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社科院专家郑秉文认为：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可以肯定，这位专家又是不缴社保金的，中国社保方案只能由少数从来不缴社保金的专家闭门造车搞设计，这才是问题所在。

　　大多数人是缴社保金的，在大多数人看来，延迟退休不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还有更多的、更好的、甚至是更容易操作的途径。

　　只要社保回归“公平性”，郑秉文所谓的“这个制度的财务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所谓的养老费用支付问题，说穿了就是退休待遇“双轨制”造成的，这个退休待遇“双轨制”是按身份分配的封建东西，它有违现代福利的公平原则。当期解决“双轨制”，立马就能以丰补歉，当期不肯触动官场的不当利益，采取新老划断方式，远期解决“双轨制”，远期支付也就不会出问题。

　　只要社保秉持“适当性”，郑秉文所谓的“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才会发挥正常作用。养老就为了养老，而不应该是“官本位待遇”终身制，官至某级退了还要八面威风，而当贱民的只有担心老有所养靠不靠谱的份。“适当性”动态意义在于四两拨千斤，养老的基本公共物品是普惠的但只仅于保障作用，如果谁想老了以后还想要有很舒适的、甚至是很奢侈的退休生活，那么他年轻时就应该努力奋斗、低碳生活、积极储蓄、参与保险，这样就能调动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构建养老事业的积极性。

　　只要社保考虑“协调性”，郑秉文所谓的“严密的案头设计”才会更严密。当年推行计划生育国策时政府庄严承诺社会养老，这不仅养老问题，而是公信力问题，如果到了今天确实不能兑现承诺，那么今天就应该允许人们重新考虑是否选择“养儿防老”，儿子的可靠性与政策的稳定性，一般老百姓会统筹协调好的。

　　人总归是会老的，延迟退休实际上就是让很多人在老了干不动的时候还要继续干，这对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真正创造财富的广大劳动者来说无疑是重复抽税，这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差不多每天九进九出、每周工作六天，他们干到50岁时是否能保住饭碗都不能确定、即使能保住饭碗，届时是否还干得动全是问题。看来，诸如郑秉文之类的专家们是铁了心的一定要搞延迟退休了，如果一定要坚持这个“唯一可行途径”不动摇，广大劳动者只能也只有向不缴社保金的专家们学习了，从此以后，他们也会陆续不缴社保金的，这笔账他们是算得明白了。可怜中国的社保盘子，说不定还真被专家们捅出个天大的窟窿。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把握现在，活得长不如活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