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看﹐1912年前後出現的新技術──電氣化、電話、汽車時代的曙光、不鏽鋼和無線電放大器的發明──將會促成這樣的增長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當時﹐就連很有見識的觀察者也沒能領會這些技術的變革力量。

2012年1月﹐我們再次處於三場宏大技術變革的開端﹐它們可能足以匹敵上個世紀的那場變革。這三場變革的“震中”都在美國﹐它們分別是大數據、智能製造和無線網絡革命。

信息技術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處理能力和數據存儲幾乎已經無所不能。iPhone手機的運算能力讓20世紀70年代的IBM大型機都自愧不如。互聯網正向“雲計算”演進。“雲”是一張由數千個數據中心組成的網絡﹐90年代的超級計算機與其中任何一個中心比起來﹐都像是史前時代的事物。從社交媒體到基於元數據分析的醫學革命﹐大規模數據處理能力使以往無法想象的服務和業務成為了可能﹐我們即將步入難以想像的新市場。

第二個轉型是什麼呢？是智能製造。這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釋放“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力量以來出現的第一次結構性變革。供應鏈管理所用的自動化和信息系統已經出現這一變革的端倪﹐但我們才剛剛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新興材料科學將給實物的製造本身帶來革命。不久之後﹐工程師就將從分子層面設計和製造﹐優化功能、甚至創造出新的材料﹐從而極大地改進質量、減少浪費。

有些設備和產品已經在利用幾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以計算方式設計的材料來生產﹐比如新型合金、石墨烯晶體管（而不是硅晶體管﹔石墨烯和碳能夠生成一類全新的電子材料和結構材料）和超材料。超材料擁有天然材料不可能具備的屬性﹐比如可以生成一種不可見的物體──這方面的猜測最近引起了可以理解的轟動。

這個新材料時代與三維打印結合在一起﹐將產生爆炸性的經濟影響。三維打印也叫“直接數字化製造”﹐也就是利用計算能力、激光﹐以及基本的粉末狀金屬和塑料﹐把零部件和設備“打印”出來。一些高價值應用（比如針對病人個體植入的髖關節或牙齒﹐或更輕、更結實的飛機零部件）已經有打印而成的零部件出現。某一天這樣的夢想將會實現：不管是車輪還是洗衣機﹐整個成品都可以通過“桌面”打印。

這個近乎完美的計算化設計製造時代對產品製造方式的改變之大﹐將如同農業革命對我們養殖方式的改變。而這個時代的特徵將會是高素質的人才﹐而不是廉價勞動力。

最後還有正在展開的通訊革命﹐不久之後它就會把地球上的大多數人以無線的方式連接在一起。以前從來沒有哪個時候曾有10億人（很快還將增加數十億人）能夠實時地溝通、交往和交易。

無線連接成本急劇下降的潛在影響之大﹐有如電報、電話帶來的影響。結合雲計算﹐無線世界給幾乎所有地點的所有人帶來了價格低廉的連接、信息和處理能力。這不僅會帶來急劇的變化（如阿拉伯之春）﹐也會帶來巨大的機遇。同樣﹐這一技術的發源地和“震中”也是在美國。

很少有人否認﹐科技不僅帶來社會和生活方式的進步（主要體現於衛生和環境指標的進步）﹐還會推動經濟增長。但請考慮三個最能代表美國、對於科技變革的希望至關重要的特徵：年輕的人口、動態的文化和多元的教育體制。

首先是人口。到2020年﹐美國將比中國和歐元區更加年輕﹐如果歐元區到時候還存在的話。年輕人不僅形成了勞動者和納稅人群體﹐還帶來一種不可阻擋地推動一切的力量。經過先輩經驗的強化和影響﹐年輕人與經濟規模（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價值不可低估﹐特別是在考慮到另兩大力量──我們的文化和教育體制──的情況下。

美國文化尤其適用於充滿動盪和挑戰的年代。文化無法在一夜之間改變或復製﹐它是一個擁有（用物理術語來說）高度慣性的民族所具備的一種特徵。我們文化的獨特之處在於一些不容置疑的強大特徵﹐即開放的心態、敢於冒險、勤勞、富有趣味性﹐以及對於初生創意至關重要的﹐挑戰權威的思維方式。其他哪個國家有可能冒出蘋果公司(Apple)或者是喬布斯(Steve Jobs)？

然後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人們常常批評它不足以應對國際挑戰﹐但美國的高等教育是無法用簡單的統計指標衡量的﹐因為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教育理念、課程設置和教職安排的靈活性和多元化。美國高等院校的教學方式琳琅滿目。這是好事﹐一成不變的方式肯定不適合所有學生﹐也不適用於未來。

我們還應記住﹐世界大學100強當中仍有超過半數是在美國﹐留學生數量的大幅增加就說明了這一事實。是的﹐其他國家也有好大學﹐假以時日﹐還會有很多新的好大學湧現。但“震中”同樣還是在美國。

我們的政治家應該做些什麼來幫助推進這個新的創業增長時代？流動的金融市場、合理的稅收和移民政策、平衡的監管將使新一輪繁榮能夠開花結果。但關鍵推動力還是創新精神。希望就寄於當前正在發生的結構性科技變革。

美國的成功並非注定。但發生在2012年前後的科技創新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些創新將給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經濟帶來全面變革。所有力量都已齊備﹐問題只在何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