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曾描述了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从1970年代的南欧开始直到1989－1991年间的苏东剧变。在此期间“民主政体”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他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随着北非与中东地区民众抗议的蔓延与升级，“阿拉伯之春”开始作为一个总体趋势被人讨论，关于“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他在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
莱辛格（Lawrence Lessig）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标题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五十岁的莱辛格并非等闲之辈，他在二十八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斯坦福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Safra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辛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宪政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和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Seco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9月24日，莱辛格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辛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宪政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议员）的重视。
2011年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论紧要之事》（On What Matters）。这是长达一千一百四十页的两卷本哲学巨著。著名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雷丁大学哲学教授胡克尔（Brad Hooker）认为这本书“可能是自从1874年西季维克的《伦理学方法》发表之后最为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学著作”。
英国哲学家帕菲特于1942年出生在中国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荣休高级研究员。此前只在1984年发表过一本著作《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被（Alan Ryan）誉为“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学界的重要地位。《论紧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来在哲学界广为流传和讨论。帕菲特征集各种回应批评，反复修改，直到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问世。
2011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获得（奖金约合七十八万五千美元）。颁奖辞称赞科卡“是当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推动了开明和民主的制度，使他与排外、特权和不平等相抗争”。2011年度的坦普尔顿奖（奖金为一百万英镑）授予英国理论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J. Rees）。他对于宇宙的洞见引申出围绕人类最高希望和最深恐惧的重大问题，由此激发的精神发展正是坦普尔顿奖长期追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