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参加英国的海伊作家节，我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因为时间关系，有些故事只讲了梗概，还有一些则根本没提及，以下是讲稿全文：

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

提起中国，人们会想到万里长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会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楼，想到2008年那次难忘的奥运会，正是在那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国崛起时代，人们开始相信，中国已经告别了屈辱和悲惨的年代，实现了真正的富强，不仅有强大的军队，还有几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些话或许是事实，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国广为人知，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它们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但它们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象大多数热点事件一样，人们谈论过，兴奋过，转眼就丢在脑后。大国崛起让许多中国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谈起这些故事，希望人们能够知道，在大国崛起的同时，一些中国人正过着怎样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54岁的吴产娣挤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车，准备去国务院法制办递交自己的上访材料。用中国的说法，吴产娣不是公民，而是访民，像大多数访民一样，因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们只能求助于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给他们公平，他们就千里赴京告御状。这样的故事在几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国崛起时代也不例外。上访者都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天下之大，总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当吴产娣和她的同乡挤上那辆巴士，她看到了满面流汗的人们，听到了嘈杂的车声人声，她心中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在那一刻，她并不知道这辆车将把她带至何方。

10分钟后，司机崔林关上车门，打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报警，说自己的车上有许多上访人员，希望派警察处理。我们不知道这位崔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因为他负有特别使命，或许只是因为他的警惕性比较高。十几分钟后，先后来了两批警察，第一批两个，第二批三个，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问话，也没有查验证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车。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十几个身着便装的人走进这辆大巴，照吴产娣推测，这十几个人应该隶属于常州市政府，他们职责之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访民劝回家。但吴产娣和他的同乡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他们挤下大巴，上了另一辆14路车，到国务院法制办递交了材料，然后回家等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苏常州，中国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回家的火车上，她会看到无数城市和乡村，庄稼长势良好，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烟，正如我们事后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国的工业、农业都有强劲的增长。

372天之后，2010年7月7日，已经回家的吴产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被一群便衣警察围住，瞬即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询问，那是漫长的一天，到了晚上，警察向吴产娣出示了一份文件，决定对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车时没有购票，导致那辆车停运一个多小时。

14路公交车票价一元。因为没有视频，也查不到交易记录，除了司机崔林的证言，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吴产娣没有买这一元钱的车票，但同样，吴产娣也无法证明自己买过票。在大国崛起时代，法律常常是这样的：除了执法机关要证明你做过什么，你还需要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否则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为这一元钱的错误，55岁的吴产娣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也许警方觉得拘留还不足以惩罚这一元钱的罪恶，就在第二天，他们撤销了这个决定，改为劳动教养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劳动教养”就像是大学和疗养院的合体，但事实上，它和坐牢没有太大的分别，只是不需要审判——只要警察机构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独自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像吴产娣一样的劳教人员有千千万万，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这是大国崛起时代的重要机密。

那365天是吴产娣的噩梦，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传销人员一起住在狭小拥挤的房间里，每天都要背诵某些必须、某些禁止，常常被强制做工，却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她所在的劳教所生产二极管，在这漫长的365天中，吴产娣已经记不清她做了多少个，但可以确定，这些二极管大多被装在了电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着大国崛起的新闻。一年之后，吴产娣依然感觉到强烈的恐惧，时常梦到自己的劳教生涯，在这无法逃脱的梦中，她逃避、挣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饶：我买了车票了，请不要劳教我。

从劳教所释放之后，吴产娣开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对她的劳教决定，并希望得到国家赔偿。结果并不意外：败诉。她上诉，再次败诉。从法院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知道：对她的劳教合情合理，并无违法之处，所以没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吴产娣已经57岁，病痛缠身，时常感到沮丧和绝望，她说自己是个“弱女子”，“年纪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关于未来，她有两个计划：第一，把身体养好；第二，身体养好之后继续上访。

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40分，吴产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车，她并没意识到，这将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交路线。在这条路上，她将看到中南海的围墙、天安门广场的一角，以及许多名胜古迹和摩天大楼，还将看到巍峨壮观的国家大剧院，几小时之后，那里会有一台盛大的晚会，票价从180元到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为社会主义大厦多添一块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留给后世的故事》，届时会有大人物到场，人们将群起欢呼。

关于这一切，吴产娣一无所知。她坐在平稳的车上，行驶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颠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听着就像“无产地”，但现在我们知道，她产于大国崛起时代的中国。

（二）

2011年5月26日上午9点，钱明奇把一辆银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停在江西省抚州市检察院楼前，负责警卫的保安告诉他这里不能停车，钱明奇说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会开走。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数店铺已经开门营业，办公室里的人们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在那个瞬间，没人注意这个貌不出奇的52岁男人，即使他已经做了那么多明显的暗示。

那辆车的品牌叫“长安”，意思是长久的安全，但仅仅半小时之后，车里发生了爆炸，同时爆炸的还有另外两辆车，车的主人钱明奇当场死亡。

钱明奇1959年出生于北京，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饥饿的年代，新生儿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明奇有个幸运的人生起点。在52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贫穷，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过得好，到2000年，他已经有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楼内有许多房间，总面积约700平方米。这栋房子是钱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尽了所有积蓄，大约50万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钱。他一定希望可以在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为他说过，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两年后，政府决定修一条高速公路，按照规划，钱明奇的房子就在这条路上。这条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大国崛起时代，它的意思就是：没什么可以阻挡它，即使是耗尽一生积蓄、刚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钱明奇的房子大约值200万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评估系统，只肯补偿他25万元。钱明奇不肯接受这样的方案，他恳求过，抗争过，也曾跟拆迁队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不过，正像大国崛起时代的许多房子一样，不管房主人办过多少证件，还是阻挡不了它被拆除的命运。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长2540公里，连接北京和东南富庶地区，每天输送大量的物资和器材，对中国的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道路通车时，政府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们欢呼喝彩，那时钱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他已经从一名殷实的小商人坚定变成了一个坚定的访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还没有打算去死。

在一开始，钱明奇并不是激烈的人，他尝试过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为此他还专门自学了法律。他曾试图与政府洽谈，失败；申请行政复议，失败；起诉至法院，失败；上诉，还是失败。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迁户一起检举当地官员，认为他们在拆迁安置中贪污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这事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了：又一次失败。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他一次次从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级的政府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国人称之为申诉或信访，当然，结果只可能是一连串的、无休无止的失败。没人记得钱明奇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强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归，但我们知道，钱明奇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成了大国崛起时代的独特风景，他们是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负产品。

2006年，钱明奇开始在互联网上讲述他的遭遇，但回应寥寥。进入微博时代之后，他在多个网站注册了多个账号。在腾讯，他曾向50多人发过求助信息，无人回应；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无人回应，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钱明奇死后，我才发现他曾经给我发过私信，请求我转发他的遭遇，我没做任何事。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认，我之所以不回应，完全是因为我的自私和冷漠。钱明奇之死，固然是死于他自己的处境，也是死于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节，钱明奇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难申，有冤不申了。至此他已经完全绝望，并且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开始在网上发出明显的信号，说自己要采取行动，常常谈到死亡。他要人们关注江西将要发生的“爆炸性”新闻，说自己准备带几个敌人去天堂，他多次声称要炸毁政府大楼，但没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网上发布信息，留了自己的号码，说自己死后要捐献全部器官，不过只捐给贫困家庭的孩子。这愿望未能实现，爆炸后不久，他的遗体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号码还可以打通，接线人是他的儿子，他不太愿意谈论父亲的事。钱明奇的另一个儿子要健谈一些，他说自己想写一本关于访民的书，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亲。

2011年5月26日9点，钱明奇决定与这个世界告别，他把炸药装进三辆廉价汽车，然后按下启爆器。在这之前，他对朋友说，要给政府送一份礼物。事实上，政府并没收到这份礼物，钱明奇的死亡没能把它从大国崛起的梦中唤醒，它只是加强了警卫和安检，全中国的访民依然走在艰难的路上，走在钱明奇曾经走过的路上。钱明奇的礼物更多送给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两位保安，何海根和徐应福，他们与钱明奇同时死亡，他们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儿子在读小学，徐的儿子在读大学。他们都是穷人，出身贫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的人无论是死是活，都不会有太多人关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用木棍和床单绞弯窗上的铁栅栏，钻出了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病科的大楼，外面是一个生满杂草的院子，时当深夜，警卫已经熟睡，他轻轻推开铁门，一步步走回阔别已久的正常世界。

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无意中捡到锯条和8个夜晚的秘密工作，锯断了几根窗棂，逃出了这座戒备森严的医院。但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被警察抓获，重又投进这座由水泥、铁门和铁栅栏组成的建筑，在此后近四年的时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这阴暗坚固的堡垒之中，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定时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药片，有时还会被电击和殴打。他曾长期被单独囚禁，有两年多没见过真正的阳光，几乎见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他并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国的政治教材没说错，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之一。21岁那年，他从技术学校毕业，成了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一名职工，按官方报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员工，他曾旷工，也曾违反劳动纪律。但徐武不承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的缺点只是“认真”，在中文中，这个词也有执拗、倔犟的意思，有时也指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徐武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过并不奇怪，在大国崛起时代，在权利被普遍忽视的地方，过分关注自己的权利常常会被认为是一种病。

从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钢打过十几场官司，原因是他认为后者克扣了他的工资。开始还不算太坏，经法院调解，武钢答应给徐武经济援助，但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徐武不肯接受这样的调解，他说，他固然需要钱，但更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有明确输赢的结果。

徐武的对手是一个超级商业王国。武汉钢铁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钢铁企业，在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340位，其总部占地超过21平方公里，有数十万名员工、数千亿资产，以及数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和警察机构，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员待遇，或者本来就是政府管员。需要一提的是，它还是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它的文化是“以人为本，诚信为先”。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庞大的“文明单位”可以让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让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属于后者。自从拒绝了武钢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开始品尝中国当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分，他开始遭受伤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伤害之后，徐武都试图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后，都是更严重的伤害，最后，他只能逃离武汉。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学门口被几个警察逮捕。官方的说法是徐武扬言要在天安门广场发动爆炸，而且还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炸药配方、电工刀和用于制造炸药的材料。但徐武否认这一切，他说自己只是到北京寻求法律援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街头一派盛世气象，市民身着盛装，笑逐颜开地准备迎接新年。入夜之后，中央电视台将播放一台欢庆的晚会，庆祝这个辉煌的时代，赞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进了那栋被钢筋铁栅环绕的大楼，开始了长达1571天的治疗生涯，那时他的家人都不在场，他换上了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侧卧在狭小的床上，就像一只被火车碾过的盛世斑马。

五个月之后，徐武穿着一身破旧肮脏的衣服走进天安门广场。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后的故事。在此前的一个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桥洞中，靠捡饮料罐和塑料瓶为生，他曾经向许多政府机构求助，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个盛大节日，天安门广场正处于严谨有秩序的欢庆之中，来自中国各地的游客怀着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进这个广场。徐武找了一处稍微空旷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点亮了一支蜡烛。这举动自有其传统，早在47年前，四川人何明渊就做过同样的事，后来他被投进监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进了一座像是监牢的医院。

徐武的蜡烛是一个谜语，谜底很难猜到，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举起这支点亮的蜡烛，他想告诉人们：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汉正处于暗无天日的黑夜之中。

从某个意义上说，徐武是幸运的。他的病友要交钱才能治疗，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费医疗。也许是医院认为他的病情过于严重，所以他们拒绝让徐武接受探视。他年迈的父母一次次来到这坚固的堡垒前，又一次次失望而归，从2007年到2011年，他们一共被拒绝了86次。他们向法院起诉，法院不肯受理。他们找医学专家来鉴定徐武的精神状况，医院坚决拒绝。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相距只有几公里，却如同远隔阴阳两界。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两点，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车来到中国南方的大城市广州，在一家专业精神病院中做了鉴定，结果未显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绪抑郁，自我评价稍低”。接着徐武向新闻媒体求助，在一家电视台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之后，4月27日，就在电视台的院内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强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称姓周，但后来查明，他并不姓周，真实真份是武钢的一名保卫干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记者们走访了他的家人和邻居，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进行精神鉴定，不过最终的鉴定报告还是湖北方面出具的，这份鉴定显示徐武确实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他的父母没有听从建议，他们把自己的儿子接回了家。在这份鉴定报告之后，媒体不再关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们所知，需要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

回家并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说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碍之中。2011年8月，他从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监视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来到北京，在那里生活了43天，每天上网求助，大多数时候都在讲自己的遭遇，也常常关心别人，但几乎无人回应，很明显，他的事情已经“热”过了，不可能再次热起来。43天之后，他再次被押回武汉。此刻他正在家中学习法律。关于未来，他有两个计划：第一是“忍耐”、“等待命运”；第二个计划与法律有关，他已经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没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诉讼，但他依然对法律满怀信心。要“学习法律、研究法律、宣传法律、普及法律”，我问他是否准备考律师，他说他对考试没有信心，只打算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岁，还没有结婚，他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爱情。早在2006年，他曾经遇见过一个喜欢的女人，不过远远谈不上爱情，“只是聊过几次天而已”。在漫长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后，他已经和那个女人失去了联系，徐武说：她肯定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两个多小时以后，医生从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水中有许多黑色的颗粒和棉絮状的物质，共计约8000毫升。但这并非全部，因为这次手术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钟光伟生于1973年，只读过五年书，然后就辍学回家，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在贫瘠的田地中刨土寻食。他有3个孩子，这肯定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根据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缴纳罚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户籍，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不堪承受的负担。在中国近60多年的历史中，最勤劳、最辛苦、最贫穷的就是钟光伟这样的农民，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年复一年地耕作，换来的也只是勉强的生存。在大国崛起时代，中国政府免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租税，这让一些农民过上了稍为轻松的生活，但对钟光伟这样的赤贫者来说，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2006年11月，钟光伟告别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矿找了一份打岩石风钻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国的产煤大省，几十年来，从这里输出的煤炭达数百亿吨，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础，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山西省也因此成为中国污染最严重、劳动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矿工在极为危险和肮脏的井下采掘，他们大多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安全保障，许多人死于不见天日的地底。他们的死亡是大国崛起的一部分。

钟光伟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国的佛教圣地，离著名的云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国崛起时代，这里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释迦牟尼，他们更崇拜煤。为了多赚钱，钟光伟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尘中工作十几个小时。四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肺部疼痛，经常咳嗽，但他没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难以忍受之时他会请医生给他输液，然后第二天照常开动风钻，任粉尘飘在他的脸上，飘进他的肺里。

2007年春天，钟光伟的健康已被摧毁，他的体重锐减，咳得越来越厉害，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到大同市卫生检验检测中心要求体检，但被医生拒绝，理由是：尘肺是职业病，他们需要先确定钟光伟“有职业”才能给他检查。

这意味着他要先拿出一份劳动合同，这对钟光伟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他只是一位农民工，“农民工”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说明他同时具有两种身份：农民和工人，农民是他不可改变的阶级属性，工人是他实际做着的工作。在大国崛起时代，这样的人超过一亿两千万，路是他们修的，楼是他们盖的，一切繁重的、危险的体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但同时他们也是这个国家最被轻视的一群，常常被当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员，他们有流不完的汗、使不尽的力气，却很少有法律意识，大多数都不知道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当权利受到侵害，他们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拿不出一份劳动合同，而你知道，中国是个讲法律的国家。

钟光伟回到工作的煤矿，希望矿上能够给他开个证明，但被拒绝了。在他们眼中，钟光伟已经成了一个明显的负担，他们实在没理由自寻烦恼。无奈之下，钟光伟向大同市南郊区劳动局请求裁定，这是异常艰难的旅程，需要赔无数笑脸，说无数恳求的话，他剧烈地咳嗽着，在这城市的马路上徒劳无功地蹒跚往返。三个月之后，劳动局的裁定出来了，他们不承认钟光伟和煤矿的劳动关系，理由是大国崛起时代的典型理由：钟光伟不认识煤矿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矿工作。

现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诉，还是同样的旅程：赔笑脸、说好话、蹒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审之后还有二审，一切再来一次。最后钟光伟终于拿到了那份判决，法院认定他和煤矿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于是，在长达一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钟光伟终于赢得了检查身体的权利。

体检结果表明，钟光伟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严重受损。他拿着这份体检报告向政府申请工伤鉴定，这是另一段艰难旅程：赔笑脸、说好话，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无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他赚到的那点可怜的钱几乎耗尽，只能吃最廉价的止痛片来缓解疼痛，开始是一颗一颗地吃，后来是一把一把地吃。在7个月的艰难周折之后，他被鉴定为伤残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然后他开始申请工伤赔偿，他填了表格，复印了证件，办齐了全部申请的文件，大声咳嗽着来到南郊区劳动局，与以往的繁琐拖沓不同，这一次，劳动局的表现异常简洁，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予受理。因为他工作的那家煤矿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关闭了。

然后是再一次起诉，一切艰难再次上演，几个月后，法院判他胜诉，应获赔偿49万余元。他又等了四个月，没有得到一分钱，于是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钟光伟的故事中，我已经说过多次“艰难旅程”，但请相信，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艰难。在大国崛起时代，执行是无比艰难的事，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律师也会因为听见这两个字而昏死过去，更何况是身份卑微、衣着寒酸、奄奄一息的钟光伟。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于住处和法院之间，一次又一次地绝望。他们跪在地上，流泪恳求，然而你们知道，法院都是讲法律的，所以法官会向他提出许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矿主带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大型矿山设备的仓库……他们一定明白，这些要求对钟光伟而言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时钟光伟已经身无分文，还欠了一身的债，他生活在煤海之中，却买不起一块取暖的煤，在中国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里，他们一家五口缩在一条薄薄的毯子下，其中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钟光伟彻夜咳嗽，有时还会晕厥。他和妻子都想过自杀，他12岁的女儿准备去卖血，在最艰难的时刻，善良诚朴的钟光伟甚至想炸毁这个苦难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几个月后有了转机，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体也开始广泛报道钟光伟的遭遇，然后，2010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钟光伟和他的债务人，开始了一次艰苦的谈判。大国崛起时代的法律有软硬两种版本，对吴产娣、钱明奇和徐武来说，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对钟光伟来说，法律就是软的、可以讨价还价的。煤矿主不肯支付全额赔偿，法官从中调解，钟光伟就只能一次次降价，从49万到48万，到47万，到35万，最终27万成交。法律是钟光伟最后的信仰，但最后，法律给他打了个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点，钟光伟被推进南京胸科医院的手术室。医生从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浑水，右肺更多，21瓶。医生说，这只能减缓他的病情，却不可能根治。

在大国崛起时代，像钟光伟这样的尘肺农民工有千千万万，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像钟光伟这么幸运，没有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他们几乎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挣扎，然后默默地死去。

钟光伟还活着，他身高173公分，体重52公斤。他洗了肺，还了债，买了一所旧房子，用健康换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的病不可能治愈，也没人会给他报销医疗费，因为他是个农民工。对他来说，“未来”是个奢侈的词，他没有太多计划，只想养些猪、养些羊，让家人吃饱穿暖，自己尽可能地活下去。他现在学会了使用网络，两年中，他在网上发布了超过4000条信息，全是在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说：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我没有能力给他们太多帮助，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觉一点温暖。

（五）

我要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时间足够，我还会给你讲叶海燕的故事。叶生于1975年，是一位坚定的女性权益维护者。她关心艾滋病人，多次帮助他们维权，因此历经挫折。她长期致力于维护性工作者的权利，为了了解她们的处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价妓院。她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官方的和民间的，我们的政府不喜欢她，我们那些满怀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么喜欢她。就在10天之前，几个不名身份的人闯进了她的工作室，他们砸毁了许多家具，却并没有让叶海燕屈服。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继续关心女性权益：那些吸毒品的妇女、那些在身处监牢的妇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种种暴力下痛苦悲伤的妇女……她活得并不容易，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国第一任民选的妇联主席，如果有可能，她还想做中国的第一任女总统。

我还想讲梁树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岁的企业白领，共产党员。他受激于钱明奇之死，报名参选他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他通过了一道又一道繁琐的程序，填写了一张又一张麻烦的表格，他印制了竞选海报，满怀热情地对选民们讲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按照中国法律，这不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是应该做的事情，但他还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碍，有人电话阻止，有人当面劝说，还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资料，远赴他的家乡做各种调查。2011年9月8日，在广州丽江花园的人大代表选举现场，他把两位候选人的名字划掉，在选票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投进票箱。他获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但最后还给败给了那些阴险的设计和可耻的伎俩。下一次选举将在2016年，梁树新说，如果那时可以正常地参选，他愿意再次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贡献力量。

还有萧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萧瀚这个名字已经被注销过131次。萧是一位43岁的学者，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长期关注时事，时常发表评论。在大国崛起时代，时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赞美政府，一种批评政府，萧瀚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后者。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学校停课，也曾短暂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8个小时。2009年11月，萧瀚注册开通了他的第一个微博账号，谈论法律、时事和言论自由，很快这个账号被注销，然后他注册了“萧瀚微博二世”，二世被注销之后，他注册了三世，三世又被注销，他就注册四世……在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他的账号是“萧瀚微博132世”。事实上，在中国的互联网中，转世者决非萧瀚一人，而是成千上万，他们被称为“转世党”，其中有一位党员已经转世359次。

在大约30个月的时间里，萧瀚共计发布了超过百万字的言论，其中有一些广为人知，比如“恶猜公权、善待私权”。在某个意义上，他已经死过131次，但依然不会放弃死亡。这是铁墙与头颅的战争，虽然取胜无望，但他依然坚持着一次次把头颅撞向铁铸的高墙。萧瀚说：在没有自由的时候，自由就是一切。

还有刘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刘德山是一位从业40年的法官，同时还是一位法院院长。2010年5月4日，有人电话通知他去一个度假山庄，他冒雨前往，从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监视居住，然后被投进看守所，在此期间他备受折磨，受过各种各样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权势的人物，却依然无法对抗无辜加之的伤害。在酷刑的间歇，办案人员也会表现出一些善意，他们会推心置腑地劝告刘德山要“调整心态”，因为办案的方针不是无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是有罪。还有人会劝他明辨形势，“既然你都进来了，总得说点什么，给我们个台阶下吧？”19个月之后，法院判他无罪，然而失去的已经失去，应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准备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不过他自己也清楚，这将是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44岁的公务员，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则讽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笑话，共计58个字。因为这58个字，方洪成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家，他被劳教了一年，平均每个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来出事后，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一切都推给薄，但这并不能说明方洪何以至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为什么会害怕一个笑话？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把一个仅仅是讲了几句笑话的人投进监牢？为什么公民的权利可以被如此轻易地剥夺？却又如此难以维护？方洪说，集中营的日子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接下来，他将不遗余力地对抗这邪恶的劳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间挥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矿坑中疲惫挣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艰难道路上的人。几十年来，正是他们铺平了道路，盖起了高楼，是他们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也正是他们，一直建设着、背负着、也忍受着这大国崛起的时代。

当人们欢呼大国的崛起，也应该看到大国的危机。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确实让许多人摆脱了贫困。而与此同时，人权状况却并没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独立，新闻依然不自由，言论依然被管控、被压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这些都已成为大国崛起时代难以承受之重。事实上，这并非大国的第一次崛起，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过繁荣时期，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这繁荣将很难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萧条、饥荒、战乱，直至最后的覆亡。没有太多证据显示现行制度比历代王朝政治更加优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难以摆脱的宿命。当物价飞涨、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日异严重、民间的抗议运动如风起云涌，而维稳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业，我们必须知道，这就是末日征兆，几千年间，这样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变，接下来就将是千万人的苦难。

作为中国人，我毫无疑问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这富强绝不仅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绝不仅仅是物质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除了钱，它还应拥有文明；除了枪，它还应心怀慈悲。当它崛起时，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不是被扼住喉咙；不幸的人应该得到救济，而不是被推进深渊；勤劳的人应该得到奖赏，而不是被无休止的盘剥；它的崛起应是13亿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几个家族的专利；它的崛起应惠及真正的劳动者，而不只是让官员中饱私囊；它的崛起应该让权力受到约束、正义得以伸张，而不是让吴产娣、钱明奇、徐武、钟光伟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难。我可以为它的崛起欢呼，却不能接受它崛起于我的尸骨之上。

- 慕容雪村

来源：葫芦葫芦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a3a7f01015k5l.html

《大国崛起的十二个瞬间》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