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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

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的令人结舌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

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

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再看看一千年后今天中国的命运，一千年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一千年后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一千年后的中国任叫中国，但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

难道是这会是历史的注定吗？作为一个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祖先的智慧与勤劳结晶孕育出了一千年前伟大的中国，而后世子孙的自闭与懒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落后，谁之过？？？历史不会同情弱者！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

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一千年前，西安是世界第一大城市，亚洲文化中心，宗教中心，贸易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作为一个一千年后的中国人，谁知道？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你知道多少？

　　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Q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引用:

原帖由 e007mule 于 2012-6-4 22:27 发表就会说这句——不算懂历史

北宋有“靖康之耻”，而南宋灭亡，直接回到奴隶社会，汉人成了最低贱民族。

评价：1千年前的今年，朝中大臣互相倾轧，野有饿殍，水灾、旱灾、最惨的是当时的一些士兵，为了不至于离家太远，甚至自残，然而仍然受到处罚。有什么好吹的？一千年前的中国强大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只看见人民的悲惨生活。

一千年前的中国，皇帝的形象工程倒塌了，压死了12位工人。

一千年前的中国，老百姓为了寻求一点点生趣，自残后仍受处罚。

　　春正月癸酉，命翰林學士晁迥、樞密直學士劉綜、知制誥李維、龍圖閣待制孫奭同知貢舉，上作詩勖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承受奏報。

　　杭州言浙江壞岸，漸逼州城，望遣使自京部埽匠、壕寨赴州蕆役，從之。仍令馳驛而往，轉運使更互檢校。

　　乙亥，贈左僕射宋白卒，有司議諡曰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諡，遂改為文安。

　　賜處州處士周啟明粟帛。東封初，啟明舉賢良，既罷歸，遂不復有仕進意，教授弟子百餘人【一】，時號處士。於是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故賜之。

　　三司言左藏三庫，承前各置官吏，今請併為一，但置監官二員，從之。（韋氏會要云：近年已省一庫，今復併三庫為一庫，後以官少事煩，遂改如今制。當考。）

　　京東都大巡檢胡守節言，部民王吉知羣盜匿所，密以告官，請俟擒獲，以其贓給之。上曰：「如此，則被盜之家無乃重傷乎？宜賜官錢三萬，贓悉歸其主。」（胡守節，未見。）

　　河北轉運使言鎮定都部署周瑩曠弛不任職，壬午，徙瑩知澶州，令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代之。瑩在澶州，州廨之側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位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靜，請復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益便其自奉耳。」乃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弗能卹，以故亡命者甚眾。

　　詔：「如聞保州遣兵襲賊，私越北境。疆埸之事，尤務甯謐，其令本州按罪痛繩之。」

　　分遣使臣馳詣沿黃、汴、御河州軍，申諭守臣謹護堤岸。棣州言河決聶家口，請徙州城。上曰：「城去河決尚十數里，一方民庶，占籍甚眾，未可遽徙也。」遣內殿崇班史崇貴、內供奉官王文慶與本路轉運使規度完塞，仍具利害以聞。

　　癸未，令保安軍稻田務旬具墾殖功狀以聞。是軍地接蕃境，屢詔修廣屯田，自高尹涖軍，事罕以聞奏，故督責之。

　　甲申，遣內供奉官王懷信、侍禁李宴詣秦州小洛門置寨采木，令秦州以騎兵百人、步軍五百人防從，無得廣興兵甲，以疑戎人。

　　乙酉，并州上芻粟之數可給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穰，儲蓄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因言蜀中儲蓄甚鮮【二】，陳堯叟曰：「兩川地皆肥饒，而民不務儲蓄，或小歉，則有以蔬芋充食。」上曰：「河東、北非粟不可，務農寶穀，乃國家養民之道也。」

　　閶闔門內有人每夕身有光，能於隙竅往來無礙。上謂宰臣曰：「此必妖人惑眾。」令開封府擒捕禁約之。

　　詔文武官薨卒，當定諡者，自今本家申請，即準故事施行，不須奏入俟報。

　　詔殿前馬步軍揀補禁軍，捧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每指揮及二百五十人，拱聖、驍騎、驍勇、寧朔、神騎、雲騎、武騎每指揮及三百五十人，並於次下軍額選揀升補。上曰：「安不忘戰，古之道也。」仍令擇材勇者引對補之。

　　契丹每遣人至寧化軍，詔於橫嶺鋪治館舍以待之。從河東緣邊安撫使之請也。

　　上封者言貢院鏁宿後，即有晁迥、李維家僮旦夕至省前誑求財貨，望令開封府捕逐。上遣中使諭迥等止絕之。使還，具言迥、維憂畏狀，甲午，賜迥、維手詔慰撫焉。

　　京城常平倉置七場，分糶米糧，趨市者眾，或至壅隘。詔分為十四場以便民。

　　詔保州稻田務累歲積穀未嘗支用，慮經久腐敗，令三司規度給遣。

　　環慶路巡轄馬遞鋪使臣言蕃部酒醉，強奪馬纓，尋送本界監押和斷遣之。上曰：「熟戶蕃人敢干使命，令本路部署究其狀，重行鞫罰。」

　　丁酉，瀛州言北境商人私以物至州貿鬻，為州民恐嚇，即潛行厚賂而免。詔緣邊安撫使追取所賂，悉還北境，仍令徧諭彼民，有互市即赴榷場，無得潛至邊郡。

　　戊戌，著作佐郎聊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

　　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匈奴南寇無所入。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三】，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

　　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三十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四】，徑牧馬陂【五】，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青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六】，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有以見備塞限邊，形勢之利出於中國矣。

　　兩漢已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制，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兖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皆完。滑臺而東地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間，無山川阨塞之防，無形勝顧望之備，雖將材兵盛，未暇長驅，可謂授勝地於匈奴，借寇兵為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敵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賦庶萬億【七】，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邊土蔬饉穀饑，乘虛入犯，臨時為計則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際，下民輕資疾力而成，實興利除害之大者也。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且久閱時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奨，望送史館。」從之。

　　二月庚子，環州言故靈州蕃部指揮使令狐謙男自靈州來歸。上以謙往在靈州，嘗與西戎力戰有功，因署軍職。今其子復能向化，詔本州優給資糧，遣令赴闕。

　　甲辰，兩浙轉運使陳堯佐言：「部內諸州民以飲博頻犯法者，有司籍其名，每有爭訟，不計曲直，即重行決罰，使民無由改過。自今望令諸州察其易行自新者，依理區分，犯三次以上，情重奏裁。」從之。

　　乙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錢昭厚言：「河清卒有惰役者，以鎌斧自斷足指，利於徙鄰州牢城。自今望決訖隸本軍。」從之。【悲惨的生活！！】

　　初，占城國貢獅子，有二蠻人留養苑中，上慮其懷土，丙午，命優給資糧遣還。

　　徙莫州、順安軍騎捷兵各一指揮屯瀛州。先是，上封者言初募此軍，皆被邊惡少，請徙於高陽關。上不欲使之生疑，因令高陽關部署每季取兩指揮以習武藝。又聞其疲於往復，故有是命。

　　戊申，江、淮安撫使李迪等上江南諸州夏秋稅錢數，詔經災沴處，皆倚閣之餘，則寬其限。

　　初，命王旦撰祀汾陰壇頌，王欽若撰朝覲壇頌，陳堯叟撰親謁后土廟頌。庚戌，旦等以頌成，並加特進、邑封。旦自集賢殿大學士改昭文館大學士，上將如東封例，並遷其官，旦等固辭得免。

　　壬子，詔奨知澧州【八】劉仁霸，仍留再任。考滿，吏民有請故也。仁霸言近作歌十首，述本州風俗，以勸課農桑為意，農民唱於田里。傳入溪洞，錦州刺史向光舜繼成十首以進，上悅。

　　軍頭司散員皆準赦收敍，命樞密參酌原罪，分隸外州；軍校有習知水事者，並補緣河諸州。自今經差使無過犯者，具籍以聞，當議遷署。

　　癸丑，上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鍇請挾書並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詔開封府，諸縣軍民相毆訟者，令知縣、都監同議斷。以上封者言縣與本軍各庇所部，多致枉抑故也。

　　京西諸州軍民饑處，令轉運使諭告積蓄之家有能賑濟及以糧斛減半價出糶者，並具名聞，第行恩奨。

　　丙辰，詔：「如聞夏州貢奉人在道市物，頗或擾民。宜令所在有司，嚴示約束。」

　　懷州流民有殍踣者，令家給緡錢賑卹之。【饿殍遍野！】

　　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收其算，濱、棣州民以物入城市者，免稅一年。

　　詔三班院擇使臣為諸州同都巡檢【九】。先是，多用補蔭未歷事者，故申飭之。

　　詔開封府所遣胥役巡渠，多因緣擾人，宜著為條制，犯者懲之。

　　己未，詔翰林學士已下，準詔所舉京朝官一百七十一人，宜具舉主及本官歷仕簿進內。

　　壬戌，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上將親試貢士，慮其重復故也。自是，用為常例。

　　甲子，以侍御史趙稹【一○】為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上諭稹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有一日章數上者。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掠強服之，又合其辭若無疑者【一一】。稹適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一二】。

　　知河南府馮拯言：「聖恩優容養疾，其留守及府司錢穀文籍，望免簽署。」詔令止署帳檢，因以寇準例諭之【一三】。（寇準例，當考。）

　　丙寅，詔以河決濱、棣州，畎畝積水，民不安其居，委本路轉運使及長吏倍加安撫。

　　步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袁貴被病，詔遣太醫診視，晨奏稍損，及暮而卒。上責醫工無狀，並黜其官。

　　入內內侍省言前行費遜乞依陳瑩例轉職，上曰：「陳瑩乃太宗尹京日宅庫前行，故特補殿直。入內內侍省止有前、後行曹司名目，自今不得別置勾押官，餘罷之。」

　　三月戊辰朔，詔：「自今審刑院、大理寺奏案，情狀已正，條目未備，不致妨閡者，並即許斷。若事節未備，即直指其事，委元推官照會提點刑獄司，得法寺疏駮便復推，宜詳酌，可以結絕，無別致追擾。其元推官，如事情不變未周備者，亦不須問罪。務絕滋蔓，以稱欽卹之意焉。」

　　己巳，三司言博州民段倫冒佃田土，當收積歲租絲，望給限十年輸官。詔從之，仍蠲其半。

　　丁丑，詔河朔諸州見欠去年秋租，宜並倚閣。民有抱稅逃者，委長吏招誘復業，加安撫之。

　　辛巳，詔大理寺，自今諸處奏案有失出入徒半年罪者，其元勘錄問檢斷官等，不須問罪。

　　癸未，詔禮部奏名人隱匿服紀者，並令自陳，無得輒赴殿試。

　　三司言諸司送契丹使，道被寒雪，有亡失什物及驢畜斃者。詔釋其罪，蠲除之。

　　丙戌，令樞密院取諸軍嘗歷戰陳，箭鏃在體者，籍數以聞。先是，諸軍取箭鏃者皆被賞，馬知節言：「臣累曾中鏃，若傷骨即死，不到骨者登時出之，豈有累年在肌膚者。但近例出箭鏃即補小校，此特貪其進改，故為妄冒耳。今若不欲窮詰，望止賞以金帛，不行遷轉，則詐偽自息。」上曰：「此當檢視，儻非妄冒，亦當如前例賞之，無使濫可也。」（二年二月，發諸路取箭鏃醫人赴闕。）

　　己丑，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殿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牓，使無得遷易。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先是，考進士卷入第四等者止九十人，令取五舉已上者再考，乃及前數。詔入第四等者以賦、論為先，詩次之。又以高等十卷，命輔臣重定，始詔放焉【一四】。

　　遣閤門祗候郭盛乘驛往棣州，與轉運使、前遣使臣同規畫修河事。以完葺隄口，奏報稽緩也。

　　庚寅，上作諸王唱酬詩集序示宰相，仍命以集付祕閣【一五】。

　　以堂後官，太常博士劉明恕提點五房公事【一六】，賜錢三十萬。上召諭之曰：「五房事繁，藉汝勤幹，宜益盡心也。」

　　甲午，詔金明池、瓊林苑先許士庶行樂，或小有紛競，不至毆傷者，官司勿得擒捕。

　　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立之詰問，立之引伏。命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近制，軍員有年深功高者，即授御前忠佐軍頭，給以廨宇，而諸司使副多強占之。上密訪聞得二十餘所，乃詔王欽若諭軍頭司，悉命移出給付。（據會要是三月事，而實錄不載，今附見。）

　　夏四月己亥，詔遣官制鞫公事，所差推典，如經七次無法司駮難者，遞遷一級。

　　辛丑，以太常少卿、知潭州劉師道為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仍知潭州。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故增秩再任焉。

　　詔：「承前遣使取內外軍中疲老者，咸給俸糧之半，以隸剩員，今可簡閱使歸農業。其合留者，亦據逐營給役數，外別為營舍處之。內契丹、渤海、女真本外國人，停之慮無所歸，可如其舊。仍令所至州郡，並與部署、鈐轄閱驗，連署其狀，具當去留之數【一七】，及引視軍校之不任職者，即時附驛以聞。其當徙隸軍額，即就配近便州郡。緣邊者徙於內地，並與本州官吏移牒轉送。當停者給以公驗，止許居本州，歲上其籍，並給次月俸糧、裝錢、日食遣之。所簡馬，但筋齒弱、老病不中療者【一八】，咸件析以聞。其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有所升退，即時具名籍申樞密院，有未當者悉改正之。當徙者給裝錢、在道口糧，勿復奏裁。其外州軍士當降次軍分，所隸州郡聽本人自擇其便。」

　　壬寅，慈州言民飢，鄉寧縣【一九】生石脂如麪，民采以為餅餌。

　　甲辰，修內司言皇城累甓土摧，役卒壓死者十二人，詔以錢帛給其家，仍劾主者罪。自是以功役尤廣，且屬炎暑，遂罷之。【面子工程，老百姓横死】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李〈悳，中"心改土"〉十朝綱要有「集賢院大學士」六字。）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復使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人告論。上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本紀云以利而壞風俗，非國體也，不許。今從實錄。）

　　交州李公蘊遣使來貢，其使者並優進秩。從隸有道病死者，所賜物附還其家。

　　詔江、淮南諸州不刺面役人咸釋之，從安撫使李迪等奏也。

　　雄州言邊民越入北界賭博者，準法決訖，徙隸河南軍籍【二○】。從之。

　　雄、霸州民，因水壞田，艱食者多捕魚自給，官復收其市算，詔特除之。

　　辛亥，詔淮南堰埭運糧挽舟軍士，四時給役頗為勞，自今冬季，並令休息。

　　杭州言去冬濤頭衝激江岸，摧圮者三百餘丈，自高品白崇慶醮祭，浪勢遂息。詔封濤神為英烈王，又令本州以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祀神。

　　甲寅，涇原路鈐轄曹瑋言，緣邊諸州蕃落指揮皆土人，習知山川道路及諸蕃情狀，每有擒逐，常為先鋒，望自今軍校止於本指揮敍進，從之。

　　乙卯，詔文武官被制劾者，所司移報閤門禁止朝謁。時常參官案問，而上殿奏事，閤門不之知也。

　　新及第進士彭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顧瞻鄉關，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西望曰：「親老矣，安能舍晨夕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守選侍養。上嘉其意，命依例注官遣還。乘，華陽人也。

　　己未，詔緣邊州軍，以備城火，牛草賦於民者，嚴禁止之。

　　辛酉，詔饒、信州買銅場壤稅錢，海州榷貨務請茶開裹功錢，並除之。又饒州往例，集民為甲，令就官場買茶，自今聽從便收市。

　　詔：「比來因公事勘斷人，經年遇赦，多過闕訴枉。自今宜令制勘官，每獄具則請官錄問，得手狀伏辨，乃議條決罰。如事有枉濫，許詣錄問官陳訴，即選官覆按。如勘官偏曲，即劾罪同奏；如錄問官不為申舉，許詣轉運、提點刑獄司，即無得詣闕赴訴。」

　　壬戌，趙德明請割綏州土田、人口隸當道，詔陝西轉運使取元進誓書，與邊臣詳定報之。初，德明以是為請，邊臣言當隸延州，德明復遣使詣闕上訴，故有是命。德明又嘗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轉運使薛奎閱郡籍，得德明常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伏。（黑林平事，據薛奎傳，附此。奎為陝西轉運使，乃此年二月也。）

　　同州觀察使王嗣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為代。二人素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彊市民羊及買妾，嗣宗諷通判東方慶等列狀訴之。嗣宗以聞，有司請逮繫，上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樞密直學士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肅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种放、掘邠狐及案肅為去三害。

　　上謂王旦等曰：「去歲令河中府、陝州遣官召李瀆、魏野，皆以疾辭，頗有言其踰垣穴壁以避搜訪者，近因中使過彼，各令存問，瀆等復自陳靜退之意。」旦曰：「瀆、野皆儒雅之士，縱被疾不能從宦，若國家以禮致聘，安得奔遁也。」

　　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上與近臣同觀，作歌畢和，又遣內侍持稻示百官於都堂。

　　壬申，詔陝西民今年夏秋租稅，如本屬州軍地遠者，聽輸鄰郡。

　　癸酉，上以宗室所和綠毛龜詩示宰臣等，因曰：「諸王暇日，莫若讀書綴文。嘗有請讀史者，朕諭以學古莫若讀五經【二一】，皆聖人之言也。」

　　丙子，詔自今兩省五品、中書省四品、諸司三品有同列出使，並許郊餞，仍給休暇一日。餘官親屬僚友出行，任以休務日餞送。

　　八作司請於京城東紐笮維舟以易汴橋【二二】。詔開封府規度，且言經久之利，其獻計兵匠，遷一資。橋成未半歲，覆舟者數十，命毀之，仍劾獻計者罪，造橋如舊制。

　　丁丑，詔濱、棣州民，僦官舍及屋稅、鹽錢，並減其半，俟水落仍舊。

　　詔河北轉運使，自今斂市芻糧，宜就瀕河州郡，以便輓送。

　　戊寅，制以修儀劉氏為德妃，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二三】。

　　詔：「凡陝諸州屯兵【二四】，多用草茅覆屋，連接官舍，頗致延火。宜令自今壞者漸易以瓦，無得因緣擾民。」【茅草房失火了！改用砖瓦】

　　辛巳，萬安州言黎洞夷人互相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士有傷者。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但許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即令有司更選可任者代之。

　　癸未，入內供奉官江德明，言監修東嶽廟，民間言山出銅礦，采鍊得實，望令興置冶務。詔不許。

　　丙戌，令江、淮南發運司留上供米二百萬斛，以備賑糶。

　　令江、淮南丁身、鹽米錢自今並免折科。（前已免丁身錢，今又免折科，不知何也。當考。）

　　己丑，詔諸路部署司，科斷軍人大辟者，承前皆不上奏，止錄案申刑部，自今具犯名上樞密院，覆奏以聞。

　　壬辰，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易等，坐所解國子監舉人有十不，責監諸州商稅。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辛丑，上以諸王所和金華殿麥歌示輔臣，因曰：「諸王好學，朕每誨以屬辭用事，當詢於僚佐，庶免謬誤。」王旦曰：「仲尼稱『不恥下問』，好問，則有益也。」

　　恭孝太子夫人田氏，言兄閤門祗候承說自安、復州巡檢歲滿，求知州軍。上曰：「親民之官，豈可虛授！承說素無幹聲，可授近地監軍。」（會要云止可近便都監【一】。）

　　乙巳，鎮戎軍監押陳懷信言：「伏見環州修浚城壕，地處極邊，罕得良木，望減損其功。」時朝廷方議遣使規度，懷信疏奏，即命為本州監押，仍專涖修城之役。

　　丁未，詔緣邊州軍不得募北界民充軍，如北界移牒究問，悉還之；其誘北界民應募者，決訖，部送京師，隸近南州軍。

　　戊申，管勾麟府路軍馬事韓守英言，契丹人投河西，路由府州境上，望戒勵逐處不得停止，從之。

　　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曹瑋，請如舊例，別遣官知渭州。上曰：「邊防屯集之地，別命知州，或互執其所見，將致生事。」密諭瑋不許。瑋又言緣邊諸寨，前許人戶買撲酤酒，慮其停匿險惡，望悉禁罷，從之。

　　駙馬都尉柴宗慶言，自陝西市木至京，望蠲免稅算。上曰：「朕記太宗朝，王承衍市木販易規利，當時興訟不已。向已諭宗慶無得復然，今乃尚有此奏。」即令樞密院召宗慶戒飭之。既而河東提點刑獄言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請劾其罪。詔釋不問。

　　衛國長公主嘗請市比鄰張氏舍，以廣其居。張氏，即華容縣主壻也。上詔之曰：「如立券出賣，則可也。」及詢張氏，但云日僦錢五百，方所仰給【二】。上戒令不得彊市，止賜錢二百萬，聽於他處圖置。（宗慶販馬，實錄在十月辛丑，今并書之。）

　　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知并州張秉累典大府，無顯赫之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塞。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舊稱之。好飾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珍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其費。太原有武將為部署鈐轄，甚不悅其所為。又與轉運使陳若拙席上語相侵，若拙奏秉戎政不修。詔河東安撫司兼管勾并州公事，尋命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任中正代秉，徙秉知相州。（秉徙相州在十月丁巳，今并書。當考安撫司兼并州者，姓名謂何。）

　　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準詔分定監試發解官薦送紕繆十不、九不刑名，詔從之。

　　壬子，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直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上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增濮州公用錢三十萬貫，時命右監門衛大將軍李福知州故也。

　　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糴，上慮傷農，即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到闕，皆直造便坐。自今請先於前殿見訖，乃詣後殿奏事。」

　　戊午，樞密院言：「近日通進司入夜所進文字，率皆常務。望令除事干機急，即時進內，自餘並須次日。」從之。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日曆止存事端，並禮院取索國初已來禮文損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論議評定文字【三】，尚慮或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孫奭見判禮院，深於經術，禮學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

　　錢塘人林逋，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宴如也。初泛游江湖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佐以其名聞，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装神弄鬼的来了！】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請別撰，從之【四】。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詔在京常參官二員舉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勿以罷官赴選人應詔。

　　癸亥，詔諸州轉賣金箔人并減元犯人罪一等決訖，令眾半月。時杭州民周承裕私鍊金為箔，有鄭仁澤者，嘗市得千枚轉鬻於人，事敗，全家徙配。及是，本路轉運使陳堯佐上言：「情異罸同，咸徙遠郡，恐傷欽恤之意。」故有是詔。

　　甲子，廣南西路轉運使言，交州李公蘊乞發人船直趨邕州互市。上曰：「瀕海之民常懼交州侵擾，承前止令互市於廣州及如洪鎮【五】，蓋海隅有控扼之所。今若直趨內地，事頗非便，宜令本司謹守舊制。」

　　乙丑，詔：「諸軍故斷手足以避征役及圖徙便郡者，自今決訖，並隸本軍下名【六】，罪重者從重斷，傷殘甚者決配本鄉五百里外牢城【七】。」從知昇州張詠之請也。【虎狼之政！！】

　　丙寅，以太常博士平棘孫沖知棣州，大理寺丞史瑩通判州軍事，內殿崇班衛承慶為兵馬都監。初，史崇貴等與轉運使王曙、李應機完塞聶家口河，河役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彎，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曙等言州城危墊，請徙置试河縣。及郭盛使還，請如曙言。復遣沖及承慶按視，乃言城可固護，止費三十萬功，且薦瑩知水事，請同領護。沖與曙等互言利害，上是沖議，故以委之。沖等又言：「臣今獨抗眾議，力援州城，必慮上下不相佽助，望轉運使副於他路。」詔不許，仍令轉運使，凡沖等有所須索，即時供給。其董役官吏將校，兩月一犒設之。尋又遣使諭沖，以葺河岸當俟霜降水落，無致枉煩力役。（八月戊申，當考。實錄于七月戊辰載遣使諭沖，俟霜降水落乃葺河岸，并令固護所塞聶家口。據志及會要，則聶家口即塞即決，王曙因有试河之議，今又何所固護耶？不知實錄何以云爾。今從本志及會要，俟考。）

　　審刑院言：「斷知緜州李說坐報上不以實，罸銅十斤。私罪而漏通舉主及勘官，並請按問。」上謂宰臣曰：「說止杖罪，舉主及勘官，罪當笞耳。徒有勞煩，而不足以懲勸，自今宜並取旨。」（八月丁酉，可考。會要五年六月事。）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于朱雀門之東，徙汴河廣濟橋于大相國寺前，牓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牓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故闢此門。尋命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偏興築，內侍鄧守恩董其役。（實錄于八月己未書，命中使鄧守恩修五岳觀；九月丁亥又書，初建五岳觀于南薰門內之東偏。既云修，又云初建，不知何也。今從本志及會要聯書之。）

　　詔皇家諸親有求在京職事者，自今令樞密院驗其材質履歷，堪任則授之。

　　己巳，謁玉清昭應宮，謝天書閣神光之應也。賜修宮使已下器幣，工徒緡錢有差。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岳、十二牧，于是百工允釐，百揆時敍。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八】：『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僚【九】。』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遙【一○】，故事仍在，儻以為允，乞舉而行。」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其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辛未，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上以示輔臣，王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

　　詔河北商人與北境私相貿鬻，有所逋負，致被移牒辨理者，宜令緣邊安撫司趣使償之，自今仍禁其市易。

　　知雄州李允則言契丹議築武清、安次、涿郡州城，上曰：「是正違誓約。若俟其興功而言，則必恥于中輟。」乃詔允則因使北境者諭之。既而允則言彼國聞命，即罷其役。（或作武清、寨次、遂州城，當考。）

　　癸酉，緣邊禁兵老病當停者，詔隸本州剩員，如聞侵費邊儲，煩于轉送，宜令轉運使閱驗，咸遣歸農。

　　丁丑，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船至。」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邊臣言北境移牒，「商旅違大朝禁法，買盧甘石至涿州，已依法行遣」。

　　賜故吳王李煜曾孫女絹百疋、錢二百萬，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卹亡國之後也。

　　甲申，命京東路轉運使、工部郎中高驤，淮南路轉運使、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張象中兩易其任。驤，登州人，或言其鄉曲非便，故徙之。象中，昭允弟昭易子也。

　　上封者言，奏舉使臣皆無其限，雖元限七人，有一月中連舉五人者。詔樞密院今起引對，具奏舉年月以聞。

　　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于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已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署按檢，令通判已下署銜供申。如轉運使官秩在上者，不用此令。」其後，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凡有祠部事，皆申公狀，詠因上言：「臣官忝六曹【一一】，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署按檢。」從之。（張詠事，本志在六年，今並書。詠為禮書，乃四年四月也。）

　　先是，詔禁命官取息錢，犯者勿償。大理寺丞、知考城縣皮子良貸京師民錢十七萬，到官即自首。上惡子良無行，憲司鞫問，法當贖銅，命停官。

　　丁亥，詔：「河北河東忠烈、宣勇、廣銳軍士，自今老病者即放歸農，無勒召人承替。其闕員，並自京補選。」

　　庚寅，詔坊、監、倉、庫軍士疾病者，續其口糧，無令失所。時羣牧司秣馬卒因病請告，停其所給，有匄食餓死者。上閔之，故有是命。

　　乙未，慶州言懷安鎮山水暴漲，漂溺居民。詔人賜千錢，米一斛。

　　內出京城四郊禾黍穗示輔臣曰：「前夕風雨漂暴，慮其致損，遂令于高下田遍取視之，皆無傷也。」

　　丁酉，詔京畿諸縣夏稅，前令送咸平、尉氏者，今許在京及本縣輸納。

　　詔：「自今文武官在任同事，並須從長裁遣，如任情偏執，不循理道及用私忿不和者，轉運、提點刑獄司察舉以聞，當遣官辨其枉直而重責之；如不察舉，并罸之。」時緜、耀、保州繼言同官不和，命使劾問，而知嘉州袁成務請行戒約，故有是詔。成務，逢吉子也。

　　令雜買場市物，並給現錢。先是，以茶充直，不便於民也。

　　左僕射張齊賢再表請老，戊戌，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別業。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並坐聣為三以優之【一二】。

　　方宅副使趙守倫言，河東廣銳軍士善騎而武藝不習【一三】，望自京簡取隊長，精加訓練，從之。

　　澧州慈利縣人蠻人侵擾漢土，荊湖北路轉運使陳世卿率兵逐之，因請復置澧州、武口等寨控之。酋長下溪州刺史彭儒猛願歲修職貢，世卿以聞，己亥，降詔慰奨，且許焉。

　　先是，澧州民四十七家訴蠻侵其地，詔閤門祗候開封史方乘驛往，與轉運使同案視。於是自竹缙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里，得所掠五百餘人，及置澧州等寨，即以方知邵州。（史方本傳云，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寨。按會要及實錄，但澧州、武口二寨耳。當考。）

　　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食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僚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通判成悅為吏勤事，而詠性躁果，刑訟多出獨斷，悅嘗以法規正，無所阿順，詠不禮焉，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壬寅，命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薛映代之。映告謝便坐，自言久歷外任，求領近職。翌日，授樞密直學士，仍令馳驛以往。詠既還，不能朝謁，即命知陳州。【残暴的各路诸侯！！】

　　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覽奏矍然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據實錄，蠲牛稅在九年十月癸未，時映已罷歸，今并書于此。）

　　上因覽昇州奏，謂輔臣曰：「當時弔伐彼方，所以持久者，蓋太祖約束曹彬不許殺人也。彬尋遣李繼隆入奏，收城之後且保全李煜一門。太祖既可其奏，又益戒其殺人。及城破，中使傳宣適至，煜家族保全，城中人悉免戮。太祖深慈至仁，皆此類。」（實錄附此事于明年正月戊申，今因薛映知州并書之。然平江南時，已略著太祖戒殺之意矣，或可削。）

　　詔太廟祠祭，令行事官與宮闈令躬洗滌祭器，諸祠祭亦如之。

　　癸卯，詔奨三司度支副使鮑中和，以其前涖戶部督治帳籍，總九十萬，曹事無壅故也。

　　甲辰，詔樞密直學士限置六員。上初欲授薛映以此職，因問王旦，旦曰：「先朝但置兩員，今已九員矣。」上曰：「且復除映，自此當為定限也。」故有是命。（張詠、李濬、劉綜、任中正、周起、戚綸、張秉、李士衡、【一四】、劉師道。）

　　賜秦州小洛門采造務兵匠緡錢，仍委中使王懷信具勤瘁者名聞，咸與遷補。

　　乙巳，鄜延路部署曹利用言：「緣邊所居歸明人戶防遏立功者，望署為弓弩手指揮【一五】。」詔利用詢其人，如願為之，及經久利便，即依所奏。

　　命東染院使秦羲、開封府判官寇玹乘傳至棣州按視城、隄，圖上利害。時孫沖等請不徙城，議者言其不便故也。

　　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宴犒官吏、將校、耆老，賜役夫緡錢。溥與謂相為表裏，多載奇木怪石，盡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蔬食者周歲，詔奨之。

　　上作祥瑞論、勤政論【一六】、俗吏辨賜輔臣，人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及朝廷崇奉祥瑞、躬親細務者，故著此以曉之。」輔臣請示百官，立石於國學，許之。

　　河東轉運使言所部大稔，詔三司宜乘時積穀，聚於陝西及緣河州軍，以備歉歲。

　　戊申，通判棣州史瑩言：「本州河水為患，隄防不固，慮非時決溢，衝注州城。望徙井邑於试河，其城壘俟霜降水涸而葺之。」知州孫沖又言：「臣前舉瑩共治水事，瑩黨右豪族，妄請徙城。願召赴闕，劾其罪。」從之。時试河有富民賂官司請徙州治，故沖奏及之。（六月丙寅，當考。）

　　己酉，徙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王曙知壽州，度支員外郎李應機知濮州，其本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庚戌，淮南路滁、和、揚、楚、泗五州旱，詔發運使減運河水以灌民田，仍寬其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者，罪之。

　　詔河東諸軍，昨簡隸剩員，如聞尚多彊壯，可併為帶甲剩員，以便給使。

　　乙卯，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段惟幾，言畿縣夏租，民乏二麥，望許以秋稼折納。從之。惟幾，思恭弟子也。

　　遣使治揚州回鑾寺，奉安太祖神御。先是設殿於其偏，始改從正位焉。

　　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上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僚屬，遂著為令。

　　詔：「如聞諸路採木送京師，其數尤廣，頗擾民。宜令三司規度，如給用無闕，宜悉罷之。」

　　上作對照詩示輔臣，有「孜孜綏萬國，不媿鬢邊絲」之句，王旦曰：「陛下憂勤萬方，勵精庶務，發揮聖道，形於天章。臣等固當夙夜盡心，上副求治之意。」

　　辛酉，詔應保舉官有誤犯私罪非故違者，自今勿連坐舉主。（六月末李說事可考。）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編錄太宗聖製合二百四十卷【一七】，詔中書門下詳校，奉安于太清樓、資政殿、崇文院【一八】、祕閣、西京三館各一本。

　　癸亥，詔：「自今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使臣知州府軍監處貢舉人，委通判、幕職、錄事參軍及所試官依格式解發【一九】。其武臣更不管勾，止同署解狀，所解不當，亦不同罪。」

　　甲子，上封者言：「伏睹文武官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祿。有窮經潦倒之士，下位沈滯之人，常增浩歎。望行條約。」上令輔臣議其事，特限年立制，議尋不行。

　　詔應制獄無臨時處分者，並依推勘條式決遣，流罪及命官則具案以聞。先是，審刑院詳議官查拱之，言諸州奏案，多以所降宣命止言制劾，干繫官吏情罪，具案以聞，乃悉拘禁以伺斷敕，頗成留滯，故條約之。拱之，道子也。

　　詔：「南省及諸司五品以下官，各具本貫、三代出身、歷任有無違闕家狀上御史臺。自今新升朝衙謝後，並須準此具家狀納審官院，逐旋牒送御史臺編聯收掌，準備非時檢閱【二○】。」

　　九月丁卯，詔大理寺斷案差互者，本斷官並行勘劾。申明咸平二年四月之詔也。又詔斷敕取其簡要，不必繁敍款辭所斷罪不得以取旨為文。上曰：「一成之法，朕與天下共守。如情輕法重、情重法輕之類，皆當以理裁斷，具獄以聞。」

　　戊辰，詔：「應大禮朝會，據儀制，京官並赴陪位。自今不至者，令御史彈奏。」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上言：「禘祫之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於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此蓋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祔饗太廟之說。竊思二聖御｛宀禹｝之辰，可從茲制，升祔之後，難舉此儀。今以椒掖追諡之尊，居宸極正統之右，稽之經意，既靡於前聞；度於人情，實違於順德。竊慮明靈合饗，神禮未安，欲望特詔禮官再加詳定，或祭於別廟，或次於正主，冀協聿追之旨，永臻錫類之祥。」詔有司詳定上奏，曰：

　　按曲臺禮，載禘祫之儀，則云「如皇后先祔別廟，遇禘祫祔饗於太廟。如是昭后，即坐於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后，坐於祖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商盈孫議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歿，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之歿也，睿宗在位；元獻之歿也，玄宗在位；昭德之歿也，德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此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本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

　　開寶禮禘祫卷中具載孝明、孝惠二后自別廟祔饗太廟祖姑之下，則與曲臺禮同。及太祖、太宗神主入廟，孝明、懿德升配，孝惠、孝章、淑德不入配饗，止在別廟。自後遇禘祫歲，有司不達禮意，尚以三后神主祔饗于太廟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尊卑顛倒，誠未允當。

　　按禮稱「婦祔於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祔之於祖姑，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室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之一室，明其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於祖姑也。

　　又按唐睿宗入廟，遷昭成皇后祔饗，肅明祗在別廟。故開元禮載肅明別廟時饗之儀，而無禘祫祔饗之禮，即知別廟皇后時饗及禘祫皆於本廟也。禮稱：「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孝惠、孝章、淑德三后，向來禘祫既並祔饗於太廟，則難議改易。欲望自今禘祫，三后神主各祔饗本室，次於正主。稽諸典禮，庶協大中。詔可。

　　庚午，貢院考試官、前寧州司法參軍、國子監說書王世昌勒停【二一】，知貢舉官晁迥、劉綜、李維、孫奭并贖銅三十斤。時濮州毛詩學究王元慶試義中有一通一粗，世昌誤考為十不，迥等不之察，為元慶所訟故也。

　　詔：「軍民有私置刀兵器甲，限五十日送官，違者論如法。罪至流者并其家屬部送赴闕，至徒者決配本處牢城，冶鑄者如之。其緣邊諸處曾被旨許留者，聽如舊。」

　　辛未，詔京東西、河北、陝西轉運使，與逐處長吏同相度緣河縣分鄉村，各於河北、河南就便管轄。省民轉輸之勞也。

　　壬申，杖高班朱咸則，配西京內品。坐私與富民飲食故也。

　　癸酉，詔知天雄軍寇準都大提舉河北巡檢。時河北頗有盜賊，而奏報不實，又不即時擒捕，故命省之。

　　廣州駐泊鈐轄秦羲言：「州有澄海三指揮，前準詔止令訓練，無得差役。慮浸久驕惰，望徙屯嶺北。」從之。羲又請兼提舉在城煙火、盜賊事，亦從之。

　　先是，廣州言澄海卒討宜賊有功，頗希恩桀驁，軍中不能制，乞部送闕下。上以總御方面，宜擇才幹，宰相歷奏數人，皆不稱旨，上徐曰：「秦羲可當此任。」乃以命羲。

　　先是，羣官導從多踰品式，或庶僚不避大臣。詔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禮官議定儀制施行之。

　　禁庶官及技術之流以金銀為方圓帶。京城除宗室外，無得用青繖，宰相、樞密使亦禁之。明年，乃許復用。（明年六月甲子。）

　　癸未，開封府勘糧專勾司吏因諸軍批請納賂，罪當徒。上曰：「此但紙筆之費，累而為贓，第決杖釋之。」

　　詔兩浙諸州，三大戶自今令正身勾當，其挾名替者，先科欺罔之罪，復追正身斷決。從轉運使陳堯佐之請也。

　　甲申，大宴含光殿，軍校有醉臥禁街者，詔巡邏者護送之。仍命殿前司自今為例。

　　丁謂之討溪蠻也，權知施州寇玹功最多，於是以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判官。嘗奏事，上問其施州備禦之策，因諭玹曰：「東川控羣夷，爾功已試，往為朕撫之。」丙戌，授玹梓州路轉運使。玹，後改名瑊。

　　丁亥，知荊南府朱巽言：「準詔發兵赴澧州巡遏，興師動眾，必資糧餉，加之地理險絕，使臣張皇，慮虧鎮靜之理。」陳堯叟曰：「巽不知朝廷本意。昨遣兵止泊慈利縣，自荊州至慈利皆坦途也，饋運咸委轉運使，不勞力役。遣使諭其酋長，固無驚擾之理。若是，則朝廷不可作事矣。」上曰：「巽能言事，亦可奨也，可否則繫朝廷爾。將命者多務張皇，誠有之，自今更宜嚴其戒約。」

　　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二二】，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欽若、堯叟本官，詔各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兼使相【二三】，自欽若、堯叟始。

　　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

　　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使更宣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眾人騁辯取容，安仁不為也。」旦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雖在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近朝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名聲，當世以重德推焉。（記聞云王欽若譖安仁之明日，遂罷政。恐未必然，今取王旦遺事錄，附見。又沈充媛當此時但為才人，恐記聞誤，今改之。）

　　三司使、禮部侍郎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

　　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薦云。

　　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庚寅，詔京東、河北諸州民以大小麥折納預請絹錢者，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先是，上謂宰臣曰：「朕每戒宗室，令讀書、作詩、習筆劄、射藝，如聞頗能精熟，朕將臨觀焉。」於是，幸鄆恭靖王、安文惠王宮，奠其畫像。又召宗室從官及宮僚宴射於相王元偓宮，賜以御詩并衣幣有差。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舒王元偁、榮王元儼宮，復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罷。元偓首冠戚藩，能自修勵，嘗曰：「讀書日記兩事，歲月滋久，為益多矣。」上每稱其好學，御詩出，必令繼和焉。

　　辛卯，詔嶽、瀆、四海諸祠廟，遇設醮，除青詞外，本廟神位並增祝文。從學士院之請也。

　　先是，洪州進士黃鼎偽鑄印為敕牒，稱朝官紿娶婦，利其資財，事敗得罪。禮部因請定士庶及寺觀所用私記式，詔許雕木為文，大方寸，無得私鑄。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歛錢飾營舍、什物，數少者望令鮜司勿受【二四】。上曰：「軍民訴事，有瑣細非切害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人有冤滯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挾太醫療之。拜章為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予側席待名賢」之句。尋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

　　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朝中大臣互相倾轧！！】

　　冬十月乙未朔，詔樞密使帶檢校官、平章事，不告引，止於本廳贊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制。先是，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告引，曹彬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陝西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徒以上罪，令書歷守選，冀有所懲沮，自求平允。」詔三次誤失者如所請。

　　宜州言南丹州莫淮辿聚集諸蠻，阻富仁監道路。詔轉運使樂黃目乘傳往視，以理和斷。黃目言知宜州信遂不諳溪峒事，即命供奉官、閤門祗候曹永吉馳驛代之。既而黃目又言：「宜州駐泊監押、侍禁侯箉擅領兵入南丹州界白抗卓寨，取淮辿伏罪狀以還，進退容易，恐生邊隙。」箉亦訴轉運司隱其績狀，不盡條奏。上廉知南丹州本非侵擾，第因接境逃民剽掠客旅，遂亡命山谷，蠻夷自相寇盜。即詔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郭盛、內供奉官江德明，馳往犒設峒溪首領，與黃目同撫勞之。且戒箉，自今戎事，皆稟所部。

　　庚子，遣使馳驛分詣廣南、荊湖、福建、江南、京西諸路，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知州、通判、鈐轄、都監，簡選雜犯配軍人，徙隸近地本城。老病不堪醫治者，放從便。少壯者，部送赴闕，當寘上軍；如不願量移赴闕，亦聽。

　　鄜延部署曹利用等言保安軍蕃部請築子城，望諭首領，俾竣農隙，從之。

　　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諤，以丁謂參知政事，請差降等威。辛丑，改命宗諤為修宮副使。

　　甲辰，詔：「如聞建安軍等處，自秋霖雨，頗妨農事，宜委轉運、發運使，體量賑恤。」

　　乙巳，夔州路轉運使言：「溪峒蠻人結集為亂，竢發兵討捕，則歸先所掠漢口，及五十人者【一】，承例特署職名，許令入貢。」上曰：「聞此亦非便。或因是輒掠邊民充數邀利，所在宜辨察之。」轉運使又言蠻願入貢者千五百人。上以道途往來，公私勞費，不許，詔轉運使定其當赴闕者，具名奏裁，餘止就本路量行支賜遣還。

　　丁未，上以宗室所進和幸諸王宮賜宴詩示輔臣，因曰：「宗親好學，大是美事。苟述作不已，自得指趣。得指趣，即忘倦矣。然當戒於好奇而尚浮靡，好奇則失實，尚浮靡則少理也。」

　　淮南比歲薄稔，上憂之，賑卹無所不至，而言事者以為流亡無算；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戊申，謂言轉運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起居舍人王隨為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亡者多復業云。

　　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二】言：「火山軍南五七里，或掊地尺餘則火山，蓋火德之應，請建祠廟。」上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所由來舊矣。宗政妄言，不可從也。」

　　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宮苑使、滎州刺史高繼勳副之；屯田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士龍為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餘懿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契丹使邢祥接伴，祥詫其國中親賢賜鐵券，曾折之曰：「鐵券者，衰世以寵權臣，用安反側，豈所以待親賢耶？」祥媿不復語。

　　是歲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為開泰元年，以幽州為析津府。國主弟隆裕卒；隆裕初封吳王，後封楚國王。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雄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三】。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溝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正南曰啟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造。皆邀朝使遊觀。城南門內有于越王廨【四】，為宴集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南即桑乾河。

　　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五】，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夏坡，坡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六】，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

　　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奚、契丹之所，最為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七】、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八】，亦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居屋，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九】。

　　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一○】，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一一】，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一二】。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庳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一三】，無築堵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門曰陽德、閶闔。城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

　　自過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菴板屋，亦務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駞，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麋粥、屦糒。

　　詔諸路自今除常例合調民夫外，如別有工役須至差撥者，並取實役名數，調訖具事以聞，違者案其罪。先是，提點開封府界段惟幾調中牟縣夫二百人修淳澤監倉，羣牧制置使以廐卒代之【一四】，因有是詔。

　　癸丑，詔京西市糴軍糧，轉運使止當勸誘，無得迫促。時轉運使於西京市糴，條約過當，民不如約則杖之，故特示禁戒。

　　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而陞擢之。

　　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按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即聖祖也。實錄于六年七月又書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命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臨降，名稱相類，故改上焉。如此，則當別一司命矣。又據降聖記【一五】加上東嶽司命上卿真君聖號敕但云東嶽司命上卿真君，可加上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無「九天」及「保生天尊」字。然封禪記書元年十月壬子詔上卿九天司命真君增號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實有此六字。二書皆丁謂所編，乃如此不同，當考。）

　　先是八日，上夢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上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上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至殿，歷觀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

　　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宋朝要錄，內外諸軍將士，並與特支。）

　　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於萬歲殿。

　　辛酉，上以崇儒術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示王旦等。先是，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奏對，上謂之曰：「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頃之，上出二論示彭年，彭年復請示輔臣，旦等因請付國子監刻石，從之。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初，宰相請準例遣丞郎已下，上特命王旦等攝事，又遣官告諸陵、嶽瀆、祠宇，上親封香付之。

　　壬戌，謁玉清昭應宮。時將祀神州地祇，在致齋內，上疑不當出，欲別擇日，恐緩。後乃詔禮官議之，且言：「焚香致謝，非遊賞也，若不作樂，於禮無嫌。」遂從之。

　　閏十月乙丑朔，詔京城盜賊當決杖配隸者，自今免其令眾，內情重者奏裁。

　　丁卯，命王旦為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馬知節為橋道頓遞使。故事，每大禮，以宰相領大禮使，而禮儀等使皆署申狀。東封歲，上特命中書、樞密院領五使，汾陰亦如之。於是王旦言：「頃歲，臣叨備相位，欽若以下皆知樞密院，參知政事。今敏中、欽若、堯叟悉同平章事，詢於事體，頗似非宜。」上曰：「第依近制可也。」旦又曰：「東封、汾陰告廟日，皆奉天書，所以表奉符行事。今茲告廟，天書重於舉動，望不出內。」詔可。【皇上带头弄鬼！！】

　　有司請太廟用饗禮，一獻，庭設宮架，殿上登歌，無二舞。上欲重其事，特用三獻，乃以相王元偓為亞獻，舒王元偁為終獻。

　　詔：「訪聞邊臣每正旦五鼓即張燭慶賀，日聚宴樂，至有夜分而城不扃者。自今不得復然。」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事之所。

　　庚午，上齋于長春殿，以朝元殿建道場，設更衣次，及奏中嚴外辦於文德殿。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又命大臣分告天地、社稷、后廟。

　　壬申，上謂宰相曰：「頃聞鄭國長公主肩輿出行，民有犯其前導者，即捕笞之。朕在東宮日，有犯者，第委之府縣，未嘗輒自箠掠也。宜令開封府，自今有此類未得決罸，具名以聞。仍嚴戒約諸宅勾當使臣。」

　　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

　　有司言：「道場及奏告【一六】，自今用青詞云『嗣皇帝臣署。』大事，祀官朝服。常時奏告，公服。薦獻，則太祝讀詞。設醮，止命道士備香酒、時鰏、碧色幣。」詔可。

　　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初，宰臣以太祖諡號有與聖祖名同者【一七】，將議易之。上曰：「真祖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並當增諡。」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諡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諡曰文獻睿和，順祖曰惠元睿明，翼祖曰簡恭睿德，宣祖曰昭武睿聖，太祖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

　　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望遣官於兖州曲阜縣壽邱奏告，從之。

　　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賜輔臣，上曰：「禁中植稻，暇日臨觀刈穫，見其勞力，愈知耕農之可念也。」

　　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三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冊。

　　丁丑，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一八】。禮畢，詔于龍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符應，又作贊，目曰神告帝統石。乃加諡誌公曰真覺，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其後又加諡曰道林真覺，令公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兖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禮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建正殿，連接擁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

　　庚辰，王欽若言所居第在太廟之後、后廟之前，出入宴處，皆不遑寧，請易賜官第。詔可，尋於安定坊造第賜之。

　　辛巳，玉清昭應宮天書閣上梁，車駕往觀焉，宴賜如常例。

　　丁亥，詔聖祖、聖母徽號冊寶法物，並飾以金，尊號冊以金塗銀為飾。舊制，皇帝冊寶飾以金，宗廟飾以銀，及是，有司請聖祖冊寶如宗廟之制，上崇奉聖真，志存謙抑，故有是詔。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請上自為之。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十卷、客省事例六卷、四方館儀一卷，詔奨之，仍第賜金帛。（實錄、本紀，並于六月丁未書彭年進閤門儀制，今又并客省、四方館儀制書之，疑必重疊，故削去六月丁未所書，止存此。）

　　詔太常寺選殿前司天武左右廂軍士，每廂七十五人，人為角手，教習以備警場。先是，每舉大禮，皆預以近京州軍召鳴鼓角者，貧民涉遠而至，頗成勞費。及是罷之，人以為便。

　　命莊宅副使王承祐、入內殿頭楊懷吉浚汴水。上謂：「汴河有灣曲，灘淺，沒溺甚多，蓋開浚之際，只依檢計到功料；檢計之際，又河水蓋覆，不見合施功處。自今須先塞上流，盡河槽內水【一九】，方行檢計。」仍差承祐及懷吉領其事。（承祐，審琦第四子。懷吉，缺。）

　　十一月丙申，上於朝元殿恭謝玉皇，奉天書行事。致齋三日，禁屠宰，備三獻，薦玉帛、麪牲。配坐以聖祖，位在東，褥用黃，玉以四圭有邸，幣色蒼。太祖、太宗位在西，陳宮架。百官朝服，率如祀禮畢【二○】，賜羣臣福酒有差。有神雀及二鶴來集，上作詩記之。

　　戊戌，右屯衛將軍、贈潁州防禦使允中卒。允中，鄆恭靖王第二子也。先是，有司以冬至，當宴近臣於向敏中第，於是請不張樂，上曰：「樂以侑食，不可廢也。」第命改中旬設會。（允中改名允懷，見康定元年正月，當考。）

　　內侍楊懷恩妄言家婢興讒，父母意規異居。上曰：「中官皆養子【二一】，此弊宜深察。」特詔決杖配隸唐州。

　　癸卯，詔入內內侍省遣親事卒伺察倉廩，因緣乞取財物者，令開封府捕劾痛懲之。

　　丙午，宰臣王旦加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楚王元佐太師，相王元偓太傅，舒王元偁太保，榮王元儼檢校太尉，內外文武官並進階、勳、爵、邑有差。

　　詔定加文武官月俸有差。上承二聖恭儉，富有多積，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嘗廣費自奉。且以庶官食貧勤事，非厚其廩稍，無以責廉隅。故因行慶，特議增給。

　　遣西京左藏庫使王應昌使夏州，以加恩官誥賜趙德明。又遣使至交州境上召李公蘊子弟，以官誥賜之。

　　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言：「三司準詔將新收配軍馬請受歷，並入勾當磨勘，動踰旬浹，事頗不便，望且仍舊。」詔許且用舊歷，來月改從新制。

　　丙午，宣政使、提點內藏庫劉承珪上內藏庫須知五卷，詔褒之。

　　丁未，詔自今聽商賈以糧斛從便貨鬻，官司勿禁。時京師穀貴，上以斂糴增價侵民，故有是詔。

　　上謂宰相曰：「汴水歲有流尸，至淮而止。然非理死者必有積惡，以罹斯苦。朕思以善緣濟之。」乃作發願文，遣工部郎中直集賢院李建中、內殿崇班張承素齎詣泗州，依道釋二教設齋醮宣讀，及祭溺者。仍照本州每歲擇日禁屠宰，就寺觀各建道場五晝夜，仍設祭。

　　宰相請以聖製刻石，就州建觀，乃得汴水東臨淮之地，命內侍趙履信、朱允中董役，總眾舍二百七十四區，賜名延昌。

　　戊申，詔：「如聞緣汴護堤河清卒賊害行客，取其資財，棄尸水中，頗難彰露。可明揭賞典，募人糾告。」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有「大電繞樞」之語，上命宰臣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乙卯，詔商旅自京便錢至諸州者，（按太祖開寶三年置便錢務，許民入錢左藏，給以券，於諸州便換。此條當云「自京齎便錢券至諸州」，原書疑有脫字。）所在即給付，無得稽滯。

　　知梓州崔端獻白雉一，上以地遠勞人，賜牙吏緡錢遣之。仍令諸州依前詔，勿以珍禽異獸為獻。

　　丙辰，內出太宗御集并法帖三百六十卷示輔臣。王旦曰：「以文章化人成俗，實自太宗始也。」上謂向敏中、丁謂曰：「太宗所用筆，卿等獨未見。」因各賜一雙。

　　戊午，契丹遣使昭德軍節度使耶律寧、副使大理少卿季道紀來賀承天節。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為之。詔赴上于本宮，百官班賀如儀，既而以使署未備，權罷班賀【二二】。

　　詔車營、致遠務押綱殿侍，自今取累經差使無過犯之人。時上謂近臣曰：「車營務、致遠務，三司自來失於條制，損失增多，即於外郡配置授人【二三】。自逐綱立定賞罸，專差殿侍管轄，死損之數十無一二。其殿侍，每考其績效，入等者與三班差使，近日殿侍多乞此差遣，斯亦勸之得宜也。」

　　十二月甲子朔，以宣政使、應州觀察使劉承珪為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依前修玉清昭應宮副使。先是，承珪以疾屢表請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珪方領宮職，藉其督轄，望無許所請，第優賜告。而承珪繼請不已，乃許減去繁務，特置此職以寵焉，班在客省使上。其五嶽觀、內藏庫、皇城司，仍舊管勾，自餘悉代之。承珪又請納觀察使月俸，詔可。復定殿使俸如內客省使，而給實錢，親作歌賜之。

　　丙寅，賜諸班直、諸軍及剩員薪炭有差，軍士外戍家屬在營者半之。

　　詔諸司使副任緣邊部署、知州、鈐轄、巡檢等，入辭日，求補蔭子姪，遠近之際，恩典不均，宜令樞密院差定條例。

　　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己巳，令三司出炭四十萬，減市直之半以濟貧民。時連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錢二百，故有是命。仍遣使臣十六人分置場，以內供奉二人提總之。自是小民奔湊，至有踐死者，乃命都巡檢張旻遣軍校領徒巡護，賜死者家緡錢，無族者官為埋瘞。仍令三司常貯炭五七十萬，如常平倉，遇價貴則賤鬻之【二四】。

　　辛未，詔：「文武羣臣趨朝立班及崇政殿引對官員、使臣，自今有怠惰不如儀者，閤門、御史臺劾奏之。失不劾奏，并案其罪。」上封者言近年朝儀頗不端肅，有司顧望，莫肯舉職故也。

　　有司言：「按周禮，孟冬祀司民。唐避文皇諱，改為司人。今請改玄武、玄冥、玄弋、玄枵並為『真』字，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詔可。

　　甲戌，詔：「前詔開封府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屬嚴冬，宜俟春月。」

　　管勾麟府路軍馬事韓守英言豐州防禦使王承美卒，其子文玉權勾當蕃漢事【二五】，宜稟朝旨。上曰：「豐州事繁，宜選習知邊事、戎人所服者。」即詔守英洎知府州折惟昌察承美諸子及詢蕃漢牙校以聞。尋依所奏，命文玉為左侍禁、知州事。

　　承美初被疾，遣中使挾太醫視之，令日候其起居，附驛言狀。及卒，贈恩州觀察使。錄其子文寶為三班奉職，孫德鈞為借職【二六】，仍詔其妻折氏得入謁禁中。文恭，承美長子也。承美以文玉為子，奏授殿直。既襲任，文恭時為侍禁，在沂州，表訴其事，詔改文恭為供奉官。

　　乙亥，遣常參官於麟、府置場，和市軍糧。時河東豐稔，米斛百錢，或人以茶一斤易粟一囊【二七】，州縣利於轉輸，不即斂糴，故有是命。

　　丙子，詔劾管勾國信內臣閻承翰、張繼能等，坐契丹使在驛輒歸，第供億有闕。案奏特原其罪，自餘第懲罸之。

　　庚辰，知處州張若谷言：「黃帝任六相而天下治。伏睹詔示聖祖臨降，有斜設六位之文，以臣參詳，必當時六相也。按唐天寶敕，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黃帝惟以后土配。望於殿內塑六相像，并加諡號。」有司言：「神靈之事不可備知，所云六相恐難執據。其六位仙官，望令編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於聖祖殿設像。」從之。（若谷，南劍州人，兩朝史有傳，自景德初已為三司判官。此知處州者，當別一張若谷。本傳即以為南劍州人，恐非也。）

　　辛巳，諡笹眉山僧茂貞曰明果。上語輔臣曰：「茂貞修行精至，每見王公戚屬，皆隨其性勸導之，多云為善于身，盡忠於君，則可以保延福壽，長守富貴。且預知將亡，趺坐而化，此亦可嘉也。」

　　乙酉，令泗州出官米十萬石以賑饑民，又增兵備盜。【灾荒、盗贼！！】

　　丙戌，詔：「天慶、天貺、先天、降聖、承天節，權止行刑。如聞所在寃繫頗眾，自今笞杖，情輕者釋之；情重及須證佐者，責保于外。」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纖靡，與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辭。良久，將降詔，而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議，復固辭。于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闈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謹恭密，益為帝所倚信焉。（此因實錄舊文【二八】，蓋垂簾時奏篇，其勢不免如此。要當刪修。）

　　編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壇、朝覲壇、親奠西嶽廟三圖及祥瑞圖百四十八，置龍圖閣下，召宗室、輔臣、兩制、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三司副使、刺史已上觀之。王旦常言於上曰：「臣頃為大禮使，有奏祥瑞，臣非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耳。願令史官并書其實。」（此據遺事錄，附編聯祥瑞圖下，初不與此相屬也。其有無，亦當考。）

　　戊子，契丹遣使廣德軍節度使蕭衮、副使左衛大將軍齊泰來賀明年正旦。

　　庚寅，詔諸路大辟罪，或有情款疑互，承前皆俟旬終報轉運、提點刑獄司，以致審察淹緩。自今即日報之，從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懷寶之請也。

　　詔自今諸州土貢物至京，令戶部牒合屬庫、務，先次受納，來人遣回，候正旦朝賀排仗，別差人齎擎陳列。

　　詔知延州李及兼管界緣邊都巡檢使【二九】，仍給牙隊馬步兵士，如無邊警，即勿出巡。

　　是歲，詔三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涖它局外，定以六員為制。（會要無月日。）

引用:

第一块：

宋朝的岁入较唐有巨大的增加，究其根本，是宋税赋极其之重。包拯就说：“天
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
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利用其赋税之权，
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
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50文，而朝廷令斗麦折
100文，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等于斗麦140文，相当于本色的几乎三倍。
（转引自《中国史纲要》）而此一法，还仅为两宋盘剥之术九牛之一毛。

有宋一朝，代代都是敛财高手。确实，各朝都重视“理财”，拼命扩大岁入来弥
补其日益庞大的冗兵、冗官、冗吏。至王安石变法前，有宋岁入较国家初建时增
加六倍，而国库反而从有赢余变为大亏空。以国营工商业等形式与民争利自然是
一条生财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的
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
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
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府积贫的局面。而贫富不均、兼
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
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

宋室南渡后，情况愈演愈烈。叶水心说：“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
者”，又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
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
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李心传《建炎以
来朝野杂记》中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宋的赋税，苛烈
亘古所未闻，也为后世历代所绝无。只举一个例子：宋的正税之一是“身丁钱”
（北宋在南方征收，南宋在全境征收），也就是人头税。然而，唐中期以后搞两
税法，人头税已经被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
税，然而，却在此又征一道，从20岁征到60岁。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
已死之人。如此税外加税的搞法，民何以堪？

宋的工商国营政策，客观上当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必须
看到，其初衷是与民竞利，扩大盘剥之源，利用不平等的地位从工商业中榨取财
富，这不是真正的重商主义，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措施，而是封建国家体系下的
畸形产物，这种政策，同时也对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在
这种土壤中，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新的社会形态萌芽的。事实证明，当政府财政出
现危机，宋朝廷从来不是通过正面发展工商业来扩大生产、市场从而增加正常的
税收，而是通过增加苛捐杂税，以及发行大钱、变钞乃至最后直接大印会子的办
法明目张胆的豪取民财。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总结到：“南宋政府，所以取于
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
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也没有
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
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巨
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
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部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
侵或者金人蹂躏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
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此在南宋尤其显著，翻查南宋
立国初期的历史资料，常常惊叹于这样一个对内横征暴敛专制强暴的朝廷居然还
能维持，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巨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部矛盾，这
样一个政府，激起全国性的巨变，乃至发生汉末那样的脆性崩溃也是完全可能
的。最后一点，自然就是这个政权终于糟糕到在竭尽民力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尽到
它保全自己和保护将希望寄托于它的百姓的义务，为外敌所灭亡，来不及等到内
部的矛盾将之彻底摧毁——虽然到了末期，这种内部瓦解的趋势也已经不可逆
转。——认为南宋末期国家运转还大体良好的也完全是在扯淡。

在网上，对于宋朝，常常有着不切实际的幻觉。什么“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
芽”了，“空前富庶繁荣的中国社会发展高峰”了。其实，看穿两宋的历史，其
国策就是：聚财富于官，敛财富于中央。民困官丰，而官府之资财又全部集中于
中央政府。然而，举国之资、全民之资，还是供养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
吏、冗兵的庞大开销。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在它几百年的统治
中，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就不能维持其运转。
这样的一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大笑话，是和着无数黎民的
血与泪的荒唐！——此即我对有宋一代的基本认识。

引用:

网上著名的“被世人忽视的伟大的宋朝”一文，这篇文章似乎在jc也被引过无数次。歌颂宋的网民几乎都是在把这篇文章贴来贴去，这也是我所谓网上对宋朝的“幻觉”的一大由来。

某人的回帖我不谈了，还不如直接谈谈他部分转引的那篇著名网文好了。那篇文章确实引了很多数字，但也杂糅着许多作者对这些数字的一知半解甚至全无理解。那篇文章很长，时间有限，不可能全部一一回复，这里就说几个原作者认识的不清不楚的问题。

一、　　该文作者曾说宋朝的财政收入最多一年达到1亿6000万贯文，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一个绝大的笑话，因为所谓“一亿六千万”，它的单位不是什么“贯文”，而是“贯石匹两”。这个“一亿六千万”，就是不考虑单位，只考虑数量，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宋朝搞的是货币+实物的赋税制度，钱的单位是贯，米的单位是石，布帛的单位是匹，白银的单位是两，丝绵的单位还是两（一两白银价值1贯钱，一两丝绵价值50文钱，然而在这个1亿6000万的大杂烩统计里，一两白银+一两丝绵=2两），对了，还有草……单位是“束”。就比如说：熙宁十年（1077）的财政收入中属于农业税收入的部分大约是5200万“贯石匹两”，然而其中有“草”1765万束，折合成钱才35.3万贯（当时草大约是20文/万束）。把这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都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钱，那一年大致的租税收入是2021万贯左右（此价格数字根据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这篇文章前面说了个“一亿六千万”，然后喜滋滋的夸奖宋朝的这个数字比之汉唐明如何了得，是10倍还是多少倍。然而他在文章后面开列了三个北宋有代表性年度的财政收入（至道3年、天禧5年和熙宁10年），却只有三千多万贯到七千万贯出头的样子。那些个过亿的年份都哪里去了？其实很简单，这三个数字是当代的史学者按照我上面的那种以当时物价换算的方法统一折算为贯的结果，自然一落千丈。该文作者到了这里显然另抄了本现代学者的书，因此他的数据和自己文章开始的1亿6000万就差之万里了。而他自己在文中还是这么说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了该文作者缺乏起码的常识。因为北宋的中后期财政收入远远多过前期，而且保持持续上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知识。作者因为抄了两本书，看了两种口径的数据，于是自己把自己转晕了。他和宋朝政府一样，只看数量不看单位，居然把北宋财政收入描绘成了下降趋势。只看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个数字，就知道这个作者不但只会抄书，而且抄的毫无常识。他来歌颂“伟大的宋朝”，实在当不了称职的吹鼓手

一、　　该文作者另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伟大的宋朝的伟大的工商税收入。这也是网上带给网友最多错觉的地方。他说：“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段话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北宋政府收入中工商税比例大，另一个是绝对数字惊人，让明朝望尘莫及。实际上这里的数字并没有大错，但作者将北宋的“工商税”全都理解为工商业的发展，就大错特错，而与明朝的那个比较，更是不靠谱。

以前有位网友说过其与明朝比较的错误，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这里转一下：“而（北宋的）工商税则是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收的税，包括：榷课（国家专卖权，包括盐、酒、醋、茶、各类矿产）、商税、市舶收入等。贴主居然拿这个来和明神宗的矿税两监来比较，实在是莫名其妙，矿税两监的收入顶多只能算榷课项目中矿产课而已，而从来矿税的数目都是小头，远远比不上盐课等项目。” 口径不一致，就无法比较。

再来说说这个“工商税”本身，从这位网友的话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那时候的非农业收入（从现在开始不再用“工商税”这个错误的概念），成分复杂，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因工业商业活动产生的国家税收（比如增值税所得税之类），而是包括了国营工商业的利润（禁榷收入）、商业税和对外贸易税几个大部分。这其中，宋朝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唐朝就开始，最大的部分恰恰不是商业贸易的税收，而是国营工商业的直接利润！

首先先说说该文作者的一个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存心误导的数字，他说：“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这是事实，但是，他怎么不提提此前此后的数字？事实上，此前商税收入最高刚刚到1000万贯，而此后的庆长九年（1049），陡降为800多万贯，直到北宋末年都是如此。换句话说，1041-1048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原因何在？熟悉宋史就知道，这期间北宋开始与西夏长期交战。因此需要招募商人运输粮草到西北卖给官府，而官府则支付给他们茶、盐、香药等专卖品的票据，商人凭借票据可以到指定地方领取这些商品，抛售赢利。这样，从西北到江浙，形成了特定条件下的长距离商品流通，带来了商税收入的激增。而为什么到了1049又跌落了呢？并不是战事结束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此前一年改解盐法之官卖为通商法。由商人拿着钱到边境购买盐钞，然后到解池取盐进行销售，而边境就直接用商人买盐钞的钱来就近购买粮食。这样，商人的长途运送粮草的军用物资的流量锐减。当时的人就说的很清楚：“先时，大商富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该文作者用一个特殊条件下的绝无仅有的数字作为北宋商税的一般情况，再反推北宋的工商业发展，简直是胡说八道。而这个畸形的数字反而恰恰说明：北宋的所谓“商业税”，其涨落完全是专制国家军需和财政政策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商业发展所决定。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主要因素。我们下面再以两宋比较正常的非农业收入结构进行分析：

还以熙宁十年为例子，这一年的非农业收入约4250万贯匹（与该文的数据可能略有出入，这是因为我参考的资料运用的物价换算方法可能与该文引用的数据来源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其中市舶司的收入（外贸）约54万贯匹（很遗憾这里的数据只有这么一个混合单位数，好在这一年的商业收入中只有这里是混合单位，而且数量所占比例不大，我们就姑且忽略了）、商税（也就是正经的商业税）约869万贯、矿税（工业税）合计不到400万贯、对市场贸易征收的坊场钱约600万贯。几项加起来，大约1900万贯左右。那么剩下的那一大半呢？酒：787万贯、茶203万贯、盐1203万贯！另外还有“市易钱”，乃市易法下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垄断货源所谋利益，也应属于超经济利润。

这酒、茶、盐几项怎么来的？根据学者的分析（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1、　　垄断的生产性利润：也就是国营工商业的与民争利，而且是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的垄断性的不平等竞争。宋朝对盐、酒两项，自始至终采取国家绝对垄断的“禁榷”制度，官营盐场盐井、官营酒务曲务。劳动力基本是附近州县征发的役夫，以及当地厢军。后者本是仰食国家的军人，前者则是属于封建差役。虽然宋朝对封建差役也给以一定的工钱而非无偿占有，但其支出不按市场价值规律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种生产利润本身的超额剥削性十分明显。其实，前面说的矿业中也有许多是国营的，或者政府让与官绅经营的，其役使的工匠，许多干脆就是在押罪犯，属于劳改产品。这样经营产生的利润自然相当惊人，实际上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宋朝工匠的工资待遇，按照现在搜集的资料分析（可见《中国价格史》），北宋时期一般在1石米到3石米/月之间，南宋还要低（因为物价涨了），最好的大概一月才能买到1石多米、一般都只够几斗。即以两宋平均2石来算（其实已经高估了，因为大多数情况都只有1石多而已，3石米是个别重体力行业，比如搬运工），也不高于唐朝的水平。所谓的“待遇优厚”，大概只能是个别受到重视的技术人员的情况。更何况，宋朝的官营企业，特别是南宋，对工匠的工钱克扣十分严重，到了南宋后期，干脆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拿“会子”抵帐，会子是纸币，靠的是政府信誉，而南宋的后期随着政府财政的恶化，用印发会子支撑财政支出成为常道，而且并不予以认真兑付，乃至不允许劳动者以会子纳税，就是说只许我用会子换你的商品和劳动，不许你用会子来支付应付我的税赋，这已经明目张胆的骗取民财了。拿到这种“一贯500文”会子作为月工资的工匠，在会子信用越来越差，经常无法流通的情况下，又如何生活？这种会子付帐，到了后期，实际上与开白条无区别。而所谓“手工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道那些被征发来的差役之工乃至监狱里的罪犯，拿着微薄的且无保证的工资干着繁重的劳动，又有什么地位可言？

2、　　特许专卖税：全靠国家控制生产到销售的全环节，除了行政成本较高等因素外，弊端横行、无法抑制。因此北宋中后期，对于茶、盐、酒都在官营之外部分的允许民间经营，但从经营的许可到定价、产量、销售地域范围等都严密控制。而且，实行“卖扑”“买扑”等税收。也就是说，本来这些买卖只有我官府才能做的，现在特许你来做，便要交我特许专卖之税。这个税不在正税之列，因此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征法、增加数额，成为两宋特别是南宋的一大弊政。该文作者，以及windg反复强调的都是两宋的商税收入持续增加是基于工商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看看历史数据就很清楚，以政和年间的盐引法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特许专卖税，当时的一个地方榷货官员（地税局？）说：过去当地榷货收不到2万缗（相当于贯），现在几乎都有4、5万缗。一次变法，就增加了一倍有余。而盐业的生产规模在一两年中有此增加吗？当然不是。再如周必大提到南宋茶盐的“常赋、杂征”是北宋的三倍还多，南宋以江南四川之地，茶盐产量能比北宋时还锐增两倍吗？显然不是。这中间，真正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征榷之利”，也就是政府以扩大和提高特许专卖收费的方式来牟取暴利，换句话说，就是榨取民财。相比之下，那总共不过5\%的正税又算个p哦（对了，另外说一句：唐朝的商税是每贯税20文，也就是2\%，比宋朝低）？这些拿到特许经营许可的商人，正税还是要同时交的哦，卖扑买扑是额外的。

3、　　商业经营性利润：哈，终于说到似乎是正常的贸易利润了。国营企业赚取利润总是天经地义吧？可惜，可惜，揭开面纱看本质好了。这部分利润大致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批发垄断利润，另一类才是比较正常的商业零售利润。前者怎么来的？原来官府将生产分散在小的手工业户，但不允许手工业户直接向市场销售这些“禁榷”产品，而必须统一销售给官府，然后官府再批发给有特许经营许可的商人。也就是说，明明可以民产民卖民销的市场贸易，官府在生产和流通环节间插了一手。插这一手有什么好处？多收些“正税”？别傻了，那不是自己从自己口袋拿钱吗？真正的奥妙在价格上。宋代的盐价，官府收购价一般是每斤10文左右，多不过20文，而官卖批发盐价一般是每斤50到70文，到了南宋的时候，甚至高达100到130文！可以算算是百分之几百的利润率！真是生财有道啊。酒价也差不多，酒的原料是米（原材料成本），而宋朝的官定酒价，通常是同期米价的5倍，相比较唐朝，则一般是1倍半而已。宋政府从酒中取利就数倍于唐，以至酒价昂贵到了“酒政为民之害至此极矣”（通考）的地步。再看茶，好一点，“榷茶”中的腊茶，买价约每斤20钱到190钱（根据质量好坏），而卖价是47钱到420钱，悬殊一倍有余！当然，茶的官府专卖实行时间比较短些。

官府垄断批发是这样的强取豪夺，所谓的商业零售又如何呢？应该说，好一些，官茶、酒、盐的零售大体还得遵守价值规律。然而，事实上，在封建社会，这种“遵守”也是全靠官府良心发现而已。因为官府毕竟垄断着行政权力和暴力机器，而其有一万种办法和一万种理由来以此干涉市场。在两宋，官府逼迫商人和民间摊派购买官茶、盐、酒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以盐为例，政府垄断盐业销售，因此希望尽可能多的出售食盐换取收入，也因此罔顾市场供给情况，盲目生产，大量囤积，导致供大于求，但各级官府却强制的决定销售数量，甚至直接根据本年预算开支来决定要卖出多少食盐，把整个财政都压到盐的销售收入上。卖不动怎么办？直接强令民户购买，甚至直接用盐来冲抵财政支出支付。这种变态的官方控制的商业销售，可能培育出近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吗？称之为对市场经济的巨大破坏，丝毫不为过。

综合前述，两宋的工商业虽然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这是必须肯定的成就。但从宋政府本身的政策而言，则惟一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的与民争利乃至敛取民财。黄仁宇说这征榷之利是“商业方面的收入”，这些国营专卖部门是“最前进的部门”，这完全是一种扯淡。真实的情况是：宋朝的国营工商业占据了国家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前面只约略谈了茶盐酒三大项，实际上外贸、坊场、矿业，很多都是国营的，而且是按照类似的敛财之术运作的，宋朝的民间商人，往往不过是官府垄断下的二级分销商而已），而其本质是以工商业为途径，以另一种形式向民众征税。高昂的销售价格，最终是要由人民群众承担的，更何况其垄断最力的，恰恰是人民生活所必须的茶盐酒！这种经营，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攫取垄断的暴利，它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利益，也不是工商税收的正常征收，而是融合了暴力掠夺、无偿占有和超经济剥削的大怪胎。国家追逐工商利益，自然也会推动工商业的进步和发展，但事实却是，国家工商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快过和大过工商业发展的幅度，这种收入增长，就只能是一种非正常的畸形增长了。丝毫不能被用来将宋朝打扮成一个“准资本主义”“准市场经济”的天堂社会。

最后再说说这位作者错误百出的农业税方面。他简单的比较了一下宋朝的“两税”，就喜滋滋的称宋朝的税不比前代为重。然而，在史学界，宋朝赋税之重于前代，是一个常识。这一点宋人自己丝毫不否认，朱熹说“古者刻削之法，本朝皆备”，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如此的议论，在两宋三百年间，越到后来越是频繁，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宋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的事情，到了数百年后的今日，倒有一帮人去找几个数字来就推翻了。难道那许许多多的古人，都是存心反当朝政府的抹黑分子？

宋朝的“两税”，确实相对比较固定。宋朝的制度大多因袭唐朝，赋税也是一样，两税直接拿来就用。因循保守是一特点。以后的财税改革，无非是局部的修补，并无大的增动。因此两宋的正税，确实没有明显增加，平均衡量，甚至很轻。然而，如果以“两税”来衡量宋朝农人的赋税负担，那就差之万里。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两税”，只是赋税的一小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别的乱七八糟的税提供计算依据。

正税之外，两宋各地往往会以各种方式和名目“增税”，王曾瑜先生曾经统计过，增税的形式大约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附加税钱、分钞及合零就整、大斗小斗、斗面斛面、呈样、预借、重催、畸税漏催等等十几种。这些都附着在正税上，有些是征税方法上做手脚（比如上帖介绍过的折变），有的是直接巧立名目，有些更简直就是诈骗。各地增税的手段不胜枚举，其超过正税至少在两三倍以上，极端的甚至达到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此外还有“诸色钱”，这些花样大约有：和买、和籴、免役钱、助役钱、折帛钱、月桩、板帐、经总制钱等。如和买、和籴、折帛等，本来都是调剂余缺备荒备灾的社会保障措施，结果在宋朝政府手里也都成了敛财的恶政。以折帛为例，原意是官府在春荒时给钱于民让其度荒，秋后由农民以帛输入官中作为偿还。然而后来官府春天不给钱，秋后还是让农民输帛，把一项交换变成了单方面的税赋。这还不是极至，完整的“折帛”是官府不要帛，而命令农民折成现金缴纳，利用物价控制再盘剥一道。以绍兴年间（高宗）为例，折帛之价格五年间就上涨了1倍半。

苛捐杂税，是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的通病，然而名目之多、花样之繁、负担之重，宋不名列头名，也要在三甲之列了。

然而，以上的，还都是官方认可的“法内之征”。除此以外，各地方政府的法外加税更是多不胜举！当代学者都没人能做出个比较全面的统计，只有各种史料中数不清的“民不聊生”。以统称为“杂钱”的各色杂税为例子，就包含有农具、牛皮、面钱、鞋钱、、大礼银钱、天申节银钱、人使岁钱、亭馆钱、雇船钱、帖拨钱等等等等，无事不税。乃至发生诉讼，败诉的需要交纳罚钱，胜诉的得交欢喜钱，可谓货真价实的“吃了原告吃被告”。在法外加税之外，还有官吏直接的贪婪。当然，那就不在讨论范围内了。但宋朝的地方税赋管理极其混乱，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而无法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上如此多法外开税，有些人可能要归结为是吏治的原因，来为宋朝的政策开脱，实际上，这也怨不得地方，还恰恰得从宋朝的政策上找原因。上帖已经说过，宋朝的国策就是聚敛财富于中央，因此天下的法内正税几乎都集中于中央国库，留给地方上的越来越少，到了后来，少到地方政府无法维持的地步。一个地方的正常年收入，常常比中央向其索取的义务要少一半还多，也就是亏空了一半，那么这一半怎么办？自然只有想尽了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地方征敛之酷，固然有吏治的问题，但与历朝历代都不同的，在宋朝，首先是中央榨取地方太过，然后促成地方再去压榨民间，这是宋朝财政的一个特点，也是其特有的制度缺陷决定的。

最后再说说所谓隐田问题。实际上这本无可说。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体系基本完整的情况下，有能力“隐瞒田产”的，只有与官府有一定勾结或者在地方上有很大势力的富户。一般的小民，在宋朝严密的基层控制下，是隐无可隐的。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在富户隐田匿户的情况下，又要维持税赋额，自然只有再向贫下户盘剥。而富户利用制度漏洞，也将其赋税差役负担转移给贫下户。因此，虽然占人口相当少数的大户豪强确实赋税明显减轻，乃至兼并田地而税不增，但实际上，羊毛总是要出在羊身上的，广大的中小农民，就成了这苛重负担的惟一承受者。宋朝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极其惊人，而其赋役的严重不平等也是原因之一。认为有“隐田”，农民就可以摆脱封建义务，过上好日子，那是天真幼稚的想法。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赋税）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真是对宋朝财政的精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赋税，将负担转嫁到农夫，小民困焉，州县将财富上供朝廷，州县困焉。而朝廷“三冗”之余，又复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于是聚敛天下之财富却还是不免困焉。象东京汴梁，虽然辉煌灿烂到极点，但却是以全国之用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畸形的消费城市，它中间也许有那么一些能穿上丝绸的劳动者，然而，这与全国的反差又多么的大。当时的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宋朝辉煌财富的创造者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始终不过是“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

再补几句：宋的养兵政策，确实有它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面是主要的。超过百万的强壮劳动力，仰食国家，不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不从事任何生产），这在封建时代是自挖国本的举动。而其游手好闲到最后，国家无一兵可用，还得在边境就地募集土兵（北宋后期惟一的精锐“西军”就是陕西的土兵，而非百万禁军），最后终于因国贫兵弱而被外敌击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任意夸大其积极面是不符合事实的。

前述几帖多引用归纳《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价格史》《中国史纲要》《国史大纲》以及其它宋朝商品供给、茶法、酒政的专著的数据和论据。讨论历史问题，还是得多找找靠谱儿的资料，光指着网上转来抄去的，法乎中者得其下耳，更何况，这篇什么“伟大的宋朝”的网文，根本是一棒槌，能把逻辑和事实都整的一塌糊涂的错谬百出。

引用:

宋朝的繁华是真相还是假象？

对于宋朝的历史地位，史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的声音，有人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王朝，政治、军事上的衰弱造就了宋朝的先天不足，但是另一种声音认为，宋朝在文化上和科技上的出色成果证明宋朝繁华的历史景象。

在一本《休闲读品·天下》的杂志上看到一篇《繁华就是进步吗？》的文章，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从新的审视，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有次看电视上的一档历史节目，一位女主持人与两位历史学家讨论：生活在哪个朝代最幸福，那位女主持人说，如果让她自己选择，她宁愿生活在宋朝，因为宋朝的生活繁华，而且自由。
其实，这不是这位女主持人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批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些历史学家们列举出了宋代这个从未形成统一的朝代的诸多好处，声称要“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1、宋代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最为民主的，实行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以法治国。
2、它的经济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胜过汉唐。
3、它的科学成就是最为辉煌的。
4、它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出现了一大批学者与学派。
5、它的教育是很成功的，除官学外，出现了大批民办的书院。
6、它的科举制度是最先进的，开科取士人数是唐代的二、三十倍。
等等，诸如此类的理由归结到底为女人所理解的一件事情上，就是“繁华与自由”。那位女主持人的“选择”其实是来自这样一批历史学家的“知识塑形”。
是的，有宋一代，虽然边疆从未停息战火，但显现出的繁华与快活，却远远超过号称“盛”字的大唐。繁华是真实的，繁华世界里人们醉生梦死的快乐也是真实的。可是，当我们想一想这个对周边任何一个异族政权都低声下气，除了贡钱，就是叫“爹”，直至被人撵到½ 南偏安一隅的时刻，还那么不可救药地醉生梦死的朝代，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绝望。
难道繁华就这么重要？哪怕是被奴役、被践踏、被灭亡！
对两宋的评价，关于基本史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谁
都认可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有所不同，也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但为免得遭致别人说我不了解史实，我还是不惜笔墨，顺着他们的思路，把大宋朝的繁华再讲述一遍。

繁华，光芒四射的繁华

城市格局的剧变：街制取代里坊制
唐代的城市格局为里坊制，以长安城为例，布局严整：外城之中有内城，把皇族居住区和政府机关与居民区分开；市坊分立，把市场与居民区分开；坊设围墙，把居民区划分为排列整齐的坊，便于管理与加强统治。所以，唐长安城很像棋盘，块块分立，坊门关闭后，每块都可单独成为一个整体。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宫城在外郭城北部中央，北连禁苑，南连皇城，宫城和皇城以外为里坊区，共有108个方块区域，每一个就是一坊，坊的大小不一，大到0.9平方公里，小到0.3平方公里，其中有两个区域是一般坊的两倍，就是东市和西市。
长安城的坊市各门有严格的开关时间，天将明时，坊市各门开启；日暮时，各门关闭。夜晚实行宵禁，“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描写的就是唐长安城晚上鼓一敲，人们就回到坊墙里，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情形。长安城的人们就在一个个独门小院里安然而居。
北宋初期，里坊制仍被延用。但渐渐地，人们从坊内走出来，沿城市大街开店摆摊、经营买卖，坊墙最终被推倒，封闭性的坊被冲破，街巷四通八达，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逐渐形成，即为街巷制。在中国都城史上，开封成为第一个开放式的城市，街巷制由此取代里坊制。
南宋临安城甚至突破了相对规则的四方城的形制，其城制是历代都城中最不规范的。临安是临时定都之地，南渡人口众多，而且商贾毕集，开了许多新店铺，根本来不及好好规划，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街巷制的自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城市功能也已发生变化，相对于唐长安城的政治功能，宋代都城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加。

首现夜市

宋朝坊墙倒塌之后，商业空间更加广阔，无处不在，时间上也打破了宵禁的限制，北宋出现了夜市。北宋初期，朝廷对东京夜市还规定三更以前必须结束，中期以后，夜市的时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延长，有的夜市直至三更，才五更又开张；有些繁荣的商业区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二十四小时营业，通宵不绝。
夜市商品五花八门，肉食、水果、饮料等各色小吃最多，每份不过十五文。东京最热闹的马行街夜市，街长数十里，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着官员宅舍，一到晚上，灯火明亮，数十里如同白昼，车马拥挤，人头攒动。在没有电的时代，没有路灯，夜市很不容易，全靠燃油点灯。可宋朝夜市的光景恐怕并不逊色于电气时代，马行街夜市如昼，用油之多使得即使夏天都见不到蚊蚋，因为蚊蚋恶油，根本不敢来这里。

享乐夜生活

大宋夜生活的主题是享乐，一般的酒楼常有吹箫、弹阮、歌唱、散耍的人伴奏助兴，规模较大的酒楼则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的娱乐场所，这些酒楼为了吸引顾客、笼络客人，常安排一些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雇佣女支女在酒楼作招待。有的酒楼一到晚上竟有数百名浓妆艳抹的女支女，聚于百余步之长的主廊上，等待酒客的呼唤……宛如现代的夜总会。这些女支女的作用主要是使酒楼的气氛更加活跃，酒楼用这种手段使酒楼内充满歌管欢笑之声，以娱乐的方式吸引顾客的到来，以致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的天气里，客人也不会减少。
夜晚酒楼、茶馆的欢笑声甚至传入深宫，传到仁宗的耳朵里，仁宗问宫人：“这是何处作乐？”宫人告诉他是民间的酒楼作乐，仁宗看到深夜宫中冷冷清清，不禁羡慕起皇城墙外东京城的夜生活来。到轻佻的宋徽宗当了皇帝，实在抵御不住市井夜生活的诱惑，竟然置六宫粉黛于不顾，和心腹太监翻墙跑到宫外去嫖妓。
商业发达      分工细化
宋代商业发达，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业分工越来越细，东京的工商行业达300多个，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兴的行业越来越多，很不起眼的小生意都能成为一个行业。宋人笔记记载有一个鎚石莲的行业，就是剥莲子，从事这一行业的有数十家，每年鎚莲数百车，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或药铺，以此为生。
文化产品也是一个行业，诗歌、酸文等都可以专门出售。东京的夜市就有秀才卖诗，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还会指定韵脚，一般30文左右一首。临安夜市有李济卖酸文，张人卖扇子。酸文难度比诗还大，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顷刻成文，并要求诙谐调侃；卖扇子一般按顾客要求画一些山水画。
各行各业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行业当数酒楼。酒楼一般有大小两种，大的叫正店，小的叫脚店或角店。北宋末，东京有正店72家，脚店大约有上万家，好似雨后春笋，分布密集，仅九桥门街市一段，酒楼林立，绣旗招展，掩蔽了天日。南宋临安的酒楼业更是极为发达，汴京的72家正店都是私营，临安则出现了官营酒楼。
北宋皇城东华门外的樊楼是东京七十二正店之首，共有五座楼，每楼三层，高可下视皇宫，气势非凡。内部装饰得雍容华贵，可容纳酒客千余人，也可供客人居住，是顶尖的“星级酒店”。
酒楼卖酒，也经营各种食品，是城市饮食业的龙头老大，规模大的正店更集饮食、住宿、玩乐为一体，是综合性的消费场所，消费群体遍及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的各个阶层。酒楼成为城市繁华的一个象征。

全民经商     和尚卖肉

商业发达已深入骨髓，最恐怖的是，和尚都卖起了猪肉。东京最大的寺院相国寺，是有名的集贸市场，其中庭两庑即可容上万人做生意。它位于开封的中心地带，又在汴河边上，其前门即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进行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珍禽奇兽、日用杂物、笔墨文具、衣帽头面、书籍古董、土产香药以及全国各种最好的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在这里交易的人，除了一般商人、手工业者外，还有罢任的官员，诸寺师姑也拿了自己的刺绣来卖，占满了两廊。耳濡目染，寺内的和尚不觉间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再也无法稳坐禅床，动了凡心，办了一个专门经营猪肉生意的“烧猪院”，和尚惠明还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大厨师。

娱乐业高度发达      渗透到军营

宋代的娱乐业也很发达，娱乐场所在城市遍地开花，那时的娱乐场所就是瓦子，也叫瓦舍。根据吴自牧《梦梁录》所言，瓦子就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也易散。要满足这一特点，瓦子所处位置必定是繁华热闹之地，人员流动大，人气旺。瓦子是城市中大型的文艺演出场所，它的内部又分许多小圈子，用栏杆、绳索或幕幛围起来，就是勾栏。
北宋东京的一个大型瓦子里有勾栏达五十余座，瓦子中的一个大棚可容数千人，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大型电影院。瓦子勾栏演出的文艺节目有说唱、曲艺、杂技、魔术、傀儡戏、踏索、口技、吞铁剑、上竿、猴呈百戏、鱼跳刀门、相扑等等。
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总数比北宋的汴梁还要多，《武林旧事》就记载了二十三处。其中北瓦有十三座勾栏，常有江湖班子在这里演出，带有流动性，你方唱罢我登台。绍兴议和后，士兵们如释重负，就要娱乐。当时的殿前都指挥使，也就是首都卫戍部队的总司令杨和王，甚至在军营旁建瓦舍，招来一批表演艺人，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军。

大众娱乐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正如王蒙先生戏言“21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形式不再是小说或散文，而是小品和段子”一样，宋朝文学的主流形式不再是唐朝的诗歌，而是自五代南唐才兴盛起来的“词”。有道是诗庄词媚，那是因为诗是士大夫写的正儿八经的东西，词则是大众娱乐场所兴盛起来的“流行歌曲”，主要内容就是男欢女爱，势头大了，就将一切正儿八经的文人士大夫都卷进去了，纷纷以填词为能事。当时最红的词人还不是今日闻名的苏东坡，而是柳永，当时人称“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歌词”，如同有段时间的香港一样，“凡是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歌”。今天的流行歌曲有专门的歌手来演唱，宋代的词也有职业的与专业的演唱者——歌妓，她们手持红牙歌板，在宴会酒间、歌楼妓馆浅吟低唱，好比今日酒吧里弹着吉他卖唱的歌手。

旅游成为专门产业

南宋出现了类似今天的旅游指南，以供人们更好地游赏。这个旅游指南叫做《朝京里程图》，就像今天的导游图，在驿路上的商店里出售。此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各地通往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沿途的凉亭、旅店，都标得非常清楚，大大方便了宋人的出游。看来，在宋代，旅游已成为一个专门的产业。
现在有冠以各种名头的旅游节，吸引八方来客，目的主要是经济创收。其实，宋代就有了现在发展经济才出现的这“节”那“节”，如洛阳的牡丹花节，牡丹开时，城中人都插花，连挑担者也不例外。市民到处游赏，摆地摊的、卖唱卖艺的也出现在人多之处，热闹得像过节，直到牡丹花谢才结束。东京开封是菊花节，因为东京人家多种菊花，甚至出现了菊艺专著《菊谱》。这两个节日如今已被洛阳和开封两个城市重新拾起，成为它们的旅游招牌项目。

手工业和制作业

城市繁华，人们对物质的消费需求旺盛，尤其是拿国家俸禄的上流社会，物质消费能力强，要求商品质量高、数量多。有消费的，就要有卖东西的，商业就繁荣起来。要有东西卖，就要有制造东西的，宋代的手工业和制作业因此十分发达。政府有官营手工业，比如生产上等刺绣、上等瓷器，主要供皇室及贵族享用。民间的私营手工业也欣欣向荣，很多来到城市的农村求职者就进了各种各样的作坊，刺绣、织锦、制瓷、造酒、制药等等，为商业的繁荣添砖加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宋代民间手工业的技艺十分高超。徽宗时有这么一件事，说的是内廷有一紫琉璃瓶，就是玻璃瓶，徽宗想用金箔片给它托里，即在瓶里贴上一层金箔片。皇家造作所的工匠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一个个束手无策。他们认为，要把金箔片贴到玻璃瓶内壁上，必须用铁工具加热使之妥帖，可是瓶口很窄，玻璃又薄又脆，搞不好就弄坏了，都不敢试验。徽宗只好命一个宦官带着琉璃瓶到集市上去找人托里。宦官看见一个锡工用金箔扣陶器的技艺非常精湛，于是让他为琉璃瓶托里。托好之后，徽宗大为赞赏，召见了锡工，并带他到皇家作坊去表演技艺。锡工用银筷子把金属片送入瓶中，贴在甁壁上，再慢慢向瓶内倒入水银，左右晃动瓶子，一会儿，金箔片就附在甁壁，一点缝隙也没有。来自民间的锡工巧妙地利用了水银密度大的性质，把皇家的工匠们都看呆了。

辉煌科技

按现在的通行说法，有宋一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及分支都在隋唐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这时走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最高峰。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应用，以及它们的外传，对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刷术在宋代开始广泛应用，书籍的印刷大大增加；北宋庆历年间，毕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从宋代开始作为导航仪器，应用于航海。用火药制成的爆竹和焰火，在宋代已经出现，用火药制作的武器也开始被应用于军事；12、13世纪时，火药及火药武器先后传入伊朗、阿拉伯和欧洲，成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攻破封建城堡的有力武器，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宋代天文仪器的制造、历法的编修等都走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东京的水运仪象台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天文仪器。
宋代数学方面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都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列。此外，地图绘制、医学理论、农业科学，以及纺织、建筑、矿冶、制瓷、造船、水利等技术部门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繁华的另一面

“民主”来自皇帝的无能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实属罕见，宋代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试想如果皇帝厉害的话，是不会和人分享权力的，而宋代皇帝家族有病，太祖太宗以后的皇帝都比较弱，身体不好，只能请大臣帮忙做事，就开始和文官集团分享权力。文官集团分享了权力，在今天看来，他们就获得了民主、自由，有些人以偏概全，就成了宋代是民主、自由的了。
皇帝无能，与官僚集团分享权力，实质是委托官员办事、治国，凭什么人家要给你赵家办事呢？于是不仅分了权，还要以实际好处刺激官员们去办事，发高工资就是皇帝给出的一种好处，于是，宋代的官员俸禄是历代最高的。

科举为什么扩招？

皇帝与大臣分享权力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受威胁。虽然宋代的皇帝们不是多么厉害，很多事管不了也就不管了，但是对自己的天子地位还是很在意的，担心权力分给一个大臣会造成专权，于是就多分几个，让他们互相牵制。对皇帝来说，分出去的权力越分散，就不会发生人臣权倾人主的情况，他自己的位子就坐得越稳，赵家的江山也就越牢靠。
皇帝的这种考虑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增加官员数量，当时国家选拔官员的机制是科举考试，要增加官员数量，科举必然要扩招。因此宋代大力开科取士，制造出庞大的官僚队伍。结果是有宋一代确实没有出现威胁皇位的大臣，可皇帝也没坐稳位子，被外族人打下来了，赵家江山仍不牢靠。

官员腐败带来繁荣

无能的皇帝与官僚集团分权，委托官员办事，为了官员之间互相制衡，增加官员数量，再加上有时看这个官员不好，又用另一个官员，最后官员越来越多，人浮于事，该管的事谁也不管，老百姓没官管，所以就自由了，但社会也失控了。这种情况下，里坊制维持不下去了，原本的坊墙被淘出了门洞，甚至被推倒，本来不准在街道上占道经营，也出现了侵街现象，到处是摆摊、开店的商人。官员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对自家有好处的事还争着做，本来一个地方只允许批一个市场，但有五个官员的亲戚都想开市场，结果就批了五个市场，还有一些人没批到，于是把市场的墙也拆了，路被打通了，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街巷制就是这样取代里坊制的，商业也跟着繁荣起来。
政府管理失控，城市格局的变化是导致繁华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皇帝无能，造成了官员队伍庞大、官员工资极高的情况。官员多，钱多，自然需要消费，为了迎合消费需求，商业经营越来越活跃，导致了商业分工的细化。消费市场的主体是官员，官员多，事儿少，晚上还要消遣，于是就有了夜市、夜生活。
可见，这种城市的繁华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带来的，而是皇帝无能，用高工资养了一群庞大的官员，由于钱多，奢侈、糜烂的消费现象也就出现了，客观上造成了所谓繁华的效果。

繁华的果实叫堕落

这种繁华是致命的，宋代的疆域很小，周边无日不打仗，前方战火纷飞的时候，后方却无日不在醉生梦死地享乐。当大宋的都城沉溺在繁华享乐中时，周边的国家又是什么情形呢？辽的朝廷捺钵中没有宫殿，供皇帝居留的只是可以移动的毡帐，仅有一些汉化的特点，装饰稍好一点；金朝创建之初，典章制度极其质朴，没有城郭宫室，即使十年之后，宋使出使金国，在其首府会宁府所见，仍是一派荒凉景象，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凌乱地散落着百十来户牧民，毫无建制可言，几个土包围着一块丈余高的地盘，大约三四顷，不到一平方公里，皇城就在这上面；辽和金都没有像样的宫殿、城市。西夏稍好一点，元昊称帝后，修造了宫殿、庙宇，所以也只有西夏留下了皇陵遗址，但元昊称帝之前，西夏人也都是住在毡帐里。相比宋朝，这些周边国家都很简朴，特别是金，称得上简陋，可就是它灭了北宋。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繁华导致堕落，简朴才能打胜仗。
南宋临安比北宋汴京还要繁华。临安就是“临时安置”的意思，是一个临时的都城，官员是逃难过去的，高宗皇帝也曾被政变军官软禁，更没人管事，城制更乱，所以更加“自由”、更加繁华。此时，不仅徽钦二帝在金国当俘虏，北宋皇室在巩义的祖坟也被人刨了，诸陵遭盗掘，哲宗的尸骨被挖出来，曝露于日晒雨淋之中，一个大臣看到后，心中不忍，才脱下衣服把骨头裹起来。距北宋灭亡仅十余年，昔日庄严肃穆、蔚为壮观的北宋皇陵已呈现一派萧瑟凄冷的衰败景象，而临安依然是“西湖歌舞几时休”，勾栏瓦肆比汴京还多，军人都被娱乐毒害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娱乐至死。
在宋以前，中国文化是扩张的，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繁华是民族精神健康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曾经号称盛唐，那个时候的人民是进取的、质朴的，没有那么夸张的享乐，繁华是伴着土地、疆域、资源总体的增加而来的。而宋代在国土萎缩、四面楚歌、每天挨打的情况下，还能醉生梦死，中国文化由此走向了内敛，失去了创造力，中国最健康向上、张扬的东西没有了。一想到这些就让人心碎。
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当时世界史上，它无可置疑地居于领先地位，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其实，宋代的繁华、奢侈，把中国文化推进到了糜烂的程度，而且这种文化随着街巷制的沿袭而流毒不止，不分青红皂白、不论条件地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这种东西一直延续到了元，延续到了明，延续到了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毒害就是这样造成的。

下层人民的痛苦

现代的人说起宋代的繁华会艳羡不已，以为自己在那时繁华的社会中当个平民，也会享受到幸福快乐，其实，那时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并不快乐。
确实，有少数人是幸福的，那些考上科举的人幸福，因为考上科举就当官了。但考上科举的人再多，毕竟也是少数，每年录取几百人，可全国有一亿人。这就注定每年那几百人是幸福的，而剩下的九千多万人都在干力气活，他们是痛苦的。
宋代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很多人涌入了城市，农业的压力增加，但农业生产力本身没有本质的提高，比如单产增加并不显著，虽然引进了占城稻，但只是多种了一季，而不是一亩地在一季里的单产提高。这也是在城市化与粮食供给的压力之下，没有办法才采取的措施。其后果是农民的劳动强度加重了，本来一年种一回地，现在一年种两回地。另一方面，当时疆域比过去小，可是耕地面积比过去大，土地的负担加重了，地力下降；而且本来这地是可以闲着长草、长树的，现在都变成耕地，森林遭到破坏，对我国整个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农业生产的幅度不高，但赋税成本又很高。国家财赋取之于民，却没有多少用之于民，相反是用之于官，更把税收的十分之六七用在军队。宋代军队数量很大，仅都城驻军一般就有二三十万，可是军队玩寇养威，借着打仗老要军费，要了军费不打仗，却花钱去娱乐。纵观宋朝一代，没有打过大仗，所有的战役里面，宋军阵亡没有超过五万的，一般都是两三万人。秦代白起与赵国作战，一次大型会战参战总兵力就上百万人，仅杀战俘就是四十万，那才是大决战。宋代一个像样的仗都没打过，都是稀里哗啦就被人打败了，尤其是金灭北宋的时候，几乎没打仗，就请了个道士在城头做了个法，金兵来了，宋兵一哄而散，剩下的十几万军队立马就转为草寇。花了十分之六七的税收，养了上百年的庞大军队，打起仗来却一触即溃，为什么呢？腐化！军队中有营妓，有娱乐场所，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老百姓付出高额赋税供养军队，军队却保护不了国土和百姓的安定，老百姓承受着多重痛苦。

优秀人物的痛苦

堕落的繁华有人是乐于享受的，或许当时90%的官员都是高兴的，比如，秦桧是高兴的，张邦昌是高兴的，贾似道是高兴的；然而，也有些人不高兴，岳飞不高兴，宗泽不高兴，辛弃疾不高兴……
那些正直的优秀的人都是痛苦的，谁痛苦？王安石痛苦！他要搞改革，这帮人害怕他真搞起来，破坏他们享乐，自己也跟着受罪，所以就反对变法；宗泽是痛苦的！敌军来了，一个兵也没有，让自己留守的时候只能招募草寇，草寇朝廷还不承认；岳飞是痛苦的！想北伐，被这帮人给害死了；辛弃疾是痛苦的！想北伐不能北伐，只能痛苦！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最有血性的人都是痛苦的。而像柳永那样只会吟诵风花雪月的人是快活的，考不上科举，也没有心思去治国平天下，于是在女支女堆里醉生梦死。
检点历史，那些快活的人留下了什么？大片的国土沦丧，皇帝的宗庙被毁，所有的同胞全被金人、蒙古人奴役、践踏，在这样一个时代，宋代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怎么治理好国家的，可当时的国却被治成那样，满篇谎言！留下了柳永，唱个曲儿，我们是要那几个小歌曲，还是要那辽阔的国土？是要每个人自由说汉语的权力，还是要人家用皮鞭来奴役你说胡语（就像日本侵华占领东北后奴役东北人说日语一样）？

失败的教育

宋代除官学外，还有很多书院，看起来热闹，但实际效果却是不成功的。好的教育应该教育出来优秀的人，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担当起责任。可是，宋代的学校、书院是多了，敌军来的时候望风而逃的人也多，没有几个像样的忠臣烈士。为什么金国能用不到二三十万的军队，蒙古人也只有二十万军队，就可以把整个中国拿下？只有一句话可以解释，老百姓支持!所有中原的老百姓已经支持外族了，欢迎他们来统治，因为自己这些官员太腐朽了，太糜烂了。到了南宋反攻金人，老百姓支持金人，不支持宋人，汉族人要建立政权，老百姓不接受了，宁可让少数民族统治。这说明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民还保持着天然的健康，蒙古人征税低，我就支持。宋代的覆灭和罗马帝国的覆灭是一样的，罗马帝国晚期，蛮族人进来时，罗马的妇女敞开城门欢迎，罗马的男人已经治不了国了，不如让蛮族来统治。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也已经腐朽糜烂了，人民只能自己重新选择新的健康的力量。
宋代的教育是失败的，严重的失败。教育首先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无从谈教育。宋代的理学包括新学、关学、洛学等等，都没有什么新思想，无非是忠君，说说大话，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为天地立过什么心？为生民立过什么命？继过什么绝学？开过什么太平？什么是天地之心？什么是生民之命？什么是往圣绝学？这些问题，张载回答过吗？宋儒回答过吗？没有做过实事，甚至没有回答过，这算是真学问吗？
宋朝的名儒是很多，但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真学问，只会千篇一律地空谈性理。我们认真读读就会发现，宋代对中国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创见，注定其教育也是失败的。没有培养出健康的人，没有培养出负责任的官员，没有培养出真正有文化担当意识的人，教育就是绝对失败的！当然，这个朝代覆灭了，留下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漂亮文字，但是，那只能忽悠一些书呆子，打动不了解其就里的人。

经不起推敲的科技

宋代科技，以三大发明而论，印刷术，此前就有了，唐代就有雕版印刷，有没有活字印刷，很难讲，也许有，只是没有记载；指南针，传说中黄帝战蚩尤就用到了，早就有；只有火药，根据宋代记载，是由炼丹术发现的。
一个简单的结论：并不是科技到了宋代就突然发达了，也不是宋代的所谓自由带来了科技发达。而是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此前已经有的东西，在宋代应用得比较多，而且有了记载；二是宋代离我们比较近，文献保存得比较好。未必那些东西在唐代、在汉代就没有应用，只是没有记载遗留下来。
宋代仍然没有科学理论上的突破，沈括研究十二节气历，还是不清楚月亮和太阳等天体运行的规律，不是伽利略体系，不是基于力学基础上的现代天文学体系，现在的太阳周期是基于力学原理，用数学公式算出来的，而沈括只能根据经验观测出来，也谈不上天文学的理论高度。数学上更没有，那时候只能叫算学，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
在实践上，宋代科技也没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火药是宋人发现的，也并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优势，帮助大宋赢得战争；航海、造船技术进步，倒确实制造了海船，但是没有远洋到其他国家征战，也没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宋代海船大，其实可能是唐代也有，只是没发现，全烂了。还有一点，说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达，也值得怀疑。宋代是造了好多大型海船，但不足以成为海上贸易的证据。当时的原始出发点是给皇帝逃跑时用的，金兵南下时，就有人建议赵构坐船从海上逃跑，元兵南下时，这种论调又起，而且，最后还真的乘船逃往海上，但还是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有学者推测在广东阳江市打捞出的南海一号不是商船，而是官船，乘坐其上的正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陆秀夫一行，准备外逃到越南去。不管这个猜想正确与否，造大型海船供皇帝和大臣们从海上南逃的史料记载是十分清楚的，无法否认，这就是南宋海船大的真正原因。
历史时刻在被重新评价，关于基本史实在无数次翻来覆去的评价中也几乎被折腾得明明白白了，历史永远不会改变，但人们的观念却总是在变化中，所谓“重新评价宋朝”的呼声其实是对那种导致糜烂的繁华的无条件的向往，而且有日益壮大的趋势。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另一种价值观：不是所有的繁华都是进步的，只有健康向上、积极向外开拓带来的繁华才是进步，而在苟且屈辱的环境下，仍过着纸醉金迷繁华生活的，则是堕落与糜烂。

文章节选自《休闲读品·天下》第三辑文章《繁华就是进步吗？》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

原帖由 e007mule 于 2012-6-5 01:20 发表爷们： 1，学历史不能搬砖，也不是查帐！！！ 2，原文中以1000年为时间跨度，只是想做个对比，不知你是真没闹明白，还是出于什么有意那么说 3，但愿你能早日有自己的思想，并以自己的观 ...

zt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

或者说中国没能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在分歧。这里，我从明清易代出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老问题做一番考察。

一、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清代以前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是，后来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种意见很有代表性。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清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一片荒凉。战乱和满洲人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严重倒退，经过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明代在科学技术上有惊人的成就，但到了清代，科学技术却处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之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在科学技术上，虽然明代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正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炭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但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逆转。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研究在政治高压的干预下，倒退回“西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明代中外科技交流是由民间推动的，是自下而上并得到朝廷鼓励的。清朝顺治、康熙时期，清朝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技交往仅限于朝廷。他们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三、明中后期，人的自主意识增长，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成为新风。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却加固了旧制度、旧思想的统治

　　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自主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同时，由于明朝政权的衰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使士大夫受到了鼓励。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士大夫主体意识高涨，他们集会结社，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同时，由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一些西方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众所周知，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现代的科技文化在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问题，该问题影响人类生存的世界性难题。也就是说科技文化不可能成为所有独立发展文化的必然归宿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科技文化作为自然科学，不同的文化自然独立得出相同的结果，也足为怪。如中国的勾股定律与西腊的毕达拉斯定律，相同的圆周律，祖恒定律等。中国的数学与西方数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国的数学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西方数学则形成《欧氏几何》这样通过公理、定理、推论组成的逻辑体系近代科学有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形式逻辑，一个是实验。而形式逻辑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已经建立。并发展了近千年，《欧氏几何》则提供了这样的成功的范例，亚里斯多德总结了逻辑学。并开创了科学的分科。所以亚里斯多德是科学之父。

伽里略里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他开创了实验科学的先例。落体定律是伽里略的一个重要科学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为什么没有东方出现？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是对亚里斯多德的一个纠正。落体问题是伽利略解决的，问题的提出者则是亚里斯多德。没有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落体问题在中国提出会怎么样。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无人问津，或既使有人得出正确的结果也不会成为伽利略。因为在东方人眼中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墨子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视科学技术的，在《墨子》，最早提出了力是加速度的原因，小孔成像等科学理论和实验，并在保卫鲁国的战争中制造了大量有效的守城器械。但墨家却没有对中国的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欧几里德》提代的逻辑的范例，阿基米德则显示了技术的巨大力量。他在保卫城堡的战争中，利用技术战败了强大的敌人。

近代科学则延续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之路，创造了近代科学，显示了理性的魅力和力量。东方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别于西方文化；她重视整体平衡，方法上崇尚直觉，政治上崇尚和平，反对侵略，研究方向上重视以人为本。这与西方的重视自然的研究，重视分析的还原论，方法上崇尚逻辑，政治上具有侵略性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中国人则更喜欢类比和对称之美。这与西方的逻辑和分析之美是完全相反的。在《易经》中，类比就大量使用，杨振宇则说，正是《易经》的类比思想，使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在《诗经》中，比兴大量出现，而对联则是中国文学又一特产，说明中国对归纳，类比，对称的偏爱。这于中国的文字是有关系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方块字，而不选择字母文字。正是中国人对对称美的追求的结果。当然，这样的文字也十分有利于中国人类比、对称的思想的表达。

中医则是用自然的五行类比人体的五脏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汉字本身，则更适合表达归纳，类比和对称的文学之类，南北朝和唐朝，骈文和律诗的兴起，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这种审美趋向。中国的逻辑推理自然是有的，但应用最多则是在象棋、围棋等娱乐活动中，在自然科学中应用逻辑则十分少见。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客思想中就有多处反对技术的思想。在《墨子》中就提出“力，形之所奋也”这样的牛顿第二定律的最朴素的表达形式，记载了小孔成像的原理。对于这样的科学的内容，后人既无褒，也无贬，最终淹沿在中国历史中。

和欧州一样，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并不适合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轻商的国家思想，也使适合大规律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并无用武之地。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侵略都发生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由于经济决定的。奴隶社会要依靠战争获得大量的奴隶，而资本主义社会则要依靠战争掠夺原材料和市场，人类这两个阶段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进时期。封建社会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都是缓慢的，中国也不例外。

可以讲早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出现的时候，已经注定了近代自然科学只支首先出现在西方。而当《易经》，汉字，《诗经》出现时，就注定了以逻辑推理和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不会在东方首先出现。

因此，不同的民族对美的追求的不同，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科技的不同。对逻辑之美的追求，使西方产生了古希腊罗马和近现代科学技术，对对称美的追求，使东方产生了中医，及儒、释、道传文化和哲学。由于近现代科技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使它可以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坚船利炮的攻击下，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泱泱古国，也不得不放弃他温和但软弱、和谐但低效的传统文化，接受暴力高效、强大的西方科技。西方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是一种趋势，西方列强过殖民主义的方式迎合了这种趋势。但这种趋势文明统治地球不到300年，就显示了巨大的缺陷。环境问题、战争问题困绕着全人类。

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以解决战争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解决环境问题。传统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编者按：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春秋时代就那样发展下去，没有战国时期的大混乱，没有秦始皇的强力统一，也没有汉刘邦的统一，那么孔孟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即行为方式学说能得到发扬光大，那么墨家、法家、农家的各种学说也就能与时俱进，那么中国的发展也就不是这个样了。春秋战国后期，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人们私欲的发展，使贪婪湮灭了大部分人的心智。尤其是帝王们对权势的贪婪、对国土的贪婪，对各种物资的贪婪，使得你争我夺的战争变本加厉，这就导致了文化的断层！文化一旦断层，再想接上就是困难重重了。从那时到近代，都是“家天下”的统治政权，既然是“家天下”，谁会想到来接续文化断层？所以，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发扬光大“仁义礼智信”的真正精神，提醒所有人民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提倡这种行为学、行为心理学、心理行为学，等等，我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走在世界最前列的。

英国是世界工业的中心，也是科技发展的中心，为什么？就是他们对生活的严谨！即是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他们严谨地对待一切，于是就首先生产时钟，进而占领了大工业生产的首要地位。这一切，与刻板的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换成浪漫的法兰西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法国的工业生产，终是要落后于西欧各国。而中国人，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科学著作，有灿如群星的科学家，有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精品，更有对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科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诞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急剧地从先进变成落后？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政治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西欧各国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既增加了财富又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末清初“闭关锁国”的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自卫作用，但也严重妨碍了东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扼杀了先进科学思想的成长，使先进科学技术因缺乏新陈代谢而日益萎缩。

二、经济方面，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满足于一时的风调雨顺，自给自足，安于现状，绝少有改变传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迫切的需求，因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最根本的原动力，只能在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轨道上蹒跚而行。

三、文化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和封建奴化教育阻滞科技的发展。

我国封建教育偏重于政治与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封建教育是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种奴化教育，鄙视技艺。“八股取士”的选官制度，其考试命题范围是以儒学为主的“四书五经”，培养、选拔出来的是“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奴才，而不是科学人材。在这种氛围下也就根本不能产生有气魄创立新学说和新理论的科学家，科技发展也就失去了文化基础。

思想文化上的儒家文化氛围也束缚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的发展往往都有一个较好的文化氛围，如文艺复兴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增加了理性和科学的意识，也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良好氛围，几次科技革命则更是科技史上的辉煌。而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特别浓厚的国家，儒家文化氛围笼罩着一切，支配着一切，理学的唯心主义，使人们放弃科学的头脑，经学的独断像紧箍咒一样，造成了人们非科学的心态，形成了阻滞科学发展的巨大历史惰性。

四、社会价值观导向方面，反功利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制约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

科学界一般认为，功利主义是近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中国的功利思想表现为对利禄、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而文人都热衷于人文、政治制度。而西方人追求的是通过自身努力寻求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精神价值，因而热衷于生产技术和科学。我国的这种反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的功利思想反映了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影响着各自国家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就直接间接制约着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发展壮大。我国的这种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环境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我适应的系统，使科学技术在中国受到了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