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孰优？

思想自由

1．思想自由的涵义

古希腊的伊索说：“思想是神赐于人类的最大礼物。思想比所有力量更有力，比最快的速度更快”。柏拉图强调沉思生活比实践生活重要得多。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生活高于实践生活，最高级的幸福在于沉思。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

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

帕斯卡尔说：“人的最大尊严是思想，人最大的欢乐也是思想”。因此，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制。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否得到自由表达。思想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只要取消权力的强制，便能立即实现。

2．思想自由原因

思想自由源于理性平等，理性平等是人人平等原则在精神领域的体现。理性平等指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他只需听从内心的招唤，不需服从任何他人的意志。理性平等意味着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宣布自己垄断了真理，别人只有服从的份；意味着任何个人与组织总结出的真理并不比普通人总结出的真理应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破坏思想言论的自由传播，搞愚民政策；意味着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什么“永远正确”、“始终代表”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人无权对他人的思想行使领导权。

讲思想自由要反对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以为掌握绝对真理会破坏自由平等的交流；就会否定他人自主权，搞一言堂。人人都有思想自由，都有反对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自由，都有反对一种理论而创新自己理论的自由，各种意识形态具有平等性！

李大钊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传播的自由，即使这种学说是异端邪说，也不应该加以禁止。因为只有把它公布出来，大家才能认识到错误，人们才不去相信他。若是把他隐蔽起来，易导致被人误信的危险。所以，“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禁止思想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人不可能只是永远正确地思维。人也不可能因为“错误”而不去思维。“错误”是思想自由的题中之义。自由思想恰恰意味着人有“错误地”思想的权利。正是一系列的谬误、失算，才构成一部人类思想史。那些不允许人们犯思想错误的人，他们的头脑中其实也充满着错误。惩治“异端”，从根本上说就是否认异已者有思想的权利。

权利意味着人有选择“错误”的自由。如果说“自由就在于坚持真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就连希特勒、秦始皇也认为自己坚持“真理”，如此以来，捍卫思想自由的斗争就毫无光荣可言了。一切不宽容与偏执狂的要害在于顽固地“坚持真理、讨伐错误”。不宽容指的是不能容忍人类思想中必然包含的“错误”，酿成一幕幕悲剧。

毛泽东提倡“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其实就是不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指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错误”信念的权利。个人有权犯“错误”，有权坚持“错误”，有权拒绝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的思想。这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他信奉一个上帝也好，许多个上帝也好，或根本不信上帝也好，只要不触犯别人的生命、财产，他就是无辜的（杰斐逊）。

每个人都有自由思想的同等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正确无误的思想并不等于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权利。追求真理的权利比恩准的“真理”更宝贵。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求权利的行使必须导致真理。权利并不意味着只有掌握真理的人才有权进行思想。权利不是认识论范畴。只有运用自由意志，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选择，只有不断地犯错误，人们才能最终经过比较去选择真理、正义。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否正确，只要是人们心甘情愿的选择，那就值得尊重，那就足够神圣、庄严，那就是天经地义，不可侵犯。因为没有什么比理性的自由选择更彰显人为万物之灵的可贵与尊严。即使是一个囚犯的犯罪念头，也比天堂里的不假思索的“永远正确”的状态要高尚得多。

有些人认为自己受批斗、遭审查，是天大的委曲，冤哉枉也，而别人罹文祸则是因为世界观有问题，是因为“误入歧途”，因而罪有应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俞平伯、马寅初、张光人（胡风）、彭德怀、刘少奇、吴晗之所以被认为蒙冤，不是因为他们的“正确思想”被批判，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权利”被剥夺。假设他们的言论果然是谬论，假定大跃进和多生育是无比正确的政策，难道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吗？

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大规模的清除“异已”和铲除异端邪说的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不遗余力地投入那个时代的斗争。他们对此驾轻就熟，对某些“套语”永难忘怀。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沉渣泛起，旧病复发。事实证明，当社会大多数成员万众一心地对少数人群进行斗争时，当社会出现“一边倒”、“舆论一律”的时候，往往是思想贫乏、语言单调的时候，因而也是人人自危、最无生机的时候。它把人心中最卑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死神召唤出来。各种不实之辞、一窝蜂的谩骂接踵而来，冤案也由以造成。错误思想之为害，远逊于对“错误思想”的围剿造成的道德良心泯灭之为害。人类思想信念本来是一个最为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领域，为什么要让这个领域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呢？只有一种鲜花开放，不是最单调，最令人厌恶的吗？知识分子永远不应当去做思想领域的消防队，不做某种教义的传声筒。他应当尊重别人的良心自由，一如尊重自由的良心自由。

3．思想自由有利于创新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比较、批判和创新。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就没有创新。一切新的思想、新发明、新创造的产生和完善都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对自由的任何损害，都会使创新受到束缚甚至扼杀。据梁启超观察，西方近代政治、学术之飞速发展，不过二百年，胜过中国几千年，原因是思想自由。数学、物理学进步最快，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自由发表意见，无所顾忌；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进步缓慢，原因是“为古来圣贤经典所束缚，为现今政术风俗所牵制”。他的结论是：“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

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一个自由人，他必不肯人云亦云地随大流而上下起伏，他定对任何现存的规范准则都要反思和追问。越有思想的人对自由的要求程度越高，因为他们越能看清现实的牢笼。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教育要注意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要去限制和束缚学生的自由思想，否则就必然会扼杀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实验者将跳蚤放到一个透明的容器中，在上面加一个透明的盖，跳蚤出于本能，自然要跳，但每次跳跃总会碰到盖子，几次碰壁后，就会自己控制跳的高度，不再碰壁。这时实验者进一步降低盖子的高度，跳蚤在经过几次碰壁后又会适应，跳的更低一些，以保证不碰到头。实验者就这样逐步将盖子降到极低，最后使跳蚤无法跳。经过一段时间后，跳蚤就放弃了跳跃的欲望，不再跳了。这时，实验者将跳蚤放在完全自由而宽敞的空间，结果，这个跳蚤已经不会跳，它只会爬了。

人类创新能力的大小，与跳蚤弹跳的高低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广阔的自由空间，它就必然会日渐萎缩，最终丧失活力。所以，倡导创新，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去除思想上的一切束缚；充分保障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特别是要充分保障创新所赖于产生的思想自由、以及作为思想外在表现的言论的自由。

一个社会需要无数思想、理论的共存、碰撞、争鸣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李大钊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容他真实的尽量发露出来。于人生都是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美国二亿多人口，二亿多思想。自己想自己的事，自己为自己奋斗，自己发自己的财，自己保护自己。只要遵守法律，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爱说什么说什么。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了真理，变成了财富。

1998年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时说：“不同政见是美国强大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1999年春，克林顿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讲话：“财富要靠思想来创造，如果中国人不能自由交换信息，如果中国不打好竞争全球资本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如果其政治体系不能获得由民主选择产生的合法地位，那么，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就将大为降低”。2002年布什在清华说：“在美国你可以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你也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地表述不同的观点”。

人间正道与历史沧桑：《通往奴役之路》随笔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题记

　　一 必也正其名

　　不得不承认，这本让哈耶克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学术声誉的书有着一个让人很难忘记的书名，或许是因为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着强权方是真理，才让站在强权对立面会有怎样的遭遇成为一个人人都不愿想的可怕命题，但我相信不管事实上有多么可怕，其中一定有“奴役”的一份功劳。
　　记得宪法老师江国华常常说一句话：“熟知非真知”。奴役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词汇，但是什么是奴役？哈耶克所指的奴役又是什么？我想这是第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字典中解释奴役为“使人或动物像其奴隶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想来这并没有解决我的困惑，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未知名词——奴隶。自然我也可以用奴役去解释奴隶做“被奴役的人”，只是那样子我对于奴役的认识不过是变成“使人或动物像被奴役的人一样为其从事劳役”。显然这样的解释不能发挥任何实质作用，所以我简单的用缺乏自由来定义奴役。不幸的是，自由并不是一个比奴役容易描述的概念，但是从一贯强调法言法语的专业要求出发，自由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中介概念以帮助讨论的展开。
　　有人评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的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我非常认同这个判断。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作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不过这引发了第二个问题：计划经济社会一定是集权社会吗？

　　二 集权的宿命

　　哈耶克在整本书中持续的论证着西方国家热衷的福利国家建设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这里应该顺便谈谈同样致力于批判极权主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批判极权主义的讽喻小说为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不朽声誉，但是哈耶克与奥威尔在批评极权主义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区别，如果说奥威尔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细致入微的描述极权主义的残暴的话，哈耶克更专注于梳理并批判那些潜在的隐蔽着的在他看来会带来更大危险的观念——比如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
　　就中国而言，至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集体主义明确了个人和最大的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则调整任何一个经济实体与最大的经济实体——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自热而然的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样的道理，否定了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也就等于掏空了社会主义。所以由此也可以旁证目下中国到底是在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在书中论证的根本矛盾笔者以为是自发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与行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计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计划者与被计划者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任何经济体单位都是作为整个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被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至上而下的层层贯彻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过程中将导致事实上不依据实际需要去开展生产而是完全以下达指标去进行。
　　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当中央机构取代了为盈利而奋斗的企业家接阶层时这或许是福音也或许是灾难。于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将从计划本身的好与坏演变成做出好的计划还是坏的计划，人们事实上倾向于我们能够设计出来一个接近完美的计划生产制度，一方面既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有力的前瞻另一方面又能协调当前的各种生产纠纷。

　　三 两个烂苹果？

　　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推演下去，哈耶克需要继续论证的是计划经济本身的固有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人们不可能设计出来完美的计划，并且设计出来的计划都距离完美仍有遥远的距离。但是读书至此，笔者首先要从哈耶克的思维中抽身出来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同样纳入考量范围。
　　几十年中国的宣传与教育陈陈相因，最可怕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盲信者或者说抹杀了很多人的质疑精神，就像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那样，宣传机器通过不断的“断言、传染、重复”直接跳过了事实判断教人进行以价值判断，比如资本主义永远是万恶的，社会主义绝对是真善美的，奉献精神是最伟大的精神，为自己牟利是可耻的精神等等。但是对于这每一个论断我们都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而这就需要从事实中而非官方宣传中找出真相。笔者依然自设两问：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能够让更广泛的人群获得收益？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何者效率更高？
　　一般来说，笔者倾向于承认计划经济能够给更广泛群体提供基本保障，比如最低生活保障，而且笔者以为我们也可以推断计划经济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上得分会较自由主义经济为高——事实上正是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引爆了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狂潮。但是哈耶克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然提出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的核心问题——“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他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的现象”。可以说，至少在保障这一方面，计划经济划下的底线比自由主义经济来得高。
　　另一方面，在效率的探讨上，笔者以为这将是一个难以有定论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拥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力，但是哈耶克显然否定了这样单纯就某一具体行业来进行效率比较的意义，甚至他似乎也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任何一个行业通过高强度的调动，计划经济都可以比自由主义经济做得好。而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集中大量资源去办的那件大事对于社会而言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民众而言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在这里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机会成本小的具有比较优势。简单的讲，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一个机会成本很低的投资行动，而且因为计划经济的主体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是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资源去投资，对于社会中相当多的成员而言这种投资对于他们自身没有任何意义，是一项机会成本趋向于无穷大的可怕灾难。
　　费了这么些笔墨，笔者要表达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计划经济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坏——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坏的更多，如果计划经济真的会引发邪恶的后果，那么表现似乎并不在经济层面。

　　四 权力的声音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如果计划经济在经济层面的表现上并没有过多的可责性，我们的目光自然的将转向政治层面。哈耶克曾断言：“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睿智的判断，由于计划经济的组织是严格的金字塔，命令自上而下的传达，权力自然是自下而上的放大，最终权力必将高度集中于一点——不论这一点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于是这极少数人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家的首脑与“人民”的表率。
　　比权力的集中更可怕的是道义的沦陷，由于计划经济必然坚持集体主义观点，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作出牺牲成为一种被普遍承认宣扬和要求的观点，而这类观点又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等口号。于是，当首脑们以首脑身份发下号令宣布要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本人所有人都会无限的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而受害人如果不愿做出牺牲就会站在国家社会和所有“人民”的对立面，而这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事实上，哈耶克的观点至此已经非常明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戕害，并且这种戕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可怕存在。个人主义者总是坚持认为，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而集体主义者显然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那种情形下，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的优先于个人的喜好。
　　而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在道义上个体已经绝对的屈从与集体成为次要的存在，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当然的正确。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众口一词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而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中的民众个体将不得不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某一天自己就成为需要作出牺牲的对象，于是相应而言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努力的使别人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尽量的拖延自己的受难。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高唱着的永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曲调，那就是权力的声音。

　　五 幸福在哪里

　　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何其相似？
　　早在1890年，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就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缔私有财产不仅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其也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更多的友爱和相互理解，也不会更好的维护弱者的利益，减少强者的不当行为”。但是抛开各路学者对于各种主义的诸多偏见与偏爱，笔者提出的命题是什么是人类想要的幸福？
　　无疑，财富，秩序，自由，健康这些都是重要的要素，但是即便这些重要的价值之间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排序呢？如果一个坚持健康第一的人活在没有犯罪的国度里他一定幸福吗？又比如酷爱财富的人发现他最大的财产是自由的时候又会觉得真的开心吗？笔者甚至怀疑如果有一个每个人同等富裕同等健康同等自由的乌托邦，活在里面的人是否就一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建设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要求的大同社会，不但是过去，哪怕是将来，都不会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组织形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如果罗素先生的这个判断是真命题，那么任何违背多元化谋求一致性的努力都将产生负面的效果，无数伟人“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望或许最后都将以社会积蓄的反扑而告终。如同那些远去的热烈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从没有人质疑她们伟大的道德情操以及坚韧的超人品质，然而如果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个人人都要具备伟大道德情操随时准备牺牲的社会，这个社会恐怕也终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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