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
阿瑟昨晚说什么？一下子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件很重要的事。唉，要是当时
没那么困就好了！
我站在阅兵场上。囚犯们刚分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
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做“咖啡”。
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
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党卫队中的虐待狂
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
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
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
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等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
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
噢，想起来了！
※ ※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
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
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Ghetto）。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
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
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
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
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
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
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
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
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
慰他们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
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
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
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
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
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恶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
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
足够的氧气。
人们虽然操着不同语言，但通常都要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高知阶层和文盲
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
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
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
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
来的。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
他人的椰榆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
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对什么都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
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
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约
塞克，冲着约塞克发脾气。
我半开玩笑地称约塞克为“拉比”（Rabbi）①。他当然不是一个“拉比”；他
原来是一个商人。不过信仰渗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们优越。我们都是信
仰上的穷人。他愿意随时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他愿意与我们分享神力。
①指犹太教教士。——译者注。
可是，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犹太人，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约塞克
老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轶闻，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
难。这又能给我们什么抚慰呢？
约塞克一讲起话来，就彻底忘掉了（也不顾）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的看
法，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一次，我们几乎因此争吵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中午就歇了工，躺在铺上休息。有人在谈论听来的
消息。当然，消息一如往常，让人沮丧。约塞克似乎没有在听别人谈论，而且什么
问题也没问。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放光。他开始发话了。
“我们的学者说，上帝造人之初，有四个天使作为人类的义父母站在那里。这
个四个天使分别是怜悯，真理，和平与正义。关于上帝是否应该造人，他们老是争
执不下。反对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恼了。作为惩罚，上帝把真理天使流
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恳请上帝宽恕他。最后，上帝听从了这三位天使的话，召真
理天使回天堂。因为从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中积存了一
大块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带回的一大块儿泥土，上帝创造了人。”
阿瑟这个债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断了约塞克的话。
“约塞克，”他说，“我可以相信上帝用这块泪水浸泡过的泥土创造了犹太人，
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块儿材料制造了我们集中营的指挥官威尔豪
斯？”
“你忘了该隐。”约塞克辩解道。
“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该隐一怒之下杀了亚伯，但是他并没有折磨亚伯。
该隐和他哥哥间有一种人格的联系。但是，在杀害我们的凶手眼里，我们不过是异
乡人。”
我明白约塞克受到了伤害。为了避免争吵，我加入了谈话。
“阿瑟，”我说道，“你忘了已经进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进步。”
他们俩只是苦笑——现在这种老生常谈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阿瑟的问题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我们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
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营官威
尔豪斯与受折磨的犹太人之间有一种人格联系吗？
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我脊背受了伤。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听着从
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听到了一小段来自伦敦BBC广播电台（也可能是来自莫斯
科电台）的消息。
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摇了摇我。
“西蒙，你在听吗？”他叫道。
“嗯，”我喃喃道，“我在听。”
“我希望你支起耳朵来听。你眯缝着眼，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真应该听到那
位老妇人说过的话。”
“哪一个老妇人？”我问道。“我还以为你说我从BBC广播电台听到的消息呢？”
“这事儿早了。你该已经打过瞌睡了。那位老妇人说……”
“她能说什么？莫非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还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掉
我们？”
“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过她讲到了别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及时像她那
样去想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上帝已经离去。”阿瑟停顿了好一阵子，以便让我理
解他说的每一个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问道，“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睡上一觉，”我说道，“上帝回来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从我们住进马厩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声。难道不过是我在做梦？
※ ※ ※ ※ ※
我们还在等着入列。显然排队遇到了些障碍。所以我还有时间问一问阿瑟我到
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谈过话。
“阿瑟，”我问道，“我们昨晚谈的什么？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上帝已经离
我们而去’？”
一约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区。他向一位老妇人打探消息，老妇人抬头望着天，很
严肃地说：'噢，万能的上帝，请您不要离去。您回来吧，再回来看一看您的大地。’”
“瞧，这就是消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上帝放弃了的世界里？”我总结道。
我认识阿瑟已经多年了。从我成为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起，他就成为我的高
参和朋友。我俩就像一对儿亲兄弟。他曾是律师，作家，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
意。我则渐渐变得宿命起来，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们也不再可能自由
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国营里，我们的想法总是两岔。阿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提前就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不错，他确实认为我们不可能幸存，
但是他又坚决地相信，德国人终究逃不脱惩罚。也许他们成功地杀害了我们和其他
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但是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因此而毁灭。
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品尝着饥饿，疲惫，对家人的担忧，屈辱……尤其
是屈辱。
有一本书上曾经说，人的坚定信念不可动摇。如果说我曾经还相信过这句话的
话，集中营的生活也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每天发生的事反复在“证
明”着，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在一个不再把人当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让人
相信。所以人就开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
位。我们真正地开始认为上帝已经离去。不然的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现状。上帝一
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代理。
老妇人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她不过说出了我早就认定了的事实。
我们又回到集中营待了一周。在东部铁路线工作的营所又进行了新的一轮“登
记”。登记包含着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着的人所难以想象到的新危险。他们越是频繁
地对我们进行登记，我们就变得越少。用党卫队的语言来说，登记不仅仅是盘点。
它还意味着别的，再分配劳动力，拣选不再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出去
——通常是扔进毒气室。根据有限的个人经验，我们信不过字面上听起来似乎是无
害的词句。德国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无害的意图。对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存有疑心。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不久前我们中有两百多人被送往东部铁路线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点儿也不轻
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营，还是感到自由了一点儿。饭还是从集中营带来的，
所以口味依旧。不过放哨的是铁路警察，我们也就不必老担心营房的党卫队巡逻了。
在德国人眼里，工头和领班不过是二等公民。日尔曼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
上一些。但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夹在自命为优等民
族的德国人和低贱的犹太人之间。一想到如果犹太人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会感到不
寒而栗。到了那个时候，疯狂的灭绝机器注定要开向他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
尔曼少数民族都会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不安，极力要装作比一般的
德国人更像“德国人”。少数人出于同情，不时会偷偷给我们塞几片儿面包，希望
我们不至于劳累致死。
其中有一个叫得罗什的醉汉，他年纪较长，对我们不是那么凶残。不过只要他
没酒喝，他就会借殴打囚犯打发时间。他管的那一队犹太人经常拿钱买酒精贿赂他。
有时，囚犯会给他讲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这一招通常
会管用，他真的“被感动了”。他得意的俏皮话和他对犹太人的欺负一样为人所熟
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区已经被杀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讲述这类故事，
他就回答说：“总得留他几千个犹太人去参加里木堡最后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吧！”
有一天我们听他把这话一连说了几遍儿，他对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妙语感到非常自豪。
等到分排成几队后，我们几个特别想出去做工的人看来注定要留在集中营里了。
在营里不断气地搞着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他们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
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
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他们少活了几
天，几周，几月，但他们也免受了无数的折磨与暴行。
在集中营里会有不止一个的党卫队员在监视你。经常有卫兵一个作坊一个作坊
地来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乐，或者向指挥官报告说囚犯在搞所谓的“破坏活动”。
这样的汇报总会招致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要是一个党卫队员说囚犯没能好好工作，
他的话总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够指出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卫队员
说得话总是对的。
指定的工作已经快干完了，我们这些从东部铁路线撤下来的人沮丧地站成一圈。
很显然铁路线上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忽然有一个下士过来点了50个人。我被选
上了，阿瑟被留在了后边。我们被分成3组，开向里边的那个门儿。那里有6个“阿
斯卡里”被分派来站岗监督我们。这些人是志愿为德国人服务的俄罗斯逃兵和囚犯。
“阿斯卡里”本是指一战期间在东非为德国人服务的黑人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党
卫队也拿这个名称称呼俄罗斯的辅助人员。这些俄罗斯人被用来在集中营里协助放
哨。德国人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其中的许多人也不负所望。
只是由于贿赂才使他们的凶暴稍稍收敛了些。“营头”和“领班”与他们交涉，保
证给他们提供酒和香烟。所以出外工作的人如果是在阿斯卡里的看管之下，可以享
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阿斯卡里非常喜欢唱歌：在集中营的生活里，音乐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乐队。其成员包括里木堡和附近的许多一流乐师。
党卫队中尉理查德·罗基塔曾经是西里西亚咖啡馆的一名小提琴手，他对“他的”
乐队非常着迷。这个人，平时对囚犯又是骚扰又是屠杀，同时却又只有一个雄心—
—领导一支乐队。他特别为乐师们安排了房间，变着法子对他们表示关心，但是又
从不让他们离开集中营。一到晚上，他们就演奏巴赫·瓦格纳与格里格的作品。有
一天罗基塔带回了一位名叫蔡蒙特·施莱希特的作曲家。他让这位作曲家创作一首
“死亡探戈”。每当乐队奏起这个旋律时，这位虐待狂罗基塔的眼中就会满含泪水。
一大早，囚犯们离开集中营去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奏起乐曲送他们出去。这位
党卫队员坚持要我们及时出发，以便赶上音乐。经过营门的时候，我们就唱起歌来。
集中营的歌曲很特别，混杂着忧郁悲伤，病态幽默和下流词句，是俄语、波兰
语和德语的奇怪混合。下流淫荡迎合了阿斯卡里们的需要。他们老是要求大家唱一
首很特别的歌。他们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大咧着嘴笑，平素脸上挂着的凶残表情一
扫而空。
一旦我们走出带刺儿的铁丝网，空气就似乎突然清新了许多；铁丝网后的人和
房屋渐渐看不到了，掩蔽到了一片瞭望塔之后。
行人常常停下来，好奇地盯着我们。有时，他们向我们打起手势来，不过很快
就会停下来，担心党卫队员会看到这种表达友好的手势。
街上的交通似乎未受战争影响。前线在700英里以外，只有眼前的少数士兵提醒
这不是和平时期。
只要有一名阿斯卡里唱起来，尽管大家都没有心情唱歌，也都只好跟着唱了起
来。妇女们站在目瞪口呆的人群中，一听到下流的歌词，就害臊地扭过脸去。自然，
阿斯卡里们看到这一幕，会感到非常开心。有一位阿斯卡里离开队伍，跑到边道上
和一个姑娘搭讪。我们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不过小女孩儿一听到他说话，涨红
了脸，飞快地走开了。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了。
我们的目光都在边道上的人群中扫来扫去，迫切想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然
也有人只顾低着头走路，担心遇到熟人。
从行人的表情上你可以明白，我们已经命定要被勾销掉。里木堡的人早已对受
折磨的犹太人熟视无睹了，他们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家畜一样看着我们。每
当此时，我总觉得这世界好像是早已谋划好了要与我们作对，我们只能毫无反抗地
接受命运，得不到一丝同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旁观者脸上冷漠的表情。他们中是否有人
想过还有犹太人活在世上？他们是否想过，只要有我们在，只要纳粹还在忙于对付
犹太人，他们就不是唯一的居民？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一次经历。在回营的路上，
我原来认识的一个男学生刚好路过，他现在是一名波兰工程师。他不敢公开朝我点
头，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面带诧异，似乎是在惊诧我为什么还活着。对他来
说，我们无异已经死了；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张签发过的死亡证书，只是死期尚待
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