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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二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那是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之后，他在写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如此写道，“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到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傅雷家书》）对毛泽东的钦佩，溢于言表。

　　事后看来，这段话当然是犯了文人的幼稚病，但是这其中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

　　毛泽东是一个极其擅长运用“辩证法”的人，在毛那里，“辩证法”和形而上的哲学无关，恰恰相反，他对“形而上学”嗤之以鼻。但凡谁没理解到他的意图，他便会说，“没学好辩证法，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所以说，他的辩证法就等于“矛盾”观念。比如，毛泽东说过：“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样通俗的话，当然和黑格尔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毛泽东一生中对辩证法的运用看来，上面这段话几乎可以算是与辩证法十分接近的了。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几乎可以把中国传统中的各种“对子”理解为辩证法——

　　“有红白喜事……中国人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白喜事……中国人是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死亡，百姓们叫喜事。如果有人死了，会举行一个追悼会。当人们为痛失亲人而哭泣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也是一件喜事，实际上，确实如此。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妙。”——《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这段话讲到后来，很难让人能够理解清楚，比如孔夫子2000多岁为什么就很妙了？这样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都可以归结为辩证法。

　　毛泽东经常会在重大会议上讲类似这样充满矛盾观的话，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资料中记录，毛泽东声称：“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记录中，又有这么一段——“我问过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山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是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说明，这点上有迷信思想。”

　　毛泽东的这种“矛盾观”与“辩证法”，与其说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毋宁说是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和中国古代公孙龙的思想，一种类似于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更为确切些。

　　这种“矛盾观”和“辩证法”不仅仅体现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还充斥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一生之中，他的信誓旦旦与出尔反尔，他的独断专行与民主集中，都能够通过他的这一套矛盾观而自圆其说。

　　在政治风格上，从毛泽东的言论上看，毛泽东对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是非常支持和相信的，他提倡“群众路线”，号召大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对知识分子是十分反感的。汉学家白鲁恂在《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人民’并非某种受过教育、掌握很多知识、充满了好奇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口群体。恰恰相反，‘人民’是那些单纯、朴素、勤劳、温顺的人们。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供，改进自己的地位。毛泽东对农村生活方式、农民言行举止的赞美，与他这样一种为人熟知的信念是一致的。这一信念就是，相对于机械技术，毛泽东更相信人类努力的优越性，以及怀疑、不信任正规教育。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毛泽东虽然总是以正规教育与‘书本学习’为由而攻击他人，但他自己却沉浸于各种书本中。”

　　然而，在实施政策的过程当中，取“人民”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最神秘的政治局，充满了“某种列宁主义的精英式政治原则”。从经济到政治，中国的各种政策都来自于一个地方——中央。可是这个中央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有哪些人组成，没人知道——“有时候，‘中央’不过是北京的某个适当的部，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它又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或者其常务委员会的形式出现。甚至在某些时候，‘中央’可能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本身。当提及北京的时候，较低层次的官员们总会说道‘中央’。但是，他们究竟在讨论那一个确定的人？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毛泽东一面声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而这些群众却看不到那些被宣传为利于他们的运动是如何发出来的。

　　这样看来，仿佛毛泽东就是一个打着人民的旗号做着帝王的事儿，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官僚体系又确实极度厌恶。不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还是在三反运动，以及56年之后的整风运动中，反“官僚主义”都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这种矛盾不仅仅体现在宏观的政治统治上，还体现在毛泽东作为决策者的行事和做人风格。一九四五年夏，黄炎培对毛泽东提出了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执政周期困境，毛泽东当即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对”，一是被誉为当世的隆中对。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江西党校的出版物，里面一篇文章谈到了秦始皇为什么要倒台，是因为修筑了万里长城。这种最多算是暗示性的批评意见就为毛泽东所不容，“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要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林彪打断毛泽东的评论，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句话林的本意很可能是在撇清毛泽东和秦始皇的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却不领情，而是说了一句令人惊诧的话来，他立马反驳道：“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万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贯承认。”（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一方面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民主，另一方面，又自称比秦始皇还独裁，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任帝王敢公然宣称：“坑了四万六千个儒”这样的话。然而，在毛泽东那里，由于“极灵活的掌握了辩证法”，民主与独裁，群众还是精英，这些似乎都如他所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矛盾要暴露，问题才能解决，不应该压制矛盾”，“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总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总是迁就，又会变成纳吉。”拉科西是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而纳吉则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的主角儿人物。这似乎体现了毛泽东宽容和从谏如流的态度，也是因此，毛泽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可6月，便是一篇《这是为什么》，矛头一转，便成了反右。

　　同样的，在庐山会议上，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毛泽东面临党内的巨大压力，这时候，他对刘少奇等人讲：“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这样说，仿佛是在让党内同僚批评自己，但是他接着便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肚子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能放弃。”

　　“现在也不能放弃”的这个原则当然就是“我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前面明明说了“有话就讲出来……我交代了，让你们驳，你们又不驳”，后面便紧跟了这样一段威胁的话，实在令人费解。更令人尴尬的是，毛泽东似乎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说：“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上）可是接着他又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带走他的妻子；而他，将再次上山，拉起另一支红军来反对他们。可以说，在庐山会议上，他针对刘少奇的反戈一击，为他定性“彭黄周张”的四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的这一套翻云覆雨起了巨大的作用。

　　到如今，毛泽东早已不再如当年那般被神化，相反，有很多文章把毛泽东单纯的描述为一个无恶不作的人，这显然是不适当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对于研究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伟大”不含褒贬）来说，显得太过草率和简单。而当我在试图理解毛泽东的时候，每每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词——“辩证法”，本文便是从引用史料和国内出版物的方式，以此说明——

　　毛泽东既不是毛主义者所奉为的神，也不是很多境外出版物所描述的魔，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而且，要理解这种复杂，必须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观点，导致了一个看上去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人，但是历史地看，这样的逻辑，恰恰是一代中国人都认同和赞美的，甚至连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和文学家，也不能分辨出其中的谬误，而只是说，“毛泽东是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的人，又岂止毛泽东一人，如果只有这么一个人的话，这个国家也不至于发生如此多的悲剧。

　　从这一点看，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可以把整风与反右视为同样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再来反思“反右”的时候，便不会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毛泽东一个“请君入瓮”的阳谋，在毛泽东那里，整风是最正确的，反右，同样也是最正确的。整风与反右，只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对他而言，在道德上，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上，出现了某些瑕疵。到时候，我只需要竖起三个拇指，“功过三七分”。这一套逻辑，从最高层到最底层，像一个幽灵一般的，一直延续至今。

　　（此篇是“反右”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是《知识分子集体溃败的那个时代》）

邹思聪：毛泽东的“辩证法”

没有逻辑中国难以民主兼批方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