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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哈维尔精神对中国的启示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2-1-9 10:47 标题: 哈维尔精神对中国的启示

2012-01-09 作者：齐先予

1988年12月10日，《七七宪章》起草人哈维尔带领反对派人士走上布拉格街头，藉以吸引国际关注捷克的人权问题。

“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媒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媒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装作尊重人权；它假装什么都不怕……”

哈维尔这段30多年前的一番话，何尝不是对中国现状的精准描述？

哈维尔一生至少创作了22部政治剧，10本书和一部电影。他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如1994年的美国费城自由奖、2003年印度的甘地和平奖、和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等，他还被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的名誉会员和众多大学的荣誉博士。

人权高于主权

面对极权社会借用国家机器镇压民众，哈维尔指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那就是人权。众所周知，国家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于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于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于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于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于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哈维尔接着郑重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扎根于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于自己的生命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穷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由于秉承这个观点，哈维尔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权活动。在去世前一周，身体衰弱的他依然会见了到访的达赖喇嘛，并参加了亚洲人权问题讨论会。在去世前八个月，他还与其他欧洲作家联合致信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释放艾未未。

台湾人对哈维尔更不陌生。早在1970年代，哈维尔的书籍就开始进入台湾；1995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哈维尔发言支持台湾入联；2001年他招待当时第一夫人吴淑珍访捷克时，亲手推着她的轮椅逛博物馆，推了四小时；2004年11月，哈维尔靠着六个氧气瓶一路飞来台湾，并接受了中华民国授予他的大绶景星勋章。

专制社会中人人充当了帮凶

“真相和真爱一定会战胜谎言与仇恨。”（Truth and love must prevail over lies and hatreds.）是哈维尔的座右铭，他最著名的言论是“生活在真实之中”（living in truth）。不过这句貌似简单的人生原则，只有在充满谎言与暴政的共产主义环境下生活过的人们，才深知实践起来是多么艰难。

1968年 8月20日，苏联25万大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旨在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 1975年哈维尔这样描述共产极权带来的景象：共产党用政治高压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恐惧，以及随后更为精巧的利益贿赂，获得人们违心的臣服，全社会逐渐习惯于用谎言换取安全和利益，于是出现了一幅荒诞且深度道德腐败的图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个人与社会道德极度堕落，社会没有了希望。

1979 年当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人争相歌颂“邓大人”，向共产党献出“第二种忠诚”之前两个月，哈维尔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了谎言的游戏规则”，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

哈维尔强调，由于每个人都屈服于恐惧与贿赂，冷漠、沉默与谎言就成为支持极权制度的最重要基石，从而导致人们个体生活被异化。英国政治学家瑞格比评论说：“哈维尔是唯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合作者与同谋。”

这也是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台译汉娜鄂兰）说的“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极权主义以及后极权统治侵入的不仅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一种伦理灾难。共产体制下生活在谎言中的人，很难坚守道德，人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充当了专制集权的帮凶。

讲真相是刺破谎言的利器

哈维尔举例说，蔬果店老板在商店橱窗上贴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贴标语的目的何在呢？其实这只是表达他对这个制度的恐惧和服从。就跟金正日死亡后，每个朝鲜人都不得不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一样。

怎样才能打破恐惧导致的谎言生活呢？哈维尔开出了一剂良方：“活在真实中”。他形容共产专制体制好似一部强大的机器，任何孱弱的无组织的个体力量根本不是机器的对手，但这架机器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个人，只要有一个不肯成为这架机器的零部件，它都会运转不畅。只要一个人讲真话，他就对谎言形成巨大挑战，这就是“反政治的政治”。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个师的武装。”

人们说真话的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 “良心”。要摆脱后极权时代荒诞的谎言社会，就“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哈维尔主张“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而且“从小处着手”，哈维尔强调个体的觉醒和行动，退出谎言的不参与、不合作，就是瓦解专制机器的有效武器。

知行合一活在真实中

有人说，共产专制体制那么强大，个体的讲真话能有什么作用呢？哈维尔回忆当他还是异议人士时，人们觉得“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希望，并用一生去实现这个希望，尽管他认为未来是神秘的，并不是人都能够想像到的。“……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

为了活在真实中，为了不再充当专制机器上的一分子，哈维尔强调个体的知行合一。比如在“签名”谴责政权的不当行为、呼吁民众表达异议时，不少人觉得签名没有意义，不过哈维尔认为，不管签名能否收到实际效果，都“必须签名”，因为签名第一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严酷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签名也能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

退出专制机器道德觉醒是武器

具体落实到“退党、退团、退队”这样的签名声明上，2005年5月25日，哈维尔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主办的座谈会上谈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虽然人们缺少反对和推翻它的经验，但共产主义体制自身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在谈及《九评共产党》在中国引发的退党退团退队浪潮时，他表示，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不是武力器械，而是道德，能够面对危险而勇敢的站出来坚持真理，是最有效的办法。

2005年10月1日布拉格举行声援近500万勇士退出中共游行集会和10月3日在捷克议会大厦举行的“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世界”研讨会，哈维尔由于出访他国不能到会，但他特意给组织者发来支持信，他表示：对于共产主义罪恶的揭露，“这些结论不仅能保护我们不受独裁统治之苦，使其消失掉，而且还能保护我们不幼稚的被其变相的、貌似民主的意识形态所欺骗。”

然而直到今天，尽管大陆不少知识分子读过哈维尔的书，但《哈维尔文集》依然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行。哈维尔把“承担责任”作为公民应尽的职责，把“良知勇气”作为人应有的品格，知行合一，用行动来推进思想的落实。不幸的是，中国人却把生存当成了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责任。

不过可喜的是，如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三退”的中国人人数已接近1亿800万，并且每天以6万左右的人数递增。用哈维尔的观点看，这些勇者就是不再充当专制帮凶的人，就是敢于抛弃谎言、讲出真相的人，不久的将来，他们的行为将让世界看到“非权力者的权力”是如此巨大，大到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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