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强行拆迁和强行征地引发的暴力事情此起彼伏，且血腥程度越来越严重。以各种名义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回的对立事件越来越多，冲突也越来越疯狂。甚至已经达到不择手段、不顾舆论、不顾后果的地步了。

 

“强拆”了十年，自焚、跳楼、暴乱等事件不断发生，引发了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为何还在不断发生又不断扩展呢？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关系到治乱兴亡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处置得好，则黎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安；这个问题处置得不好，则百姓流离失所，天下骚动。考诸中国历史，土地兼并总是引发社会矛盾激化进而骚动迭生的紧要缘由。当下，有人把各地强拆强征和历代王朝的土地兼并做对比，而论述其危害性。在我看来，强拆强征之害有甚于土地兼并。

 

从强制拆迁开始说起

 

　

所谓“强拆”，就是中国大小城市中的拆迁行动。更直白地说，是地方政府画地予地产商，地产商在专政机关卫护或默许下，自行或雇请类黑社会组织，强行拆除居民的房子，然后开发成商业性房地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强拆”，由于涉及官方力挺的暴力，被叫做“暴力拆迁”，由于屡屡出现强拆中的死伤事件，最新的叫法已转为“血拆”。

 

2004年湖南嘉禾县拆迁过程中，当地县委县政府打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横幅，发起连坐株连式的“四包两停”政策。陆水德等3名拆迁户以“暴力抗法”和“妨害公务”罪名被逮捕。2006年6月5日，山东菏泽，被拆迁户李民生上吊自尽，死前留下遗书：“逼着找不倒(到)房子就抢(强)拆，我没钱，咱不着(找)房子，没路走了，我死去了，你们娘俩别怨我，只怪是人家逼的，对不起你娘俩了。”而拆迁指挥部领导知道这一情况后，当众说：“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气死的、吓死的、逼死的……”2010年03月03日，湖北武汉黄陂区。69岁的老妇王翠云，被一拆迁歹徒打倒在地（也有说是老太太自己跳进坑里），跌进坑里。接着，一大铲车就把土倒了下来，把老太太掩埋了，老人窒息死亡。

 

强制拆迁之乱，早已不是新闻，但今日走势确实已乱至人心。江西宜黄自焚事件之后，伤亡者尚未善后妥当，便有当地官员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高论，为被问责的当地领导鸣冤叫屈。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对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官方维权研究者于建嵘说：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长春市高新区一位官员对前来采访强拆的记者说，你们应该报道被拆迁的居民如何刁难政府，不配合拆迁等等。

 

中国式新圈地运动

 

“强拆”还在进行时，“圈地”又已现身。“新圈地运动”，也被叫做“拆村运动”，就是有的地方政府，其中小到县，大到直辖市，以城乡改革试验、以土地换户籍等五花八门的名头，叫农民放弃自己所住的宅基地和所耕的农田，去住保障房，去“上楼”做城里人，由之“置换”大量的土地，供当局发展。

 

15世纪(中国大明朝时期)英国的养羊业利润丰厚，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今天中国的圈地运动与英国相比，同样为了追逐利益，前者，为了追逐毛纺织业的高额利润，而后者，则为了追逐短期的房地产收益。英国的圈地运动叫“羊吃人”，中国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不能叫“人吃人”，也能叫“以地吃人”，而且是两头吃的：低征购吃农民，高房价吃市民。从不断酿出人命的强征强拆中，我们越来越多地闻到了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血腥味。

 

恐怕要出大事

 

一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5年前的数据是，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每天消失着53个村落，近几年虽没有公开的数据，但相信在更加疯狂的“圈地运动”中，今天消失的村庄数要高于此。如今，一场“农民被上楼”运动正在各地发生———无数的村庄正在“被消失”，无数的农民失去庭院，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在许多地方，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

 

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不一而足。撤村运动既包含了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也包含了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在财政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财政一旦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气壮地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以维稳之名一概高压处置。此种状况蕴含巨大政治社会风险。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正如陈锡文指出的，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历史上关于土地兼并启示

 

中国2000年的帝制社会里，土地兼并一直是社会分化，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汉朝、唐朝和明朝是我国的三个大一统王朝，它们都是有着辉煌历史的帝国。三者立国的时间都比较长，汉朝四百余年，唐朝近三百年，明朝270多年。都可谓是封建时期中长治久安的朝代了。三朝都曾不可一世过，但可惜转瞬即逝，很快就走向衰落，直至灭亡。为什么会这样呢？综观三朝衰落的背后都有着一条共同的规律：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兼并日益恶化。

 

重拾史书，阅读历史，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发现朝代更替往往和末期的土地兼并密切相关，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农民没有土地只能沦为地主的佃农，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民没有活路只能揭竿而起。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土地被兼并后只能被迫流亡的人。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变成“流民”后，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之下，偶发事件也会兴起型星燎原之态势，“流民”必然站立于统治阶层的对立面，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影响统治的稳定。（文/风青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