的语言包裹着, 在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人生舞台上逐步推出, 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芦笛

老明这家伙成心破坏我的十年砍柴计划，不过也是我惹出来的。与这家伙好歹有十年以上的网谊了吧，不拜覆十分无礼，何况可以趁机调笑一番，又何乐不为？网谊之所以难得，在于可以互相尽情嘲笑挖苦而又不至于翻脸的网友实在不多。前段翻阅《寒山小径》旧帖，看到东风压倒西风、老杜、南京老右、插言、然然、小爱、小熊和我一干人互相挖苦讽刺的旧帖，沉浸在当年的温馨中，不由得心中百味杂陈，怅然久之。唉！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还是来说正经的吧，附带抓住老明这最后一个可以乱开玩笑而不必担心翻脸的网友痛加奚落，最后享受一把上网之乐。

首先是“手脖子”的公案，人家吴耐已挺身出来作证，他们那嘎达的方言就是这么说的。你能把那儿的人统统打成文盲或是开除出中国国籍么？你愣要借此和我“掰脖子”，我敬谢不敏，有个基佬余大郎作棒打不散、死乞白赖的唯一合法情人已经够我喝一壶了，怎敢再去沾花惹草？ “芦黄叔”可是早就成惊弓之鸟了。

其次，本大瘟嚎并没有错过你那篇“文艺评论”的要点，我早就看出你想说什么了。不过觉得你仍然是“讲政治”那套，这才轻薄嘲笑了一番。

其实网友已经说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你我之间并无根本区别。你之所谓我俩的“表面上的冲突”，是因为你虽是擅作情词艳曲的大才子，本质上仍是个数理干面包，又受党的熏陶太深（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否如我那般熟悉《讲话》），因而总是要以政治眼光去评价艺术作品，误把“艺术家的深刻表现力”当成了“作品的思想性”。

你我之间的又一“表面冲突”，是你喜欢批驳自己。例如这段话：

“在中外文学史上, 几乎凡能得以流传的伟大作品, 无一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歌德, 雨果, 托尔斯泰和鲁迅不必说了, 就算是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 其作品对人性的揭示和刻划也绝对不逊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所谓思想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 思想性几乎就是文学的生命, 就象语言其实是文学的灵魂那样。 举例来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应该算作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了吧, 但他的作品《怎么办》与《安娜卡列妮娜》比较起来, 简直就判若云泥。 而同样作为情色文学, 《金瓶梅》与《肉蒲团》之所以有天壤之别, 其根源就正在于思想性的有无。”

在此，你用车尼尔雪夫斯基那“伟大的思想家”的文学作品的失败，去证明“伟大作品必须具有思想性”，这不是痛驳自己么？笑死我了！老车作为所谓“思想家”，总该比托尔斯泰更“称头”吧（这是川话，拜托勿要把全体四川人民打成文盲哉）？可他的《怎么办》怎么就比不过《安娜》呢？或者，你的意思是说，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没有托尔斯泰的深刻？那他总比屠格涅夫与契诃夫的思想深刻吧？托尔斯泰好歹还有一套“非暴力消极抵抗”的理论，据说影响了圣雄甘地，请问屠格涅夫与契诃夫有何说得出来的思想啊？难道他们在俄国思想史的名头赶得上车氏？那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就不如根本无法卒读的《怎么办》啊？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说，那是老车的语言功夫比不上托、屠、契等人，因为“语言其实是文学的灵魂”，可你看的难道不是中译本，而是原著？既是中译本，还有什么鸟的语言问题？人家都说巴尔扎克的法文很差，你能从傅雷的译作中看出来么？

其实，你举出车氏这个例子来再好不过，盖他与托尔斯泰有点像，两人都是“文学家”与“思想家”的杂交体，只是杂交比例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家”的成份远高于“文学家”，因此是个极为蹩脚的文学家。而托尔斯泰的个人悲剧我已经在楼下的跟帖里说了，就是他先天带了思想家的基因，反而妨碍了艺术家的才能得到充足发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齐名，两人为一时瑜亮，互不服气。在我看来，老托的艺术家天资远高于老屠，之所以最后成了难分高下，完全是因为他的思想家的基因要顽固地表现自己，因而连累了他的艺术家本能未能得到充足发挥。

你举的《红楼梦》与《金瓶梅》也正好痛痛地砸了你自己的脚（批驳自己似是你的独家功夫），据说后者不如前者，就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的高下使然。那你能不能给咱们说说该怎么领略欣赏这两者的思想性？ 《红楼梦》的主题不就是那《好了歌》么？请问哪一章不是在诉说这主题？这思想又有何高明之处？那不是从庄子唱下来足足唱了两千年、已经唱到滑牙的陈词滥调么？
 
所以老明啊，我说你是干面包，一点都没冤枉你，盖你到现在好像也没弄明白艺术与科学的根本区别。须知思维有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形象思维，一是抽象思维，一般人所说所谓“思想”，只能来自于后者，决不能来自于前者。而艺术家的才华高低，指的是形象思维能力而不是抽象思维能力。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连余杰那所谓的“专业人士”都不懂这最起码的常识，这才会把“中文缺乏逻辑性”当成了中国缺少文学杰作的原因之一。您说这人咋会如此之白？竟然连文学创作与逻辑思维毫不搭界都不知道！

其实，文学艺术是艺术，鉴定它的标准只能是艺术标准，不能莫名其妙地拉扯进理性思维那套来。只有我党那政治动物，才会不管什么艺术作品，哪怕是静物写生、风景画乃至器乐曲，都要莫名其妙地加上什么“思想性”，真真滑天下之大稽——列维坦的风景画有什么鸟的思想性？断臂维纳斯涅？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无一不是基督教思想，然而我辈无论是怀疑论者、异教徒还是无神论者，在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圣殇》时，有谁不会备受心灵震撼，目夺神摇，如醉如痴？



我不知道党妈妈是如何教大家解读这雕塑作品的，盖我对美术感兴趣时，已经是文革时代了，其时只有《收租院》。我虽在千辛万苦找来的文革前出的小册子里见到过该塑像的拙劣照片，但它并未附上正确的意识形态解读（或许有，但我记不得了）。如果要让老明来解释那雕塑的“思想性”，恐怕只能说“它暴露了教会对人性的压抑，以人的主题取代神的主题，冲破了教会的僵死桎梏”吧？这就是那杰作永久艺术魅力的全部来由？我辈并未感受过中世纪的黑暗，人的主题早就取代了神的主题，为何还会深受感动不能自已涅？

当然，不容否认，文艺复兴的伟大意义，也就在于它从神的重轭下把人解放出来，理顺了“人”与“神”、“大地”与“天空”的位置，把大地放到了earthy的实在位置上，让“轻清者上浮而为天”，再不要来干预人间俗事、禁锢人的心灵。喜欢对艺术品作政审的同志当然有权作如是观，但不能把这当成“普世价值观”，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主要的乃至唯一的标准。

窃以为，成功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恰在于它可以从多角度去作诠释，让读者看出作者的主观表现意图之外的启示。

《红楼梦》就是最好的例子，曹雪芹想诉说的，无非是没落世家子弟的幻灭与伤感，但他天生的艺术家才能使得他写出了《红楼梦》那种可以任人解读发挥乃至再创造的杰作，于是许世友看见“吊膀子”；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把“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那“护官符”看作解读全书的总纲；李希凡、蓝翎看到“反封建主义”的个性解放与自由恋爱，而我等凡夫俗子则看到了传统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物的野心、抱负以及各自的烦恼的传神写照，等等，等等。但现代读者无论作哪一种解读，都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毫不相干，都绝不是他想诉说、想表现的东西，有趣的是，所有作不同诠释的人都能从该书中找出依据，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

莫言的作品又何尝不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视角、不同阅历的人可以看出不同的意蕴来：道学家看见野兽式的性爱；慈善家看到无从耐受的血腥与残忍；“爱国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看到对祖国以及对贫下中农的丑化；伪装为“异议人士”的毛共余孽看到“巧妙歌颂计划生育制度”；而对中国基层社会以及近现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如老明者则看到了中国在近现代发生的社会大倒退……您能说莫言真是“以文载道”，想通过他的作品让您感受到这些么？笑话！他不过是一个天分极高、深受作家本能煎熬，身不由己地去把他眼中的真实生活写下来的“神灵附体的巫师”罢了。您要把您的阅读心得告诉他，只怕他要骇而却走。

又如张艺谋早期的作品我都相当喜欢。在为人丑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我看到的不是妻妾之间争风吃醋，而是那个权势社会的狰狞缩影。那二姨太（序数记不得了）之阴险狠毒，让我想起了当年班上的团支书。 《菊豆》结尾，杨天白杀死了生父杨天青，让我为几千年来的赫赫“道统”不寒而栗。这些感受恐怕一般读者都不会有，恐怕也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我更不能声称唯有我的感悟才是正解或通解。然而这恰是那些作品的成功所在——是它们而不是其他作品使得我获得了这些艺术享受，说明作者有既超越于侪辈也能超出自己主观意图的创造能力。

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所谓“深度”，就是它可以令人一代代把玩不倦的秘诀何在，也就是老明误当成“作品的思想性”的东西。其实我已经在跟帖中说了，使得作品永垂不朽的，不是作者的思维能力，而是他的敏锐的感受力与活泼泼的创造力决定的深刻的艺术再现力。

把这种艺术上的深刻误当成思想上的深刻，是国人中常见的毛病。我早就在旧作中指出，鲁迅之“深刻”，体现的是他的讽刺作品的艺术魅力之隽永，并不是思想家的深刻。鲁迅那毫无思想的文学家之所以欺世盗名，冒充了一世纪的“思想家”，就是因为许多国人分不清这两者。

实际上，思想家的深刻与艺术家的深刻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有限的，清晰的（除非是东方“思想家”），准确的，而后者是无穷的，模糊的，多岐的。

所谓“有限”是说，不管思想家的思想有多复杂艰深，具有一定天资的读者总可以得出明确无误的理解。理解之后，阅读也就结束了，读者的智力活动类似于阅读理工科书籍。谁也不会抱着一本微积分教程攻读终生，掌握之后必然束之高阁。而艺术作品则完全不同，一部《离骚》，可以让您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吟哦到垂垂老矣，在每个年龄段都能咂摸出不同的滋味来。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无穷性”，它之所以无穷，是因为读者在每次阅读时，都借作品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参加到作品的又一次再创作中去。换言之：成功的艺术作品必须留足让读者参与再创作的空间。

要做到这一点，艺术作品就决不能如文盲余杰或是干面包易明教授主张的那样“思想先行”。企图讲述某种思想的作品必然是作了艺术包装的论文，无论其思想多深刻，都是有限的，禁不住反复挖掘与体味。

我的《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龙头老大——公元二零九三年大事记》就是这种艺术化了的政论。承蒙老明子抬举，将那速写（sketch）当成了文学作品，令我这不识抬举的人啼笑皆非——那怎么能算文学作品？我写作之先就已经有个准备灌输给读者的明确思想，写作之时不过是把我那担忧用情节敷衍成文而已。那种一眼到​​底的宣传品能有什么鸟的艺术价值？有谁会看不懂它，会如同对《红楼梦》、《蛙》、《菊豆》一般，咂摸出各式各样甚至截然相反的感觉来？

艺术作品要具有这种可容不同时代的读者往里面添加主观心得的空间，其先决条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我看是作者的敏锐准确的观察力与充沛的再现创造力。作为敏锐的观察家与逼真的描绘者，他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必须在虚构的生活中展现了深刻的永恒的人性冲突。这其实是个感性而不是理性的过程，是一种类似神灵附体的巫师作法的本能行为，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天赋，与他本人的见识、境界等等毫无关系。如同画家作画一般，他只会本能地觉得那么描绘比较美。至于原理何在，他其实是讲不出来的。只有完全彻底的外行，才会拿自己的本行经验去套艺术创作，以为那是写政论或科研文字一般的理性过程。

这道理我懒得再说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建议诸位干面包自己去写上两篇小说再来这儿强辩。

另一个主要因素也同样取决于作者的天赋，那就是编故事的规模能力。老芦也能编故事，但虚构的角色不能太多，事件不能太纷繁，时间跨度不能太长，场面不能太大，否则我就无法把它们织成严密的故事，展开耐人寻味的冲突。老马的“本数”论虽然可笑，但这家伙的特点是大量的歪理之中仍有星点见识。曹雪芹其实也缺乏这种编织宏大故事的虚构能力，而这决定了他大概只能在世界文学史上列为二流的顶尖作家罢。

编千头万绪、规模宏大的故事，与主持一个同样是千头万绪的大型技术工程本质完全不同。我相信自己有本事去主持航天飞机上天那种浩大工程，但绝无才气去写出《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那种宏伟的史诗。两者需要的才能完全不一样，前者需要的是有条不紊的全面的组织、安排与照应能力，而后者需要的则是规模浩大的文学想像力。这种想像力越宏大，写出来的作品也就越可能变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史诗作品，留给读者创作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充分。

使得作品具有永久或起码是长期的艺术魅力的另一个因素，大概应该是含蓄。据说莫泊桑还在作文学青年时，曾去请教过福楼拜，后者对他附耳低言道：“不要说出来。”而莫泊桑也就心领神会，果然成了第一流的小说家。的确，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从未见到过作者出面说一句话，所有的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得靠读者自己去品味。在这个意义上，古人其实占了古文的模糊性质的便宜。许多古诗词之隽永耐读，除了音调美、色彩美（倒不一定是诗文的意境中的色彩，表意文字本身就有色彩，此所以吴耐发明的文字绝无可能取代中文）之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暧昧不明。

明白了这些简单文学常识后，余杰那小白闹的文盲笑话就显得特别可乐：我早在谈论中文的一系列文字中说过了，作为学术语言，中文模糊松散，缺乏内在逻辑联系，极不严谨，因此很不称职，但恰是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了一种非常成功的艺术语言。同样一首古诗，因为涵义多岐，不同阅历的读者在不同的年龄段都能读出各自的意味。如果它有着世界语的明确与严谨，则前人恐怕也就不会为我们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了。

行了，再不论道于盲了。在这种“不穷很白”的文化第三世界国家中，连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余杰都根本不懂文学艺术为何物，我老人家难道还能指望一群数理干面包学会文学常识？我还是去埋头看史料才是正经。

易明

老马过去曾经说过，”芦笛才气，全网第一”。但老芦才大气也大，所以你根本就不要指望能把他说服。最新的例证就是在歪批了一通我的谬论之后，撇下一句”论道于盲”，就躲进小楼治史去了，却丝毫没留意他其实也有可能”盲于论道”。贸然否定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就是他最近的盲点之一。这使得我认为有必要再重新论述一下文学的思想性，并以他为例，说明忽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对解读即使是莫言的作品，会产生何等的负面影响。

首先，文学的思想性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文学是人学，而人之所以有别于其它动物，就在于是人皆有思想，更何况堪称人之俊杰的文学家呢? 所以，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不同作品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思想水平的高下而已。当然，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认知，往往取决于受众自己的水平和品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归纳出《怎么办》的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安娜卡列妮娜》是人本主义，《红楼梦》的思想是道家的历史虚无主义，《丰乳肥臀》的思想是我所总结的反叛反战反共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等五反主义等等。但是请注意有很多作品往往不能轻易地用某种主义来描述，但它们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某种思想风潮则是一定的。

其次， 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往往决定了作品的品位和价值。 如果把《金瓶梅》的思想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话，《肉蒲团》的思想顶多也就是情色至上的享乐主义以及佛家的因果报应学说，所以我才说二者的思想价值高下立判。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同为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和《平妖传》，以及同为描写合作化运动的《艳阳天》和《生死疲劳》。至于1949年以后大陆出版的其它一大批所谓文学作品， 诸如《苦菜花》《播火记》《创业史》等等，恐怕将由于其缺乏起码的思想价值而为人们所遗忘。

再次， 文学作品思想性的高下及有无，并不以作家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是因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个好的作家，甚至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作品人物的命运。比如巴尔扎克据说是极其同情贵族的，但在他的96部《人间喜剧》中，描写的恰恰是贵族的没落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与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强烈的”五反”倾向异曲同工。

最后，忽略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认知，往往对理解作品的深刻含义造成阻碍。这里最好的反面教员正是老芦。由于他不了解莫言强烈的反战思想，所以在他的评《蛙》文中，竟然认为他”毫无必要地引入一个日本人来穿针引线….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那曾为日军军官的父亲，都是可有可无、割之无碍的盲肠。”。 这里的日本人杉谷其实就是拘禁姑姑一家的日军军官的儿子，而他现在作为剧作家蝌蚪的老师出现，其实充分体现了作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襟。对于这样的一个世仇，作者甚至代替家乡人喊出” 高密东北乡人欢迎您”的口号。而这一重要的情节立意，却被否认文学思想性的老芦所忽略了。此外，利用通信的形式，作者可以更直截了当地展开情节，还简化了很多不必要的铺垫和心理描写，乃是经济适用型的写作手法，这也是不懂经济学的人所难以理解的。不过，小说在第四部序言里卖的关子，一直到作品结束都没解扣，倒真是一种创作上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