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赴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被软禁中的著名学者、传记作家辛子陵写下这些文字，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死不改悔”的“救党派”

无论从哪方面看，辛子陵都应该跟1957年的“右派”毫无瓜葛。原名宋科的辛子陵，15岁时参加共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退休时，为共军大校，四级研究员。

但是，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却与当年的那些“右派”一脉相承：虽是一介普通党员，却按捺不住，要对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一度炙手可热的助手林彪剖析臧否，又是缕述“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又是阐发“中共兴亡忧思录”、更“放言救党论国是”（均为辛子陵著作书名）……犹有什者，在他“祸从口出”，被当局下令禁言一年多、自己又身体不好、辗转病榻之际，还是生命不息，进言不止，日前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近年文章的结集《辛子陵上书政治局》。

这部将近30万字的文集，进一步证明了，辛子陵是当之无愧、独立不阿的“救党派”代表。贯串全书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中共才有前途，否则将被人民抛弃，被历史淘汰。他不“站台”，也不“拆台”，而是要“补台”——不论“站台派”还是“拆台派”对他讥刺也罢，误解也罢，这位“死不改悔”的“救党派”，坚持自己的立场，时而大声疾呼，时而循循善诱，希望自己的声音传到中南海衮衮诸公的耳中，早日迷途知返。

书中最重要的，是他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上书及附件。还有30多篇他接受《新史记》等海内外媒体专访、应邀演讲、参加电视谈话节目等等场合所畅言的记录，其中包括让他大祸临头的2011年2月10日在中国科技部部分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还包括他曾被迫检讨，但一旦发现自己所说曾庆红之子购买澳大利亚最贵房产确系事实之后，立即否定自己的检讨、重申原来说法的《棕榈泉曾伟和葵阁墨曾伟》。而辛子陵自己最重视的、视为“核心文章”的，是《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这篇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倒了60年无人撼动的党国体制”（辛子陵语）。而此文的副标题是：“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表明辛子陵虽然对现在当政的最高决策者表示信任和支持，但更将希望寄托在即将接班的年轻一代领导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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