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动员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大气磅薄诗情洋溢地宣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假若他自信地认为他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也能够接受理论的质疑。遗憾的是，毛泽东却认为真理只有他才拥有垄断权，拒绝任何的检验与质疑，并且对于任何人的任何质疑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里我介绍一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敢于质疑，敢于否定，敢于公开反对的大无畏的勇士、北师大教授石盘。

　　这是反右运动之后的故事了。反右运动，打右派最多的大学当然是北京大学，但打知名教授最多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

　　石盘是北师大政教系的教授。关于北师大反右的情况，我读了北师大的右派学生雷一宁、李受山写的回忆文章，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北师大是打教师右派最多最狠的一个高校。北师大有一级教授6人，在高校中极为少有，但有4人打了右派。他们是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中文系打右派的二级三级教授有穆木天、彭慧、李长之、俞敏、陈秋帆，也都是一时的名流，副教授启功更是书法界的“国宝”，也打了右派。在政教专业方面，何廷杰教授更是在全校批斗的重点人物。因此，处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的石盘，竟然不顾前车之覆，不引以为鉴，赤膊上阵，在1958年“借交心向党进攻”，不怕坐牢或砍脑袋，只期望“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精神多么伟大！让我们默默地向石盘致敬！

　　检索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向党交心运动》，发现了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5月19日的文章，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这位石盘教授，在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竟然以破釜沉舟精神，坚信真理在他自己一边，无所顾忌地“借交心向党进攻”。他对于苏联、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全盘的反思与否定。他才真是属于毛泽东所赞颂的那种“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优秀人物”。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的遭遇，但可以说，他敢于奋斗牺牲的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他才是探索真理的前驱！

　　他说：“为真理受难而牺牲是光荣的。”古人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位石盘教授可谓名符其实的“大英雄”、“真名士”，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

　　让我们从历史的污泥浊水中，把这位“大英雄”、“真名士”打捞出来，还他以真面目。

　　1958年，石盘四十二岁，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本人成份是学生，原具有初中文化程度。1938年到延安，后到抗大，很快就入了党。曾在延安保安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在延安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1949年到中宣部工作，过去曾数次提出退党，1952年终于退党，调到教育部工作，后调到师范大学，评为三级教授。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他说，“我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这主要是我爱人和一些朋友的外力推动，我自己劲头并不大。但不管如何说，我1952年退党总是错了，这点我自己很痛心，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在党内用提高党员认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理想，退了党就不好办了。”石盘主动退党后，一度有点后悔，但不是因为名誉地位的损失，而是认为留在党内，可以“做一个党内反对派”，实现自己的理想。（本文所引的新华社文章，均不加引号，以楷体字显示。）

　　这当然显得幼稚，甚至于狂妄，但这正是他在中共体制内20年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结果。其情可悲可叹！

　　据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暴露出极端的反动思想。

　　第一，石盘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作主。

　　石盘最根本的反动思想是他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心目中的共产党和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特权等级的社会。这个特权等级是指党和国家干部，也包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并不是首先归工农群众所有，而是首先被这个特权等级所占有。政治权利也是掌握在这个特权等级手中，工农群众并没有当家作主。还说，党没有遵守列宁的遗嘱将大批工人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来工作。

　　石盘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1950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苏联让我们看的集体农庄都是最好的，坏的根本不让我们看。但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乡下有很多小村子，猪也是放在屋子里，和中国农村差不多。”

　　石盘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说；就是倒三七(三分功七分过)他也不同意。

　　石盘认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入城后党的路线政策。一切都不是首先为了工农而是为了这个特权等级。党员已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了。解放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入党呢？就是因为入党后吃得开。”

　　第二，石盘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什么新东西，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石盘污蔑我国党内也存在个人崇拜，认为中国党不是集体领导，而是毛主席一个人领导。他说“党内缺乏民主，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是对毛主席有意见，今天反冒进，明天又反保守，反正说来说去都是他对。1952年毛泽东选集二卷出版前，为了作宣传，中宣部组织一些人写文章，当时分配我写‘矛盾论’，我研究了一个多月，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我认为这篇文章和普通教科书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哪里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要拿出来呢？这不是有意提高他的个人威信吗？我也反对每年那么多人特别是弄那么多小孩子在天安门前喊毛主席万岁。”我过天安门的时候，总是注意两旁的标语是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是毛主席万岁？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盘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

　　石盘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他说，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应当把工业化速度放慢些，农业投资增大些，现在又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应大力削减国防和行政费用，使人民生活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他还反对肃反、整风、反右派和干部下放等政策。

　　第四，石盘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似为“议会”）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

　　石盘在师大讲课时，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很严重，讲课的内容主要引证经典著作。反对中央“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他用“联系实际不要庸俗化”作借口反对改造思想。认为哲学不能当做政治课教，否则会降低学术价值。向学生介绍阅读哲学著作时，不介绍毛主席的著作，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什么新东西。平日讲课时还散布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如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主要的，因此只能强调团结，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他崇拜黑格尔，在讲马克思的著作时，常常对学生说，马克思的某某论点，黑格尔早讲过了。他在学生中散布“为理论而理论”的思想，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只要背熟基本经典著作就行了。

　　回到1958年，石盘反对的这些观点都是毛泽东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是毛维护他的绝对权威的“命根子”。石盘当然是反动透顶，罪不容恕。但是反过来看，石盘可以称为“两头真”的干部，而且比后来称为“两头真”的人，最少超前了二三十年，他就看透了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错误。这些观点在当时那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是狂人诳语，是疯人疯话，要在文革的大灾大难之后才逐渐被人认为是常识，是常理，是真理，因此石盘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无可争议无可怀疑的先知先觉者，大智大勇者。

　　新华社报道：在这次双反运动中学生们给石盘贴出了三百多张大字报，批评他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等。系党总支找他谈话，从谈话中，问题逐渐暴露。4月下旬，政治教育系连续召集会议，对石盘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揭发与批判。会后，系党总支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问题。

　　目前石盘仍坚持他的反动看法，态度极端顽固。他说：“我的问题在思想上已闷了好几年了，现在不讲也不行了。目前我的心情是豁出去了，我已有充分的准备。我的思想短期内是绝不能改变的。我的出路只有一条，砍脑袋或是去坐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别的出路都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承认自己是错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又说，“假如不砍我脑袋，暂时又不要我坐牢，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保留着一条小命活着就是了。我要等一等，等它个十年、二十年，等到党内外有觉悟的人，起来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石盤现在每天关在房间里，不知作什么。他给他下放的爱人范中写信说，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观点，他相信真理是在他这一边的。他说：“为真理受难而牺牲是光荣的。”

　　系党总支曾问石盘：为什么他的问题过去在党内不谈，大鸣大放期间不谈而现在谈呢？他说，“现在不谈是不行了，你们老问我，我不谈怎么行呢？从前不谈是因为怕杀头。”在另一次谈话中他无意中说出：去年还不知怎么处理右派，我怎么敢谈呢？

　　其实，此时已经处理了部分右派，“底线”就是一个不杀。这或许是石盘“现在敢谈”的原因，但是，作为三级教授，当时的工资将近300元，是极少数的特高薪阶层，几乎算是中国的特权阶层，相当于5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可以维持8——10口的小康之家的还算不错的生活。反之，他如果把良知当狗屎，随波逐流，与世浮沉，给毛氏唱颂歌，功名利禄将源源而至。不知石盘是否会想到，这一“说”，说不定“补课”就“补”进了右派队伍。至于三级教授，无论打不打右派都要完蛋。石盘犯了大傻，不知道“沉默是金”，他拒绝“在沉默中灭亡”，选择了“在沉默中爆发”：豁出去！

　　师范大学对石盘的问题准备以系为主展开大批判，肃清石盘影响。石盘表示不愿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思想，他怕“感染”别人，他表示如果开大会他不吭气。

　　五十四年后，我们来重读石盘的这些“反动观点”，觉得历史给中共开了一个大玩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不可亵渎的老师，历史是无情无义的法官，历史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真理。真理竟然是在石盘这一边。石盘如此凛然大义，坚守自信，毫不隐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迎来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在整风补课中划为右派，然后在文革中遭到灭顶之灾。笔者在百度、google网站中，搜索不到“石盘”的任何信息。

　　新华社记者对石盘的记叙，比较客观平实，真实可信，因此使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位坚持真理、追求真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勇士、英雄形象。

　　《国际歌》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可是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直到每一个执掌权力的共产党领袖，他们都认为真理只掌握在他们一人之手，他们拥有真理的专利权解释权裁判权，谁要是表示怀疑、质疑、反对、挑战，那就要叫你“只有一条，砍脑袋或是去坐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笔者再重复一遍：“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位石盘教授可谓名符其实的“大英雄”、“真名士”，令人肃然起敬！

　　假若石盘健在，现在应该是96岁了。我估计他逃不脱文革关。如果石盘地下有灵，可以告慰他：“党内外有觉悟的人”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自由民主平等宪政这些普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然苟活在生存在一个同样的专制制度的天空之下，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呼吸……

　　【注】本文所引石盘的文字，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用楷体字排列，未加引号。若有了解石盘的读者，请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