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记茶行  

       六十多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有人劝某教授出去，教授喃喃的说：不走了，不可能再有比国民党更坏的了。国民党腐败不堪，灭亡是天理所在；教授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国民党，似乎国民党跑了，留下正义的、道德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国自然就会好起来了。这个逻辑犹如中国自宋朝以来连绵不绝的抓汉奸历史，宋朝以前的中国虽然屡遭挫折，不过总体还是健康而有朝气的，即使外战失败或者将领投降，谴责一下也就过去了，没太当回事，而宋以后的中国都是被胖揍的历史，中上层精英对外无缚鸡之力，对内如金刚下凡般生猛，无奈对外只能以抓汉奸忽悠过去，总而言之就是“不是我们打不过那些野蛮的侵略者，是因为出了太多汉奸才屡屡失败以至于亡国的”，这个逻辑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谓抓汉奸“一抓就灵”。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族群，又是在逻辑和常识上极度矛盾的群体，曾经无数国人沉迷于“好皇帝坏官员”、“身边的官员都是王宝森，远方和过去的官员都是孔繁森”的梦幻中。国人缺乏逻辑和常识的一个症状是，各阶层绝大部分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猥琐心态从道德的角度丑化西方，然而当他们的子女或亲属移民外国时，他们又是无比的自豪和炫耀，他们敌视西方很真诚，他们崇拜和依赖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也很真诚。中国人把巴黎的奢侈品抢购一空，中国人不信任自己生产的商品几乎是来自于基因的天然反应，但又有无数的国人就相信“国产新型坦克的性能超过德国豹式坦克”这种以及无数类似的狗血新闻。这种逻辑上极度矛盾表现在体制上是，体制在内卫維穩方面每年吞噬天文数字的经费，而这些费用即使拿出一半给屁民，也许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体制同样花费天文数字的金钱打造國防力量，而这个富得流油的力量和邻近小国的乞丐军队在街头打群架的能耐都没有，由此专家建议不如将城管和御林军对调使用。  

      中国人不遵守公开社会里明文规定的法则，违反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须的约束。在华人社会中，帮会、毒品和色情等各种有组织犯罪是经常存在的，有华人就几乎有行贿受贿。即使在法制严密的开明社会里，其主流社会能够很好的遵守法律和规则，华人也似乎无视这些规则，华人善于欺诈，海外华人尤其喜欢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即使号称“守法、清廉”典范的新加坡，在其光鲜的外表下，新加坡社会存在着令人惊叹的阴暗面，只不过国际社会被其外表所迷惑，不能深入其社会细节中了解。可以这样说，东南亚地区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有组织犯罪行为，其幕后主谋或主导因素通常以华人背景为多。 

      中国人更显著的特征就是不讲理，从上层到下层、从精英到屁民、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乡野文盲、从大的阶层到小的群体都是这样。中国人的内斗和一盘散沙世界有名，原因就是互相不讲理。小的方面如为了赡养父母或者分配家产，兄弟姐妹能够闹翻天，即使知识分子也和普通人一样完全一副牛二的姿态，这样的事情媒体已经展现太多太多。只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纷，太多的中国人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赖和牛二行为，让人目瞪口呆。  

      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是推卸责任，小的方面如生活和工作中对责任的极度推卸，大的方面如对社会责任的完全推卸，程维高临死前一直喊冤，他似乎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有错那也是体制的错，而其他大小官员更加认为一切都是体制的错了，至于平民则不言而喻。也许体制就属于三两个人的，我想当年劉-少-奇也会认为是体制的错误吧，那么体制究竟是谁的体制呢？没有中国人会考虑，反正不是自己的，所以一切错误都与自己无关，这就是中国人的标准逻辑。 

      中国人从精英到屁民都呈现出这样的症状，一个智慧的民族本来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从文化方面解释，从明朝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到现代国际舆论，公认中国是一个彻底的世俗社会，也就是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社会，中国人也信宗教，与其它多数民族的信仰不同，中国人是见神就拜见香就烧，不管是观音佛祖岳飞还是妈祖灶神财神，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中国人所谓的信仰实际上是妄图无视自己的罪孽，干坏事烧柱香就万事大吉，或者奉上香火钱就能升官发财，所以我们一贯天不怕地不怕，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头滚滚的历史，中国人又是三天不被杀就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中国佛教场所的肮脏史上无双，而某些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却声称那些寺庙不代表佛教，也许他们同样认为现实中国也不代表某主义，这些人依靠肮脏的体制过着体面的生活，并维护这个体制，却又自以为自己生活在优雅高尚的小圈子里，自己与体制无关，更无责任，这是多么矛盾的精英群体！中国在科学和人文方面几乎毫无建树，但是今天我们有无数让世界颤抖的伟大发明，比如苏丹红三聚氰胺一滴香等等，我们就是这么疯狂，却又无比淡定。我们自以为是世界工厂，自以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实际上工业化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巅峰的展现，表现在西方社会里每一个细节上的进步和高质量，当然绝不是建几个工厂这么简单，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节仍然处于农业专制社会的阴暗状态下，表现在我们这个民族每个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能混”两个字，做个无法无天无所不为的能人。

      那些衣冠楚楚的中国式能人，他们创造出对熊活体取胆的产业，他们让权力对他们的生意视而不见，他们让精英群体声称对熊活体取胆无可厚非，熊也无所谓，中国的能人就是这么牛逼，他们不但代表了十亿屁民，连地球上的熊也顺便代表了。据传张君临死前对文强说“你将来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之后的历史继续重演，这种滑稽又残酷的历史重复剧在中国历史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演出着，只是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只在乎瞬间的欢愉。中国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刀不架脖子上不后悔，其实这话还真不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到刀砍断自己脖子的那一瞬间都不会后悔。我们中国人特别善于互相伤害，食物是有毒的，建筑是垮塌的，教育是人渣的，医院是杀人的，人民机构是灭人的，我们每一天都在互相残害，并且我们完全感觉不到是在互相残杀。那些中国能人对随地吐痰蓄意涂划私家车的行为视之为大恶，而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刻刻对社会的破坏和凌掠却是极度淡然，更以此为能耐而洋洋得意。中国人，不管他是屁民还是能人，是张君还是文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被活体取胆的熊。 

      索马里海盗名扬世界，其实以中国人的规则，索马里海盗只不过是在海上设立了一个收费站，这种收费站在中国体制的每一个部门，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存在着，索马里海盗的行为似乎比我们文明得多，至少人家基本上是只打劫不杀戮。今朝体制无止境的贪婪和勒索，无限制的推高社会运行的成本，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无限提高；而体制为了维持社会运转的效率和竞争性，又必须也只能无限降低民众的收入和福利，以及社会运行质量。这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运行逐渐走向瘫痪，民众逐渐无法忍受生存的重担。

      一贯不识数的統計部门统计，2011年城镇人均收入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6977元，城镇人口近7亿，农村人口近6.5亿，那么国民总收入应该为21万3千亿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2011年我国税收收入9万五千亿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这真是一组妙不可言极度矛盾的神奇数据，自然，大小盗匪精英每年敲诈勒索吃喝玩乐的灰色收益大大高于财政收入（这两者之间自然有重叠），大小精英并不能完全不受盗匪社会的损害，很多小精英郁闷于人生旅途中的不快，程维高这样的诸侯临死前大声喊冤，有市厅级精英上网喊冤，小精英赵丽华的老公是个中下级精英，赵丽华也有喊冤的时候。现今中国自杀率出奇的高，贫民因为生存的绝望而自杀，而大小精英群体除了被自杀，也有人是自杀，他们无法承受他们的圈子所带来的压力。现实中不少人在圈子里混的不差，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良心底线无法承受环境的巨大压力而备受折磨，相信各个大小精英群体也有良心未泯的人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当他们的底线与现实环境完绝对无法调和时，自杀与被自杀的悲剧极有可能发生。

      而整个社会在机会主义和利益至上的民族特征下，社会竭力淡化和模糊善与恶的边界，在普遍机会主义的心态下企图从中渔利，并且普遍在逐利的癫狂中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残忍和兽性。中国人以一种残酷的心态看待以至于欣赏和讥讽别人的痛苦，又以一种呼天喊地的悲鸣展现自己的冤屈。中国社会里时时刻刻发生的无数酷刑致死、酷虐动物以及诸如拆迁这种几乎等同于内战的民众与民众之间的战争无不见证这一切。帝都的各大职能部门，它们中每一栋大楼的每一天都在各自以百万元的三公消费吞噬着民众的血汗钱，而从精英到屁民又会嘲笑对这种质疑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同时又有厅级甚至于程维高这样的高官在网上喊冤求助，痛斥体制对自己的伤害，这已经不是缺乏常识的暴力了。程维高等所代表的大小精英群体作恶捞好处时大肆炫耀自己的能耐，倒霉时就将一切责任推卸到体制身上，这些高文凭的精英不懂得基本常识：他们自己就是体制。体制并不是虚幻的，体制无处不在，体制就是每一个利益人，体制的邪恶是由无数利益人的作恶堆砌起来的。

       从八十年代的官倒到九十年代的腐化再到今天全民性全方位腐化，我们细微观察，可以发现小精英在这个下作时代中的主要作用。起初社会相对而言局部的腐化，因为权力的颟顸不作为甚至是故意为之，以便酱化不安分的知识群体，无可避免的在体制中产生更优越的利益群体，如当年的工商和银行部门，到后来的税务部门，进而逐步演化到各个政府部门，再到事业单位如医院和学校等等，最终到今天腐化到社会每一个细胞。体制上层本身就拥有巨大的权利，平民除了抱怨几声，只能将精力奔波于糊口，因此在这二十年巨变中，体制中的工蚁和爬虫阶层-----小资中产阶层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源泉便是愤恨心态，和二十世纪初那些革命青年的心态一样，他们的良性理想仅仅是学生时代的短暂瞬间，很快就便变成嗜血的群体，快速吸干社会资源和最后的维持可能性。

       小资中产阶层天然地认为自己接纳了西方的思想，并能够实施变革，因为无知屁民的阻碍才让变革不能实现，并且让小资中产的利益受损，小资中产阶层始终不明白：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改变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民主。而从资讯描述来看，那些公知名人的生活方式比起普通国人来甚至更加党化或者说中国化，拥有改变资源的大小精英群体其实根本不愿意改变，因为体制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获取更多不当利益。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民族化，比如“水浒化”，《水浒传》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两面性，表面上高悬为民举义大旗，实际上在用民众的尸骨为自己的目标铺路；表面上大讲兄弟感情和义气，实际上为了个人私利，设置圈套把兄弟一个个害得家破人亡逼上梁山；小资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吴用自觉才高八斗，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大智慧，吴用的才华展现几乎都是整人害兄弟的事情，手段之阴损毒辣让人发指。

      年少时读到史书中拥有巨大资源的宋朝明朝被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毁灭时大为激动，中国亿万民众、百万大军和无尽的物质资源，怎么也应该能踏平那些北方游牧民族了，可总是一败涂地；汉唐雄壮无比，还是那样无可奈何地走向万劫不复，似乎有无数的机会拯救王朝，却又令人惊奇的无法阻止毁灭。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盛世中，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无尽的物质享受，万世艳羡的肉欲横流，飞机坦克大炮航母，东方强权所必须的一切物质条件我们全部拥有，并且拥有更多。唐太宗时期的中国人沉迷于大唐盛世时，他们应该不会有覆灭的噩梦，前人所犯的一切错误大唐似乎都已经避免了，大唐不但继承了盛世，更创造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盛世。然而我们刚刚尝到盛世的滋味，却立即陷入末世的恐慌和绝望。

      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和敲骨吸髓，周王朝的王纲崩坏诸侯独大，秦王朝的暴虐和用尽民力，汉朝的外戚宦官弄权和买官卖官，唐朝的淫亂污秽和藩镇独大，宋朝百万大军的外战外行內戰内行，明清两朝的黑暗无边、人性扭曲、极度貪腐虚伪和人格分裂，今天集这些末世王朝之大全，并且远远更胜一筹。以前对这些王朝的覆灭总感叹一再有挽救机会却何以一再错过，今天身陷这个盛世与末世的冰火两重天之中，才明白所谓的挽救机遇是多么的虚幻可笑。

      国人满怀希望地以为将走向改良和光明，却最终走向最深的深渊。把一个盛世同时打造成末世，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一群阴戾贪婪的精英群体，把一个国家整到如此下作的地步。现实就是历史，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情节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时期做得并不比今天差劲。我们不可避免的走向毁灭，三国杀时灭人十之八九，我们无法预料将会消灭掉我们中间的多少人，亿万好头颅总会落地，你我皆有可能，却又是无可奈何。极度焦虑中的十三亿人却又都在赌自己会逃脱这一劫，每一个人都在给快速前进中的毁灭战车加把力气，可劲的大步迈向毁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十年前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今天每一个人的灵魂早已沦陷。就像他们常说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人能阻挡最后的疯狂。

是吗?要说谈民主，当年新华社毛魔弹得最好最动听最全面，今天网络民主精英弹得也一样好一样全面。今天的精英那个不是硕士博士？这些民主精英的现实生活中，哪个具备民主生活的素质？哪个对体制有现实的抵制？

中国人最像猪，自顾自拼命吃，别的猪被杀时在旁边嘲笑，还抢了被杀猪的猪食，然后到网上装模作样哼两声表示同情，轮到自己时被杀时惨叫，扔一个大馒头给他，又低头大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