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今天贴的是8月16日第一篇，由我撰写的《我们的探索》。

   四通的发展，作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各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尺度来考来它、评价它。有人说它代表了潮流和方向，是改革的“希望之光”；也有人预言它的穷途末路，说它发展不下去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还存在，它还在发展，它在普遍低效益的环境中创造了高效益。

   四年来，四通没用国家一分钱投资，借款二万元起家，累计销售七亿元，为国家贡献税收二千万元，积累资产四千万元；开辟了我国文字处理电子化的新产业；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看待四通效益，不能离开中国改革的大环境；四通的探索涉及到当前改革中的许多问题，我想讲讲自己的看法，也愿意认真听取每一种批评意见。

   所有制问题是我国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四通在没要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真正的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属于四通的全体同仁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也许，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已经说明不了我们自前的财产关系。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地探索多种股份化方案。可能股份制是理顺财产关系，确定新的公有制的好办法。有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种传统的公有制。所有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革为新的公有制，这就是四通的探索。

   过去十年中，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出现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关于四通这样的民办科技企业姓“社”姓“资”问题也有许多议论。我们认为，不能在大锅饭、吃皇粮和公有制、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四通的分配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四通，没有铁交椅，没有铁饭碗，没有铁工资。我们的原则是效益好则多分配，效益差则少分配，没有效益则不分配。这是真正的按劳分配。四通一刻也不能离开国家的宏观调节，四通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四通所面对的市场需要是国家宏观调节和总投资分配造成的。四通只有把自己的经济行为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才能获得高效率、高发展。我们认为，四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

   如何使科技工作面向市场，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是四通的探索，也是中关村一条街的探索。把科技成果引入流通领域，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点。流通服务也是一种产业。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流通服务业是我们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是需要大力发展的一种产业。如何区分“倒爷”和流通产业，我认为是有客观标准的。关键是看它们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什么？ 如果在流通过程中除了提高物价，什么也没有提供，之所以能参加流通靠的是权力、关系、“余威”、“不正之风”，这就是“倒爷”；如果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信息、服务、技术，这就不是倒爷。特别是象四通这样在流通过程中提供了技术的产业，往往由于高技术的高附加值，不仅不会 “哄抬物价”，相反在市场上能平抑物价，甚至能大幅度降价。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目前市场上什么都涨价，只有中关村一条街上电子产品在降价。我们推出第一个电子产品24针汉字打印机，国家同类产品的部颁价格是九千元，我们是三千元人民市。当去年微机价格大幅度下调时，有人说是四通又立了一功。开发、生产、流通、服务，是一个产业的整体。在计划导向、产品导向的体制下，发育不完善的传统产业轻视了流通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缺乏活力的时候，重视流通、服务和市场导向的四通等新型产业的崛起，也许正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希望。去年全国民办实业家座谈会上，钱学森同志曾经对我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搞技术开发，另一支队伍把科技成果商品化。我们历来没有第二支队伍。现在你们起来了，补上了这支队伍，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

   “国产化”，是我们多年来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国策”。应当怎么认识国产化呢？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从一国经济向多国经济变化”的趋势。福特公司的“护卫牌”汽车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车”。它在美、英、法装配，零件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和巴西生产。IBM的微电脑更是众所周知的万国牌。为什么这样做，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用他们的话说是为了追求高利润。有些事让人费解。比如，当美国公司买进中国生产的机床硬件，加上自己的电脑控制软件，价格翻番在市场上销售时，人们却对美国企业家倍加赞扬，把它当作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典范讲给国内的企业家听。没有人去批评美国人的非“国产化”。我们几乎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作总体设计，在日本采购主要的硬件，加上我们开发的关键软件，成为我们畅销的拳头产品2401电子打字机。一个紧追不舍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搞国产化？”，我要说，国产化目前不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道路。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更宽阔的视野，博采各国所长，获取各国之利，以世界为原料采购场，以世界为厨房，以世界为市场。

   “国产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口号，它反映了那种缺乏自信而输不起的防御心理。我们应当有民族自信心，我们应当站在别人的肩上，我们应当搞“万国化”。“万国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搞优势组合。我们不应该把先进技术，便宜的产品柜之国门之外。要把外国人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发展高技术产业，我们要走国际合作道路。国际合作，应当是平等的合作。平等合作，就是自己要赚钱，也要让合作的对方赚钱。我们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我们的优势。国内市场寸步不让，同时又要“走向世界”，这可能吗？许多日本企业是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然后才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中国的高技术企业首先需要学习在国内市场赚钱，需要学习与人平等合作共同赚钱，然后才能真正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去赚外国人的钱。

   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这种意义上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一种新关系。广东人说：“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没有信号摸着走”，这反映了他们积极进取改革精神。目前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新秩序的建立，应该是在政策和对策之间不断调整的结果。如果没有人摸着走，就不会有新秩序。我要说，“把政策用足”，不是“钻空子”，是积极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有正确，也会有错误。我希望，应当允许政策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有人说，如果把给四通的那些优惠政策给我们，我们会比他们干得还好。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比我们干得更好，但我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优惠政策指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从创办到现在的四年多里，国家没给我们一分投资，没拨给我们一分外汇，没给过我们一寸空间，没批给我们一张许可证，没调拨给我们一点原材料，没保证我们一个用户的市场。我们是资金靠贷款、外汇靠调剂、空间靠租赁、人才靠吸引、产品靠用户、市场靠开拓。如果说这就是优惠，那改革正是要把这所有的优惠都给予企业。如果说优惠是指刚刚颁布的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区的新政策，那只是说，中关村一大批象四通这样的企业在没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国家予以支持、鼓励。这种政策既不是施惠于四通一家，也不是四通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是中关村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四通的今天是一大批有志之士艰苦创业的结果。

   一个企业，吸引顾客、吸引人才靠什么？ 有人认为靠的是金钱的诱惑力，我们认为主要是靠事业的凝聚力。据说，“尽人皆知”的是中关村普遍靠“行贿”、“受贿”、“回扣”等不正之风，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四通与其它许多健康发展的民办科技企业一样，从公司创办的那天起，就严禁贿赂、回扣等不正之风。我们相信，“回扣”等不是一个正规的现代企业的行为准则；我们相信这样会严重地腐蚀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相信“捣鬼有术，也有限”，这样做毕竟成不了正果。四通四年七亿元的销售额靠的不是“回扣”，靠的是产品的性能价格比，靠的是服务，靠的是用户对我们在改革中探索的理解和支持。沈阳四通公司创办过程中各种手续得到当地政府各方面的积极支持。有人惊叹神速并打听“你们送了什么礼？”创办人说，我们到处送两样东西，一是总公司编的《探索中的思考》小册子，一是内部刊物《四通人》合订本。我们负责公共关系的干部说，我们靠的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当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也在影响着我们的队伍。在创办初期，内部也有人建议我们采取“灵活”的措施，我们领导核心的多数人反对，坚定地拒绝了这种“建议”。当然，我们不可能“队伍纯粹又纯粹，道路笔直又笔直”，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会有某个局部、某些个人在违反我们自己提出的原则。但我们坚持二条：一是反对，二是不靠这个。

   把人才闲置在那里“在职失业”，大家看惯了。人才流动起来了，却会引起许多议论。有人说聚集在四通和其他民办科技企业周围的都是一批“朝钱看”的“拜金主义者”。这是歪曲，这不是四通人，也不是民办科技企业家。我们相信，吸引人才，是靠事业的凝聚力。要挣大钱，许多四通人可以走另一种路。是共同干好一个大事业的目标，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没有人才流动，就不会有科技体制改革，就不会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不会有四通的发展。没有人才的双向流动，没有人才的双向选择，就不会有劳动的优化组合。

   四通从成立那天起，我们就把“高境界、高效率、高效益”这三高原则挂在自己的墙上。我要说，四通的“高效率”的机制，来源于“高境界”的观念。我们还刚刚起步，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里程碑。评价四通，不能离开一个标准，也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

   （载1988年8月16日《经济日报》）

  《四通靠什么“挖”人才》
   
    看了经济日报关于“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讨论，颇有感触。我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人才竞争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国家给予民办企业一些优惠政策，企业减免税收后的资金如何使用？ 国家应该有所控制。如果这部分资金大量进人个人收人分配领域，不但有一个国家财富合理分配问题，也会造成各行政事业单位与民办科技企业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进而导致人才的不合理流动。

    当前社会上已经愈来愈明显地出现人才从“收入低”单位向“收入高”单位流动的现象，出现了出高薪挖走技术力量的现象。在工资与物价的议论近乎热到沸点的今天，碰到以上情况，“人才被挖”单位也只得徒唤奈何，最多是仁至义尽，悉听尊便。
   
    据我所知，北京市一家研究所，几年前摒弃论资排辈的旧观念，让一名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承担了所里主要科研项目，并为他创造了学习条件、工作环境。谁知，另一家公司也看中了这位青年的才干。在高酬金的吸引下，这位青年把所里的科研任务放在一边，不分上下班时间，占用所内设备，为这家公司干活。所里出面干涉，这位青年置若罔闻。那家公司说。你们要多少钱都行。最终，这场“官司”以这位青年调入公司而不了了之。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年这家研究所又要分来几名研究生、本科生，所里想要又不敢要，生怕又当了“冤大头”。
   
    “官办”科研院所与民办科技企业之间应该有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但竞争应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才有助于实现科技结构的合理布局，输赢高低也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北京读者 朱 砂
   
   （载1988年8月20日《经济日报》）

内容为我回答《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提出的十个问题。

   “希望四通更透明些。”当记者把读者的要求转告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时，万润南爽快答应，忙里偷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四通效益讨论展开以后，有读者来信问，四通公司的后台是谁？ 万润南是不是某位领导人的儿子？ 您能就此谈几句吗？

    答：四通公司没有后台。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后台，那我们的后会就是广大顾客，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我们在改革中积极探索的理解和支持。

   我父亲是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师，公司创办之后就在本公司帮助我们理财。对于外面的种种传说，我常常因此而感慨，在中国做事情真难，连姓什么都要仔细选择一下，否则便要引起误解。

   问：四通进口国外组装件，外汇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产品是否有出口？

   答：四通进口所需的外汇主要是三个来源：一是自己产品的出口创汇，今年大约是800万美元；二是通过中国银行在市场上调剂；三是与有地方留成外汇的单位合作。

   把国家紧缺的外汇用于发展高技术产业，就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口上。四通不是赚中国人的钱，而是让外国人少赚了中国人的钱，并且已经开始赚外国人的钱。今年我们的2401电子打字机已经出口3000台，8320C打印机已经出口1000台。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走国际化道路，不能一步到位。首先要面向国内市场。第二步搞进口替代。第三步是走向世界。

   问：四通只是搞流通吗？ 你们是否也有自己的生产企业？

   答：四通并非只是搞流通，我们有技术开发．我们在中文文字处理的软件技术方面，处在很领先的地位；四通在北京、天津、珠海、昆明等地有生产基地，四通承包的云南电子设备厂，美国IBM公司的专家认为是“在中国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工厂”。四通在天津开发区的生产基地的厂房设备，许多行家看了认为美国的硅谷也不过如此，中国第一批出口的一千台打印机就是在这里组装的。

   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开发、生产都没有，光是搞流通，行不行？ 我认为不但行，而且应当积极支持。

   我国为什么那么多人才，那么多成果，那么多发明，那么多沉淀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中国不缺乏技术，中国的技术人员的水准不比别人低；中国不缺乏生产设备，中国的许多生产线不仅很好，而且相当豪华；我们缺乏的是流通环节。社科院一位教授最近讲了一个概念，如果说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是实际经济，那么流通领域创造的价值是象征经济。全世界一年象征经济是75万亿美元，实际经济是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象征经济是一年充其量200—300亿人民市，实际经济则是1万亿人民币。难道我们从这里还找不到差距吗？ 要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需要开发、生产，更需要流通、服务，这是产业的一部分。

   问：四通职工的收人如何？ 这是读者很关心的问题，能讲一下吗？

   答：在国外，有两件事不能打听，一是小姐的年龄，二是先生的收入。不过我们是在中国，而且大家又是那样关心，那我只好如实相告。1987年四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人是3800元，最高工资大约比平均水平高三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大约相差五倍。如果还要问得再清楚，这就要涉嫌侵犯隐私权，便会有悖于公司文化原则。就此打住，行吗？

   问：听说1985年有关部门曾向四通派出调查组，调查结果如何？

   答：根据我的理解，调查结果大概是这样的：（1）有一大堆问题：物价、工商、分配、外汇、税收等等。（2）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认为我们还是“很谨慎的”。（3）虽有争议，但还是允许我们存在并发展下去。

   今年初，中央又派了调查组，调查报告在今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并且发布了中关村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优惠政策。两次调查，对我们发展的影响都是积极的：第一次调查使我们头脑清醒，第二次调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统计过，平均18个月有一次对公司的“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调查。

   问：一些国营单位的负责人最感恼火也最不服气的问题之一是“人才流动”问题，请你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没有人才流动、没有人才的双向选择，就不会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也不会有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有人说，人才都流走了，国营单位只留下老、弱、病、残．还怎么干呢？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敢于扔铁饭碗流动出来的仍然是极少数，一流动就觉得他们是宝贝了，因此而懂得了对人才的尊重，这不是大好事吗？ 流出去的同志搞起了民办企业，形成了对国营单位的竞争和压力，使得原来死气沉沉的国营单位也有了生气和活力，这更是大好事。几十年的大锅饭，没有竞争，没有危机感、紧迫感。是民办企业的异军突起，打破了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问：也有人说，国营单位实力雄厚，一旦他们有了优惠政策，你们就要不行了，你们感到压力了吗？

   答：依我看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实力早就很雄厚，也并不是没有优惠政策。他们缺的是观念和机制。如果他们更新了观念，转变了机制，搞好了，这是国家的幸事。如果四通因此不行了，在竞争中垮台了，这也不是坏事，这说明比四通更有活力，更有效益的企业诞生了，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的星星之火，点燃了火炬的希望之光，即使自己熄灭了，这也是一种贡献。更何况我们也不会轻易退出竞争，我们目前在市场上遥遥领先，我们相信今后还将继续领先。

   问：要把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机制引人国营企业，您认为关键在哪里？

   答：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同国营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饭碗不同。民办企业的竞争机制、决策机制、人才机制、分配机制、精神激励机制等等，都根源于泥饭碗。国营企业的种种弊病，也有一个根源，就是铁饭碗。改革就是要打破所有人的铁饭碗。对这一点我们许多同志缺乏思想准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较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八亿农民原来就没有铁饭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之所以有较多的困难，原因之一是这些人手里有一个铁饭碗。打碎别人手中的铁饭碗，大家很积极；要打碎自己手中的铁饭碗，许多同志缺乏心理准备。大学生参与改革最积极，但国家不包分配便要找领导对话，因为不包分配就是没有铁饭碗。要把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最关键的是要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如果不打掉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这三块铁，什么优惠政策，什么发展战略，什么具体措施统统都没有用。泥饭碗机制是最重要的一条。四通在中关村一条街上发展较快，原因之一是因为四通打破大锅饭，捧泥饭碗最彻底。

   问：计算机开发使用在中国也会有饱和的问题，到那时你们的效益还有那么高，还能持续下去吗？

   答：信息产业是不得了的大产业，现在中国计算机市场大约只占世界计算机市场的万分之五，市场还远远没有开发。而且，我们不仅要面向国内市场，我们还将逐步走向世界．1987年是四通走向世界的准备年，1988年是四通走向世界的起步年。要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做好市场的转换，而且要做好行业的转换。我们正积极地筹建新材料、精细化工、医学、生物工程等其它新技术产业。我们到1990年的目标是销售额人民币10亿元，到2000年的目标是100亿元。

   问：实事求是地讲，四通既有成绩，也有失误和问题，能讲讲四通存在什么问题吗？

   答：四通目前正从创业初期进人成长期，有人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企业的青春过渡期。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在队伍急剧扩大时如何提高全体职工的素质。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四通管理学院，培训干部和新职工，目前已办了三期。

   四通并不完善，因为四通还在探索中发展。我们是在做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具有挑战性。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两难选择、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市场发育不充分、发展不平衡，再加上我们自身素质的不完善，特别是当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深层结构时所引起的震荡和压力……我们知道我们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有多艰难。但我们会拼命去做。一个民族要振兴，要有希望，不能没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献身。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第一块奠基石。这一切，历史将会作证。

   （1988年8月30日《经济日报》）

   内容为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慕昌对《经济日报》记者王玉玲的谈话。
   
   老周这个人，眼界开阔、思路清晰，开放、干练、精明，难得的人才。喜欢MM，也喜欢Money，所以没有能够安全着陆。1997年，临退休前，因为MM的告发，栽在经济问题上，1997年被判死缓。据说，现在已保外。
   
   《不可没有四通 不可都是四通》

   
   ----访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慕昌
   
   本报记者 王玉玲
   
   “如何看待四通效益，说到根子上，还是如何看待商品经济的问题。”采访一开始，周慕昌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周今年52岁，从事电子和计算机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已24年。他所在的计算机与信息发展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的计算机战略研究部门。搞理论研究的人，看问题喜欢作纵向和横向的“立体考察”。老周认为，要正确看待四通效益，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1959年，北京有线电厂和科学院计算所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现在仅2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计算机企业基本是一种发展模式：国家定任务，国家来投资，指定企业或科研单位组织科研或生产，产品直接交给用户，定价则依据的是“成本加5 ％利润”。老周说，“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庄园经济的模式，谈何效益！”
   
   “当然，我国计算机技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走过了‘三代半’路程，即走过了电子管、晶体管、中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现正进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卫星、导弹等许多国家尖端科研项目所用计算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还在服役。国家培养了人才，保证了重点任务，发展了计算机科学技术，这是不可磨灭的几大成绩。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计算机只是产品，不是商品，没有进入市场。这样的‘试管婴儿’代价太高了。到1979年，全国微型机产量只有12台，大中小型计算机只有431台！即使到了改革开放9年后的去年，全国微机只有4.7万台，小型机229台。今后几年全国计算机市场预计年销售微型机10万台，小型机和超级微型机2000台，大中型机几十台。市场规模也不过30亿人民币。而世界计算机市场是多少？ 1987年为2321亿美元！这就是说，即使是中国目前的计算机市场，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产业。
   
   “怎么办呢？ 三中全会以后，国营骨干企业，大院大所，开始转向市场，摸索一条新的路数。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和科学院计算所都是被称为‘皇家研究所’的国家骨干单位，他们研制的机房工程和联想式汉卡都已商品化。同时，一批民办企业兴起，许多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利用技术，根据市场需要，或从经营入手，或将技术转化为商品，积累资本，再进一步开发技术，开发产品，再回到市场。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四通就是其中的代表。同传统发展模式的国营单位比，这种企业有活力，有自我发展能力，产品也有竞争力。如四通中英文打字机，网络产品等。
   
   “我们说四通与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是说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积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学会在市场的大海中游泳，这是四通最可贵之处。这对国营企业，特别是计算机企业，很有参考价值。计算机产业需要高投资，但当前又不能指望国家大量投资。‘七五’期间，计算机行业需投资二十多亿，而实际上国家给的不到三分之一。躺在国家身上不行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国家除集中投资‘啃’一些重点项目之外，更多地应鼓励企业学会走向市场，利用国内、国外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从目前看，四通还是以流通和服务为主正在走向开发和生产的计算机企业。从产业角度看，不可没有四通，也不可都是四通。”
   
   老周最后特别强调：商品经济是一所大学校，每个人都在填写自己的答卷。四通这张答卷填得不错，它顺应了商品经济的潮流，无论赞成也好，观望也好，怀疑也好，反对也好，其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载1988年9月2日《经济日报》）

   内容为青年经济学家华生与《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的对话。
   
   华生，1953年生，经济学博士。1985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参加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后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任教。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四通效益的理论启示》
   
   ----青年经济学家华生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詹国枢
   
   没有寒暄，毋需客套，一见面，华生就直率地向记者建议：“你们经济日报关于‘四通效益’的讨论，题破得巧，层次比较高，但注意力一定不要局限在四通具体行为的是是非非，什么外汇、帐目、收人，这些问题，即使搞得一清二楚，又有多少意义？ 关键要通过对四通效益的剖折，看看四通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
   “那你认为四通效益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记者接过话头，与这位35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室（筹）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开始了对话。
   
   华生：四通效益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民营企业的机制显然优于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必须逐步民营化。这在当今世界是一个大趋势。
   
   记者：国外时下搞得很热火的好象是国营企业“私有化”而不是“民营化”。
   华生：这是翻译上的笔误，比如日本国铁，就是改为“民营”而不是“私营”。从本质上讲，国外大部分国营企业的所有制转换也并非搞的“私有化”。我们一些报上经常谈：“国际私有化浪潮”，恐伯有很大的误译、误解。今年5月我刚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民营化讨论会”，会上把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仅列为民营化潮流中的一个小分支。
   
   记者：国营企业改为民营，这在中国也能成为一个大趋势吗？
   
   华生：是的，大部分国营企业转为公有民营，“也是我国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拿四通的民营机制来说，它就有很多国营机制所不具备的特点，比如它的婆婆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婆婆。它搞的是市场导向，顾客和市场就是它的上帝；又如它的内部管理机制精简、明晰而又高效；它的人财物，产供销，运转十分灵活，决策非常迅速……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分析借鉴的。
   
   记者：国营企业改为公有民营，是否会涉及比较敏感的所有制问题？
   
   华生：这里有两个层次。首先，公有民营，从所有制角度讲，还是公有制，不过要改为民营，交由非官方色彩的职业经理阶层去经营。其次，今后随着公有财产的多元化，不但不是国营，而且也不好算国有了，也就叫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其实民营和公有并无对立之处，相反，它是保证和加强了公有，即人民所有。否定的是打着全民旗号的官办官营。
   
   记者：谈到所有制，四通的实践提出了一个不易说清的理论问题，它到底是私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是新形势下的公有制企业？
   
   华生：四通的所有制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换句话说，象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还普遍存在着财产关系不清的问题。
   
   记者：万润南在文章中说，“四通财产属于四通企业所有，属于四通的全体同仁所有”。它的财产关系不是已经清楚了吗？
   
   华生：如果真是属于“企业所有”，四通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应当是“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假如职代会决定“明天将财产瓜分”，第二天就会生效，这能做得到吗？ 听说，四通正准备搞股份化，那么，由谁来决定每人所占份额为多少呢？ 如果是由万润南，或者由他们几个核心决策者，那就证明四通的财产也并非集体所有，而是个人所有，或者说是一种合伙制。当然，即使是私有制也不要紧，国家政策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
   
   记者：如果企业合伙所有人愿意把企业财产转让给职工，使企业成为股份制或职工合作制，这样做可以吗？
   
   华生：完全可以，但必须有法律效应，是不可反悔和更改的。四通这一类民办企业，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谁真正有权支配财产包括分配财产，很难说他们已经是什么性质的所有制，所以我说他们是财产关系不清。
   
   记者：财产关系不清是否会对企业产生消极作用呢？
   
   华生： 当然会，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是合伙办企业的人由于没有合法的渠道和权力占有和支配财产，由于企业积累的性质不明，这样必然或迟或早地影响这些企业决策人的行为，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利。第二是这类民办企业创始人由于不能合法占有一定的财产份额，就只能以事实上垄断企业经营决策权的方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也有悖于商品经济的“环比竞争”原则，不利于让企业财产总是由当时社会上最优秀的企业家来支配，最终响企业的发展。
   
   记者：四通的实践还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向题，即四通的资金积累方式与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何区别？
   
   华生：这取决于四通的财产今后向什么方向转化。如果转为某种形式的公有，那当然和资本原始积累毫无共同之处。如果以后明确为合伙的私人所有，那么，从纯经济过程看，二者并无区别，但从历史背景看，尚有以下两点不同，一是手段不同。资本家的原始积累或多或少是在当时国家暴力甚至是血腥暴力支持下进行的，比如强制性的圈地运动；而我国的个体和民办企业则主要是利用国家政策的扶持，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去积累财富。二是环境条件不同。资本家的原始积累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我们的个体和民办企业的发展则是在公有制已经占主体的条件下进行的，真正私人占有的企业不可能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也不会象资本家原始积累那样逐渐发展到垄断。
   
   记者：关于“四通效益”的讨论即将进入尾声，作为一个读者，您对四通效益有何评价？
   
   华生：四通效益究竟有多高，我没有具体调查，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我知道四通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已经把我们经济所打字室的旧设备全部排挤了。我想，四通应该是一个“麻雀”而不是“样板”。通过对四通效益的剖析，既可以对国营企业的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推动，同时也可以看到现存的民办企业以及各类乡镇企业本身在产权关系和企业组织形式上的缺陷，这样，通过解剖四通这只“麻雀”，既推动我们国营企业效益的提高，又深化人们对整个企业改革目标的认识，那么，四通效益就会比它本身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了。
   
   （1988年9月3日《经济日报》）

   内容为《经济日报》记者王玉玲的文章《四通谜底》。王玉玲当时很年轻，头脑清楚、文笔流畅，才貌双全，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漂亮的女记者。我在网上勾了一下，发现她现在是中国经济网的总裁。啊，久违了，王总裁!

   十年改革的大潮中，涌出了一个四通

   四通带着全新的气息来到这个世界上，迎接它的目光是各种各样的。四通的令人瞩目的高效益，在普遍低效益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一只脚刚踏进新体制的门槛，另一只脚还留在旧体制的“圈圈”里的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程度难免不同，视力也会有偏差。于是就有了各种传说、争论。于是，就有了“四通之谜”。

    其实，只要一跨进四通那幢装潢新雅的办公楼，一进入那个“小气候”，一切，就不再是谜了。

   “观念优势是四通成功的首要因素。”首都一家大报这样认为。

   四通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探索中，全新的观念是其企业精神的基础。

   什么是新观念？所谓新，就是有别于以往，有别于传统的观念。四通人的观念新在哪里？请看：

   中国已有几十万个企业，但是四通认为，中国缺少企业家。万润南说，目前的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四通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就是要赚钱，要赢利。

   政和企，官和商，是很清楚的不同概念。但是在中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期，令人悲哀的是，二者总是剪不开，扯不断，分不清。政府管企业，企业办社会，一锅饭菜混杂在一起，人人管事事，事事无人管。到头来，最难的还是企业。社会中最活跃的细胞没有活力，整个社会何来高效益？ 在这一点上，四通的看法是，政治家是最小风险选择，企业家是最大利润选择。整个社会期待建立明确的分工：政府管社会，企业管赚钱，各司其职，经济生活才有秩序。

   四通的人才观念也是很特别的。万润南有一套关于能人和完人的理论。兹录于后：“世上并无完人，人们印象中的完人是那些善于处理各方面关系，办事小心谨慎，很少犯错误的人。完人比较谦虚，用起来顺手，但缺少创造性和开拓精神。这些人往往被赏识，被重用。而四通则相反，用能人不用完人，能人往往有很多毛病，自视清高，不易合作，但只要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他就会有所创造。”

   四通职工说，“我们这里知人、容人、用人、培养人，你有多大本事，公司就给搭多大舞台，你能翻多少跟斗，公司就给铺多大垫子。”四通对于愿来工作的人，只要合适，就提供舞台。四通也允许自认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的人离开。万润南说，流动，使人的积极性得到最大发挥。

   有人说，商品经济的结果之一就是，强者压倒弱者，人际关系紧张，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倾轧和争斗。也有人说，现在的人只知道赚钱，合作精神差，内部矛盾多，缺乏宽容和谅解。

   但在最推崇商品经济的四通，却另有高论。四通提倡企业内部少发牢骚，多做实事，提倡管好自己的事，尊重别人的隐私权，提倡平等竞争，反对攀比，反对对新人新事评头品足，反对传播小道消息……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以上中国人是条虫。寥寥数语，概括了多少复杂的人际关系。然而，在万润南崭新的用人策略下，在四通工作的人们奇迹般地被“小气候”同化，焕发出青春活力。使自己，大写的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得到大幅度的解放，释放出超常能量。

   有人说，凡事总要留条后路。可四通却十足是个冒险的产物。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进四通，就断了“皇粮”，堵了后路。干得好则生存，则发展，否则就垮台。万润南和伙伴选择了泥饭碗。他解释说，尽管铁饭碗比泥饭碗坚固，但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都有饭吃，大家就都不知道爱护它，时间长了铁饭碗也会锈掉、烂掉。而泥饭碗呢，一旦摔掉了就没有饭吃，所以大家都用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往碗里加材料，给它贴金，时间长了，泥饭碗比铁饭碗还铁。

   由于是泥饭碗，四通失去了很多可获得的资源。但是，却拿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法宝：企业的自主决策权；由于是泥饭碗，四通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四通人也失去了许多社会福利和保障，但是，却获得了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它不允许没有市场的产品，不允许没有效益的经营，不允许懒散拖沓，不允许牢骚和庸人的存在。一位学者说，四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看起来，四通在走着一条与常情相悖的路。

   不是吗？ 以往我们总是听到“从国外引进技术”或“加工产品出口”的消息，有谁听说过用自己的技术开发和设计产品，到国外去加工硬件的？ 四通的MS—2401中外文打字机就是如此。它是由四通提供系统设计，功能设计，应用软件设计，由日本负责该机的硬件生产。如果日方在国外销售该机，每台还要付3％的开发费和50％的利润。这件事曾引起“从国外买回产品再‘倒’给中国人”的误解。

   与常情相悖，却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顺应改革潮流，这就是四通人的新观念。

   首都的一位理论工作者说，“观念的革新必须先行，否则，改革一遇到阻力就会退下来。简言之，如果不用新观念来武装全国几十万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和职工，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推行到底。”

   “不公平！”近几年来，许多国营企业对四通这些“在野”企业，颇多微词，言语中常常不服气地提到这点。

   这些“老大哥”企业说，“他们在税收上的优惠，我们能比吗？ 他们能用高薪挖我们的人，我们能吗？ 他们供销手段的灵活，我们能学吗？”

   四通和许多乡镇、民办企业也有自己的苦恼和不平，他们迫切希望：“承认我们，给我们和国营以平等的机会。”

   大家都觉得“不平等”。

   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永远找不到绝对的平等。国营企业有国家投资，有外汇指标，有销售计划，但留利水平低，技术改造和上新产品难，缺少自主权。“在野”企业呢，虽有灵活的机制和自主权，但却没有原材料外汇等计划，常常还要受到“许可证”、“定点生产”等的排挤，要靠自己去“奔”。

   市场，是平等竞争和不平等竞争的唯一度量衡。

   中国，3000年的自然经济，30年的产品经济，对商品经济还太陌生。我们只拥有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常常会冒出不那么和谐，不那么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走调”和“杂音”，然而毕竟，这个市场在一天天走向成熟和完善。四通不就早早抓牢了它，谨慎而又执着地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中进行着艰难而有价值的探索吗？

   四通把市场摆在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万润南说，“上面来查我们，别人指责我们，舆论冷落我们。我什么都不伯，就怕没有市场。”“我每天最关心一样东西：当天的销售额和用户订单。”

   在四通，一切经济活动都被无形的磁力顺往一个方向：朝向市场！他们运用市场的娴熟程度，在国内少见。原材料、资金、人员、发展空间，都通过市场去获得；课题选择、开发项目的确定，都来自市场；职工住房，全部购买；营业及办公场地，全部租用；交通车辆，全部租借；技术成果，有偿购买；资金借贷，按双方确定的利润付息；……

   市场，这架公正的度量衡，永远给其厚爱者以丰酬。四通的销售额，四年来大跨步上升。1984年976万元，1985年3 2 2 0万元，1986年12358万元，1987年31713万元。年递增速度为300％！

   年龄只有四岁的四通，眼光已在盯着国际市场了：去年在国外销售打字机几百台，创汇额为123万美元，今年将销售几千台，计划创汇800万美元。尽管目前创汇能力有限。但从它摆出的阵势看，后势咄咄逼人。

   常常可以听到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叫苦：身为一厂之长，不光许多事做不了主，还常常要为上下左右所制约。所以，一时间，“松绑”、“放权”呼声四起，“厂长负责制”、“企业法”应运而生。可厂长们觉得还不解渴：“看人家 ‘在野’企业那自主权用得真叫人眼红。”羡慕之中还有些不服气：“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能干得还好些。”

   是啊，国营大企业的确不易。不光生产、经营回旋余地小，几千号人，吃喝拉撒睡，托儿、住房、食堂、车队、后勤……再加上数不胜数的社会负担，厂长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四通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这个泥潭。

   作为一个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四通从一开始就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有人称之为“先天优势”。

   四通的最高决策者不是由上级任命，而是由职工推选。公司总经理以下所有管理人员均由公司聘任，而不必经上级批准。公司人员的招聘与解聘，公司经营什么及如何经营，研制什么及如何研制，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公司的收入分配形式及分配标准，市场对象的选定及改变，公司各级技术职务的聘任，公司获得资金的方式及数量，公司投资的方向及结构……均由公司自主决定。

   四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很简单：接受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合法经营，照章纳税。

   由此看来，四通基本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许多人都关心四通人的收人问题。在四通，任何一个人的收人都取决于效益，包括个人的效益、所属部门的效益以及公司的效益三个方面。职工收人分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各占50％。部门对职工，公司对部门领导，均一年一聘。如果连续聘任，则工资自动升一级，反之不升。没有利润的部门向公司借钱发工资，再从以后的利润中冲抵。连续被用人部门解聘的职工，将只发基本生活费至一定时期，然后由公司解聘。

   在四通，人们告诉我，一个经营得好的部门经理，收入可能比万润南还高。

   四通内部的管理机制也并不复杂。总经理全权负责集 团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工作，公司内实行分层次的目标管理，一级只对一级负责，各部门负责人由总经理聘任，并对总经理负责；各部门人员由部门负责人聘任，并对部门负责人负责。在规定权限内，各级管理人员都有自己的自主决策权。

   这里没有集体负责制，而是人对人负责。每个人有不同职责范围，相互不干预，减少了内部摩擦。

   四通公司有22个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专业公司，财产权属于集团公司，经理由总经理聘任。总经理与其签合同，定利润，定销售，定人员，定年末库存，定流动资金。销售额与费用挂钩，利润与个人收人挂钩。总称为“五定两挂钩”。

   去年，四通内部实行了集资入股。职工与公司紧紧“拴”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既便是看不起民办企业的国营“老大哥”也不得不承认：四通的机制充满活力。

   四通正年轻。眼下的人们已经再也不愿把某个先进人物、某个先进企业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偶像来顶礼膜拜。通过解“四通之谜”，我们并非要树立一个高大完美的“典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四通的经验理想化、普遍化。正如一位读者来信所说，“四通人有四通人的搞法，非四通人有非四通人的搞法。”倘若四通的经验对千千万万个企业有所启示的话，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四通之谜，也就真正找到了它的谜底。

   （1988年9月5日《经济日报》）

   内容为《经济日报》评论员写的《只有一个标准》，作为这次讨论的总结。

   说来很巧，从8 月 11日本报刊出通讯“四通之迷”到今天，“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讨论刚刚30天．一个月来，四通这块“石头”在广大读者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对四通效益的看法。作为这一场讨论的编辑组织者，我们亦有一些感慨和体会，与读者一起交流。

   四通效益的讨论告诉我们，改革进程中是与非的论争与其捂着盖着，莫如挑明开来，真理将愈辨愈明，要相信读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对四通的争论，我们早有所闻。能否把争论端上桌面呢？ 开始有人担心， 四通的“底”都兜出来，把别人对四通的种种议论----包括“四通是最大的倒爷”、“民办企业的微观机制相当丑陋”----都公诸报端，四通能否接受？ 讨论会不会引偏方向？ 事实证明这顾虑是多余的。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封来信中，初始几天，互相对立的观点几乎平分秋色，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观点在争论中日趋一致。而对四通的种种尖锐意见，也并未在四通公司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四通效益的讨论又告诉我们，评判企业优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经济效益。一位山东读者在来信中说，四通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四年就为国家创税2000多万元，甭说别的，凭这一条，我就投四通的赞成票。“四通你大胆地朝前走”“中国需要千千万万个四通”。不少读者尽管对四通的“底”并不太清楚，但他们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热情肯定了四通。也有读者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等角度对此作出补充，但就评判企业的基本标准而言，我们认为，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效益。一位读者来信说得好，办企业光赔钱，这样的企业，国家办它作甚？

   四通效益的讨论还告诉我们，四通和全国其它民办企业一样，尽管还存在着企业产权不清，企业收益分配国家缺乏必要调控等不可避免的缺点、弱点，但它的泥饭碗机制已经显示出了勃勃生机活力，它的崭新的价值观念正鼓舞人们去开拓创新，它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战略正给国营企业厂长经理们以启迪。四通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有企业体制和管理上的弊病；也促使着国营企业不断加快改革步伐，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通效益的讨论还告诉我们，“生产力标准”正日渐深入人心，取代了动辄就问姓“社”姓“资”，非黑即白的是非标准。四通究竟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 它的外汇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只搞流通还是有自己的生产线？ 它是否用高薪挖了人家的墙角？ 读者对这些问题固然有兴趣，但在评判四通时，不少读者舍弃了具体枝节的是非判断。一位读者在来信中说，即使四通是私有制企业，即使它的外汇是高价买来的，即使它只是从事流通而不搞计算机生产，即使它挖了人家的墙角，只要它推动生产力发展，我们就该支持。此话使人们再一次记起了十三大报告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段话。

   四通效益的讨论今天结束了，但“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争论，大概还会继续下去。有人曾经问我们，报纸开展四通效益讨论的目的究竟何在？ 是不是又要树一个供人学习的典型？ 我们说，四通既不是什么模式．也不是非要仿效的典型。它不过是一只五脏俱全、可供解剖的“麻雀”，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只“麻雀”，引起读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对推动深化企业改革是会有益处的。 （ 载1988年9月10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