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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官”这个词汇是2008年由一个写博客的安徽省官员周蓬安创造出来的，指的是那些家人和财产移居国外的官员。一旦这些官员东窗事发，比如接受腐败调查，他们的家属早已跳出了中共当局的控制，只留官员本人在国内，因此被称为“裸身”。周蓬安表示，“裸官”现象已经在党内造成了信任危机，在上位者跟下属大讲爱国主义和清廉为官，却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国外。

当然你也不必非要因贪腐而“裸身”。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只是一招万全之策。这表明你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太多信心。很多有钱的商人也都准备着出国。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合法移民途径就是在美国、加拿大或是香港的移民投资项目，通常它要求你投上个100万美元。中国的侨民对此趋之若鹜。去年美国移民投资项目四分之三的申请者都是中国人。

收入较少一些的富人们则从其他的国家，比如南太平洋、非洲或是拉美，以一个更为可以接受的价格（仅2万美元）获得护照。北京大学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那些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备受贪官们的欢迎。云南省一位落马的前任省长被发现拥有五国护照。李主任表示：“这样他们要外逃时就不用等签证了。”

“裸身”高官们通常第一步会先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估计最著名的案例就要算最近下台的重庆市的不厚书记了。不厚先生的公子瓜瓜就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英国哈罗公学以及牛津大学毕业。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涉嫌谋杀在渝的英国商人而被拘留的不厚夫人也在国外居住过，他们的家族财产超过一亿美元。

中国政府在阻止移民出国的问题上鲜有作为。也就是在去年才开始监管官员家属和财产的去向，并要求官员填报申报表格。2011年，央行在其网站上发表了援引自中国社科院的一份估算。数据表明，自1995年至2008年，有一万八千名官员外逃，卷走了8000亿元（按最新汇率折算，约合13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不过之后央行表示这份数据不准确，接着就把文章从网站上撤了下来（当然读过这份数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2011年外国政府协助拘捕1631名中国“职务犯罪”外逃人员（这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追回被侵吞的资产达78亿元。

一些政府高官已经开始推动改革。一月份，华南的广东省宣布家人移民国外的官员不得就任高位。但这只是个特例。能把自己家人送到国外去的官员通常都是权势最为显赫的，也是对中国的问题最为敏感的。北京大学的李主任表示：“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模式难以相以为继，而这正是对所有人来说的危机所在。”

【附注】

1. Zhou Peng’an: 　周蓬安，男，汉族，1962年07月25日生，安徽芜湖人，国家公务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十一届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在2008年6月28日首创“裸体做官”一词时，是缘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因受贿20万及玩忽职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但其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借助其权势赚了大笔的人民币后，兑换成外币已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庞家钰坐牢，其实是“判了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由此将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之为“裸体做官”，简称“裸官”。

2. well-heeled: adj. 富有的，考究的。

【背景导入】

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课题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上述报告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

这份课题报告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今年6月13日，央行在对一项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进行公示时披露了上述报告。

上述报告还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核心提示：中国的官员们正在寻找抽身而退的策略，将家人和财产向国外转移。

原文：Hedging their bets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2年5月26日

“裸官”这个词，是安徽省的一名官员和博客作者周蓬安于2008年提出来的，它用来形容那些其家庭成员携财产移居海外的官员。这样一旦东窗事发，比如接受反腐调查等，那些独自留在国内的官员（是为”裸”）就能逃出中共的控制。周鹏安说，”裸官”现象造成了党内的信任危机，因为官员常用爱国主义和清正廉洁来教育下属，却把自己的家人送往国外。

不过，你并不一定身涉腐败才能”裸”，将家人送往国外仅是一种”有备无患”的状态罢了。这昭示着（他们）对中国未来稳定并没有太多的信心。许多富商也正筹划着抽身之道。最常见的合法途径之一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的投资移民项目——通常需要高至100万美元的投资数额。中国人对这些移民项目趋之若鹜——去年，美国移民项目中四分之三的申请者是中国人。

财力较少一些的富人则从其他国家——南太平洋、非洲或者拉美等——以更能接受的价格（仅2万美元）获得护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那些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倍受贪官们的欢迎。一位前云南省省长落马后，被发现拥有五国护照。”这样他们出逃时就不必再等待签证了。”李成言说。

“裸官”们通常会先把子女送往海外求学。或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不久前刚被清除出党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了。薄的儿子薄瓜瓜，目前正于哈佛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他先后毕业于英国的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据《纽约时报》报道，薄的妻子谷开来——目前因涉嫌谋杀在重庆的英国商人而被拘留，她也曾在海外居住过，他们整个家族的财产超过一亿美元。

中国政府对”裸官”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罕有作为。他们仅仅在去年才开始监查官员家庭及其财产的下落，且仅是要求官员们填一份表格。2011年，央行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援引自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1995-2008年间共有一万八千名官员外逃，席卷走了总共8000亿元财产（按最新汇率折合美元1300亿）。央行随即声称数据并不准确，并从他们网站上抹去了这篇文章（尽管无法从读过该文的人们记忆里抹去）。首席检察长曹建明声称，2011年外国政府协助追捕了1631名中国涉嫌”职务犯罪”的外逃人员（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并追回了78亿赃款。

一些高层官员已经在推动改革。1月份，位于华南的广东省宣称，家属移居海外的官员将不能担任高级职位。不过这仅仅是例外罢了。有能力将家人移居海外的官员通常最有权势，对中国的问题也认识最深。北京大学的李主任表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机。”

其中一个原因是，将资金留在国内增值的前景越来越不抵资产大幅贬值的风险，更不要说中国新生的富裕阶层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

中国共产党10月中旬将完成领导层的换届。现任领导人似乎希望平稳完成权力交接，这也是为何在经济普遍显示疲弱迹象的背景下，中国明年开始推进大型基建项目的原因。

但中国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摆脱对出口和大量高投入低效益的基建项目的依赖，这种必要性正变得日益紧迫。无论如何，中国都需要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并缩小贸易顺差。

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开始。预计今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将较去年的2,500亿美元下降约一半。

但调整进程却让中国的领导层感到惊慌：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似乎将引发崩盘；各种报道也显示，中国钢铁和煤炭进口商或者在推迟进货或者在降低需求；铜库存过量和钢材供应过剩并存；银行不得不对杠杆化偏重的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进行展期，这意味着银行业本身也将不得不需要政府救助。

汇丰控股(HSBC)编制的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连续六个月显示经济增长放缓。

因此中国需要推出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放缓，推出货币刺激政策的必要性也在上升。

经济学博客Sober Look指出，这么做的后果之一是人民币的贬值。过去一个月，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势头已经逆转。

上述措施也许会发挥作用，但中国的新贵阶层仍在担忧他们的财富。

有大量报道称，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正在从温哥华到伦敦等一系列城市购买房产。他们甚至愿意在严重高估的市场投资，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他们的部分财产得以保全的话。

这在投资者对德国零息国债或收益率为负的瑞士短期票据的需求中可见一斑。这些投资者正面临亏损，但在一个拥有法制传统和健全的经济政策的国家损失一些资产总要好过将资产留在一个国家机器仍无所不能的国家。

但在中国投资者寻求投资境外资产的同时，外国投资者对投资于中国也益发谨慎。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看起来十分脆弱，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欺诈行为令他们倍受伤害。

如果中国取消了资本管制，资本流出大大高于资本流入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

顺便提一下，并不是仅仅中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经济状况不稳，巴西和印度的货币最近也出现贬值。

当然，情况也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像过去那样正在经历极端的兴衰周期。而且新兴市场的确刚经历了一段繁荣期。

（Alen Mattich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担任道琼斯通讯社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