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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值得澄清的概念》之十九：带血的乌托邦 / 王小平 [打印本页]

作者: 紫蓝弯刀 时间: 2012-4-19 10:59 标题: 《值得澄清的概念》之十九：带血的乌托邦 / 王小平

我常常听到“乌托邦”或“乌托邦主义”，人们通常借用它们来贬损某些政治或社会方面的改革或变革。我记得，很多作家曾对未来想象的完美社会有过非常精妙的描述。乌托邦到底是什么？柏拉图是乌托邦主义者吗？马克思呢？现在有否乌托邦式的社会？

“乌托邦”在字面的意思是“乌有之乡”，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状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他最核心的理念论出发，把他的理想社会放在未来几千年之后。在另一篇对话录中，他却将之放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块传说中的大陆亚特兰蒂斯上。不管放在哪里，柏拉图都将之想象得非常遥远，却非不可接近。

很多著名作家创造出文学上的乌托邦，从而使这个理想看来更加容易接近。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是他首先创造出“乌托邦”这个词。之后，有培根，塞缪尔.巴特勒，爱德华.贝勒米，威廉.莫里斯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这些作家一直认为，人类注定要过一种更完美，更和谐的生活，并将这种生活描绘在他们的作品里。

乌托邦作家告诉我们，人类可以活在公正，自由，平等，富足，和平，智慧与美之中。当然，要走到这一步，就必须对现状进行反动或革命。因而，多数的乌托邦信奉者都有“急进”的倾向，自以为或希望能够一把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使社会产生改变。他们使人类从一向所在的传统与习俗的旧网中走出来，从而对自身的本质与命运得出更化的观念。

文学上的乌托邦大多只提供模糊的灵感或消遣的推测，很少关心实际的改革。然而，像柏拉图这样的思想家，“哲人王”，却有强烈的热忱，一心致力于把理想具体的实现在现实的生活之中。

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普劳得亨和欧文等人——也都写过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作品，努力为建立这样一个新社会而铺平道路。他们都在想象一种自由而平等的社会秩序，由自愿的自治社会来取代政治国家，从而保障全体人类及每一个体的完全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这种理论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及无端幻想。他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充满自信的宣称其为“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说，即人类最终走向完全自由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可能也是一种乌托邦——尽管在如何实现公有制基础上的无阶级，无差别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选择上，一个半世纪以来其内部也充满了残酷的派别，权力斗争和纷乱的理论论争。

或许正因如此，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认为：过度幻想及远离真实的不是他们，而是自命“正统”的苏俄，东欧卫星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继起的共产党国家——是在这些国家里掌握绝对权力，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乌托邦旗帜，在实际政治生活里为所欲为的共产党人。因为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完全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只有借助暴力革命，专政独裁和国家社会主义才能尽快得到大跨越，并最终实现人间天国。

实际的乌托邦社会，一度存在于美国，如纽约州的欧内达及印第安纳州的纽哈蒙等地。但不久就被现代工业的发展给超越和淹没了。

批评乌托邦主义，既有讽刺意味，又富哲学意义。阿里斯多芬，马基雅维利和斯威夫特等人均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尖刻地讽刺了人与社会的完美主义观点。现代的阿尔道斯.赫胥黎与乔治.奥威尔也描绘了机械统治及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可笑图像。

典型的哲学式批评来自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评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乌托邦的空想是假定了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人与国家的完美状态。

（全文终）

小平附识：

谈“乌托邦”，于一生挣扎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信奉“难得糊涂”的中国人，未免有点儿渺远。哪怕梦想化为梦魇，理想的裹尸布一次次被鲜血染红。如此，不如谈谈最近“乌有之乡”的遭遇——确切的说，是谈谈“乌有之乡”遭受整肃背后的直接导源，西南那位诸侯的遭遇。

坊间对此的议论，“传谣”，猜想，推论，早已影影绰绰，甚嚣尘上。然而在我看来，似乎都如盲人摸象，不出局部的真实。迄今较为令自己信服的看法，来自对此党有三十多年切身体认的WJS先生。我们下面就来讨论此君近期的一篇文章。作者首先提醒读者此一尚未终结，尚在发酵的事件的戏剧性转折：

“从四月十一号，党宣布对B夫妇二人拘捕和正式审查之后，中外媒体和网络上就热闹非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

“在这之前，倒B的舆论占绝对优势。挺B的大多是和B有着利害关系的人。或明或暗的利害关系，都会使人顶着舆论的强大压力坚定地为一个贪官污吏辩护。大多数人则是为了厌恶类似于文革的“唱红打黑”，支持把这个二等毛泽东搞掉。甚至有更天真的人，以为打掉了这个自封的当代毛泽东。之后党就会政治改革了。

“事情的发展很快。没有按照善良的人们的逻辑发展，而是按照某种阴谋的逻辑在发展。善良的人们听见温家宝大讲警惕文革复辟，就以为是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以为唱红打黑会被当作文革复辟遭到禁止了。遗憾的是薄熙来被拿掉官职的同时，就宣布了打黑继续。现在唱红也在悄悄地恢复。”

看来，老百姓和体制内知识分子，大概又要主动或被牵引着做一场终究要醒来的好梦，直到如梦方醒，再一次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辨别和看待此戏剧性事件背后的各方深意呢？文章以大陆上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阶层，及统治阶层内部的两个派别——有限改良派与既得利益派——为分析框架，并将西南之唱红打黑与文革比较，尝试做出基本判断——

“这个误会可是大了。老百姓犯了什么错误呢？错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老百姓痛恨的文革，是无法无天和独裁专制。当官的痛恨的文革，是老百姓居然敢造反。虽然这个造反一开始就被阴谋家所利用，但也是最恶。谁能保证现在没有阴谋家想煽动和利用老百姓的造反呢？这才是B遭到官僚资产阶级痛恨的真正原因。而不是遭到老百姓痛恨的真正原因。

“B的无法无天和独裁专制，是悄悄进行的。不敢也没有大肆宣传。除了李庄案件牵涉到官场中人，想捂也捂不住。其他的恶行都被掩盖得十分严密，老百姓看不到。而他为了收买人心做的那些利民措施，却被加倍宣传。给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薄熙来把言论不自由利用得炉火纯青。”

来到今天，我想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可以看出重庆左风兴盛的高层权斗根源。简言之，以“打黑”的名义劫富，践踏司法公正，除了某些政绩工程，多数好处却被当权者尽数收入囊中，以积累自身财富和道德资源；同时，以“唱红”的名义为文革招魂，激起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被压抑已久的，对现实的不满，鼓动民间对毛时代虚假正义的怀念，实际却是制造和利用民意与公知，作为自己进京之路的垫脚石。可是看来两面讨好的如意算盘，何以只欺骗了相当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笼络了相当多的单纯或别有用心的“左派”朋友——从孔庆东先生那一百万课题费来讲，未尝不可以说是彼此利用，一拍即合——却在党内和民间遭遇反弹，双双失落呢？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老百姓的希望，对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危险。党和一切暴君、奴隶主一样。他们需要的是螺丝钉和老黄牛。有希望有企图的人民，对他们来说就是危险。B背水一战想学毛泽东，煽起人民的希望来对付官僚阶级。这是犯了党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大忌，是在玩儿火。所以W代表官僚资产阶级说他想复辟文革。

“而现代的老百姓早就不是文革时傻乎乎的老百姓了。老百姓一旦造起反来，就是毛泽东复活也控制不了局面。所以为什么这次倒B阴谋是快退休的亿万富翁（W）打头阵，而不是将要对党的生存负责的接班人打头阵。毕竟党的生存不如自己的生存更重要。

“B刚下台的时候，只有少数毛左为他辩护。当谋杀案、玩儿女人、篡夺党的领导权等等耳熟能详的老套子纷纷出笼的时候。老百姓逐渐明白了；原来又一次被忽悠了。（何止B一人一派在复辟文革？）这明明是党中央在复辟文革，在用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老套子整人。哪里有什么政治改革的影子，整个就是倒退回无法无天。

“整垮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整他的是一群无法无天。全体官僚资产阶级在向文革回归，在向B学习。人们常说党的体系就是一个逆向淘汰的体系，这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专制的体制下的竞争中，只有最无耻最残忍的恶棍才能生存下来。大家争当恶棍伪君子。心不够黑脸皮不够厚就被淘汰。官场必将恶性循环，陷入加倍剧烈的恶斗之中。

“老百姓和官场不同。过去老百姓被一帮公知精英们所忽悠，误以为自己永远不是现代化的官僚机器的对手。失望之余只好忍受奴隶般的命运，自生自灭或者自杀。现在他们的希望被煽起来了，就很难扑灭。温度逐渐上升，就会燃起燎原大火。使用什么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怒火会烧掉这个官僚机构。”

自B由东北辗转来到西南，闹剧和丑剧演到今日，大概出乎很多人意外。成王败寇，余者抢着表忠心的戏码，自古即有，于今方兴未艾。诸多“惊天”偶然背后，似乎不出六十年来，专制党的权斗套路。不过今非昔比，在有心人看来，薄王事件牵涉到的各方立场，后续发展，却一反旧态，蕴含着某种转变乃至转折契机——

“现在把玩儿火者（B）抓起来；然后高喊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已经有些晚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魔鬼就收不回去了。W们将作何打算；党将作何打算？他们是不同的。

“以W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们，要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清算，只有一条路。就是希望大陆和平**成民主保障下的法治国家。他们离人民比较远，很少针对个人的罪恶。法制会保障他们的人权，不被清算或有限度的清算。因此我认为W和改革派的呼吁是真诚的，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党就不一定了。党的主体是中下层官僚。他们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直接对老百姓个人作恶多端。老百姓的仇恨也主要是针对他们。一个小警察手里的血债就可能超过B全家手里的血债。他们会坚决抵制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和平**也不行。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仇人不会放过他们。一旦他们失去了专制和无法无天的权力保护伞，仇人就是使用非法手段也不会放过他们。那些被他们使用过残酷手段的仇人中，一定会有不少的基督山伯爵。这是他们死死抱住权力不放的根本原因，也是党难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我曾在此前文章里，多次谈到制度锁死这个概念。从此次事件前因后果来看，不外是又一次制度锁死的明证。也难怪这位先生要在最后由衷感叹：

“这是党面临的一个悖论。不（自上而下）进行（苏联东欧式的）和平**，老百姓要造反，死无葬身之地。和平**，下层官僚们要造反，阴谋家们会利用这个形势黑他们一把。就像王立军背后的势力黑了B一把那样，还是死无葬身之地。怎样走出这个死局呢？考一考接班人们的智力吧。”

怎样走出这个死局？——这是值得每一位真正关心自己命运和切身利益的朋友深思的问题。姑且不论魏京生先生一面将W所代表的党内改良派视为大资产阶级和权力市场化之下的亿万富翁，一面赋予其口头改革以“真诚”的赞誉，竭力为W们撇清与独裁政权的瓜葛，卸下W们之于带血的乌托邦的不可推卸之责任，并将之与整个党对立起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是否太过一厢情愿（如此论述实在难以自洽）；也姑且不论此种充满善意的高帽子是否只是出于海外民主派一种不得已之斗争策略，想要从内部挑拨分化我党——在我想来，它考验的可不仅仅是所谓“接班人们”或某些“人之将退，其言也善”的政治老人的智力，更考验着自认其为现代公民的多数中国人的智力。

进一步来看，要想走出制度死局，靠的可不仅仅是所谓的“接班人们”的个人选择，更离不开自认其为现代公民的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以及做出选择后，齐心协力，付诸行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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