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特赦：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周恩来：战犯也是人

1950年，苏联将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同年6月，中国政府在原伪满洲国的一个监狱设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这批从苏联移送来的战犯，和从山西省太原管理所移送来的140名日本战犯，一共1109人。

据《南方周末》刊文，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是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把这些战犯重新从“鬼”变成“人”。周恩来指示管理所：“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些人里什么样的战争罪犯都有，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在押战犯所参与暴行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为94.9万人。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许多人特别记忆深刻的是，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人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2000年与“中归联”访华团的座谈会上提到，当时中国政府出于长期政治利益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全部释放。

具体改造方针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中归联”的会员们说，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了很多书，最受影响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的反省，是从他们具体了解，并从情感上感受他们的暴行给他者造成的痛苦开始的。

下级士兵和军官先开始自动坦白，然后再到高级军官。高级军官开始非常抵触，为了说服他们，数百名人员赴全国各地作实地调查，取得数万人证，10万件文献资料证据。

中国特赦日本战犯

195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查清这批日本战犯的罪行，并为今后处理做好一切准备”的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

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侦讯工作。侦讯工作历时两年多，先后派出了专案组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并将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装订成2918册案卷。

在此基础上，东北工作团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开始着手战犯处理工作。

1954年，中国宣布对417名日本战犯予以特赦。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还任命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组成人员。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副庭长由共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袁光少将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下属审判员8人，主审法庭设在沈阳。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1956年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签署了免予起诉书。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5名；

1956年7月15日，第二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归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6名；

1956年8月21日，第三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306名。

解密文件：千余日本战犯免予起诉

中国在1956年放弃起诉日本战犯事件的原委，公众知之甚少。在外交部档案中，找到不少解答疑问的文件，其中，1956年4月中国就此问题向苏联通告的文件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1964年3月9日，日本战犯斋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三人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

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109人，其中969人是苏联政府在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其余140人是由中国政府逮捕的。这1109人中间，历年来先后病死了46人，当时关押的实际人数是1063人。

中国检察机关为做好审判的准备工作，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了必要的侦讯和调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毕。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为此，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此外，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也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对于代表团团长提出“冈山县战犯木神原秀夫（细菌战犯，判13年）现在有很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过活，生活很苦，希望能提前释放。”对此，毛泽东特别嘱咐外交部人员特别进行调查。日本代表团成员十分感激，表示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听到这样的消息将如何感激。

一、赦免决策的酝酿和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处理罪犯尤其是战犯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正如周恩来所说：“哪里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处理战俘的？所以慢一点是合乎形势和政策的。”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5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基本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处理罪犯和战犯问题提上议程。

　　(一)党中央首次酝酿大赦，成为实施特赦政策的先声。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大赦”和“特赦”作出规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年12月18日，根据毛泽东关于释放一批在押国民党战俘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对“在押战俘情况进行调查，做些释放的准备工作。可以考虑先释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战俘，对其他较大一些的战俘拟采用大赦的办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这是党中央最早酝酿大赦的情况。

　　 (二)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确立了宽大处理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方针。赦免政策提出以后，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针对日本战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宽大处理，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至于国内战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这就需要对待国内战犯的政策与这个新方针相适应。第二天，周恩来在陆定一《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赦免战犯的重要信号。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11日，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各党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通知强调：从宽处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上专门加了一段话：“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正如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国内战犯“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7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7月15日。有鉴于此，中央在1956年没有作出有关特赦问题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要向老百姓作说明……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2日。但中央最终确立了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1956年对日本战犯无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实的赦免，为正式特赦积累了有益经验。按照宽大处理的方针，1956年4月25日，一届全国人大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并由毛泽东当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该《决定》是审判和处理日本战犯的第一个法律文件，也是我国国内法审判战犯的第一个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决定》于当年分三批释放了免予起诉的1017名日本战犯。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后来或服满刑期、或获得减刑、或因病释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战犯获释回国，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完毕。中国政府宽大处理日本战犯，被认为是无特赦之名而具特赦之实的赦免。这一举措，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也为处理国内战犯积累了有益经验。

活着的战士被剥光腿上的肉

日本人杀了好多人才做到：在头颅刚掉的一瞬间拍下

母亲手里抱紧孩子。。。。可。。这能有什么用

传说中的毒气实验

孩子有错么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了

人心下酒，也就日本人能喝下去。。

硫酸烧人？实验？

这是个娃

那是肠子

。。这是幸运的

革命烈士

怀孕多数时间以为着生命的终结

人啊！

从他的微笑可以看出来。。这是这名日本兵的骄傲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女孩特崇拜日本明星

无语

这些可是良民，他们不相信自己会死

良民被作为活靶子使用

看，这就是武士道

拍电影，用真人

20世纪的中国人是一种悲哀

他们的愿望是：来生不是中国人！

心里你们在怎么想

只有拿中国军官的头能换钱

朋友，别哭

拿中国人练刺刀，完后再杀中国人

人头展示1

人头展示2 只恨我是中国人

特写

下面那不是土，全是人

当杀人成为习惯

他们死一万遍够么？！

人头展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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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低限：3480万

2005-7-25 21:23:09 新民晚报阅读13599次

    本报记者潘高峰

    集百千骸以茔封，一寸山河，一寸血泪；振亿万年之国运，永怀壮烈，永奠精忠。

    60年前结束的抗日战争，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近代反抗侵略斗争中赢得的首次辉煌胜利，也是整个中国此前从未有过的一次巨大民族牺牲。

    在那8年中，究竟有多少军人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有多少平民在国难中死于屠刀？1995年以来，我国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是3500万人。

    这3500万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军人和平民的死者和伤者各有多少？“七·七事变”68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飞赴北京独家采访了有关专家，希望用数字还原悲壮的真实，祭奠60年前的山河日月，民族精魂。

    4年艰辛  广泛考证详计国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卞修跃博士，可称得上是我国详细考证抗日战争伤亡人数的第一人。

    卞修跃博士告诉记者，他和同事们研究、考证、推算，利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争胜利后形成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对抗战期间的人口损失进行统计，对遗漏的人口损失进行增补和重新核算，构建了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最低限数的数据基础。

    这是一项艰辛的研究，大量的数据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作过完整的统计，有的资料和数据已经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之中，无从查考，只能通过合理的推算来获得。

    为了说明这一点，卞博士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人口损失的数据，湖南省留下了十分完整的统计资料：死亡92万余人、受伤169万余人，但湖北省却没有相应的数字。卞博士在大量调查考证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湖南、湖北类似的人口状况、两省发生过的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进行比较：由于湖北当时处于战争的中枢，伤亡更加惨重——据此按比例推算出湖北省的死亡人口为96万余人、受伤177万余人。

    这样的考证和计算花去了卞修跃博士整整4年光阴。他最终算出的中国抗日人口损失最低限数为3480余万人，与官方公布的数字惊人吻合。这其中，军人伤亡1100余万人，平民死伤2300多万人。

    当然，卞修跃博士也特别强调，3480万伤亡只是战争直接伤亡累加所得，如果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如530多万被敌抓捕的失踪人口，有案可查的战争造成的瘟疫疾病，以及战争期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造成的人口负增长，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总体损失应在5000万以上。

    400万  中国军人血染神州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这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留下的豪言壮语。60年前，无数中国军人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走上战场。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打响全面抗日第一枪起，8年抗战，国共两党携手抵抗外敌，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搏杀。3000多个日夜浴血奋战，200余次重要战役，近20万次大小战斗，中国军人付出了400多万人伤亡的牺牲，换来了艰辛的胜利。

    400余万，这是国民政府统计数字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伤亡人数之和。纸上硝烟，可以想见当日抗战军人慷慨赴死的壮烈。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百团大战……每一场仗，败，败得惨烈；胜，胜得惨烈！400多万伤亡军人中，接近一半（47.7％）以身殉国，幸存的也饱受伤痛，有的终身残疾。

    仅以淞沪会战为例，“七·七事变”爆发、北平陷落后，无数热血军人从祖国各地涌向淞沪抗战的前线，被分派往各阵地，士兵们分手互道：“来世再见！”将领们写下遗书，赶赴战场。他们背上背的是大片刀，肩头扛的是“汉阳造”，有的枪甚至没有来复线。然而，他们前仆后继，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着每一寸山河。3个月的战事，中国投入了78个师的兵力，有23万人没有再回来。

    战争装备的巨大差距，使平均每搏杀一个敌人，中国军人都付出了数倍乃至十数倍的代价。最典型的松山战役中，日军一个联队1200人，遭到中国军队3个军10万优势兵力的围攻，最终日军只有1人突围，而中国军队死亡1万余人。

    700万  兵役壮丁荒冢埋骨

    在卞修跃博士的统计中，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人死伤1140万，这远远超过传统400多万伤亡的数字。多出来的700多万人究竟来自何方？

    那是700多万热血忠诚的兵役壮丁。一直以来，兵役壮丁是否应计入中国抗战军人，说法不一。而卞修跃博士告诉记者，他考察发现，兵役壮丁所遭受的惨重伤亡，都发生在他们被正式编入战区部队和军事机关、成为正式的军人之后，他们是以军人的身份死于抗日战场上的。

    卞修跃认为，这些兵役壮丁为捍卫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付出了热血和生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战时或战后的抗战调查中，他们的流血牺牲没能在军事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存在和牺牲，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无名英雄、无名烈士。

    2300万  无辜平民惨遭屠戮

    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日军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平民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据统计，抗战期间，含劳工在内的中国平民遭日本侵略者残害死伤者超过2300余万人，占伤亡人口总数的68.25％。

    从地区分布来看，包括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和察绥热辽数省部分地区在内的华北地区平民死伤最惨重，全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的21.07％。由于这一地区由中国共产党开辟领导的多块根据地曾遭到日军疯狂的军事进攻，根据地民众遭日军杀戮十分严重，加上华北长城沿线战时日本侵略者实施残酷的“集家并村”，把当地居民驱赶入所谓的“集团部落”，造成长城两边千里“无人区”，民众流离失所，死伤惨重。

    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江苏、安徽等省市在战争中直接损失的人口占全国死亡人口的17.3％。华东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华所在，八年抗战，尽化焦土，沦陷程度居全国之首。淞沪会战，长三角地带至少有30余万人死亡；南京大屠杀，短短6个星期日寇残杀的中国同胞达30万人以上。抗战期间，日军还在华东地区对浙赣的无辜居民实施大规模细菌战，造成数以万计的中国民众悲惨死亡。

    此外，沦陷最久的东北地区，强制劳工死亡共计231万人，仅此一项就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的11.22％；华中两湖地区，虽只湖南、湖北两省，但其战略地位使得境内历年重大会战频繁，几乎是无日不战……其余西北、西南地区，抗战期间长期遭日军飞机空袭，平民被炸死炸伤者无可胜数。

    20万  中国妇女饱受凌辱

    禽兽般的日本鬼子给中国平民留下的不仅是肉体的伤害，还有心灵的侮辱。令人发指的性暴行虽然无法计算在人口伤亡之中，但却不可不提。

    8年抗战中，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20余万人。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指出，日军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慰安所成千上万，这些慰安所存在的时间，有的长达14年，个别的仅几周，一个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多的300至500人，少的仅1人。由于慰安妇反抗激烈，许多人被杀死和折磨致死，因此在一个慰安所内慰安妇前后相加，人数相当惊人。

    据1939年7月1日日军华北警务部的部分统计，慰安妇达8931人。而根据原日本兵证言，在河北前线，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女兵等押入据点做慰安妇，3000多个据点中，被侮辱和杀害的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再如1937年底，杭州一地一次被掳掠的中国妇女就达2万人。此外，根据苏智良教授的研究，上海的慰安所达150余个，其中中国慰安妇有数万人。

    因此，据苏智良教授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慰安妇总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从日军自己厚颜无耻地定下的“慰安妇比例”也可以大体推算出——日军要求慰安妇与军队总人数之比保持在129到133。

    此外，几乎每一场大的战役，都伴随着日军人性尽丧、强奸妇女的性暴行，仅南京一役，日军强奸的中国妇女就超过2万人。

    相关链接1

    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难无可辩驳

    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中国同胞达30万人以上，这早已成为铁案，为世人所共识。这个数字是这样统计出来的——

　　据可靠的档案材料记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南京市慈善堂曾掩埋尸体112266人，世界红十字会掩埋43071人，中国红十字会掩埋23371人，无主孤魂碑下掩埋3000余人，下关区所埋26101人，仅此几个数目相加，就达到207809人。这些数字真实可靠，因为当年各慈善机构在掩埋尸体时都曾逐个填写统计表，并在战后呈递政府。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尚有人民伍长德具证的被害者2000余人，鲁（更生）所具证的57400余人，芮方缘、张鸿儒等具证的7000余人，中山码头遇难的1万余人，鱼雷营、宝塔桥等处遇难的4万余人，草鞋峡遇难的5万余人，上新河地区遇难的28730余人，共计195130人。

    这一数目中，部分遇难者的尸体事后经慈善机构掩埋，与前面的掩埋总数有所交叉，其他大部分为日军在江边屠杀后，或弃于江中冲走，或用汽油、煤油焚化而毁尸灭迹。

    据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交待，该司令部负责处置中国死难者尸体，仅仅在下关一带，就动用30艘船、10辆卡车和800名士兵，处理掉尸体10万多具。

    这些被日军以种种手段毁灭的尸体，在慈善机关的统计中无法反映，两者相加，不难得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数字在30万人以上。

    相关链接2

    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平民部分惨案

    厂窖惨案：死3万多人

    被称为日军侵华屠杀平民第二大惨案。1943年，日军为了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线，发动“江南歼灭战”，由湖北进犯湖南。5月8日，日军2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进犯厂窖地区。从5月9日至12日，灭绝人性的日军在厂窖残酷杀害我同胞3万多人，摧残致伤我同胞3000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烧毁船只2500多艘。

    平顶山村惨案：死3000多人

    日本关东军为围剿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大屠杀。在这次惨案中，平顶山村3000多人惨死，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七八十岁的老人、襁褓中的婴儿，都未能幸免。

    六·五隧道惨案：死2500人

    1941年6月5日，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实施疲劳轰炸，出动20余架次飞机，从傍晚开始分数批夜袭重庆，空袭长达3小时之久。由于重庆市区校场口隧道避难人数超过容量，加之隧道通风不畅，2500人窒息死亡。

    潘家峪惨案：死1230人

    1941年1月25日，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包围了潘家峪，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230名同胞遇难。

    北疃村惨案：死800多人

    1942年5月27日，日军在河北省定州市北疃村“扫荡”时，对躲进地道的群众施放毒气。800余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大部分为老弱妇孺，全部窒息毙命。

中苏军事合作
斯大林对蒋经国许诺说：“苏联政府不会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9页）

此后，蒋介石对中共做出了实质性让步：首先，承诺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请中共代表进入国民政府。其次，他答应中共可以拥有不超过20个师的独立武装，并可管辖若干省份。

蒋介石在他的书中抱怨，由于苏联的误导和强迫，他错误地与毛泽东举行了和平谈判，致使他失去了利用优势兵力剿灭共军和可能性，最终导致国军战场失利。（详见蒋介石《苏维埃俄国在中国》纽约，1965年，109页）

1946年6月，国共之战终于爆发。时隔多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对于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讲了一些实话，对苏共与中共那时的关系披露以及内幕分析也相对客观，他有如下的论述：“苏联政府在苏军解放了满洲之后，便取将满洲交与中国共产党人之手的方针。合约所订苏军撤离满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国民政府遂决计向满洲派遣其部队，意在占领苏联红军撤离区域，但是莫斯科不允许国民政府向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派遣兵力；不允许从地方居民中进行部队改编和警力扩充，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组建和使用国民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还宣布，原服务于日本关东军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设施，皆作为战利品属于苏联。部分企业设备还被运往苏联境内。”（《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

不仅如此，列多夫斯基还披露，“苏共授意中共向满洲派遣自己的军队——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即1946年1月1日，中共在派遣到满洲军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另说，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其兵力来源是地方游击武装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军，人数将近100万人（另说27万人。），使得中共得以开展武装斗争攫取满洲政权，并以此为主要根据地依托在全中国展开与国民政府的权力角逐。”（《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

1947年年初，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共的支持下重创国民政府军队，挥师松花江流域，占领满南，伺机进攻满北。特别是，在斯大林派遣苏共军事顾问、装甲兵顾问、航空兵顾问、炮兵和政工顾问加盟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之后，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满载枪炮、弹药和医疗设备的运输车辆源源不断地越过中苏边境，开入中国东北地区，苏军援助中共的坦克、装甲车伴随左右，苏联红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也呼啸着飞进中国的领空！

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披露：“东北民主联军在满洲战役结束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此地为主要后方确保军事战役，旨在占领中国北部和其他地区。此外，满洲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这里，并且通过这里从苏联接受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等。特别是，恢复中国北方直至通往长江的铁路甚为关键。苏共派遣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协助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输。苏联专业技能极高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帮助满洲的中共政权恢复铁路建设，还帮助他们修建和修复了很多民用设施。” （《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70页）

当时深得毛泽东宠幸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为了协调苏联不断增加的援助工作，建议苏共直接派遣工作组前来东北地区协助中共工作。于是，1948年，苏共应中共之邀派遣专家顾问团前来东北。（《1945-1949：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О.波利索夫著，莫斯科，1957年版，137页）那时候，中共的很多战役策划和制定，均在苏联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与苏共军事专家共同完成，东北民主联军步兵和坦克部队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都是在苏军阿穆尔河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协同火力配合之下完成。

1947年底，毛泽东认为机会成熟可以去拜见斯大林了，熟料他多次的拜见请求遭到克里姆林宫的拒绝。“但是那时，在基本军事战役在中国展开之前，他拒绝见他。斯大林不愿意邀请一个游击队领袖前来克里姆林宫喝茶而给西方和蒋介石一个口实——说毛泽东为苏联充当间谍。”（安娜. 彼得罗索娃《毛最后的秘密，中共领袖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细节》，莫斯科，2004，《百年》杂志）

1948年年终，共军控制了东北地区战场的主动权，他们依托东北，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总攻。苏共派遣的顾问也出现在共军部队中以协调他们的军事行动，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俄罗斯历史学家В.杰里岑在他的《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8页）一书中披露，“在一个居民点上，一发炮弹击中一种一辆汽车，3名苏联军事顾问阵亡，一名中校，两名少校。翌日，在同一地点，切廖姆什金上尉触雷身亡。仅在1948年12月，旅顺苏军野战医院便救治了15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是因参加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而负伤的。”

中共虽然战绩不菲，可是毛泽东依旧觉得与国民党的军事博弈并不轻松，他要求苏共援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他决定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的主要意图。“毛希望和斯大林探讨中国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期望得到斯大林的答复，主要期望得到实际上的援助：武器、弹药、其他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很多东西。”（《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117页）

米高扬向苏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他中国之行的书面汇报：“1948年年终，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动展开迅速，进展良好。在中国北部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我们全部给予中国的、70万日本关东军武器的中国革命军，向北京方向的中国中心挺近。”( А.列托夫斯基文集，54-55页)

1949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借债3亿美元，希望苏共提供日常必需品、石化产品和汽车（他提出的具体数字是3000辆）等物资。他还特别提到希望得到白银，以便在中国发放硬通货币。当然，毛泽东对苏共是否会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发放这么一大笔有偿债务，心里也没底。他曾经说：“3亿美元是我们的请求，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给我们这个数额，或多或少，假如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生气。” （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79页）“中共的领导人甚至表示希望从1949年开始在随后三年的时间里分期得到这笔巨款，并说，他们将来会连本带利偿还这笔债务。”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3页)

周恩来说得更加具体，希望苏联提供共产党军队极其匮乏的反坦克武器（那时共军里只有150件这样的武器）。还希望苏联提供重型坦克（那时共军的作战坦克最重的不超过15吨，徐州缴获的70辆坦克，大部分都已损坏）。他还说，共产党部队还希望苏联提供制造军火的原材料，比如梯恩梯等。苏联最好连军事专家带设备一起提供。此外，中国急缺善于组建军队、实施军事教学和组织后方以及军工生产的苏联顾问。对此，苏联政府代表的答复是：“我们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军火生产和派遣顾问，但是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无可奉告，有待禀告莫斯科考虑。”（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不久，周恩来又向苏联伸手：“我们想要钢轨、液化石油气、大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产品……”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71-72页)

1949年6月28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向苏联借贷的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当时会见现场的苏联速记员速记的内容如下：
“关于借贷。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签订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年息为1%的3亿美元贷款将以设备、汽车和其他材料、货品的形式，按每年6000万的数额，分5年提供。

中国将在贷款全部提供完成之后10年内偿还贷款。为此，斯大林同志说，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1%的年息对于这笔贷款来说太低了，应当提息。”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

斯大林在谈完贷款问题之后说：“我们还准备向你们提供上海黄浦江江面的扫雷援助，包括专家（我方很多）和扫雷艇。我们还可以向满洲政府出售几艘扫雷艇，并且在大连、旅顺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为扫雷培养中国水兵。”斯大林还开玩笑说：“可以把他们（被培训的中共水兵）卖给中央政府哦。”他还慷慨地表示，苏联可以为中共提供40架歼击机，以消灭马步芳的骑兵。他还想帮助帮助中共建立海军，打捞中国近海的沉船，并协助修理。特别是，斯大林表示他愿意为中共组建空军：“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一个飞机装配厂，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先进的战斗机，想要捷克的，想要俄国的都行，目的就是你们用这些飞机培养自己的空军干部。 ”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85-88页)

由此可以看出，上个世纪40年代后半叶，国民政府军队与之作战的，早已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共部队，而是被斯大林的机枪大炮和飞机军舰武装到牙齿的共军作战。更有甚者，根据В.杰里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在中共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包括军官和士兵），就有102人阵亡，700人受伤（不包括受伤后死亡的）。此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中共军队进攻沿海港口的战斗中，苏军还出动军舰掩护港口工人的日常作业，以及从保护苏联源源不断地给共军输送弹药和补给船只。共军内战中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全部来源于苏联。另外，几乎每支中共部队都配备10名左右的苏联顾问，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和保证战斗分队的效率。（В.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86-285页）

毛致电斯大林表示感谢。他恳求斯大林，希望苏军空军为刘伯承进攻西藏提供支持。在俄罗斯人眼中，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耍滑头和献媚的东方市侩，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喜欢他下一步的行动。果然，他讨到了斯大林的欢心：“你们准备进攻西藏，这很好。应该把西藏人控制在手里。” （ А.列托夫斯基文集，135-136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对毛泽东承诺：“苏联和中国永远是兄弟。”毛泽东听罢满心欢喜。此后，中共请求莫斯科援助的呼声渐高。不久，即1950年1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多次会见斯大林落实援助问题。其部分会谈纪要根据当时克里姆林宫的俄文笔录整理如下：

“斯大林问：依靠苏联发往中国可武装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多少个师已完成整编？周恩来解释道，十个师已经得到了武器装备，三个师的装备转交朝鲜人，七个师的装备用于驻扎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斯大林问，（如果）需要制造用于三英寸口径火炮和高射炮的122毫米炮弹的机床，我们可提供帮助。（ А.列托夫斯基文集，156页）斯大林还像以往一样，没有立即答应周恩来为中共提供10个高射炮团的请求，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下”。周恩来还提出，中国需要750名苏联经济专家，140名苏联教师和工作人员支援中国的教育和其他领域。

最终，中共毛泽东和苏共斯大林里勾外连，将艰苦抗战8年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一举歼灭，完成了日寇未完成的反华事业，为日寇复了仇，成为历史上最卑鄙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