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官员曾表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欠缺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信息公示后公众不相信，解决这问题不必等到“社会诚信体系”完善以后，仅保障“官员诚信”的体系初步形成，大家承认官员诚信就可以了；至于“信息统计体系”，原有体系以及功能已足够强大，问题只是，舍不舍得将体制内信息统计的巨大能量用到调查官员财产这方面。
 

    以《零异议背后是公民沉默的现实写照》为题的南都评论，指出“官员财产的申报和公示制度能否顺利推行，本质上体现了在一个国度里，官员与纳税人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否得到确认”。而网民的自发评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沉默的原因是公民权利缺位。
 

    即便试点经验推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得以出台，前景仍不乐观。其原因不在于政策不配套、法律不配套、体系不健全、方法不得当，而是由于所有的政策、法律、办法，都没有公民权利来配套。官员申报甚至公示的财产，其真实与否，还得由另一部分官员说了算。如果官官相护，财产申报不实的风险并不大。
 

    网民从技术方面提出了见解。“宫会计”说：必须采取调查机构异地委派的形式，公示应该是结果的确认。“白云”给出一招：直接到房产局和车管所查一下他本人及所有近亲的产权情况。“黑豆豆黑”(王寿臣)指出：问题恐怕与申报的方式、申报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申报的内容像香港那样，而且运行几年后是“零举报”，那么这个申报制度就是切实可行的。如果申报的内容和香港申报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仅凭申报者的想当然，那么，“零投诉”就具有了讽刺的意味。结合春节期间三亚市政府急于宣布当地旅游遭受“零投诉”引发的舆情事件，在现有社会诚信体系内，在信息渠道不够透明畅通且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缺位的情况下，“零投诉”已成为诱发负面舆情危机的关键词。 
 

    官员财产公示试点收获“零投诉零异议”成果，令不少民众放弃对“试点”的期待心态，其主要“成效”在于让公众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继笔者去年初抛出“出台阳光法案已无意义”观点之后，而今出现了更刺激的说法。自称“曾经实名举报腐败分子而被检察院关了一年多”的“龙师火帝”网友，在凯迪网络发帖，称“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人可能都是弱智！” 
 

    黎明　知名网友、凯迪网络KCIS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