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像候鸟一样，每到假期，就飞到城市与父母团聚。而假期结束，也就是最近这些日子，他们又要告别父母，飞回家乡，以至于车站像春运般拥挤，更充满了离愁别绪。他们就是留守儿童。 在中国，与父母长期分别的留守儿童已达5800 万。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正如一位在东莞工作的河南籍母亲向温家宝总理的诉说：丈夫在北京打工，孩子在老家，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有时一年全家都不能团聚一次。自己很想照顾孩子，但没法带，感觉孩子不是给自己生的，心里很难过，也很担心。

这是一个令人无奈的话题。 所谓无奈，就是明知不合理，谁也不想做的事情，却无力改变，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拖下去。悲剧往往就在无奈中发生，由于跟父母长期分离，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束，留守儿童群体发生各种问题的几率比同龄人高出数倍，比如说心理上、情感上乃至精神上的问题。 至于学业荒疏，行为失范，也很常见。5800 万人，中国 4%的人口，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 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改变， 全社会必将付出代价，事实上，一些令人不安的端倪已经初现。

政府和社会是时候该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了，为了他们，也为了全社会。形成留守儿童的根源，在于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即资源配置上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平衡。由于这些不平衡，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涌入东南沿海，而作为外来人口聚集的城市，也未及时将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分配给外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资源是外来人口应得的，因为他们也是所在城市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于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居不易”，于是留守儿童便产生了。

因此，政府和社会要做的，就是从均衡资源开始。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就要消除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过这虽然是治本之策，但终归是远景，而孩子们是耽误不起的，因此很多事情当下就要做起。留守儿童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因此最紧迫的，而且现在也有条件做的，就是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输入城市，应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促成外来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 比如将公校向外来工子弟开放。这听起来好像是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外人，但请记住，外来工只是“外来”，但绝不是“外人”，因为他们在所在的城市生生不息，辛勤劳动，辛勤奉献，当仁不让是城市的一员。

另外也可以动员社会力量为外来工子弟办学，在资质要求上，条件可略微宽松一些，毕竟在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外来工子弟“有书读”的问题，而“读好书”的问题，可以在以后一步一步地解决。

而外来工输出地区， 也要对留守儿童负起责任。 对于那些仍然不得不留守的孩子，在教育中要有特别的、有针对性的内容。比如将教育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校内延伸到校外，使得孩子们在最大限度的时间和空间中， 有人教，有人管，有人关爱，而不是像现在常见的，处于“放羊”的状态。

可见，只要外来工输出地、输入地两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留守儿童的问题还是能够得到初步解决的。这也折射出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另外一个不平衡，即在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投入不平衡，留守儿童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在祖国的花朵身上，公共财政花的钱还是太少了。

本文发表于2012年8月27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