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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ZH">谨以此文献给我不幸的家族，虽然你的经历在当时的中国如此平常ANG="EN-US">………………

                                                                                              一、

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死亡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个名头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1958年到1960年之间的气象纪录表明，这三年的气象极为正常，不少地区（例如两湖、安徽）可以说风调雨顺，而它们却是饥荒的重灾区。凭借基本的地理常识可知，中国是一个幅员极其广阔的国家，南北东西跨距都超过5000公里，任何一项自然灾害都不可能遍及全国；不可能几项天灾交替摧残南北；亦无可能三年内连续大灾。（以我有限的知识可知，大面积成灾只有在北方平原发生旱灾才可能发生，南方很少大面积灾害发作的历史，也罕有连年大灾的情形。那几年的新闻报道却声称，从黑龙江到福建，从新疆到安徽，天地不仁，灾患连连。把这一切的罪孽全部推给老天爷，这只有无信无畏的“唯物主义者”才干得出。

二、

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也可以说自然灾害不断，但因为自然灾害大面积地死亡，却是极少出现。作为传统农耕民族，面对旱涝无常的局面，民间“积谷防灾”“有备无患”“未雨绸缪”的意识很强，一般灾荒对民众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如果碰上连连大饥，积备的粮食不足以应付，就会形成“难民潮”，四下就食逃荒。“难民潮”流涌分散，可以有效地减少死亡的人数。这些人也不是嗷嗷待哺，他们投靠亲友，在城市乡野寻找生存机会，或者垦殖，或者务工，或者等到天灾过后再返乡（一般不需很长时间）。

那几年的中国正是神奇至极，几千年来中国应对饥饿死亡的措施全被摧毁。

在“人民公社”的蛊惑和胁迫下，农民被迫交出土地和家庭生活，建立公社，实行集体劳动，集体食堂。这种显然是鼓励低效生产，铺张浪费的制度一旦铺开，生产怠工、胡吃海喝一下子就把有限的积蓄挥霍一空。当然不能说农民觉悟低，没有忧患意识。在抢劫者面前，你有足够的冲动挥霍一把。苏联的“集体农场”推行时，农民也是先杀掉自家的牲口，吃净粮食干净，然后光身进社。

全国到处“放卫星”，官僚们争相在报纸上吹牛傲娇。但是吹牛皮是上税的，浮夸风的直接后果是，上级征粮部门（其实是粮食抢劫团伙）根据各县所报指标征收，余粮全被收缴，额度不够的，挨门挨户地搜查，其间发生暴力事件不计其数。

“大跃进”玩得很火热，农民被鼓动收缴铁器，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炼出来的基本上作废的铁疙瘩。成熟粮食没有收割，大量烂在地上。我看书时发现，当时兴起了一种极其怪异的风气，“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很多公社农民被鼓动起来，到几十里之外，帮助其它公社收割，放任本村庄稼错过时令。

三、

由于当时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央指令可以确切无疑地贯彻到每一个拥有党支部的乡野辟壤。由于高度狂热的情绪，这些错误的指令到了地方，又被放大。这些荒唐事疯狂地折腾一阵之后，虚弱的中国农村开始陆续饥荒。

根据历史资料，往往是一个地方“左”得厉害一些，“自然灾害”就愈发猛烈一些。例如陕西由于在民国时发生过饥荒，地方干部深有经验，比较抵制中央政令，死人比较少；甘肃由于严厉执行中央政令，死人甚多，以致发生了“甘肃的婆姨跑陕西”现象。所谓“苛政猛于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乏经典的案例。

饥荒发作时，大量农民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开始要饭逃命。他们忘了，这片土地已经换了一个异常凶猛的统治者，它的阴影笼罩着每一寸角落。逃命的人们被污蔑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损害形象”，被围追堵截。当时全国已经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顺便在这里严厉鄙视一下这个没有人性的制度），城市流浪人员一律被驱逐遣返。在逃亡重点县区，民兵设卡阻截，不许农民逃荒要饭。实际上，当时全国范围内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没有饥荒的地区粮食也处于严格的配给控制，接济能力已经微乎其微，饿死的可能性也很大。河南信阳上蔡等地，整村死绝的，不在少数。全国各地，绝户的家庭为数不少，尤其是控制得常紧密的地区。

当然，没有人愿意被活活饿死，逃荒要饭还是一项古老的冲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逃亡事件。例如1962年塔城逃亡事件，6万边民逃至中亚地区（官方依惯例称之为“塔城暴乱”），广东发生十六万人逃港事件（凤凰好像出过专刊）。这些都因为涉外因素，捂不住，所以广为众知。

内地发生了大量农民逃亡和反抗事件，例如著名的“甘婆姨跑陕西”现象。农民反抗的暴乱，从官方的记载上看，有规模的农民反抗达到数百起，有些农民甚至做起“替天行道”“自称皇帝”这样的事情来。官屄民反，替天行道这些古老的观念并没有死绝，只是在官方话语里成了“破坏”“坏反子”“土匪”之类，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文集《牛鬼蛇神录》里记载了这一类神神叨叨的人物。这本书里还提到，民间流行一首刘伯温的“烧饭歌”，据说这首预言歌谣预测到这场大灾难和贡铲党的倒台，等等。

逃亡或者反抗，固然死者居多，但是还有生的希望——更多人是饿死了。当大面积饥荒发作再也捂不住时，大概在1960年，全国范围内的报纸突然一改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曲调，渲染起全国范围内的自然灾害。又是东北的作物绝收，华北大旱，淮河洪涝，福建台风之类，仿佛这场人人都感受到的危机真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这些报道，现在还找得到。

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国家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应当听从党中央号召，咬紧牙关，共渡时艰。这是对反抗的麻醉，也延长了左~~祸的危害。人民固然可以不反抗，饥饿降临时，人们往往会顺从本能地驱使，像老鼠一样的偷食。他们偷生产队的粮食，偷食堂的饭菜，无所不偷。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录》和很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都有知识分子偷吃东西的记录，让人心酸。为恶更甚的是，在一些地区，甚至人们偷食野生植物也会被严厉地批斗。人们饿得无力埋尸，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四、

当时中苏交恶，全国党报借机攻击起这位原来的“老大哥”，常用的词汇是，“断绝援助”“生产陷入停顿”“掐脖子”，等等。仿佛，中国的大饥荒与苏修的忘恩负义有极密切的关系。

实际情形是，中苏交恶是在1960年7月，那时大饥荒已经延续了近三年。中苏合作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停止重工业生产不影响饿肚子，反而可能利于农业生产。此前的两年时间里，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数百万斤的粮食援助，救活东北数十万人。

中苏交恶之后，中国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援助。根据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所谓的“苏联逼债”也是无中生有，根本不存在。尽管中苏交恶，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以借用方式（区别于援助）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毛泽东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该死），接受50万吨糖。第二次，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当时中国粮食紧张的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国家也愿意提供粮食援助。中国在一些领导人（主要是周恩来）的主张下通过香港渠道从美国、意大利进口到低价的粮食。当然，可能一些人会说，当时中国不是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吗？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只是武器和技术的禁运，人道主义用品并不在其列。中国政府碍于面子，只得从香港通道进口，减少了进口量。

诡异的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对“社会主义好兄弟”进行无偿援助。为了拉拢社会主义流氓国家和非洲小国，中国一直在进行粮食出口（其实是无偿援助），1958年国内大饥荒，但是1959年粮食出口不减反增。1959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居然也是中国粮食出口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直到1960年，中国仍在对第三世界出口粮食。1961年（已经逐步走出饥荒），才开始粮食进口，主要来源是美国这样的产粮国。所以，所谓的帝国主义封锁完全是无耻的谎言。

五、

三年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由于官方极力掩盖和毛派的歪曲，数据变得非常模糊。当然，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学者在调查研究，国外也有翔实的资料。

毛派最无耻了，我看过他们的研究资料，说三年饿死三千万人是不准确的。他们通常的辨解是这样的：三年饿死三千万，这是不确切的。因为“饿死”这种提法不科学，什么叫“饿死”，医学上的标准是怎么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每天摄入的热量卡路数值的含量低于某值，就可以称为饥饿，而那时的中国人普遍摄入卡路里的数量远低于这个数值，那是不是意味着那时候死掉的人都是饿死的呢？现在好多中国人的日常摄入热量也是低于这个数值，那不也是说他们死于饥饿？所以饿死三千万人的数据有假，绝对不可能。确切地定义，他们是死于“营养缺乏导致的身体衰弱”——他们就是用这种搅浑水的方式来歪曲数字。

幸好当局严格的人口管制也提供了准确的数据。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是数值的净减少。考虑到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率的因素，每年一般增长1000万左右，算上这部分，也就是减少了2000万左右。

据西南交大蒋振华教授发表的文章推算，三年大饥荒大概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1700万。

大饥荒著名研究学者金辉推算，中国大概非正常死亡3471万人。据另外一个学者吕廷煜的研究，那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大约为四千万人。

国外的数据一般倾向认为是四千万，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是三千万。2011年新版党史承认，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000万人，当然学界普遍认为保守。我想，无论是取哪个数值，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在阅读资料时，也了解到他们的计算方式。一般是：确定饥荒前人口总数和连续几年的人口增长率，再计算大饥荒之后的人口总数，通过比照增长率计算，大概损失了多少人。这中间还要考虑到，大饥荒时代，人口的出生率会减少。因为大量的育龄妇女由于饥饿暂时性绝经，失去生育能力。人口学家一般通过这样的方法来估算死亡人数，相对比较靠谱。

当然，最靠谱的算法是各地死亡人数的汇总。可惜，由于当局极力掩饰，数据汇总一直保密。根据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我们可以估摸到一些情形。四川作为天府之国，饿死人的情形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次却由于“左祸”甚烈，死亡人数居全国冠军。其次是安徽省，死亡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最高。河南既是人口大省，也是死亡大省。据我阅读的印象，多次出现的县市有信阳、上蔡、六安、芜湖、赣州、龙岩等地，大概绝户者极多。

上面所说的，动辄两千万，三千万的数字，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呢？八年抗战，一般引用的数据是伤亡三千五百万（八年，战争，伤亡），国共双方加起来的战斗死亡人员一般认为是一百五十多万，平民的死亡大概为一千万。也就是说，和平时期由于国内错误政策导致的死亡，竟轻易超过八年兵烽卓绝的死亡人数。谁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看来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六、

按道理说，全国范围内饿死了那么多人（以三千万人为例，当时全国大概有六亿，死亡人数为二十分之一），没有饿死的，匍匐半死者极多。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强烈的感受呢？

很好理解。北方大片地区从清朝到民国，间歇性的饥荒时有发生，民众对这一次大饥荒的记忆较淡然（说真的，中国人的命既苦又贱）。至于农村，绝户绝村的现象存在，这是几乎没有出现过的，农民没有媒介传播能力。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他们的悲惨遭遇，知道的人，会说会写的人少。知识分子主要居住在城市，情况相对好很多（强制征粮一部分给军队，一部分屯积，一部分就是供应城市居民）。知识分子的印象多为粮票，粮食紧张、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相比饿殍，他们已经很幸运了），等等。对于大量饿死这些事情，他们确实知道得不多，记载和流传得较少。官方极力掩盖这段历史，新生代人群对这段历史也茫然无知。

对于大饥荒史，我知道的书本上的材料，大抵就是这些。我不是专家，感觉已经够了。细节的描写，我看得更多，一是比较悲惨恶心，写不下来；二是细节描写，有点以偏概全的感觉，没必要。

七、

顺便说一说我身边的饥荒史。我父亲是1958年出生，正是大饥荒的第一年。福建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那一年没有发作（不然，估计我爸也得成为小饿殍，你们也见不到菁城子）。

1960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已经很严重，福建自然不能幸免。我的父辈祖辈一般都把三年大饥荒直截说为“60年”，可见记忆之深。据奶奶讲，村里饿死了几个人；我的大舅，1949年出生，60年饥荒时还是儿童，他清楚地记得，他们村子里饿死了十几个人，都是老弱妇孺。小孩饿得天天哭闹，他父亲（也就是我外公）常常趁黑夜到深山去挖木薯（好像是田薯，我忘记了），没吃完的藏在灶灰里。我在两年前写了短小说《常生》谈过这些故事，相信看过的朋友应该有印象。

我的祖辈大概生计都不错（从我老家房子和祖业可以得知，也算是家大业大），老家的楼房有三四层，在当地很少见。还有耕牛，可见至少是自耕农或者小地主以上级别。

我的外祖父是个私塾算命类的人物。他是读书人，写一手漂亮的字，据母亲的说法是家教很严。母亲和舅舅曾说过，他们家有人在县城里当金匠，外祖母的陪嫁礼还有金银首饰之类，可见生计不会很差。大饥荒时，原来的小康之家竟落得无米无炊的地步，只好把最小的舅舅卖出去，买家在福建尤溪。几十年之后，年过半百的兄弟这才相认重逢，嚎啕大哭。全家大办酒席以庆重逢。那时我已经读中学，记得此事。

这些家事，估计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太清楚。我从小喜欢听故事，打听旧事，前年回家时和舅舅聊了几个小时，聊大饥荒，聊小舅舅被贩卖出去的缘故，等等。关于舅舅的故事，我的姐姐可以出来作证一下，菁城子不打逛语。

……以上都是菁城子根据史料和见闻写成，可以负责解释资料的可信……………………

八、

……以下纯粹是我个人的见解和判断，认同就认同，不认同就算了………………

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灾难，没有之一。

大饥荒只是某集团累累罪孽的一笔现帐，其它的估计也不轻。

某执政集团的罪孽滔天，无论他以怎样功绩自我吹嘘，这些罪孽永世昭彰。

某执政党的领导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没有之一。

别人说我猛力地攻击太祖是怀着家族私恨，我承认。我恨不得作伍子胥。

九、

…………………总结………………………………

根据夏威夷大学鲁道夫.容梅尔教授(Rudolph J.Rummel)(1997)的计算,在20世纪的前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容梅尔的发现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而非外国政府。事实上,政府无情地杀害自己的公民,其总数是它们在20世纪所有战争中消灭的敌军人数的4倍,是400年运往西半球的非洲奴隶贸易过程中死亡总数的好几倍(Rummel,1997)。政府——这一不可避免的“恶”——无疑是当代最大的“恶”。 

                                      ——《法律的乌龙*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