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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隊伍走出北大之後，沿著白石橋路向天安門進發。途徑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已經預先鎖上校門。但是人大的學生宿舍面向馬路，所有的窗口都擠滿了人大學生，我們北大的學生就停留不走，向人大集體高呼：“出來！出來！”。不多久，一批人大學生聚集到了校門口，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打開了鐵索，衝出校門，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雙方會師，歡聲鼎沸。陸續也有清華等校學生聞訊趕來，人數大約三千人左右。

行軍途中，我跟北大數學系的邵江等同學走在一起，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也中途加入。我跟邵商量，以往歷次學潮都沒有成果，這一次應當吸取教訓，我們認為學生到了廣場之後應當提出一些正式的訴求。於是一邊走，我們一邊就討論出來幾條意見，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七條”，基本上確定了學生運動的政治要求的框架。

這七條是：

1。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胡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3。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4。允许民主办报刊，新闻自由，限期解除报禁；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7。正确评价这次悼念活动，并公布学生的要求。

隊伍到了廣場，我們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席地而坐，有人把“中國魂”橫幅以及胡耀邦的巨幅照片安置紀念碑座基上。儘管已經深夜，當時大家熱烈討論，內容主要圍繞政治改革，耀邦的悼念活動等。當然也有陸續散去的，到清晨6點左右，剩下的學生大約兩三百人，決定把行動改為情願，移師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政府接受學生的“七條”。

上午，我作為學生代表，與郭海峰等一起進入人民大會堂，會見全國人大信訪局局長，表達了外面同學們的意見，希望當局能夠派人出來對話，接受學生意見。那位局長支支吾吾，只是反复勸告我們離開，在我們再三堅持下，才接受了“七條”意見。但是學生不滿意，要求全國人大常委級別以上的負責人正式接受“七條”。

早晨我打電話給李淑嫻老師，因為她那時候是北大選出的海淀區人大代表，我告訴李老師，學生在廣場靜坐，希望北大同學能谷來聲援。當天上午李老師在三角地貼出了我的來電內容，北大學生陸續前往廣場聲援。此時，我已經累到精疲力盡，支撐不住，上午回去北大休息。

沒有想到，靜坐活動聲勢越來越大，最後集結萬人，轉移到中共中樞地帶新華門，這就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