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live up to这一头衔,方先生非常善于制造轰动国际的重大新闻。1989年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说该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因此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他除了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向中共投递了这封信外,还把抄件给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林培瑞,后者将它翻译为英文交给外国记者,于是方励之便成功地又一次轰动了国外传媒界。而这一公开信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构成了几个月后“风波”的触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