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天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一个东北乡下老太太到北平城里买东西。她长得矮胖结实，皮肢黝黑，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向后脑勺，脑门闪闪发亮。她眼睛乌黑，方下巴，同店员使劲地讨价还价。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店员不由得环视一下周围，看看是否有人听得见。老太太递过一束钞票，店员给了她几包用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放在篮子里。

老太太走回家，满屋子都是人：她７０岁的丈夫、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５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他们的朋友。她进屋以后，他们关上门，都围过来。她把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打开包，整齐地放在床上。原来是涂着油的、闪闪发亮的手枪——８枝毛瑟枪和２枝白朗宁枪。

这一屋子人和这些枪成为一支游击队的原始实力和武库，不到一年，它就有了上万条枪。赵侗是老太太的长子，后来当了这支军队的司令。他已经有了６年在东北领导游击队的经验。其他几个青年是他的战友，也曾在东北打游击。老太太自己暂时掌管着这支军队的军火、军需和给养（供应６个壮汉子吃饭），这位赵老太太后来以“游击队的妈妈”闻名中外。

买军火和组建部队所需的钱来自几个方面。青岛市长沈鸿烈上将给了一些钱。马占山将军也是赞助者，他一度是日本在东北的最大眼中钉。他现在打算在内蒙古组织一支引人注目的骑兵游击队。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人经常捐款，他们组成了东北救亡协会。这些人的老家沦陷在日本人手中。他们的第二故乡又保不住了。无怪乎东北人总是站在反抗侵略者的最前线。

这６个青年、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救亡协会的代表聚在一 起商量。必须赶快把武器运出城。当敌人包围北平或占领它时，就来不及了。

即使现在，也是很困难的。城里实行戒严。古城墙的每一座城门都由２９路军重兵把守着。非军人携带武器，会碰到麻烦的。他们为这个问题费了不少脑筋。听说开往城外大学的公共汽车不受检查。两个青年通过这个途径带出两枝枪。在此期间，赵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坐着人力车顺利地走出西直门。当哨兵前来盘查时，赵老太太说了几句好话，把他们支开了。难道除了赵老太太和两位小组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她们的人力车不受检查，进进出出很顺当。老太太腰间捆绑了两枝手枪，她的两个女儿各带两枝。老太太的人力车的座位下放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１，０００发子弹。

所有的武器弹药都集中在离城里８英里的清华大学。

在那些日子里，每走一步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高度机智、果断。这批人于７月２０日离开了北平，有６人带着武器。

６个年轻的平民带着手枪，在郊区是不安全的。如果被日本捉住，搜查出来，肯定要被枪决。如果他们落在中国军队手里，他们也会被当作日本雇用的流氓而被处决，因为日本人雇用了上百名便衣人员在北平城内外到处制造事端。碰到乡村保安队，也会收缴他们的武器，首先会把他们当作土匪。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武器是有用的。通过几十年的内战，中国农民懂得了在乱世武器的价值。没有武器的农民只好听任土匪和道德败坏的军阀部队的摆布。潮水般退下来的军队进村后，把农民的马匹、车辆和粮食抢劫一空。如果有几枝枪，农民就可以抵挡一下，把这些败军推向防御较差的其他地方。

这批人想出了一个解释自己身份的办法。６个年轻人装扮成地质系的大学生，仿佛要进山调查地质情况。他们的衣着打扮是符合其身份的，他们拿着地图。至于手枪，则是为了自卫，以防备动乱时代流窜乡村的不法分子的袭击。

他们前往北平附近的一个叫作大杨村（译音）的村庄，他们以前同那里的村长有过联系。这个村长给了他们８枝步枪。

从北平又来了１６个同志——１２人以前在东北打过游击，４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两个农民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现在，他们共２４人，有１０枝手枪、８枝步枪。

在附近的任何村庄，不论是凭交情或用钱，都再也弄不到一枝枪了。还有６个人手中无枪，他们要得到武器，只有从敌人手中去夺龋在这支新部队组成的第二天，它就首次采用了中国游击队取得补给品的传统办法。他们听说，６英里以外有一个哨所，一个日本军官领导着冀东傀儡政府的２０名保安队员在那里守卫。这些游击队员决定去缴他们的械。当他们走到那个哨所时，发现只有３个吓得要死的人，他们立即交出枪支。这是第一嘲战斗”。

中方同日本人的谈判开始了。卢沟桥有几天没有战斗。乡下的激昂情绪减退了。这支部队游荡了一周，试图同居民建立联系。农民倾听着学生游击员的讲演。他们看到，这支大讲抗日道理的小武装力量大部分是由东北人组成的。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打到这个村子，而且战斗也停止了。因此，这些农民虽然同情他们，然而却持谨慎态度。他们不希望在停战以后被日本人和２９路军当作土匪追赶得到处躲藏。有几个游击队员感到泄气，说要回老家。但大多数人主张继续干，去冀东傀儡政府一带活动，那里的人民已经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也许会愿意起来斗争。

在永安村，老百姓几乎被灭绝了。他们热烈欢迎这支部队，但是同日本人妥协求和的绅士们则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这支游击队的出现，预示着一场土匪的洗劫和农民的造反。一个姓张的乡绅曾同朝鲜贩毒商人和日本特务打过交道。

他向日本军官控制的一个冀东军队哨所报告：一些抗日游击队员驻扎在永安村。这是７月２８日的事，即天津战斗打响的那一天，离南苑战斗还有一天。

赵侗的６名基干队员之一的吴新民对我讲了随后发生的战斗。他说：“起初，我们在村口布置了哨兵，但下起雨来了。我们觉得，让自己的同志挨雨淋太不值得，于是把他们叫进来。我们没有同敌人交过锋，不曾想到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行踪。当然更没有料想到张狗腿子会报告我们。

“拂晓前不久，大约５０名日伪军包围了我们睡觉的院子，雨点般地扔进手榴弹。４人当场被炸死，两人受伤，在外面的一个人被捉住，立即被刺死。

“似乎无路可逃。但院子的一侧有一座没有后门的茅屋。

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在那里安岗哨。我们一些人出去同敌人交火，其余的人从底层推茅屋的泥砖墙，又用肩顶墙，使劲推，整个茅屋一下子全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爬出去，一面跑，一面射击。一部分敌人，全是中国人，在那边踯躅不前。他们全都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抓我们，反而自己乱了阵脚，胡乱跑着，彼此喊一些毫无意义的命令。我记得，有一个家伙挥动着手臂，高呼：‘抓活的！抓活的！’也许他们暗中很高兴看到我们逃走吧。不管怎么说，在他们下决心以前，我们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逃往山里。”

游击队员在从伏击中逃走以前商量好：分散行动，最后在妙峰山集合。妙峰山是北平西面的“圣山”，每年５月份朝圣者云集，热闹非凡，为欧美旅游者所欣赏。１８人在指定地点相会。他们又脏又累，精神不振。有６个人，家在附近，马上离开了集体。其余的人讨论着，是否埋掉武器，回北平。最后，大家决定，让赵侗一个人去城里看看形势，如果可能的话，赶快再弄些武器和人马来。他们还不知道北平已经沦陷。

赵侗两天没有回来。又派了两人进城。山上剩下的９名游击队员中，有三、四人曾在东北当过土匪。现在他们很想重操旧业。他们又饿，又没穿的。他们说，从沿途商人的身上搞点什么，没有关系。但其他人，包括４个大学生，表示激烈反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当土匪，可以走。但不能带走武器。这些武器是买来打日本人的。”在这个小集体里，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在永安村遭伏击以后出现的沮丧情绪迅速达到了丑恶的顶点。结果是６名游击队员回家，另一些人想当土匪。意想不到的激烈战斗和令人羞愧的失败使大学生们惴惴不安。他们又饥饿，又被这种不习惯的战斗生活弄得精神紧张。这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他们没有把内心的想法流露出来。

决定这支由１２人组成的小小队伍的存亡的，是外部力量，是陷落后的北平市的形势。当游击队员们在山窝窝里寻求武器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并没有闲着。东北难民的抗日运动鼓舞了他们最初的努力。现在，它又把它强大的声音加入到那些学生的声音中。这些在山里餐风宿露的学生劝告精神沮丧的战友不要靠抢劫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发财，而要甘愿冒风险，赤手空拳也要跟日本的军事力量斗。

赵侗和另外两个人都回到了山区。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赵老太太和东北救亡协会的一个代表。他们带来了大量被褥。

当这些被褥被打开时，原来还有３挺机枪、２０枝步枪、４枝手枪和数千发子弹。这些武器都是通过伪军把守的城门运出的，赵老太太在人力车上大模大样地骑在用行李裹着的机关枪上。这是在通州暴动以后不久的事，日本人没有给伪军发枪支。两个人想要搜查行李，其中一人看到赵侗的手枪的枪口，不敢动手了。

在不到２４小时的时间内，就有２０名东北大学的学生出城上山了。

他们坐在山上聊天。游击队员谈到他们的种种冒险和碰到的麻烦。赵老太太讲了她的经历。她是用一位东北名人捐献的２，０００美元和她募捐的１，０００美元购买这些武器的。她同军火商人谈成的条件是：先预付一部分款。这个商人不大碰到老太太来买军火。他想，何不趁此机会从这个乡下佬身上捞一把，只要给她点厉害，她就不敢提刚才的条件了。他把她拽到一个角落，威胁说：“我知道你的儿子是游击队。如果你不立即付清所有的钱，我就向日本人告发你。”赵老太太明确地大声说：“不错，我儿子是游击队。他在东北已打了６年游击战。我们是不怕死的。如果怕死，你想我们还会干这个工作？你可以告诉日本人。那并不能帮助他们抓到我的儿子。但是，当他们逮捕我时，我将告诉他们，是谁给游击队供应武器的，你这个卖国贼！他们会很容易抓到你。”赵老太太用这些话重现了当时的气氛，她对最靠近她的一个战士说出了这些话，这个战士局促不安，仿佛老太太的怒火不是针对那个卑鄙的军火商人，而是针对他。

游击队员的欢声笑语，回响在山谷之间，一扫昨天那种凄凄惨惨的气氛。

别的麻烦事却不那么容易处理。在永安村阵亡的４个人曾在东北打过游击，他们同家眷一起流浪到北平。现在，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来到赵妈妈这里哭诉：“给我们挣钱养家的人死了。我们可该怎么办呀？”有些人怨气冲天地说：“为什么你的儿子没有死？死的都是我们的儿子和丈夫。”老太太没法对付她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东北委员会出来管这件事。他们对死者的家属说：“你们把赵老太太吓走了。现在谁来做她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干的工作呢？谁来为你们的男人报仇呢？”后来这些家属接受了东北人所能提供的帮助，赵妈妈又回来像往日一样购买武器了。

当这支部队在山上安营扎寨时，它不断派侦探去西山一 带寻求军火。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和警察游荡在乡村，很愿意出卖他们的步枪，换几块钱。有几个人参加了游击队，告诉他们在田野和地窖里秘密埋藏武器的地方。游击队的通病是，人多武器少，但这支部队现在再也不患这个病了。现在，它有４０人，目前大多数是学生，而武器则多一倍。

他们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决定把这支部队命名为“第一人民抗日联军”。对只有４０人的一支部队来说，这个名称有点夸大其词了，然而东北的许多游击队开始的时候，人更少。赵侗被选为司令。在他之下还有３名军官——孙民豪、殷福祥和刘奋吾（皆为译音），他们全都当过东北义勇军。当时没有学生军官。大家作出决定：所有缺乏军事经验的人至少要当两个月的列兵，才能担任指挥职务。

北平沦陷后，市民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因此，这支部队决定要让北平人民知道它的存在。８月初，它计划去袭击第二模范监狱，那里关押了６００人，其中许多人是政治犯，有即将被日本人处决的危险。

一个参加者对我讲了这次袭击的故事：

“我们在夜间摸到监狱跟前，有些人从正面去，有些人从后面去。与此同时，我们在两个城门放了岗哨，以便日军出现时，有人报信。我和一批人是负责监狱的大门。

“我们其中一些人懂得日语，这使我们有了主意。我们在街上找了个淘气的孩子，给了他１０分钱，叫他跑到监狱跟前喊：‘日本军官来了！日本军官来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就到了，全都尽可能大声地讲日语。当看守人开了门时，我们拿出手枪，要他交出钥匙。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人找到电话线，切断了。另一些人缴了卫兵的武器。

“为了让所有的犯人都可以听见，赵侗站在监狱中间的院子里高声喊道：‘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来救你们的！砸开你们的门！我们是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我们尽快地打开了牢房的门。与此同时，囚徒们也抓起床架和别的重东西，打开了他们的出路。当我们打开军械库时，发现有３挺机关枪、３５枝步枪、许多手枪和大量弹药。

“我用一挺机枪把守大门。囚徒们涌向大院子，赵侗对他们说：‘你们在监狱活受罪，许多人将被处死。现在你们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事了，同民族敌人战斗！’我们把３５枝枪分发给最像样的囚徒，立即离去。再呆下去，是危险的。”

４０名游击队员带着５７０名囚徒走出城外。这是一支离奇的队列。囚徒们穿着白色囚衣，有人还带着手铐。有些人关得太久了，举步维艰。许多人生玻这支奇怪的队列经过一 个主要的城门时，上面有警察站岗。警察被如此多的人吓呆了，急忙去给总部打电话。这时，游击队和囚徒们已经消失在黑暗中，向友好的山区进发了。

在北平和天津，第二模范监狱被劫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对居民来说，这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

对那些准备在敌人统治下分散进行工作的抗日战士来说，这使他们受到鼓舞：“你们不是孤立的。别人的工作已经可以看得见了。”

在山里，举行了会议，３００名以前的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参加了游击队。这支小部队内部又迅速发生了一 次变化。武器重新感到严重不足。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学生只占少数。这支部队现在共３５０人。补给、吃饭、财政都成了问题。

游击队仍然靠近北平，离旅游胜地颐和园不远。赵妈妈定期出城，用菜篮子带出更多的武器，告诉他们关于游击队的“后方”和城里的财政情况。每天上午，她在自己的家门口坐上人力车，直奔她儿子的总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怀疑她。现在，赵妈妈有了新的任务。她负责在城里招收新队员。学生们到她那里去，同她保持一定距离，跟着她到游击队的隐避地。他们三三两两来自中学和大学。有些学生头年在陕西红军开办的游击队训练班学习过。

游击队在北平德胜门附近安置了前哨，由一些逃出来的犯人组成。一辆日本卡车毫无警觉地从他们旁边驶过。他们开了枪，打死两个卫兵。游击队从卡车里弄到了２枝步枪、一 枝手枪、几百条毛毯和水壶。“我们装备起来了，真像个战士了，”一个游击队员对我说。“我们不再担心秋天以后如何在野外睡觉了。我们节省了几百元给城里的朋友，好让他们给我们买些御寒物品。日本人关闭了德胜门，堆起沙袋。他们开始调查，究竟是什么样的敌人竟敢无视他们的规定，打开他们的监狱，袭击他们的运输车。

这支部队成立已经一个月了，从几个人增加到４００人。３个星期以前，他们只是残兵败将，而今天却成为北平一带的一支主要抗日力量。

这时，它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成立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政治部是干什么的？它是由那些一心抗日的人建立的，旨在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偏离抗日宗旨。在不长的时间里，这支部队的人员组成发生很大变化。以确保宗旨不变为目的的政治部，主要是由学生组成，牵头的是毕业于东北大学的高朋（译音），在卢沟桥事变前，他曾在东北担任全国救亡协会的地下代表。

政治部是如何工作的呢？高朋把４０名大学生集合起来，分派到这支部队的各个单位。他们同一般游击队员同吃同住，同那些过去当过兵、当过农民、甚至当过土匪的人建立了个人友谊和互相了解。他们通过这些人的亲身经历对他们宣传抗日的必要性。许多游击队员参加这支部队时对其宗旨并不甚了解。他们很可能成为各种野心家的肥沃土壤。这些野心家也许会试图夺取这支队伍的领导权，去当土匪或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政治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耐心工作，教育游击队员懂得：任何这类企图就是叛国。破坏抗日武装力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民族抵抗运动的打击，是对敌人的帮助。

游击队只能是人民的军队。没有人民的信任，它的优势就丧失了。它就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冒险家，成为众矢之的。政治部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使人民信任赵侗的部队。第一步是加强游击队员的纪律性。不准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拿人家的东西，要给钱。要爱护农民的房屋和田地。他们有个口号：“游击队是老百姓的军队。”学生们在任何地方向村民发表演说时，总是请求给予合作，而不是发号施令。

最后是“对敌人做政治工作”。在游击队的早期战斗中，交锋的很少是日本的正规军，往往是日本军官指挥的伪军。于是，游击队进攻的时候，高呼：“你们为什么不掉转枪口打真正的敌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一方面做政治工作，一方面打几枪，就足以使这些伪军不战而走，有时甚至倒戈，跑到游击队这边来。伪军是没有心思为主子卖命的。

后来，赵妈妈从北平送出一封信，带来坏消息。叛徒向日本人告发了游击队和它在城里的接头地点。她的身份也被发现了，必须离开。过了几天，她就安全地转移，绕道去华中了。日本人雇用了一个追捕赵侗的侦探高宪章（译音），他是华北人民最痛恨的汉奸之一。高宪章是土匪头子和日本的特务。他以５０，０００元的报酬，出卖了东北义勇军领袖李海清（译音）。他邀请李海清“商谈联合对敌的行动”而把他诱杀了。现在，日本人答应给高１００，０００元，作为摧毁赵侗及其游击队的报酬。像以前一样，高安排了一次“会晤”。但这回，他没有发出邀请。他亲自带领３５０名武装人员对赵侗的总部作“友好的访问”。早有警惕的游击队先是诱伪军深入圈套，把它们分散孤立起来，然后出其不意，解除他们的武装。高自己坐在赵侗的接待室等待被接见时，作了阶下囚。在这次短兵相接中，死３人，伤１人，抗日游击队缴获３００枝步枪。

被缴械的土匪全部予以释放。高宪章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处决了。

几天以后，日本的一架飞机在西山侦察到了游击队；为了进行扫射，它飞得很低。游击队用步枪打了它一枪，竟幸而命中，机毁人亡。这架飞机给日本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游击队成立两个月来的开支和买武器的费用。

日本人遭此损失，再加上８月、９月份北平周围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促使日本人对游击队发动了一次扫荡战。１０月初，日本人派了３个旅的兵力，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的配合下，开进西山了。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人只用一个旅就把整个华北吓唬祝靠这点兵力，他们就迫使中国人在塘沽和北平签署了屈膝投降的协定。而今天，在他们几个月前“征服了的”领土上，为了平定一小块地盘，则动用了３个旅。这种占领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

这次，游击队员又撤向圣山妙峰山。为了躲避从四面八 方围拢来的日军，共有７，０００之众的其他２７支游击队也撤到了同一地点。

圣山长满丛林的山坡有效地隐蔽了游击队，使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成了盲目的狂轰滥炸。日机轮番轰炸妙峰山达数日之久。它们炸坏了善男信女们每年朝拜的寺院。炸弹的轰鸣声连３０里以外的北平城都听得到，但却没有炸死一个游击队员。

当游击队从日本人包围的山上逃走时，他们遭到了惨重的伤亡。赵侗的部队则是幸运的。他们从日军守兵薄弱的一 条偏僻小路上溜走了。但是，他们也并非毫无损失。他们撤走时，遭到７架日机追踪袭击，死了５０人。其他游击队更惨。

以前曾在东北军当过团长的张弘（译音）领导的１，０００人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遭到日本人的伏击，损失了一半人。其余的许多人被打散了。剩下的一些人参加了赵侗的部队，后来张弘当了赵侗的参谋长。孔章许（译音）的部队从５００人减少到５０人，也加入了赵侗的部队。当赵侗离开妙峰山时，他拥有１，５００人。

在这支部队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战火考验后，它又面临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抗日的道路是艰巨而漫长的。而当土匪的道路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不那么危险，如果人马充足，管理得当，甚至可以当伪军司令。赵侗的部队发誓要走抗日的道路。以前当过土匪营长的姬昌武选择了土匪之途。他小心谨慎地慢慢朝这方面发展。凭借个人的威力和勇气，也通过自我吹嘘，他建立起他的威望。他竭力阻挠学生们的政治工作，他手下的人目无法纪，唯他之命是从。他千方百计在游击队员中孤立学生。他嘲笑他们软弱和不懂得打仗，他希望他手下的人也讥讽他们。不难看到，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学生们到赵侗那里，主张把姬撤职。他们指出，把他继续留在游击队，必然会使那些以前当过土匪的人集合在他的旗帜下，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参加抗日斗争的。姬的部队在村里的所作所为损害了游击队的声誉，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姬抽鸦片，狂妄自大，活像个土匪头子，经常有一批拍马屁的人围着他转。农民们对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类人。

姬昌武听说学生告他的状。他不懂得他身处新型部队。他把学生叫到他的营部，要他们在另一张状子上签字：“我们在姬的营部工作的学生和政治工作者请求让他继续当营长。

……”他们拒绝签字。他大发雷霆，“我是你们的营长，我命令你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字，并继续要求把他革职。结果，姬被调走，另行安排工作。

姬在那些曾在军阀部队中干过事的军官中组织了一个所谓“实力党”。这些军官在其单位重新建立了忠于个人的旧体制和恐怖主义的纪律。这个党的成员在游击队总部的会议上要求不断扩大其小单位的实力。他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人力和资金。”他们主张对游击队在北平的支持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和从村里的居民中强行征用财物。他们最讨厌政治工作者。他们说：“当士兵不服从的时候，就揍他，这样就使他打仗打得好些。当敌人出现时，就开枪。这就是军队必须做的事。演说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只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的发展。”

当学生看到“实力党”在不断壮大时，他们竭力抵消它的影响。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不光会说，也会打仗。他们在同敌人的短锋相接中努力表现得出色。他们知道，为了孤立这些不可一世的潜在的军阀，他们不仅需要争取这些人的同情，而且需要争取其信任。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的。

当“实力党”最后企图夺取整个游击队，把它变成土匪队伍时，他们竟找不到支持者。姬昌武被枪毙了。他的几个追随者被缴械，赶出了游击队。一些学生被提拔担任指挥职务。

多年来，军阀一直压制群众运动。而现在，军阀的思想余毒实际上是站在日本人的一边来打击抗日的人民。但是，华北的游击队运动很容易就消除了这种腐化影响。军阀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支游击队退到南口，那里的长城离北京最近。８月底，在这里打了一场大战。一批土匪同日本人狼狈为奸，肆虐乡里。游击队把他们打散了，缴获了两挺机枪和许多步枪。人民对游击队感恩不尽，他们给游击队送饭吃，照顾伤员。

赵侗的队伍现在拥有１，５００人，是北平一带最大的一支游击队，但在河北省还数不上它，全省至少有２０，０００名游击队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过去几个月，小股部队参加了大的队伍，大的队伍又彼此建立联系，形成了“联军”。河北人民自卫军在东北人吕正操的领导下，已经控制了河北省中部的许多地区。它是由以前的士兵、民兵、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在南部大名镇附近产生了一支１，０００人的游击队，它有一支由２００名学生组成的政工队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在冀豫边界的磁县，一支４，０００人的游击队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本来安心教书的大学教授杨秀峰博士在冀豫晋交界处的太行山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这个游击区在１８个月之后，仍然不断骚扰敌人。在晋东北，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为晋察冀边区战区打下了基矗他们已经同位于平汉铁路线上富饶地区的吕正操部队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在北平和天津，华北救亡协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１１月１０日，委员会在天津举行会议，有许多游击队的代表参加。会后不久，会议代表到汉口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要求得到正式承认和支持。这就是河北“敌占区”的情景，这就是河北人民３个月来对日本的所谓“和平与安宁”的欢迎。

１１月底，一个信使来到南口山区赵侗的总部。他带来了原红军、现为国民政府第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信。他们写道，他们听说赵侗的部队，希望他同意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配合行动，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１２月１０日，赵侗部队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立即西进，去位于冀晋边界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寒冬日益逼近，游击队需要一个根据地。赵侗以前曾去过五台山，认识五台山下一 个县的县长。此外，他们希望在五台山找到以有名的林彪１１５师的一部分为代表的部队。９月、１０月份在五台山建立的八 路军总部开到晋南后，林彪的部队仍然留在那里。

但是，他们还没有到五台山，就碰到了八路军。他们越过长城进入察哈尔时，发现蔚县、莱黄和广灵３个县为杨成武指挥的八路军一个团所占据。杨司令带领他们到河北西部的阜平县去，来自全省各地的游击队正在那里讨论如何联合行动的计划。

晋察冀边区战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阜平会见了他们。聂雄才大略，在中国的解放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法国、德国和俄国留过学。１９２６年，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为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军事领袖。在国共两党分裂后，他曾在江西苏区和红军中工作。现在统一战线重新建立后，他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权，负责领导敌占区人民打击侵略者。

赵侗部队决定留在阜平接受训练。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着重于锻炼体力和夜战、突袭的技术。政治训练同普通教育结合在一起，因为不少战士是文盲。政治训练以统一战线的纲领为基础，强调自觉的纪律性和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必要性。

每天课程包括：早餐以前一个半小时跑步和爬山，早餐和午餐之间战术课和政治课各一小时，下午是几小时的作战操练。晚上是讲课、戏剧和群众性歌咏活动。集结在阜平的所有部队都按这个教学大纲受训。

各级军人每月的军饷标准是：

军长５元

团长４元

低级军官３元

列兵２元

晋升的依据是各个人的经验和在实战中的表现。不一定是逐级提升。一个普通游击队员如果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可以越级提拔为连长。一个军官如果失职，就不客气地降为列兵。但这些变动不是独断专行作出的，而是由有关部队的军政领导人共同决定的。

战术训练是通过实际演习和教室里的“沙盘”模拟战进行的。这种“沙盘”战颇能吸引游击队员，他们课余花几小时练习，他们改变沙盘战场的地形，互相压倒和消灭对方的“子儿”。训练时，战士要讨论和分析每一个行动。每一次战役后，游击队员都要重新逐点加以研究，找出胜败的原因。

以前，“第一人民抗日联军”是一群居无定所的抗日勇士，他们在游荡中不断扩充实力和武器。现在，它成为１，５００名充分武装起来的、坚决抗日的力量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１，５００人的部队需要一个根据地，来获得给养和兵源，同时也需要保卫它。在根据地中，他们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呢？象土匪或军阀的军队那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呢？还是同人民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他们的武装先锋队，去打击那些在华北农村为所欲为的强盗，去抵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日本军队？此外，还有如何进攻敌人的问题。每一支游击队继续在敌人的侧翼独立地作战呢，还是大家联合起来，协调行动，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当主战场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把日军拖在后方，让它动弹不得？

赵侗的部队以及来阜平的其他游击队对这些问题找到了满意而明智的解答。这并不是空口说白话。八路军在打游击战和组织群众方面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经受过多次战役的检验。这些游击队员亲眼看到，在河北西部短短的两个月中，八路军便在人民和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不是用强迫手段，而是通过合作和组织工作，保证了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得到兵源、物资和食品。阜平不仅同晋南的八路军总部，而且同山西的统率部和汉口的中央政府保持着经常的无线电联系。它的确有能力协调游击队的军事活动。

在阜平，聂荣臻和聚集在这里的许多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很快达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协议。游击队在敌占区夺回来的那些地盘的行政领导权立即交给由“晋察冀边区政府”代表的中央当局。游击队负责保卫指定的地区并从那里开展活动。在民政、军事的大政方针上，它们听从边区政府的指挥，但在地方事务和各个部队的内部事务上，它们有很大的自主权。

这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中日战争爆发６个月后在报纸的地图上早就被划为“日本占领下”的地区内发生的事。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根据中央政府的特别授权，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当时，它已控制了敌占区的４２个县。它在这３个省共拥有１００，０００游击队。

不久，赵侗的部队，现已为边区战区第５支队，前往河北西部负责保卫那里的８个县。很快，它的人数就扩大了１０倍，达到１０，０００多人。新兵很少是行伍出身，几乎全部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农民和工人。

这支部队果然打了许多仗，收复大量失地。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即中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它派了１，０００人再度出现在北平城下。它夺回卢沟桥，停留了一天。它突袭北平发电厂，使全城一片黑暗。北平街上筑起了沙袋路障。像一年前一样，大炮轰鸣，一队队的日军巡逻全城，实行戒严。但这一次防守的是侵略者。游击队完成了任务后，主动撤离。对北平的突然袭击是一次政治示威。这是边区政府作出的决定：“对敌人进行勇猛的打击，以资纪念战争一周年”。它向日本人、向北平人民、向外国使馆、向全世界表明：“华北仍然是我们的。”日本人气急败坏。什么时候到头啊？北平人民重新振奋起来。外国使馆的无线电发报机响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现在，这支游击队又开始了它的事业的新阶段。

过去，每次战斗后，游击队的财产和人事都要发生变化，这样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北平山区的第一批隆隆炮声，到有计划地保卫新的边区，形成了一个历史阶段。今天在边区，正在依照一套完整的军事、政治、经济计划来建立抗日反攻的根据地。仅仅过了６个月，在此期间，不屈不挠的华北人民产生了许多勇士。

他们开始建立新的军队。

赵侗的部队仅仅是其中的一支。

（选自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Ｐ５２—７２，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