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没有直接采访柴玲，卡玛后来称当时卡玛坚持采访柴玲，被柴玲拒绝，认为柴玲出尔反尔。1996年《波士顿环球报》报导称，《天安门》的宣传破坏了柴玲的生活，柴玲称自己收到了恐吓信。卡玛对此感到“大惑不解”，认为柴玲演戏。^[1]

对于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2009年，王丹、封从德、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王丹、封从德等人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句语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2]有评论认为《天安门》通过大量剪切和对比，对柴玲的形象刻意塑造引导，原先王丹承受主要攻击，《天安门》广泛传播之后则被柴玲顶替。^[3]王丹也写了一封《为柴玲辩护——致港大学生的信》声援柴玲。^[4]

2007年，担任Jenzabar公司总裁的柴玲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天安门》纪录片制片人卡玛^[5]。美国法院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也认为其胜诉可能极小。作家茉莉认为柴玲因《天安门》播放对她不利的片断而怀恨在心，真正目的是报复。^[6]卡玛的长弓公司发起呼吁，希望社会能对事件给予关注，并要求维护自身权利，捍卫言论自由。^[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