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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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的超人智慧和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谢邱会作将军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1)周与毛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给黄吴李邱所做出的示范,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毛。在这一点上,黄吴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毛也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对毛同样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一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黄吴李邱和江青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2)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3)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共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噎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贰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
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
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
"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了,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噎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龌龊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噎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且看明年的十八大会不会"发扬光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见到权力就拼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贰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 '',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
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噎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 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共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噎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
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
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即使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他也不能揭露,更不能批判声讨,甚至连回忆都不准。笔者认为,打破对邓小平的吹捧和迷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是不可绕过的坎。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种种谬论、丑行和罪恶,中国不可能前进。
结 语
邱会作回忆中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三句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话,却可以为我们吹散许多迷雾,扫清许多重大的障碍。中共把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由于中共把自己的历史弄成了一个迷宫,发生了一个错误,就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二个新的错误;然后,又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如此滚雪球,错误越犯越多,谎言越编越大,迷宫也越来越玄,打开迷宫需要的钥匙必然也就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三句话可以视为许多钥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显微镜、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革,认清中共的本质。
木有真相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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