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仰”一词在中国热起来，似乎还是近几年的事。只不过起因多少有些尴尬，不是因为信仰的出现，而是因为信仰的缺失。不仅外国人指责我们因为没有信仰而缺乏敬
畏感，连不少中国人也开始大声疾呼，我们需要重塑信仰。看来，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所谓的信仰是从什么时候缺失，又是为何缺失的，却没
人说得清楚。

提
到“信仰”，我们眼前自然会浮现出那些寺庙和道观里那些涂金抹银流光溢彩的神像。信仰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就是宗教的同义词，是对某种权威的信奉和崇拜。若
是这样，那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一向都不缺乏信仰。蒙昧之初我们有盘古大神和女娲娘娘，后来三皇五帝取而代之。孔老夫子开宗立派之后，承蒙汉武帝罢黜
百家，从此稳坐中国思想界第一的交椅。而后佛教东传，道教开源，释迦摩尼与玉皇大帝轮流上岗，笑纳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供奉。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这里似乎也
没受到过排挤，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和教堂遍布中华大地。至于那些土地、河伯，已经位列仙班或正在修炼的不知名的各路神仙，在中国就更多了，而且似乎因为权利
的具体，人们对他们的“信仰”也更实在。解放以后虽然我们又破除封建迷信，拆庙毁殿，大搞文化革命，从此“共产主义”成了中国人唯一的也是必须的信仰。改
革开放的春风让“共产主义”一家独大的现象逐渐消失，中国人的信仰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局面——有人在传教，有人在尊孔，有人搞气功，有人请大
仙，有人拜佛，有人求道，有人信基督，有人奉安拉……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在积极写入党申请书，争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回顾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状态，我们岂
是没有信仰，简直是太过丰富！

然
而如果一个外国人来问我我的信仰是什么，我却只能缄默。佛教？虽然我去过不少寺庙，也曾给如来观音磕过几个头，但这似乎算不得信仰，毕竟我还需要吃肉喝酒
结婚生子。道教？《老子》和《庄子》倒是看过几页，甚至还能背上几句“道可道，非常道”，但我连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谁的地位更高都分不清，不敢自称道教
徒。基督教？认识几个基督徒，去过几次教堂，仅此而已，上帝恐怕还不愿意接收我。伊斯兰教？那是人家回民自己的组织，不让外人参与。儒教？虽然从小被要求
读圣贤书，但毕竟《论语》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共产主义？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共青团，算是半个教徒，只是现在自觉资质不够，承担不起建设共产
主义的重任。细数下来，我的确不能算作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困惑，也许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困惑。

如
果同样的问题抛给一个希腊人，他会告诉你他们的神话故事；如果问一个罗马人，他会细数历史上的红衣主教；如果问一个泰国人，他会给你讲一大段佛经；如果问
一个阿拉伯人，他会告诉你真主就在他心中……不同的民族似乎都有不同的信仰，虽然偶尔交叠，但也不会像在中国这样混杂。在我的家乡大同，一座寺庙的对面就
是清真寺，旁边是道观，而不远处又可看到基督的十字和文武圣人的庙堂。于是暮鼓晨钟的和尚们每天可以听到穆斯林的祷告，道士们庄严的祈福大典上可能传来基
督徒们唱诗的歌声，人们拜完了孔子和关帝又给玉皇大帝和释迦摩尼磕头……这样的场面也许只有在中国看得到，它既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包容万象的佐证，又可以说
明中国人的信仰随意而散漫。

鲁
迅在《运命》一文里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他说中国人虽然一方面相信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总有方
法可以转移命运。于是才有了《祝福》里辛劳工作只为给庙里捐一个门槛的祥林嫂。她相信阴司里阎罗会把自己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也相信只要捐了门槛代替自
己被万人踩踏，自己的罪就能洗脱。这种不坚信的“信仰”对于祥林嫂这样目不识丁的穷苦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转移悲惨命运的方法。但如果一个乡绅，一个县官，一
个知府，一个大臣，一个皇帝也有这种不坚信的“信仰”，那它无疑会变成一种洗脱罪孽的好方法，欺压百姓、贪污受贿、不理朝政统统都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捐一
个门槛，自己在阎王那里照样可以过得很好。无怪乎张爱玲在评价读书人与愚民的宗教信仰时说：“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太肯承认，
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

不
过中国人这种不坚信的信仰在历史上也未必是件坏事——政教合一在这里不多见，宗教战争更是闻所未闻。皇帝修寺盖庙，并非是利用宗教来维系权力，而仅仅是向
上天祈福，让自己的龙椅坐的安心踏实；求仙炼丹，也不过是想多活几年。他们虽然嘴上说自己的地位是上天赋予的，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虽然陈涉在鱼腹里塞了块“大楚兴，陈涉王”的布条使他得以一呼百应，但这样的历史机密既然能被司马迁写进《史记》，可见当时揭竿而起的人也不过是想借
此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并非真的相信陈涉就是真命天子。也许是中国人太现实，连皇帝都知道单凭几本经书、几尊雕像不能让百姓甘心为自己卖命。因为没有坚
信，所以中国人也就不会绝对服从于某个领袖，于是农民起义、政权更迭也就成了史书上的家常便饭。因此，这种对宗教、对国家的“不坚信”逼迫当权者不得不去
考虑如何实施仁政而并非传道布教愚弄百姓。

翻
开世界各种宗教的经典，我们会发现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人死后获得好处。譬如耶稣告诉人们只要信仰上帝死后都可以升入天堂。佛教强调现世的“忍”即
可换得来世的幸福。穆斯林毕生的追求也是死后去真主赐予的极乐世界。然而宗教里这些美好的许诺并不能十分吸引现实的中国人，来世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况且
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会在那里庇佑自己，并不一定需要信仰某个神。但各式各样的神又让他们产生本能的敬畏，在信与不信之间，他们巧妙地选择了不坚信。这样既
可以避免了某天神真的降临时的尴尬，又不会被神的力量完全左右。

所
以，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而是信仰的方式有些独特。这种信仰并不是像虔诚的教徒一样尊崇神的旨意来做人，而是把神当做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我们不会公
然否认神的存在，但心里却不认为命运由神主宰。往好处说，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往坏了说，这是放弃道德约束的幌子。对于智者，这种觉醒会使人类文明向
前迈进。然而对于自作聪明的愚民，这种放纵却又的确是文明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