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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打印本页]
作者: lmm1999    时间: 2012-8-3 07:12     标题: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目录：

前言一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维，中国才有希望郎咸平

前言二马克思主义蕴涵了20世纪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杨瑞辉

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

（一）导言：不要忽视亚当·斯密的思想基础——反腐败

（二）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

（三）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扭曲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革命/2.新马克思主义的短暂光辉

（四）中国的亚当·斯密：司马迁

1.司马迁首先提出“看不见的手”/2.中国点亮西方现代文明之火/3.司马迁与老子/4.司马迁直接影响了亚当·斯密吗

（五）结论：批判官商勾结是《国富论》的核心论点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与和谐主义

（一）前言：是胡适误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

（二）马克思的智慧背景：德国哲学

（三）青年马克思心中的和谐社会

1.《黑格尔国家学说批判》：抽象的规则破坏了社会和谐/2.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抽象的财产和货币使人们之间变得冷漠/3.经济学哲学手稿/4.马克思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论犹太人问题》/5.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导论

（四）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三、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透过民主与法治反腐败的阶级斗争史

（二）封建社会的崛起

1.法兰克人侵略欧洲建立了一人统治的封建社会/2.海盗的掠夺成为贵族瓜分国王权力的第一个因素/3.马镫成为贵族瓜分国王权力的第二个因素/4.《大宪章》将契约带入了金字塔政治系统/5.利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史观解释民主和法治的产生/6.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场战争——玫瑰战争，孕育了腐败的亨利八世/7.腐败的亨利八世和贵族透过掠夺教会剥削农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关注的第一个主题/8.火药的引入使得资产阶级萌芽了/9.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论解释这段历史

（三）资产阶级的崛起

1.英国资产阶级靠着海上贸易而崛起/2.国王和贵族联合剥削资产阶级和老百姓/3.英国资产阶级和国王贵族的内战/4.贵族利用腐败的议会剥削/5.圈地运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关注的第二个主题/6.资产阶级的革命——《改革法案》/7.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论解释这段历史

（四）无产阶级的兴起

1.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关注的第三个主题/2.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论解释这段历史/3.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4.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论解释这段历史/5.民主制度的作用是反腐败

四、《资本论》：透过现代数学的演绎分析

（一）《资本论》第一卷

（二）《资本论》第二卷

（三）《资本论》第三卷

附录I：新古代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1.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2.“迂回生产理论”的漏洞/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

附录II：森岛通夫对资本积累过程不稳定性的证明

附录III：“价值”转化为“价格”的数学推导

1.商品的“价值”/2.商品的“价格”/3.“价值”向“价格”的转化/4.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五、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一：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

（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二：透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公平

（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三：藏富于民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五）改革：不能图利少数人，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

本书精彩语录：

●马克思是赞成宗教的，因为宗教可以给被压迫的人民心灵上的慰藉。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符合我们微观经济学里的理论——帕累托改进。

●我认为，全世界最符合马克思“集体所有制”的国家应该是美国。

●我们国内总是在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你，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

●鲁迅非常讽刺地说，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是我们老祖宗只在节庆假日的时候玩放炮竹游戏，而欧洲人却利用中国人的火药发明了火炮和火枪。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发明的是黑火药，只能用来放炮竹，而西方的火药是黄火药，和我们中国的发明无关，是黄火药改变了欧洲，而不是我们发明的黑火药。

前言一只有彻底切割非“左”即右的僵化思维，中国才有希望

郎咸平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Alois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为了阐释这个理念，我特别把我2005年12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放在本书中，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思维。

郎咸平2011年冬于上海

前言二马克思主义蕴涵了20世纪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

杨瑞辉众所周知，马克思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是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本质，并且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会因为其内部矛盾而产生危机。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深刻而永久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马克思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对后世的思想理论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得益于其年轻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始终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马克思晚年主要在整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详细而系统地分析了野蛮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卷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蕴涵了20世纪的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г米г花г在г线г书г库г http://Book.mIhUA.NeT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结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家一方面尽力剥削工人，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而加大资本投入，这终将导致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难以维系，最终迫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金融系统趋于崩溃，并将原本勤劳善良的人类扭曲成为疯狂追逐抽象资本的邪恶物种，整个社会将因此而陷入黑暗，整个人类将因此而失去尊严。我们目前经历的这次经济危机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当年这一可怕但极富智慧的预言。

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字字无误，但是他对历史的洞悉可能是最广泛最深入的，他对未来的预言也可能是最乐观最慈悲的。

马克思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杨瑞辉2011年冬于香港

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

（一）导言：不要忽视亚当-斯密的思想基础——反腐败

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人物，他不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更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举例而言，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Reagan）时期，为政府服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可见亚当-斯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之大。亚当-斯密的思想孕育了现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体系之一——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另一个由马克思理论所孕育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解体了。

但是我们在重新阅读这本开现代自由经济思潮和现代资本主义先河的《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震惊不已：亚当-斯密的思想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之一。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是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而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亚当-斯密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在于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他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故此他把此项（经济学）研究领域命名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

马克思所处的德国（普鲁士）的情况和英国差不多，只是德国当时不像大英帝国拥有多处殖民地，因此马克思只针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议题展开批判。可是马克思本身是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承自康德、黑格尔等大师，他从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时所谓的现代国家是由一系列抽象规则所组成的，而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规则主要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一旦产生产权纠纷，社会大众就可以透过这些规则解决争端，从而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议会制度的批评竟然和亚当-斯密如出一辙，他也认为资产阶级腐蚀议会建立图利资本家的规则，进而奴役劳动者。马克思对劳动者的惨况批判和亚当-斯密又是如此之类同，他指出抽象的私有财产使得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冷漠，同时也恶化了人际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们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愚笨的苦差事，然而资本家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剥削的对象、挣钱的机器。那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马克思的解决方法不同于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重建和谐社会，而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一定会崩溃，并最终由无产阶级所取代。无独有偶，马克思也将这些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同样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官商勾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团体，进而奴役劳工的事实。而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描述了专家学者在当时的态度，他指出：“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思的理论精髓就是要打破这种腐败，只是路径的选择不同。在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选择了“看不见的手”，而在19世纪的德国，马克思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其透过反腐败而重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今天我们应当警惕某些人高唱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倡导其所谓的强化私有制和市场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被其片面言论所欺骗，而忽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热切关注的腐败问题。如果放任利益集团透过“看不见的手”而获得操纵价格的权力，那么这两位大学者所担心的老百姓的惨况也就为时不远了。今天我们呼吁政府强化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不是走回头路去研究“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而是研究他们这种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进而理顺21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

（二）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

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任教，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师，他似乎不甘心当一位伟大的学者，因此他在退休前竟然牛刀小试任职于苏格兰海关税司，这是个有趣的职业转换。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学讲稿》（LecturesonJurisprudence）和关于道德的论著《道德情操论》（TheoryofMoralSentiments）。他的不朽巨著《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这本书开创了现代经济学之先河，亚当·斯密堪称现代经济学之父。但是历史的巧合就是如此的有趣，《国富论》和标志美国建国的《独立宣言》恰巧在同一年出版。而这个巧合所以如此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一年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实践了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将政府的作用限定至最小，而通过“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这种思维孕育了以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他也堪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由马克思思想理论所孕育的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亚当·斯密理论所孕育的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

1.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的讽刺，不要说一般人，就连现代经济学家好像也没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国富论》。更为讽刺的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如果真正读过《国富论》，他们一定会感到震惊：《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讨论的问题竟然如此之类似！举例而言，亚当·斯密也关注工人遭受拥有政治权利的资本家的剥削。他指出，一方面英国的法律禁止工人团结起来提高工资，但却放任资本家压低工资；另一方面，法律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限定了最高工资。通过这些论述，亚当·斯密严厉地谴责资本家攫取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权利：……然而，一些法律有时仍然试图限定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工资。于是，乔治三世八年的法律，除了在国丧期间以外，禁止伦敦及其周围五英里以内的所有裁缝雇主支付超过两先令七便士半的日工资给雇工，违者处以重罚。只要立法机构试图调解雇主雇工之间的争议，那么一定以雇主为顾问……

当雇主们串通压低工资时，他们通常签署合同或缔结协议不支付一定数目以上的工资，违者将受到处罚。如果雇工们组织相反的同盟，不接受低于某一数目的工资，他们就会遭到法律严厉的处罚。但是如果法律是公正的，那么它也应该如此对待雇主。但是乔治三世八年的法律加强了雇主们串通的可能性……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出于忠于原著作的原因，对本书所有的引用文我只能直译，而不能意译，因此读起来会比较拗口。

Particularactsofparliament,however,stillattemptsometimestoregulatewagesinparticulartrades,andinparticularplaces.Thusthe8thofKingGeorgeIIIprohibitsunderheavypenaltiesallmastertailorsinLondon,andfivemilesroundit,fromgiving,andtheirworkmenfromacceptingmorethantwoshillingsandsevenpencehalfpennyadayexceptinthecaseofageneralmourning.Wheneverthelegislatureattemptstoregulatethedifferencesbetweenmastersandtheirworkmen,itscounselorsarealwaysthemasters…

Whenmasterscombinetogetherinordertoreducethewagesoftheirworkmentheycommonlyenterintoaprivatebondoragreementnottogivemorethanacertainwageunderacertainpenalty.Weretheworkmentoenterintoacontrarycombinationofthesamekind,nottoacceptacertainwageunderacertainpenalty,thelawwouldpunishthemseverely;andifitdealtimpartially,itwouldtreatthemastersinthesamemanner.Butthe8thofGeorgeIIIenforcesbylawthatveryregulationwhichmasterssometimesattempttoestablishbysuchcombinations…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家拥有政治权利，因为他们有选举权，而工人几乎没有选举权亚当·斯密（Smith，1934），第157-158页……而且资本家还有其他的优势：发生罢工时他们比急等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能坚持更长的时间；资本家人数很少，所以他们共谋对策也比工人更容易亚当·斯密（Smith，1934），第83-85页……

亚当·斯密痛心地指出，资本家的剥削和单调沉闷的工厂工作损害了工人的心智与人格：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耗费在几个简单的、功能单一的操作上，他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运用他的创造力解决难题。他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努力的习惯，甚至衰退到极度的愚蠢和无知的地步。心智的鲁钝不仅使他丧失了兴趣和交谈的能力，也不会怀有任何慷慨、高尚、温柔的感情，进而连日常事务也不能处理。对于国家的重大而广泛的利益问题他完全没有概念……这种工作甚至损害他的身体功能，使他不再有精力和毅力胜任任何除了正在伤害他的那份工作。他在本行业获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丧失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为代价。在任何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占人口主体的贫穷的劳动阶层必然会受到上述伤害。

Themanwhosewholelifeisspentperformingafewsimpleoperationsofwhichtheeffectsare,perhaps,alwaysthesame,ornearlythesame,hasnooccasiontoexerthisunderstanding,ortoexercisehisinventioninfindingoutexpedientsforremovingdifficultieswhichneveroccur.Henaturallylosesthereforethehabitofsuchexertion,andgenerallybecomesasstupidandignorantasitispossibleforahumancreaturetobecome.Thetorporofhismindrendershim,notonlyincapableofrelishingorbearingapartinanyconversationbutofconceivinganygenerous,nobleortendersentiment,andconsequentlyofforminganyjustjudgementconcerningmanyevenoftheordinarydutiesoflife.Ofthegreatandextensiveinterestsofhiscountryheisaltogetherincapableofjudging…itevencorruptstheactivityofhisbody,andrendershimincapableofexertinghisstrengthwithvigourandperseverance,inanyformofemploymentthanthattowhichhehasbeenbred.Hisdexterityathisownparticulartradeseemsinthismannertobeacquiredattheexpenceofhisintellectual,socialandmartialvirtues.Butineveryimprovedandcivilizedsocietythisisthestateintowhichthelabouringpoor,thatis,thegreatbodyofthepeople,mustnecessarilyfall,unlessgovernmenttakessomepainstopreventit.这些忧虑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何其相似！亚当·斯密也同样关注追逐财富对追逐者自身的伤害：他用自己的整个一生，来追求他也许永远不能享受到的那种创造性和优美的生活，为此他牺牲了自己永久而真正的安逸，而且，如果他在垂暮之年最终得到它，他就会发现，它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他业已放弃的那种所谓微不足道的安定和满足……最后他开始醒悟：财富和地位仅仅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权力和财富就像是为了产生肉体上微不足道的便利而设计出来的……他们反而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

Throughthewholeofhislifehepursuestheideasofacertainartificialandelegantreposewhichhemayneverarriveat,forwhichhesacrificesarealtranquilitythatisatalltimeinhispower,andwhich,ifintheextremityofoldageheshouldatlastattaintoit,hewillfindittobeinnorespectpreferabletothathumblesecurityandcontentmentwhichhehadabandonedforit…hebeginsatlasttofindthatwealthandgreatnessaremeretrinketsoffrivolousutility…Powerandrichesappearthantobewhattheyare,enormousandelaboratemachinescontrivedtoproduceafewtriflingconveniencestothebody.Theyleavehimalwaysasmuch,andsometimesmoreexposedthanbeforetoanxiety,tofear,andtosorrow;todiseases,todanger,andtodeath.参见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81-183页；亚当·斯密（Smith，1977），第52页。亚当·斯密认为垄断产生的高利润伤害了垄断者，因为这会“破坏商人与生俱来的节俭品质。当利润增加，这种朴素的美德就显得多余，而铺张奢华似乎更与他的富有相般配”亚当·斯密（Smith，1934），第612-613页……亚当·斯密比较了“富裕阶层普遍的杂乱无章”和“穷人严格节俭和精打细算”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8页……这些叙述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andPhilosophicManuscriptsof1844）中的相关内容，在这本书里马克思痛陈资本主义运作对工人和资本家的共同伤害。

亚当·斯密提倡政府应当发挥重大作用，比如提供基础设施、普及教育。他反对将政府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纵容国内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渠道攫取财富，此外还降低了经济效率。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论点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52页……

例如，他再三地抨击对贸易的不公平的、低效率的干涉。他谴责通过立法给予私人或贸易公司经营某产品的排他权利亚当·斯密（Smith，1934），第78-79页。，或者给予同业工会提供某种排他权利亚当·斯密（Smith，1934），第79页；第135-140页。来确立垄断。亚当·斯密痛责立法轻易地被资本家操纵，他们人数稀少，集中于城市，而且拥有充足的资金行贿。他抨击充斥于资本家立法游说活动中的“诡辩和喧嚣”亚当·斯密（Smith，1934），第144页；第471页……今天，他的警告很大程度上依然适用。

2.亚当·斯密对大英帝国主义的批判

亚当·斯密不但和马克思一样批判资本主义，他还更进一步地批判大英帝国本身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这种批判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又极其类似。举例而言，他批评通过立法建立对美洲（尤其是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和印度殖民地的垄断贸易，这种垄断使资本家获利，却因为所需的军事开支贻害国家亚当·斯密（Smith，1934），尤其是第60-66页；第612-617页；第946-947页。：0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一、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0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让它的人民愉快地幻想他们在大西洋的西端拥有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迄今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它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帝国的计划；它不是一座金矿，而是一个金矿的计划。一项需要而且持续需要费用的计划。如果情况照旧这种费用将难以估量，而且由于殖民地贸易被大英帝国的资本家所垄断，因此也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利润……对于占人口主体的人民而言，他们是只有损失而没有利润。

TherulersofGreatBritainhaveformorethancenturypastamusedthepeoplewiththeimaginationthattheypossessedagreatempireonthewestsideoftheAtlantic.Thisempire,however,hashithertoexistedinimaginationonly.Ithashithertobeen,notanempire,buttheprojectofanEmpire,notagoldmine,buttheprojectofagoldmine.Aprojectwhichhasacost,whichcontinuestohaveacost,andwhichifpursuedinthesamewayasithasbeenhitherto,islikelytocostimmenseexpence,withoutbeinglikelytobringanyprofitfortheeffectsofthemonopolyofthecolonytrade…are,tothegreatbodyofthepeople,merelossinsteadofprofit.亚当·斯密（Smith，1934），第946-947页。近来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证实了亚当·斯密的判断，殖民地对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完全是个累赘，保卫和管理殖民地的费用超过了获利。殖民地贸易使得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席位的海外农场主大发其财，但是大英帝国的普通公民却因维持殖民地费用而不堪重负托马斯和麦克洛斯基：《海外贸易与帝国1700-1860》,第94-102页……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高昂的进口关税以及向英国出口的限制损害了印度人民的利益托马斯和麦克洛斯基：《海外贸易与帝国1700-1860》,第94-102页

英国人为他们的“日不落帝国”（theempireonwhichthesunneversets）而自豪，这个帝国虽然是个拥有了空前领土和人口的庞然大物，但却是一件白人掠夺他们所谓“劣等人种”的财富的可耻工具而已。但是亚当·斯密认为在帝国的面具之下掩盖的是英国内部的阶级剥削。因此亚当·斯密的理论不但不主张政治干预下的自由经济，反而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综合，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亚当·斯密怎么摇身一变，反倒成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英雄了呢？要解释这一转变需要回顾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化过程。

3.亚当·斯密利用“看不见的手”对抗资本主义的腐败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官商勾结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和现在的中国类似，这种腐败竟然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些利益团体到处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包括政府图利利益团体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因此，一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出来了，比如，利益团体贿赂勾结国会议员通过牟利法案，乘机致富。亚当·斯密非常忧虑这种腐败现象会导致大英帝国的沉沦，因此撰写《国富论》希望改变大英帝国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他要改变现状就要使得议会的议员和利益团体脱钩，但是他们勾结了那么多年，哪有可能使得他们脱钩呢？亚当·斯密为了纠正这种勾结现象，他不仅要说明政治干预对经济的损害，还必须从一般意义上论证经济运转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亚当·斯密不希望冗长的理论论述妨碍读者的阅读，于是使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个隐喻在经济学著作中频繁出现：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价值最大化，他所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此种情况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达到一个他并不曾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他虽然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他这种行为却超乎他的想象而有效地增进了整体社会的利益。

Bydirectingthatindustryinsuchamannerasitsproducemaybeofgreatestvalueheintendsonlyhisowngain,andheisinthis,asinmanyothercases,ledbyaninvisiblehandtopromoteanendwhichwasnopartofhisintention.Bypursuinghisowninteresthefrequentlypromotesthatofthesocietymoreeffectuallythanwhenhereallyintendstopromoteit.亚当·斯密（Smith，1934），第423页。亚当·斯密论证了社会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由此反对政治干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三）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扭曲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的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年）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完善成反对政治干预贸易的理论，李嘉图还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所创造。之后马克思利用劳动价值理论论证了自己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如果产品价值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话，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有呢？可见资本家是靠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致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残酷性，而其思维和我们前面所探讨的亚当·斯密的思维之类似让所有阅读过《国富论》的人感到震惊。但是和马克思不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看不见的手”说服议会放弃干预，而“看不见的手”增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利益团体的利益。

马克思的理论是以放弃私有财产制为手段，以社会和谐为目的，而最终由无产阶级取代一定会崩溃的资本主义。后人解读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在惊慌失措之余，自然地将这个社会划分为左、右两派，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按照我们前面的论述，亚当·斯密应该是被划分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但是一场不知道是人为刻意安排的或是天意自然形成的伟大革命开始了，那就是把亚当·斯密拉到了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其手法就是重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形成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阅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们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精巧地扩展至价格机制，但却隐匿了亚当·斯密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我们一步一步地还原历史，看看这场悄然进行的革命是怎么歪曲历史的。

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革命

首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推翻马克思的根本思维，那就是劳动价值理论，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劳动和价值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奥地利人门格尔（KarlMenger，1840-1921年）和维塞尔（FriedrichvonWieser，1851-1926年）在维也纳大学发起了“边际理论”革命。他们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并不是由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消费者购买最后一件商品的价格所决定，这个时候就开始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价格机制联系起来了。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市场供应了A产品，当时有三个消费者购买了A产品，第一个人非常想买，因此出了3元，第二个人的购买意愿稍低，他只愿意出2**5元，第三个人的购买意愿更低，他只愿意出2元，因此，A产品的价格应该是2元，也就是第三个人的购买行为决定了市场价格。那么为什么叫边际理论呢？边际的英文是marginal，而其英文字面的意义就是最后一个的意思，而最后一个人的购买行为决定价格的理论就叫做“边际理论”。

这个说法有意地把劳动的贡献排除，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是肯定资本家的贡献了。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是全无贡献的，他们的财富均来自于掠夺劳动者。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vonB*塰m-Bawerk，1851-1914年）认为资本密集型生产的特征是生产过程更长，更为“迂回”（roundabout），也就是说从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的时间间隔更长。他把资本的收益解释为在更为迂回的生产过程中的“等待”（waiting）的回报，这个时候，资本家的贡献就被量化地肯定了，也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对这个社会都有贡献，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行为。那么劳动者和资本家的贡献怎么得到回报呢？就是透过“边际理论”的运作，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其所投入的最后一单位劳动对生产的贡献，而资本家的回报由其所投入的最后一元的资本对生产的贡献所决定。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劳工的第一个小时的工作能产出100元的A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A产品，那么他整天的工资就应该是50×8＝400元。而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也是相同的，比如10000元资本的第一个小时能产出100元的A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A产品，那么他整天的资本回报率就应该是50×8／10000=4%。他们所共同生产的产品怎么定价呢？那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最后一个消费者所愿意付的价格所决定，根据前面的例子，这个产品价格就是2元，而且一天生产了400个A产品，所以总收入是2×400=800元，其中400元给工人，400元（也就是4%的资本回报率）给资本家。由边际理论所决定的价格机制从此被套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外衣，因此整个社会透过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运作，从此以后亚当·斯密就这么被拉入了资本主义的阵营。我们所学的经济学基本上就从这里开始，而根本不谈马克思的劳动剩余价值理论。稍专业点的读者肯定知道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但可能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价格理论”。

由边际理论所推导出的价格理论开始风起云涌地被推广了，而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被神话了。举例而言，稍后的奥地利学派成员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年）和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1889-1992年）都强调价格中包含的信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价格本身就能最适当地调配资源。读者又要问我，这个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如果A产品的价格上升到3元，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需要A产品，因此我们应该多生产A产品；如果A产品的价格下跌到了1元，那我们就要少生产A产品。也就是说价格本身包含了社会的喜好程度这一重要信息。因此A产品价格上升就要多生产，所以就要多用资本和劳动；如果A产品价格下降就要少生产，所以就要少用资本和劳动，也就是价格指导了资本和劳动这些资源的调配。

那么马克思所孕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那么糟糕呢？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了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而由政府作资源的调配，因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低效率。举例而言，政府所投资的国营企业可能生产出社会根本不需要的大炮，大量的劳动和资本被投入了军工部门，因而造成资源配置的大量浪费。此外，劳动者都是被命令到这个部门，因此缺乏积极性而造成低效率，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政府给定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以劳动者投入的最后一单位劳动决定他们的工资）。哈耶克也就是因为这个理论而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意见经常被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右翼首相撒切尔夫人任职期的政府采用。我在台湾念东海大学的时候熟读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当时对他简直佩服得不得了，因而自诩为哈耶克的继承者，还给他写了两封信，这位仁慈的老人竟然手写了两封回信，让我感动不已。很可惜，他的两封信都已经遗失了，主要还是自己当时少不更事，没有想到那些信件的重要性，因而随意放置。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竟然会将我年轻时的偶像（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可爱的一点，那就是我的偶像竟然是大学者，而不是影视明星）的思想重新做个批判。

这个价格机能调配资源的作用简直太神奇了，在瑞士洛桑，瓦尔拉斯（LeonWalras，1834-1910年）认为透过价格机能的调整，整个社会将会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这个社会透过产品价格2元、每天工资400元和每天资本回报率4%生产A产品。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Equilibrium）。但是要达到这种最美妙最佳资源配置的世界有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前提，那就是劳动者必须接受每天400元的工资和资本家也必须接受4%的资本回报率，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工资和资本回报，而单个消费者也不能改变购买价格，必须是2元，否则他的美妙世界就达不到。满足这些条件显然不现实，举例而言，这个社会对学有专精的技术人才是采取议价的方式，而不是给定工资你爱干不干的心态，此外，各地政府大力给予各种优惠吸引外资，不也是议价的心态吗？瓦尔拉斯这个前提条件似乎已经开始否定自己的理论了？与其说是达到“一般均衡理论”的条件，还不如说是一个根本达不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警告。

他的学生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年）继承他的思想，开始构建一条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路径，这以后被称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Economics）。他首先提出透过前述的价格调整，这个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可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那么“帕累托改进”要改到什么境界才是最好的状况呢？那就是任何图利某些人的企图，都会导致其他人的损失，也就是有名的“帕累托最优”。

为了达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那就需要一长串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是相当专业的，一般读者不需要理解这些艰深的行业术语，但为了方便专业知识较强的读者，我们还是决定将这些条件罗列出来——“比如假设没有规模经济（也就是大量生产不会降低单位成本），没有溢出效应（如污染），掌握未来价格和技术的完全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今天就做好了未来所有的选择，达到市场均衡所需的市场容量，甚至这个供求均衡是在不确定的遥远未来”。我们相信就算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在看了这些严苛的条件后也会莞尔一笑，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这些条件吗？所以与其说是前提条件，倒不如说它们像是一系列的警告，警告我们根本达不到这种资源分配最优的情况。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警告我们依赖以价格机能为主导的市场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很讽刺的却是训练严谨的经济学家将这些理念无限度地扩大，甚至主导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而其结果却是极其讽刺的——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买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大家下岗。这些失败的改革还不能够让我们看清以价格机能为主导的市场化是不可依赖的吗？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核心理论专注于价格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它们认为工资和资本回报率就像商品价格一样，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从而确保经济效率。这种理论有其政治目的：它们有意地只谈效率而故意绕过亚当·斯密所关心的官商勾结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同时淡化马克思对资本家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批判，而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引到了效率为先而不重视公平的现代“经济学”，而将亚当·斯密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两字永远拿掉。极为讽刺的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不小心谈到了公平的问题，那就是“帕累托改进”——我们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

2.新马克思主义的短暂光辉

马克思何其睿智！他早早地就预言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资本定价的大争论是无可避免的。请读者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谈到的“边际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工资应该由最后一单位的劳动所决定，比如劳工的第一个小时的工作能产出100元的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产品，那么他一整天的工资就应该是50×8＝400元，而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也是相同的，比如10000元资本的第一个小时能产出100元的产品，而最后第八个小时能产出50元的产品，那么他一整天的资本回报率就应该是50×8/10000=4%。这个学术大辩论的基本冲突主要就是围绕资本回报是否和工资的计算方式相同，是否可以用“边际理论”的方式计算。这种计算方式非常方便，不但肯定了资本（家）的贡献，而且资本家可以从大量地拥有不同资本密度的行业中，根据其回报率来选择优势行业进行投资。这与马克思的观点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是他们对工人残酷剥削的结果。请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他一下就谈到了幽灵的问题，他认为资本就是劳动者的幽灵所积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任何资本推到最原始的一点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

比如说最原始的资本是什么？应该是锄头吧，那么锄头是怎么来的，锄头应该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劳动者创造出了资本，而资本剥削了劳动的剩余价值而继续积累，最后劳动者反而被资本所奴役。按照这个说法，劳动者是唯一能够创造产出的，因此劳动者的工资可以透过“边际理论”的观念由最后一单位的投入而决定，也就是前例所谓的每天工资400元。但是资本就不能用“边际理论”的观念来定资本回报率，因为资本不能创造锄头。为了辩驳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主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包括罗宾逊夫人构建了一些反例。接续前面的例子，他们竟然发现如果用“边际理论”定资本回报率的话，有的时候两个不同的资本回报率（一个4%，一个2%）竟然创造出同样的400元的产出。如果这是个事实，那么你如何付资本回报率呢？你是付给资本家4%的回报400元？还是付2%的回报200元呢？这就是个矛盾，但是工资绝不会出现这种可笑的矛盾。这个反例清楚地证明，资本是不能利用“边际理论”定回报率的，只有工资可以，这个案例就是所谓资本再转换（ReswitchingControversy）的大争论。

这次学术上的再转换争论吸引来了不少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A*盨amuelson，1915-2009年）。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优秀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公开认输，他们将认输的文章发表在1966年的经济学顶级期刊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经济季刊》第80卷，第568-583页）。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公开认输并没有对经济学界产生多少实质影响，目前经济学家仍继续使用“边际理论”的概念来定价资本，也就可以简单地用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来决定生产，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生产函数”。讲一句比较客观的话，我们不知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什么事转化了亚当·斯密，但是我实在不认为1970年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有意误导经济学研究。举例而言，20世纪7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等人重新定义只用劳动而不用资本的生产函数，这就是一个改进。但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是要用数学来解释经济现象，所以必须简化分析，否则解不出数学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假设”可以用“边际理论”来定价资本在学术界是可以被接受的。读者不要觉得奇怪，这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在经济学论文中比比皆是。经济学里的这种“假设”是最为人所诟病的。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挖苦经济学家。有三个人在海难后流落到了荒岛，这三人中有一位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化学家，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他们三人在研究如何打开一个罐头充饥。物理学家说，我们将罐头抛下山，利用地心吸力的原理，使得罐头加速下坠而打开。化学家说，我们应该把太阳能当成实验室的酒精灯，烧烤罐头让它产生化学变化而打开。最后这位经济学家竟然说——我们干脆假设这个罐头就是打开的算了。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经济主义的提倡者成功地将一位如同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学家亚当·斯密转化成了现代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之父，利用了亚当·斯密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层出不穷。马克思就认为既得利益者会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伪装过后反映到制度（如法律、财产权、宗教）中去，还美其名曰这些制度对整个社会有益或者能提高全人类的理想。这种虚伪的理论被广泛使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期，它甚至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治基础。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提出，私有产权是政治自由的基础。这其实只是英国资产阶级为获得权力、保护自身利益不受贵族征税损害所进行的斗争手段而已，而不是真的那么伟大。美国将《独立宣言》尊为美国联邦共和体制的基础法案。《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独立宣言》有半数签署人竟然都拥有黑人奴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独立宣言》的口号。

（四）中国的亚当·斯密：司马迁

1.司马迁首先提出“看不见的手”

学者们一直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追根溯源到了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564-1616年）的戏剧《麦克白》（Macbeth）。但是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亚当·斯密是如何得出经济和社会可以自我调控而不需要政府干预这样一个观点的？我们的答案可能令所有的读者感到震惊——这个观点可能来自于中国：

“看不见的手”的隐喻竟然也来自中国，而且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不知名的小人物，而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对司马迁的背景和思想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斯彭格勒（Spengler，1964）……他的伟大作品《史记》至今仍被所有中国人所熟知。这部著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许仅次于孔子的《论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史记》，1993年版，第433页。

经济学思想经过两个世纪的薪火相传，大多数人都会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价格机制。然而，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国富论》中有关“看不见的手”的段落，我们就会发现亚当·斯密对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并未提及，而且该段的上下章节也没对此进行论述。“看不见的手”仅仅是亚当·斯密对一个经济学原理的隐喻，这个原理认为个人的自利行为会产生好的社会效益。而把“看不见的手”扯上价格机制是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创造出来的——包括奥地利学派、瓦尔拉斯、帕累托。

司马迁对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产生好的社会效益也用了一个隐喻，即“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但是，他比亚当·斯密更早提出价格机制产生了这种效应(“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因此，在公元前的第一个世纪，司马迁就已经提出了比亚当·斯密还深入的观点。

亚当·斯密和司马迁是两个不同国家且截然不同时代的伟大学者，他们似乎只是在理论方面有些类似性，他们从相同的哲学基础出发，也就是将“不干预”的中国式自然秩序的观念应用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也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有限度，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产生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他们两位大学者在不同的时空竟然有着直接的思想传承。而这种传承有可能是通过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和两个去巴黎访问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人完成，因为在他们访问巴黎之后，亚当·斯密刚好访问这座城市。

2.中国点亮西方现代文明之火

耶稣会与天主教同根同源，它的创始人是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ofLoyola，1491-1556年）。该会的始创目的是通过强化教皇的精神领导力以抵制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教改革。耶稣会的传教士曾于16和17世纪到达中国，并希望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他们的策略是从改变皇帝的信仰开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着手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哲学。他们开始逐渐地占据朝廷中的一些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拥有语言技能和科学知识，尤其是天文学知识，这些天文学知识使他们能够准确预测日蚀等天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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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并没有使多少中国人改变信仰；相反，他们被中国文化“转变”了。也就是说，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哲学懂得越多，他们就越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折服。这些传教士不但向欧洲总部据实汇报，而且，他们还和一些学者通信来往，比如德国哲学家、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莱布尼茨（GottfriedWihelmLeibniz，1646-1716年）。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和通信记录很多著作都以传教士在中国收集的信息为基础，它们在18世纪的法国大量出版，这些著作包括：Lettresedifantesandcurieuses(巴黎,1703-1776年,第34卷),DescriptiondelaChineandlaTartarie（J*盉*倍藕６*德著，巴黎，1735年,第4卷)，DescriptionGeneraledelaChine（J*盉*备衤尴６*著，巴黎，1785年)，Me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lessciences,lesarts,lesmoeursetlesusagesdesChinois(巴黎,1776-1814年,第16卷)。被广泛传播和阅读。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它们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启蒙运动又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这次运动由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和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1713-1784年）发起领导。他们提出要用理性、科学的原则重建社会秩序，呼吁抛弃天主教宣扬的迷信思想，主张用民主和法治取代国王的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但是这种理想社会的可行性很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除非这些启蒙运动的学者们能够找到好的典范来说服社会大众，而当时的中国竟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实际典范。

耶稣会对鼎盛时期的清王朝的报告，描述了一个幅员辽阔、繁荣昌盛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由严格的科举制度所遴选出的官僚们长期管理。在当时，中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社会。这个社会由有组织的官僚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官僚没有明显的家庭出身和教会特权，他们基本上是透过科举制度所选拔的。此外，对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学者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自然秩序”观念的中国哲学。“自然秩序”不仅在道家思想中可以找到，而且在官方提倡的儒家思想中也极为重要谢尔耐（Gernet,1982）,第524页……与法国的皇权、神权和贵族统治相对比，中国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典范；中国的“自然秩序”观念给天主教堂宣扬的神权秩序观念以沉重打击，而这种神权秩序正好是欧洲皇权统治的道德基础。中国的“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文献中看出，包括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独立宣言》；这些文献都提及了“自然”（Nature）和“自然之主”（Nature*餾God）等概念，在这些重要法案中竟然能找到道家思想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中国”就是时尚的象征，中国引领了当时的时尚潮流。当时整个欧洲都曾为中国的艺术品而疯狂，其中的景泰蓝、中国家具和小装饰品以及中国园林和建筑无不让欧洲人艳羡不已，而这也是为什么瓷器的英文就是“china”。18世纪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的年代，正如同今天的西方国家引领时代潮流一样。

中国的“自然秩序”观念在西方经济学的诞生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第一个经济学派的名字——“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个法国经济学派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physis（意为“自然”）和kratis（意为“力量”）。一些重要的重农主义著作也被以“自然”和“力量”来命名，比如：《自然的力量》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政府自然构造》（Physiocratie,oueconstitutionnaturelledugovernmentleplusavantageuxaugenrehumain），杜邦·德·内摩斯（DuPontdeNemours）1767年著；《自然法》(Ledroitnaturel)，魁奈（Quesnay）1765年著；《政治社会的要素和自然秩序》（L*餺rdrenatureletessentieldesSocietesPolitiques），米歇尔·德拉·内维尔（MercierdelaRiviere）1767年著。重农主义的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社会应该具备“自然秩序”的理念，而且这种理念是治理国家的基础瓦吉（Vaggi,1987）,第873页……通过重农主义学派的发展，中国的自然秩序观念透过亚当·斯密等人的传播最终又成为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源谢尔耐（Gernet,1982）,第524页……

法国哲学家应用“自然秩序”的观念挑战了天主教所宣扬的迷信思想和法国国王的专制统治。而英国由于是一个新教民主国家，所以亚当·斯密和法国学者不同，他应用了“自然秩序”的理念挑战英国国会的干预政策。他认为不论以什么理由为借口，都必须停止政治干涉经济的做法。而“自然秩序”的观念正好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亚当·斯密认为千百万的人民通过奋斗增加自己的个人财富的行为，就能创造出最好的社会收益，而且是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通过对这个观念的传播，亚当·斯密试图阻止受利益团体控制的国会干预经济领域的运作，因为这些图利利益团体的干预在当时的英国是腐败的根源，而且大幅降低了经济的效率。参见樊(Fan，1954)。在为1934年版《国富论》写的序言中，马克斯·勒纳（MaxLerner）对亚当·斯密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首先，斯密假设，作为一个经济人，人的主要心理动机是自利动机。其次，他又假设，由于宇宙中自然秩序的存在，所有个体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努力奋斗，这种奋斗最终会增加社会产品的产出量。最后，他总结道，最好的方法是严格地让经济过程自行其是。这种观点被后来称为无为而治、经济自由主义或者不干预主义。

FirstSmithassumesthattheprimepsychologicaldriveinmanasaneconomicbeingisthedriveofselfinterest.Secondly,heassumestheexistenceofanaturalorderintheuniversewhichmakesalltheindividualstrivingsforselfinterestadduptothesocialgood.Finally,heconcludesthebestprogramistoleavetheeconomicprocessseverelyalone-whathascometobeknownaslaissezfaire,economicliberalism,ornon-interventionism.

3.司马迁与老子

如前面引文所述，司马迁对价格机制的阐述最后以问题的形式得出结论：“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道”其实是道家关于宇宙自然秩序的术语。“道”必须由圣人去参悟，同时也只有圣人能够参悟。司马迁对由价格机制引导的经济秩序的隐喻——水之趋下——是道家对“道”的经典表述。这一论断的出处是《史记·货殖列传》，上面引用的司马迁的话也是出自这一章节。此章开篇即引用了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的话，老子认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小国寡民”。然后司马迁提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希望从全国不同地区得到不同的物质产品，而获得这些产品就必须进行贸易：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史记》，1993年版，第434页。译者在此插入脚注，这“总结了吴王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的教训……”在这段话之后，又是一段地理信息的描述，最后写到了我们先前引用的那段用以解释价格机制的段落。根据这两段的描述，司马迁认为，在“自然秩序”的运作之下，个人逐利的行为，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极大化，而且这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这个观点与前面引用的马克斯·勒纳对《国富论》的观点总结是一致的。而司马迁更胜一筹的是，他还对价格机制的作用原理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而亚当·斯密全然没有谈到价格机制的问题。

4.司马迁直接影响了亚当·斯密吗

由于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此相近，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会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还有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呢？

亚当·斯密曾于1766年2月至11月作为巴克勒奇公爵（Buccleuch）的家庭教师访问巴黎。作为《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和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年）的朋友，亚当·斯密被热情地邀请去参加了重农主义者和杜尔哥（Turgot，1727-1781年）的学术沙龙。在当时，杜尔哥是重农学派之集大成者，我们相信他其后提出的无为而治（laissezfaire）的思想是受了重农学派源自中国的“自然秩序”的影响。而斯密的作品也为重农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建立起了联系的桥梁在给拉罗什富科（DucdelaRochefoucauld）的一封信中，亚当·斯密在提到杜尔哥时说道：“尽管我很高兴能认识他，也很自豪能与他建立友谊并赢得他的尊重，但是我绝对没有值得他这样错爱的相应能力和水平。”。

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著作的英文翻译由格罗奈维根完成于1977年。（简称《考察》）出版于1766年11月，所以杜尔哥在款待亚当·斯密的时候，他一定还正在写这本书。事实上，伦德伯格（Lundberg）就推测亚当·斯密也许就是《考察》一书的英文翻译者伦德伯格（Lundberg,1964）,第44-45页……这些证据都表明亚当·斯密与杜尔哥的《考察》一书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与我们的主题并没有直接联系。和我们主题关系密切的是，与亚当·斯密同时来到巴黎的那两个中国访问者，是最早激励杜尔哥写作《考察》的人！

格罗奈维根（P*盌*盙roenewegen）在1977年就其翻译《考察》一书而进行说明时写道：《考察》之所以完书于1766年11月的原因，杜尔哥在他几个月后给杜邦的一封信中有所解释，全文如下：

“自从上次见你后，我已经写完了不少章节……我曾经和你提起过这两个中国人，我完成了一些我想询问他们的问题。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些问题的目标和意图，我在他们回答之前已经列出了一个分析社会劳动和财富分配的提纲。我不想在里面引入代数分析，而仅仅保留一些主流的经济学理论（TableauEconomique）；此外，我还删除了很多不应该删除的问题，因为要完成整个工作就必须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将重点放在了资本的形成和流动以及货币的利息等更为重大的问题上。总之，这只是一个简要的提纲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经济学最重要课题的起源问题必须要进一步讨论。因为对一些评论家来说，这整个事件就是荒唐的，因为我和两位来巴黎游学的中国学生的对话集所描绘的不知名国家（中国）竟然使得18世纪学者如此疯狂着迷。然而，所有的证据似乎都这么认为，以至于经济学家开始将《考察》一书的诞生归因于作为耶稣会客人的高某和杨某来巴黎游学的意外所得。”

TheReflectionswerecompletedinNovember1766forreasonsexplainedbyTurgotinalettertoDuPontinthefollowingmonth,whichmaybequotedinfull:

“IhavescribbledonagreatdealofpapersinceIlastsawyou…IhavecompletedsomequestionsforthetwoChineseofWhomIhavespoken,andinordertoclarifytheirobjectiveandmeaning,Ihaveprecededthemwithatypeofoutlineoftheanalysisoftheworkingofsocietyandthedistributionofwealth.Ididnotwanttoincludeanyalgebrainit,andthereisonlythemetaphysicalpartoftheTableauEconomique;moreover,Ihaveleftoutmanyquestionswhichshouldbetreatedtorendertheworkcomplete,butIhavetreatedratherthoroughlytheformationandthemovementofcapitals,theinterestofmoney,etc.Itisabriefoutline.”杜尔哥给杜邦的信,写于1766年9月12日，收于《杜尔哥文集》(1913-1923年版,第二卷,第519页)。这封信的英文翻译版收于格罗奈维根翻译的书中（1977）。这里提到的问题就是杜尔哥所说的“关于中国的问题（QuestionssurleChine）”，见《杜尔哥文集》（1913-1923年版,第二卷,第523页)。

“TheissueoftheoriginofwhathasfrequentlybeendescribedasthemostimportanttreatiseoneconomicspriortoAdamSmith*餾TheWealthofNationsmustbefurtherdiscussedsinceithasappearedludicroustosomecommentatorsthatsuchanimportantworkshouldhavebeenwrittenasanaidtoacatechismonChinatobeansweredbytwoChinesestudentsvisitingParisinordertoprovidemoreinformationaboutthislargelyunknowncountrywhichfascinatedtheintellectualsofthe18thcentury.YetalltheevidenceseemstopointinthatdirectionsothateconomicsappearstoowetheexistenceoftheReflectionstotheaccidentofavisittoParisofMM.KoandYangasguestsoftheJesuits.格罗奈维根（Groenewegen，1977）,第42-43页。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杜尔哥向两个中国学生高丽殊（KaoLei-szu）和杨德旺（YangTe-wang）讲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他们之间的互动激励了杜尔哥撰写《考察》一书。而且这段期间杜尔哥也和亚当·斯密过从甚密，以至于一些学者还推测亚当·斯密剽窃了《考察》中的一些观点，或者推测他曾参加过将该书翻译成英文版的工作。例如，埃德温·坎南（EdwinCannan）在《国富论》的序言中说道（但是坎南本人是不相信这个指控的）：……很少有作家能比亚当·斯密在面对别人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的指责时更听不进意见了，这些指责从没有对他形成严重的实质危害，除了关于杜尔哥的《考察》……

…fewauthorsarelessopenthanAdamSmithtothereproachofhavingrifledanotherman*餾work.Thatchargehasneverbeenseriouslybroughtagainsthim,exceptinregardtoTurgot*餾Reflexions…我们认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会很熟悉司马迁的经典著作《史记》。在高、杨和杜尔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杜尔哥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司马迁的中心观点如此相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探讨司马迁的相关经济论述。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是杜尔哥的无为而治思想来自于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传承。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富论》从来没有如同司马迁般地谈到价格问题。当然亚当·斯密不谈价格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价格问题实在太过复杂。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迁的观点很有可能是通过杜尔哥传播到亚当·斯密那里的。《国富论》展现出亚当·斯密对中国的详尽了解，在诸如中国女子从小要裹脚、地租对于政府收入的重要性、地方官员对修路和维护路况的职责，以及市民可以以货代税等方面，他在书中都有涉及。例如，在《国富论》第72页的“劳动工资”一章中，他就引用了J.B.杜海尔德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和文化等的描述（Descriptions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schinoise）。即使还在他访问法国之前，亚当·斯密就已经从传教士的报告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著作中对中国有了不少的了解。这可以从他的《法律讲义》（提交于1762-1763年）中看得出来。而孟德斯鸠自己则和一位更早到过法国的中国人阿卡迪奥·黄（ArcadioHuang）进行过详细的交谈（Spence，1992）。但是亚当·斯密和那两位中国人不可能有直接的个人联系，因为他们两个在亚当·斯密到达巴黎之前的1765年就离开了法国。而斯密在图卢兹（Toulouse）开始写作《国富论》是在此一年半以前的事。

（五）结论：批判官商勾结是《国富论》的核心论点

我自己作为受过严谨训练的经济学家，此刻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这篇文章竟然轻易地改写了我们过去30年所深信的理念。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竟然是反腐败。他不但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家的贪婪，是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他也和列宁一样，强力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严重剥削。

亚当·斯密竟然和马克思一样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理念竟然是追求一个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只是方法不同。马克思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腐败的资本主义，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而亚当·斯密透过“看不见的手”来改变当时英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也借以构建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我相信他们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因为他们都是动荡时代的大英雄，只是造化弄人，这一位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竟然被转换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难道历史就是这么被改变的吗？﹩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社会堕落了。企业家的剥削行为是马克思批判的重点，而政府和企业家的勾结却是亚当·斯密批判的重点，另外，专家学者的腐败又让我想起马克思的名言：“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在当下中国，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商业环境恶化，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而且这种负面的因素已经毒化了社会大众的智力，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听听亚当·斯密是怎么说的：“……他在本行业获得的技巧是以智力衰退、丧失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为代价。在任何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里，如果政府不努力挽救，占人口主体的贫穷的劳动阶层必然会受到上述伤害。”我们竟然惊讶地发现，所谓的现代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已经在18世纪就替社会大众呼吁我们的政府出面打击腐败，亚当·斯密真是何其睿智啊！

五、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本章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于清华大学演讲的整理稿，略有删减。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研究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的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但你不能够剥夺他人的机会，这就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说，在不剥夺他人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Ж米Ж花Ж在Ж线Ж书Ж库Ж http://boOk.MihUa.nET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们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地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

（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二：透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基本公平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代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搞了个《泡沫法案》，各位晓不晓得当时的欧洲发生了什么？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股市崩盘，法国的叫做“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南海泡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地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词——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得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

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之后，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100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治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部巨著《资本论》。这部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披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这部书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部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了，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根本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就叫博士。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成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有可能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成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给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造假就有罪。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予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的新形式。我们很意外地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天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中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从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地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三：藏富于民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但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从婴儿到老年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长大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地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地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地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它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三十倍，就是说，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30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30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增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关于美国的股权结构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化解掉了。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了财富。

有一个现象值得同学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新自由主义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叫做弗里德曼，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20世纪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今天同学们可能会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它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比如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讲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得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得到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25年下来，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五）改革：不能图利少数人，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思考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说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们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融化光，还不如在它融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地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这些民企老总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20%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吧，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人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都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是在一个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种病，他会说你有十种病，你本来只用开一种药，他给你开二十种药。虽然药品价格下降了5%，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中国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当局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当局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最后因为刁民过多，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是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大学生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原因是因为你被套牢了。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最后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也不敢保证。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部曲，英国“股改”的第三部曲就是股改后的公司，英国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地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19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会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19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中国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中国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批什么？“原则可行”。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作沟通，是希望同学们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地、随便地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力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从而产生了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存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地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的结果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

答同学问：金融改革、公平与信仰

同学一：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您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您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问您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有什么样的工作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

我就简单地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看到过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20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得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的银行碰到坏账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地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地衰退？它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账。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提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银行就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会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是因为水平高。但是这其实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同学二：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当时的一些改革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想请问，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地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

郎教授：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到生产者理论，哪一个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掠别人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夺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吴栋教授与崔之元教授的评论

主持人：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作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30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就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作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吴教授：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作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郎咸平教授实际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作出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郎咸平教授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

主持人：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作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作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郎教授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通过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得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的感觉，而且用很生动的例子作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理工科的，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5和1之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郎教授讲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这不仅是故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地说一下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中国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很多公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土地的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涵，也就是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JamesMeade）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整个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地卖光，或者是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为了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
作者: jenderlee    时间: 2012-8-3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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