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哥

任何生命最终都会结束，虽然死亡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归宿，但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中始终贯穿了对改善生命质量的努力和与死亡不懈抗争的内容，平均期望寿命（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下简称平均寿命）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逐渐提高。平均寿命是由粗死亡率（以下简称死亡率）直接决定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主要有自然衰老、疾病、自然灾害、战争、饥荒以及意外事故等。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中国人死亡率及平均寿命的巨变简述科学给予中国人的恩典。

人类平均寿命的变化

据历史资料记载及学者考证，中国人历代平均寿命为：夏商时期不超过18岁、周秦约为20岁、两汉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35岁。中国人平均寿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过高和死亡年龄过低，在自然衰老导致死亡之前，大量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过早地死亡。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主要是由食物因素决定的。当人们开始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之后，平均寿命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困扰人类的食物短缺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善。经过数千年的努力，人类平均寿命从不足20岁达到了35岁左右。虽然不同地区实现这一目标有先有后，但其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欧洲历史表明，自文艺复兴以来疾病成为了决定死亡率的首要因素，社会经济问题退居为次要因素。疾病在人口的死因构成中占有大部分比例，在死因顺位中也居于前列，人类面临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战胜疾病。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并显著延长了平均寿命，如琴纳发明的种牛痘技术使19世纪瑞典等国的平均寿命从20～30岁跃升到40岁，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与普及使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70 岁左右。

20世纪前期，中医庇护下的惨状

据金陵大学1929～1931年的调查资料，全国部分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平均寿命为34～35岁。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回顾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44～1949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1‰，平均寿命为39岁左右。汇总数据后一般认为，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约为20～25‰，婴儿的死亡率高达200‰左右，平均寿命不到40岁，是当时世界上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有人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较高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统计学资料表明疾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据哈尔滨医科大学赵锦辉查阅的“关东州地区”生命统计资料，该地区1918年因疾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以上，1938年这一数据也超过80%，婴儿死亡率平均超过150‰，其它地区的统计资料也证明了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便在战争或饥荒爆发的年份，战死或饿死也很少成为人口死因构成的主要因素。

“关东州地区”1938年生命统计资料显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类别是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如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产褥热、肺结核、腹泻等，传染病占死因的64%，慢性病占36%。河北某地1931～1933年资料显示，传染病占死因的46%，慢性病占45%，死因不明占9%。在死因顺位中居于前列的传染病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与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关系。现有的统计资料均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死亡率与战争和饥荒没有对应关系。

首当其冲的罪魁是传染病，以鼠疫（黑死病）为例，1911～1929年间，全国各地的鼠疫流行几乎没有间断过，死亡率极高，流行高峰期屡屡出现全家死绝、全村死光的惨况。中医面对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毫无办法，既没有理论上的病因解释也没有能够产生疗效的药物，甚至连预防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

天花也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爆发次数多、传播范围广。天花历来是令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从百姓到帝王均难以幸免。虽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并没有抑制住天花。因为人痘法常常引起强烈的人为发病和死亡，与感染天花的结果几乎相同，在预防意义上弊大于利，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预防未必能感染的疾病。人痘预防是人们在实践中观察得到的经验，更接近现代免疫学的思路，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中医历来认为天花病因在于胎毒。民间曾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可见天花危害之猛烈和中医之无能。

霍乱在中国直到50年代仍是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霍乱是由病菌引起、由不洁饮食传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剧烈腹泻、脱水甚至死亡，其发病快、传播广、致死率很高。霍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大流行，往往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此外还有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虽然没有急性传染病那样发展迅速，但患者人数众多，流行范围很广。结核病以慢性消耗的方式使人体质虚弱，多种器官受损，死亡率相当高。30年代，全国4亿人口中有结核病患者2700万，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寄生虫病也是广泛流传的疾病，中医向来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以在中国广为流行的血吸虫病为例，中医仅仅注意到和水有关，误以为是水中有毒，称为水毒病或溪病。

中医最早认为疾病的原因是上天示罚、鬼神作祟，在治疗上采用了祈祷、祭祀和诅咒等方法。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民间还普遍认为疾病是因为触怒了上天和神灵，导致瘟神降临的结果，放鞭炮祛除邪气、醋熏法驱避瘟神、举办迎神赛会祈求神灵庇护等诸多风俗流传甚广。当然这些方法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效果。

此后中医又提出了“六气致病说”，即阴、阳、风、雨、晦、明，把病因归结为六种气候的变化。再其后又有“恶毒之气”、“毒病之气”、“疠气”、“乖戾之气”、“杂气”等诸多离不开“气”的解释。中医始终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不知道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染途径。陪伴了中国人2000年的中医，在治疗和预防传染病及寄生虫病方面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在20世纪前50年间，随着现代医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例如1910年在东北地区爆发的鼠疫，流行初期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在东三省传播。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的马来西亚华裔伍连德受命承担了控制疫情的任务，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学习过细菌传染病知识的伍连德运用了现代医学的方法，采取火化尸体、大面积环境消毒、隔离患者等有效措施，切断了传染途径，在短时间内迅速遏制了这场无比凶险的疫情。

天花在中国的防治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充分暴露了打着传统和国粹旗号的中医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也揭示了政府失策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18世纪末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预防天花，于19世纪初开始逐渐推广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天花疫情每年大幅度减弱，如瑞典自引入牛痘法后20年间死于天花的人数从年1.5万降至11人，欧洲各国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均呈急剧下降的趋势。1805年牛痘法自澳门传入中国内地，显示出极佳的效果并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

然而势力强大的中医界面对牛痘的奇效不是接纳和推广，而是搞出了一套类似于“中西医结合”的歪理。《引种牛痘方书》云：牛痘“盖牛之物，其性属土，其气最厚。”、《引种牛痘法》云：“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顺也，啖百草能解诸毒，非如人饮食之患，七情之火。”、《引种保婴牛痘方书》曰：“种痘之法，首在认穴”，认为牛痘应从穴位而入，沿经络引胎毒外出。直至1935年出版的《痘科学》，仍然坚持小儿出生后服用延生方、兔红丸、太极丸等中药去胎毒。

牛痘法简单易行、百试百验，砸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饭碗，如把脉开方、种人痘、治瘢痕、药铺等等利益群体。中医界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理论是其生存的基础，坚持宣扬天花源自胎毒，顽固地以阴阳五行等歪理加以胡乱解释，宣称牛痘法不过是将胎毒引出而已。部分中医药从业者极力毁谤牛痘法，恐吓民众，甚至故意散布种牛痘必然重出天花的谎言，导致大量愚昧民众放弃种牛痘从而染上天花死亡。中医对现代医学的肆意曲解和造谣，严重迟滞了牛痘法的推广。

在天花的预防上，虽然牛痘法显示出百利无一害的效果，但却遭遇了中医强大势力的阻挠，天花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国人生命中的魔咒。中医界置民族利益与民众健康于不顾，暴露出为一己私利的不仁与歹毒，其无耻和残忍与当今的中医骗子如出一辙。当时民众普遍愚钝不化也是原因之一，对传统怀有根深蒂固的盲从思想，不顾事实、不加思考。此外，政府不能以科学理念作为决策的依据，对中医采取了一味纵容的态度，也使中国人失去了迅速消灭天花的机会。使中医骗子得以在万众尸骨上大发横财。

反观日本，迅速认识到牛痘法的绝佳效果并加以普及，并由此萌发了坚决否定汉方医的理性思考。而中国却花费了15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其根源仅仅是中医界的行业利益，可见中医骗子的无耻与民众的愚昧已经达到了多么骇人的地步。回顾这一段讳莫至深的历史虽然是惨痛的，但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不得不在科学与传统、生命与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仁爱美德究竟在哪里？ 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民众应该何去何从？

其它的传染病和慢性疾病也面临同样的境况，从《黄帝内经》到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和数万种中药均不能有效治疗和控制疾病的危害。由于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又面临中医界的巨大阻力，加之民智未开、政府失策，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口依然处于高死亡、低寿命的阶段，这就是在中医庇护下的中国人的真实状况。与同时期全世界的数据对比也表明，现代医学在发达国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而中医与其它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医学以及巫术的效果相差无几。

20世纪后期，科学赐予的恩典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伴随着与传染病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斗争。18世纪末期以来，英国医生琴纳发明了牛痘法、法国学者叶尔辛（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德国医生科赫分离出了结核杆菌、法国医生卡尔麦特和介朗研制出防治结核病的免疫疫苗（卡介苗）、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成功提取链霉素，此后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相继出现，新型的疫苗也不断被研究出来，各种传染病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20世纪50年代初，以传染病为主的各种疾病依然在中国肆虐，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疫情蔓延难以控制，以天花、鼠疫、流行性脑膜炎、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最为严重。据50年代调查，我国有12个省的346个县流行血吸虫病，全国血吸虫病人约1000万人， 全国70%的县市有疟疾流行，疟疾发病数每年在3000万以上。结核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也很高，据部分地区统计，城市居民结核病患病率高达3～9%，死亡率达2.5%。

面对必须要摆脱的困境，政府自1950年起大力开展了防治疾病、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同年卫生部也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令。当年种痘4400万人，次年达到1.5亿人，天花得到了迅速控制。以上海为例，1951年1月种痘比例为11.5%，当月天花病例数958；8月种痘比例100%，当月病例数为零。在控制和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全国统一采取了牛痘法，摒弃了中医的胎毒理论和数不清的偏方、秘方，仅仅用了10年时间，至1960年中国已没有发生自然传染的天花病例。但1963～1964年因民间中医接种人痘，天花在山西、内蒙古再次爆发，直至1966年才最终消灭了天花。

政府坚持了以现代医学为主的措施，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得到了坚决的执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指导原则，清理垃圾、治理环境、改善水的供应。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天花、鼠疫、霍乱、回归热、斑疹伤寒及黑热病等被迅速消灭，白喉、百日咳、麻疹、灰髓炎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结核病疫情明显好转。传染病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自1950年开始推广以消毒灭菌为主要原则的新法接生，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生育危险终于得到了解除。产褥热发病率急剧降低，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新生儿因感染导致的死亡迅速减少，婴儿死亡率也迅速下降。婴儿死亡率从原来的200‰逐年下降，1954年为138.5‰，1958年为80.8‰，70年代为47‰，80年代为34‰，90年代为32.9‰，2000年为28.4‰，2005年为19‰。致病微生物的概念和知识使妇女和儿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是科学赐予中国人的恩典，简单的消毒措施挽救了难以计数的中国人。而数千年来中医都认为因生育所致的疾病是由于“风”的缘故，以至于今天还有坐月子紧闭门窗等一系列陋习。

寄生虫病的防治同样借助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寄生虫的生活史和感染途径被当做科普知识广泛宣传。当时也有中医参与并献宝献策，以血吸虫病为例，仅江苏某县一名中医就献方700多个，但这些药方无一例外地不能产生疗效，假如中医药方真的有效，血吸虫病也不会肆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了。

死亡率同时连年显著下降。1949年以前死亡率为 25. 00 ‰，1949年为20. 00‰，1957年为10.80‰，1965年为9.50‰，1970年为7.60‰，1980年为6. 34‰，1990年为6. 67‰，1998年为6.50 ‰。由于造成高死亡率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死因顺位逐渐后移并最终退出了前10位，2000年，中国人口死因传染病为1.25%，慢性病为86.50，其它原因为12.25%，人口主要死因转变为慢性病。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长，1957年达到57岁，1973年为63.6岁，1981年为67.90岁，1990年为68.60岁，2000年为71.40岁，2005年达73岁。

这一时期中国人生命质量的迅速改善完全是科学带来的福祉，政府面对严峻的局面采取了坚决的科学措施，没有让中医界在这些紧要问题上胡乱纠缠。在这些立竿见影、迅速显效的事实面前，中医界灰头土脸、哑口无言，只好退守到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医界面对急性传染病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必须要警惕的是，近年来有中医界人士宣称中医药可以预防和治疗SARS甚至治疗艾滋病，这不过是上世纪中医界在天花问题上谋财害命的拙劣翻版，这种恶毒行径必须坚决予以驳斥和制止。

中医在数千年中一直未能显示出战胜疾病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可以推广的治疗方法。人们可以热爱传统，但更应该感谢科学。现在中医界往往以抗生素来攻击现代医学，抗生素固然不应该滥用，但这不是科学自身的错误。就如“911事件”一样，不是世贸中心的错误，更不是波音飞机的错误，以此作为否定科学的理由是何等的低级与无耻。如果没有抗生素，没有现代医学，中国人仍然会在中医的愚弄中挣扎于一百年前悲惨的境况。

回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人口死亡率、死因构成、死因顺位、平均寿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生命质量得以迅速改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外，更加直接和显效迅速的是现代医学的广泛普及和先进医学成果的应用。中国人因为分享了人类的科学成果，平均寿命在短短几十年间提高了一倍，而上一次平均寿命翻倍（18～35岁）则用了约3000年的时间。

面对父母长寿、孩子健康的事实，对比不算遥远的历史，难道不应该向科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吗？每一个诚实的、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否认，科学赐予了中国人恩典，是科学守护了中国人的生命。

注：本文数据除文中指明外均来自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Mortality and burden of disease》。

2011.11.18

作者：龙哥

诊断在医学上指专业医疗人员根据体征、病史、检查结果等综合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对人体的精神或生理状态所做出的判断。一般常理解为对某种实体性疾病的判断，疾病名称往往是诊断的最后结论。

现代医学的诊断要求确定疾病的本质和病因，疾病是非常复杂的人体现象，大多数疾病无法通过外表确定，需要从解剖、生理、生化及病理等多方面进行检查和分析，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分子和基因水平，为诊断提供了相对精确的依据。

中医诊断是靠医者的感觉器官来体察患者反映于体表的信息，再通过中医的辨证思维确定与疾病本质之间的联系。具体方法主要指以“望、闻、问、切”采集信息，经“四诊合参”并遵循“司外揣内”、“以表知里”、“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原则推测出结论。

任何体系的医学的目的都是治疗疾病以及维持健康，正确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诊断或错误的诊断会导致失去治疗时机或者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治疗。

中医四诊剖析

自《黄帝内经》始，望、闻、问、切就成为中医诊断的基本方法，又称为中医四诊。在2000年左右的历史中，历代中医不断演绎和补充，但四诊方法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和发展。

中医四诊之“望”

望即看，也就是通过视觉观察获得患者的相关信息。望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方法，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望来获知对方的性别年龄及外观形态等基本特征，不需要特殊的训练和学习。《伤寒平脉法》云：“上工望而知之 ”，中医“望”的内容主要是神、色、形、态以及舌象和排泄物、分泌物等。

以望神为例，《灵枢·天年篇》中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中医名词术语选释》定义为：“神是神志、知觉、运动等生命现象的主宰，它有物质基础，由先天之精生成，并需后天饮食所化生精气的充养才能维持和发挥它的功能，神又是生命活动的总称，是内脏功能的反映”。《中医诊断学》则定义为：“神是机体脏腑组织功能活动和精神意识状态的综合”。望神大约就是指观察患者的神态和精神状态，且不论神如何与种类繁多的疾病产生关联，连神是如何定性和定量的都不清楚，望神的结果只能是各望各的、越望越乱。这样粗浅含混的古人之语竟被中医供奉了2000年，可见中医不思进取、盲从古人的愚钝思维。

望色主要指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色等，同样是定义和标准极其模糊的概念。比如面色，常色标准为“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种文学描写的意境根本无法准确理解和应用。《灵枢· 五色》云: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 ……。”（面王指鼻尖，意为鼻尖颜色变化主小腹痛及睾丸疼痛）；《难经· 十三难》 云: “五脏有五色，皆见于面”；清代周震在《幼幼指南》说: “色青病在肝，色红病在心，色白病在肺，色黑病在肾，色黄病在脾。”这些显然是古人的杜撰，也从未获得客观的证据。即便同一民族的人肤色也存在先天差别，同一个人也会因季节、生活和工作环境造成肤色的变化，面色受疾病的影响远不如遗传和环境等因素，以面色判断疾病所在是低级的错误理念。面色或舌色也没有量化指标，如何判定如神鬼莫测一般玄虚。

此外，中医还有望舌、望分泌物等诊法。至于“望形”和“望态”皆属于表象，是对人体最简单最粗略的观察。 大多数疾病都没有视觉可见的外在表现，中医师也并不具有超过普通人的视觉能力，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视觉信息。

各民族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也都会通过“望”来获得初步信息，如观察咽喉、眼底、鼓膜等是否有异常，是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基础的，而中医望的是更为简单甚至不存在的体表现象。视觉观察的诊断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只适合少数病症，且是直观的、粗略的，必须进行更详细精确的检查才能准确诊断。只有中医把“望”作为几乎适合所有病症的重要诊断方法，其信息量小、模糊性大、主观因素多、盲目虚幻，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医根本就不使用望诊方法，因为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

中医四诊之“闻”

中医的闻主要指听觉，即医者通过听觉感知患者的声音特征来获得其生理信息。也有部分医书提到闻还包括以嗅觉获取信息。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在音为呼”、“心在音为笑”、“脾在音为歌”、“肺在音为哭”、“肾在音为呻”。认为人所发出的声音与其内脏有一定的联系，通过言语和声音，可以推知患病的脏腑状况。《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五脏有声，而声有音。肝声呼，音应角……角乱则病在肝；心声笑，音应徵……徵乱则病在心；脾声歌，音应宫……宫乱则病在脾；肺声哭，音应商……商乱则病在肺；肾声呻，音应羽……羽乱则病在肾。”

中医认为语声的高低强弱, 可辨阴阳寒热虚实纯属无稽之谈，以宫、商、角、徵、羽音律确定五脏的病变更是典型的牵强附会。人的声音特征主要在于声带本身状态和声门裂的大小，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除了与声带相关的疾病以外，声音的变化与疾病没什么联系，也是根本无法准确量化的。

中医诊断中对气味的闻诊，是指与疾病有关的气味。通过嗅觉感知患者散发出的气味（包括口气、汗气、痰涕之气、二便之气、经带恶露之气、呕吐物之气、病室之气等等），应该说这个思路与现代医学的化验方法是接近的，但由于人的嗅觉并不灵敏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的成分，所以2000年也没“闻”出什么。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化验，依靠嗅觉的闻诊就更如同刀耕火种一般原始了，再过几千年也“闻”不出尿酸、pH值和大肠杆菌。

中医虽然一直强调“闻”是四诊之一，但当今中医界事实上已经抛弃了闻诊，无论是中医教学还是临床，闻诊仅仅作为一个名称存在，并没有什么具体方法。缺少了闻诊，四诊合参也就无从谈起了，闻诊只不过是中医崇古必须保留而又无用的鸡肋。

反观现代医学的听诊倒是极为常用，听诊器就是最为常见和方便的辅助器械，可以准确定位脏器活动的声音并起到放大作用。听诊法的使用范围很广，如心血管系统的心脏搏动音、杂音、心包摩擦音及血管杂音；呼吸系统的肺泡及支气管呼吸音及各种病理情况时的呼吸音、胸膜摩擦音；消化系统的胃肠蠕动音等，为进一步检查和诊断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中医四诊之“问”

问诊指医者通过与患者的语言交流，了解患者的主观感受、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经过以及起居饮食等信息。问诊作为中医诊断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所收集的信息来自患者的主观表达，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属于不可量化的软指标。问诊不能充分反映机体的客观变化，只能为医生提供进一步检查的线索，问诊必须要与客观检查相结合才能做出正确而的诊断。

问诊是所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都采用的基本方法，可以想见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医生都不会默默无语地诊断，问诊本来就不是什么中医特色。现代医学之父西波克拉底指出：“医生有两样东西能治病，语言和药物”。问诊其实没什么好炫耀的，任何医生都知道问诊，现在随便一个医生都会比传统中医的问诊更科学更合理。

中医界有些人生拉硬扯地说中医问诊使病人与医生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与现代心身医学、人性医学、人类生态学等不谋而合，这就是相当无耻的附会了。未见有其它民族的传统医学将简单的问诊与系统的现代科学相提并论。

中医四诊之“切”

切诊主要指脉诊，又称号脉、把脉、切脉。对于脉与机体状况的关系，历代中医的说法纷繁不一。常脉应有胃气、神、根三大特点，但具体是什么、如何感知却又不得而知。张仲景的《伤寒论》已记载有浮、大、数、紧、缓、滑、沉、涩、细、微、弱、弦、迟、结、代等脉象。对脉象主病的描述多系一种主观的推测，不乏混乱和玄虚。《脉经》提出有二十四种脉象，《景岳全书》提出十六种，《濒湖脉学》提出二十七种，李士材的《诊家正眼》又增加疾脉，故近代多以二十八脉论述。

古人对生命活动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错误地认为一切疾病都可以反映在脉象上，并主观臆测出脉诊理论。均是不能证实、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各人又有自己的领悟和体会，无统一的指征、模式可循，同一患者不同医生可切出不同的脉象。中医界普遍感叹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 无论是古代中医的各种脉象还是后来演绎出来的脉位、至数、脉长、脉宽、流利度、紧张度、力度和均匀度八大要数，都是缺乏定性、定量化指标的，人类的触觉并不灵敏，即便是严格训练也无法依靠触觉准确分辨细微的差别。

而且脉象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全部病理变化，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脉象的改变。现代医学证明，脉搏的变化受心血管系统的支配，除循环系统某些疾病外，大多数情况下切脉意义不大。即便是循环系统的病变切脉也有很大局限性，如心房纤颤或心跳微弱的病人脉搏很难切到。

并非只有中医发现了脉搏，很多古医学都以脉搏作为诊断的指标，伊朗传统医学也把切脉作为重要的诊断方法，其“脉搏的10种特性”与中医的28脉象颇为相似。令人汗颜的是，中医界认为伊朗传统医学的切脉方法源自中医，当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主要源于古罗马医学时，中医界又强调是中医首先传播到古罗马。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古代中医明显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医学。

其实只要做一个小试验就可以证明脉诊的效果，挑选几位名中医在不得互相交流的前提下为同一位患者切脉，分别写下脉象和诊断结果，如果他们的结论高度一致，说明切脉是有客观依据的，是有价值的诊断方法；反之则毫无意义。当然，中医界以及官方管理机构是不肯做这个试验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结果对中医很不利。很多患者在求医过程中不自觉地重复了这个试验，有多少个中医师就有多少种脉诊结果。

中医四诊方法的原始和落后导致获得的信息量非常微弱且模糊不清甚至错误，既不能把握疾病的本质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外揣内”、“以表知里”、“有诸内，必形诸外”的错误理念误导下，加以不着边际的随意猜测，这就是中医诊断的真相。中医诊断在实质上是以主观思维作为基本方法的，其“博大精深”的本质就是主观想象的漫无边际。

中医所谓最具特色的辨证过程，大致有八纲（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病因（六淫七情等）、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诸多方法。这些理论均不是根据客观事实得来的，当然也不能落实到实际中去。没有了客观事实这一基本标准，不同的中医对同一个患者做出的诊断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中医也可以做出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诊断，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清晰明确的体表信息，二是不使用“辨证论治”的错误理论，比如中医骨伤科对骨折的诊断。但这样的情况少之又少。

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

现代医学在初步检查上常采用“视”、“触”、“叩”、“听”等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没有在医生的主观感觉上无限发挥，而是进一步发现了更能准确反映机体客观本质的指标，如体温、心率、呼吸频率、血压等。随着科学的发展，更多的生理生化指标不断被发现和证实。现代医学发展的道路与中医迥然不同，前者在获取更丰富、更精确、更微观的信息上不懈地努力，后者则一直在微弱信息的层面上无限地扩展着猜测和臆想的空间。

例如化验，指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方法对病人的血液、排泄物、分泌物、休液、组织细胞等标本进行实验室检查，为临床诊断提供确凿的依据。血常规、尿常规以及生化等检查项目经常达数十项甚至上百项，力求充分准确地反映机体的客观本质。借助器械和仪器可以获得更为精确的客观指标，如心电图、肺功能和内镜检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等设备使检查的效率更高、结果更准确。这些方法获得的客观数据是中医四诊永远无法望到和闻到的。

更值得提及的是医学影像技术为诊断提供了准确直观的依据。如X线成像、计算机X射线体层成像（CT）、超声成像、核磁共振成像（MRI）等，可以直接“望”到人体内部的器官和组织，大大超过了仅靠视觉器官所获取的信息量，与中医的望不到就乱猜形成了天壤之别。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信息的深度和广度，所获得的信息量及准确性远远超出了仅靠人体感官的中医四诊。为进一步诊断提供了充足的客观依据，而正确的诊断是正确治疗的必要前提。

中医诊断不能发展的原因

在医学诊断的过程中，获得正确的、充足的信息是第一位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并得出诊断结论则是第二位的，缺乏基础信息的诊断是不可能准确的。正如厨师的烹饪一般，以几片烂菜叶为原料，无论如何高超的技艺都不可能做成满汉全席。而中医恰恰是采取了本末倒置的方法，在理论上无限发挥却忽视了客观信息的获得。

面对中医四诊不能保持客观性和一致性的尴尬局面，中医界意识到四诊的客观化是中医诊断发展的唯一出路。数十年来开展了利用光电比色、光子学、颜色光学等技术进行的色诊研究；舌尖微循环的研究；用显微技术、裂隙灯进行的目诊研究；用模式示意图、波式描记图、声像脉搏图进行的脉诊研究等，其深度和广度几乎囊括了中医四诊的全部方法。但至今未见任何一项四诊客观化研究能给中医学诊断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尚无任何一项四诊客观化研究成果在中医诊断中得到广泛应用。

原因在于中医是古老的传统医学，受当时的科技水平以及思维方式的限制，用人的感官去体察患者的生理变化是非常原始的无奈之举，由于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借助现代科技，利用更灵敏更精确的仪器来代替中医四诊，其客观性也即真实性必然会导致对传统中医四诊的全面否定。如果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实证的科学方法，中医只能重复2000年前古希腊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的路径，这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中医界不能接受的。

至于中医界一贯强调的中医特色，实际上就是主观色彩浓厚、概念含混不清、违背客观事实、拒绝实践检验甚至以谎言为必要条件。所以中医诊断是不可能客观化的，也是不可能发展的，中医诊断方法只能保持既不定性也不定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混沌状态。唯有如此，中医才可能继续生存。

不能诊断意味着不能治疗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四诊信息综合研究实验室曾经做过一项试验，让16位资深中医内科专家分别对同一位患者进行四诊。舌质判断为淡红9位、红2位、淡白5位；面色判断为红黄隐隐2位、淡白2位、萎黄5位、黄2位、淡黄3位、白1位、青黄1位；脉象方面（非单选）脉沉9位、脉结7位、脉弦7位、脉细7位、脉滑2位、脉数1位、脉无力3位。

试验结果证明了中医四诊并无准确的客观标准。最后的诊断结果有的断为阳虚、有的断为气虚、也有的断为阴阳两虚；有的说虚劳、有的说水肿、有的说癃闭。该研究的另一结果显示，同一位患者病例，同一医生先后两次诊断的结果也存在明显不一致。这个简单的试验比中医深不可测的宏大理论更有说服力，证明了中医2000年来几乎不能诊断。

由于不能正确诊断，中医四诊对进一步的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宏大”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等于没有了根基，犹如海市蜃楼般可以引发无限联想但却终究是一场虚幻。《难经·六十一难》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这段话可以看出古人的美好愿望，但却从来没有过具体实现的方法。当然不能苛求古人，2000年前的中医这样原始和落后是可以理解的，但至今还将中医四诊及理论奉为圭皋就不可思议了。

由此可见，中医四诊与看手相或相面如出一辙，均是胡乱采集信息再加以看似深不可测实际毫无根据的歪理邪说得出错误的结论。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问题，中医界人士及其家人在体检时均采用现代医学的化验和影像检查等方法，而不是采用中医的望闻问切。中医不能诊断的事实也意味着中医不可能有正确的治疗方法，循证医学的方法也同样证明了中医没有疗效证据。

中医只能借疾病的自愈性和安慰剂效应苟且偷生，对传染病和急性病唯恐避之不及，因为这些疾病的可以立即否定中医的诊断和疗效。所以，中医热衷于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其最后的生存空间将是“治未病”和“养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2011年11月11日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三）

　　作者：张功耀

　　三、正确估价青蒿素发明的历史地位

　　“5·23计划”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抗疟研究计划。我国最早的抗疟
研究是1940年由陈果夫先生领导的。

　　当时，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药物的主要集散地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日本军
事当局贯彻“北边观望苏联，实施南进作战”的战略方针之后，这些地方先后被
日本人占领。此前，日本人还占领了我国全部沿海港口城市。我国唯一可以与国
际交往的通道，只有通过印度的港口城市加尔各答，经由中缅边境，进入云南，
再由云南运往内地各大城市。为了孤立中国，截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日本人还
曾一度占领了缅甸。为了确保中国政府的对外联系，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
军派出远征军赴滇缅边境，与盟军肩并肩地开展了抗击日本人占领的滇缅作战。
由于环境恶劣，参加滇缅战争的中国军队和英美盟军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同
时，还必须与蚊子作战。东南亚丛林，蚊子猖獗，由蚊子传播的疟疾经常造成我
军和盟军的非战斗减员。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陈果夫先生在重庆发起并领导了寻求“抗疟特效药”的研究。他依据当时重庆出
版的街头小报的一则报道，捕风捉影地拿常山做实验，取得了中医界自认为“继
麻黄素之后，中国人对西药的又一个重大贡献”。遗憾的是，陈果夫先生主持的
研究并没有成功。当时我国的西医界人士通过分析陈果夫先生所领导的研究小组
发表的实验报告之后指出，这项“常山抗疟研究”，连所执行的技术路线都是
“顺序颠倒”的。

　　最近，坊间发表了一些肆意拔高青蒿素发明的医学意义的文章。他们为了拔
高中国人这项难能可贵的医学成就，刻意抹杀国际医学界在抗疟斗争中所做出的
不懈努力。有的干脆不顾起码的文献支撑，捏造事实进行渲染。仿佛全世界只有
中国人“真能做”（鲁迅对阿Q的讽刺性描写），而世界上其它的药物学家，一
夜之间都成了大草包。其中一则文献这样写道，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投入巨额
资金，筛选了20多万个药物，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

　　这种渲染从动机到事实都是错误的。

　　自从1880年法国生理学家查尔斯·冉瓦让（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1845－1922）阐明疟疾的疟原虫致病机理，19世纪90年代英国医生诺
斯（Ronald Ross，1857－1932）在印度阐明蚊子叮咬人体而传播疟原虫的致病
渠道之后，人类抗疟斗争就一直在朝三个方向努力。

　　第一个方向：消灭蚊子，剪断疟原虫对人类的传播途径。为此，美国从1947
年启动了“全国灭蚊计划”（Nation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NMEP）。
其中还包括后来受到广泛批评的使用DDT灭蚊。由于实行灭蚊计划，蚊子的虫口
密度逐年降低，它有效地抑制了疟疾发病率。2002年，美国全国只报道疟疾病例
1059例，死亡8例。在这些被报道的疟疾病例中，许多是“进口的”，不是在美
国本土滋生出来的。

　　但是，类似的灭蚊计划在非洲却遭遇了失败。在非洲，因为没有足够的DDT，
灭蚊的主要方法是沿袭古老的熏烟，或在水域浸泡一些含植物毒素的草药，或在
蚊子产卵的季节，在水面上洒一层轻油，以图杀死蚊虫的幼虫。但是，非洲人不
讲卫生的陋习根深蒂固，环境状况十分恶劣，这些低效率的灭蚊措施，根本不足
以抵销蚊子的滋生与繁衍速度。所以，非洲的灭蚊措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
来。由于灭蚊措施失效，非洲就成了全世界疟疾的重灾区。

　　第二个方向是增强人体免疫。这项工作开始于1967年。至今收效甚微。到
2009年5月，具有抗疟候选意义的疫苗还只有4个方向，2个品种。目前，尚未有
实际应用价值的抗疟疫苗。尽管如此，医学界相信，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方向。

　　第三个方向是开发抗疟新药。20世纪以前，除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奎宁是重要
的抗疟药之外，在欧洲实际上还流行过奎尼丁和Quinimax（尚未有标准汉译），
也是主要的抗疟药物。在德国，19世纪还流行过由法堡（Charles Warburg）医
生配制的法堡酊（Warburg's Tincture）。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抗疟药。自从上个
世纪30年代发明氯喹以后，抗疟武库的武备陆续有所增加。其中，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发明的有氯胍，越南战争期间发明的有甲氟喹（比屠呦呦萃取到青蒿素
早8年）。到目前为止，包括青蒿素在内，抗疟武库的武备已经增加到了13件。
所谓“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了20多万个药物，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的说法，
并不符合事实。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发明青蒿素只是人类抗疟史的续写成果之
一。因为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而沾沾自喜、傲视人类在抗疟斗争中做出的种种
努力，和业已取得的全部成果，是完全错误的。固守这个错误，将阻碍我们在药
物学领域继续前进。

　　制药工业原本是一个晚期的工业。虽然早在公元754年在巴格达就已经出现
了专门化的药店和职业化的药剂师，但是，工业化制药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即
使如此，起步阶段的制药工业所生产的药，全是初始原材料物理性的精加工，无
非生产一些植物粉末、汁液、动物脂肪，当然还有一些丹药、酊剂、膏药之类，
完全没有符合现代化学药物或生物药物标准的药物。20世纪30年代，用工业化方
法生产青霉素和胰岛素，现代意义上的制药工业才真正地开始起来了。

　　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起步阶段的医药工业并不落后。1117年，在河
南开封出现的熟药所，就是我国最早以原材料物理加工为业，集生产和销售为一
体的制药厂。20世纪初，这种以物理加工为特征的制药工业，与西方工业化国家
仍然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像万金油、十滴水、风油精、仁丹，其物理加工水平，
还是很不错的。洋务运动当中，一些洋人投资在我国创办了几家制药厂，如英国
人办的老德记和屈臣氏，德国人办的科发药房，美国人办的兜安药房，都是很有
名的，其加工能力也是与国际水平基本持平的。

　　此后不久，中国人发现，西洋的药品生产与中国古代的中成药生产没有太大
的不同，加上那个时候全球都还没有药品专利意识，于是，一些中国人也纷纷模
仿洋药厂，开办了一批中资制药厂。粱培基药厂（1902）、唐拾义药厂(1902）、
和平制药公司(1917)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遗憾的是，这些制药厂从建立伊始就
表现出了一种先天性的不足。他们既没有像现在的某些制药厂那样，照搬照抄
《圣惠方》《本草纲目》去生产所谓的“中成药”，也没有能力去研发自己的新
药，于是就拿着西洋进口的特效药，改头换面去生产“中国特色的西药”，如，
将进口的奎宁制成“发冷丸”；用西方药商萃取的山道年制成“疳积饼”或“疳
积散”；用阿斯匹林加上非那西汀合在一起制成“止痛散”；等等。更加值得一
提的是，这种制药习惯，沿袭到今天，依然没有多大改变。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制药习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也是如
此。但是，自从发明青霉素和胰岛素之后，以批量化生产化工产品或生物产品的
制药工业蓬蓬勃勃地兴起来之后，国际上的制药工业就面貌一新了。即使如此，
“药片”这个概念在30年代，也还没有形成。当时的工业化药剂，主要是粉剂和
水剂，没有片剂。

　　遗憾的是，正当西方制药工业在30年代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候，中国却遭遇
了日本人的侵略。从那以后，中国的制药工业便不再能够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了。

　　1949年全国大定以后，我国的制药工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长达30年
的大倒退。中药厂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西药厂则一落千丈，日暮途穷。就连仁
丹、十滴水、万金油这样的老产品生产都大不如以前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连
县团级领导干部要打青霉素，也都没有办法保证。农村合作医疗看上去很便宜。
可是，在农村合作医疗看病，连紫药水、红汞、酒精都经常断货。在这种背景下，
国家只好推行“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治病。一个酒精棉球用好几次，用盐水代
替酒精消毒，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以说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文化大革命结束
以后，虽然百乱待理，但在对“四人帮”的清算中，并没有将“四人帮”对我国
医疗卫生事业的破坏揭批彻底，除恢复了“处方权”，废除了自1954年以来的
“白纸处方”之外，“四人帮”在医疗卫生领域几乎所有错误的东西都原封不动
地保留下来了。直到1981年，邓小平发现这样下去不行，才提出了“基本药物要
有所保障”，重启中国的医药工业的战略设想。客观地说，由于我国精细化工工
业的长期落后，这个重启我国医药工业的战略构想，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由于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中药也能治病，且不需要精细化工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支撑，
于是中药厂在重启我国医药工业的进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终至现在大有
泛滥成灾的味道。但是，不管怎样，由于邓小平的倡导，我国制药工业终于走出
了倒退的低谷，出现了一些转机。

　　然而，由于我国没有跟上30年代制药工业大转折的步伐，加上1949年以后我
国制药工业长达30年的大倒退，使得我国现在的制药工业相当落后。据我本人判
断，按照当前状况，与美国、瑞士、德国、英国这样一些制药的龙头工业化国家
相比，我国的制药工业至少落后70年。我说“落后70年”，不是基于过去，而是
基于未来做出的判断。其含义是，即使我国从现在开始，按照当前状况再追赶70
年，也未必能够达到人家现在的水平。在生物制药领域，我估计再花一百年，我
国也未必能赶上人家现在的水平。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我国制药工业的观念
还很落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和“雷公炮制”之类，在我国制药行业依然
在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生物制药”的观念甚至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国际社
会理解的生物药是指以蛋白质（含抗体）、核酸、活体微生命（包括病毒和细
菌）、生血因子、血栓溶解剂、激素、干扰素、白介素、疫苗、单克隆抗体、癌
细胞坏死因子，而我们国家最新建立的“生物药厂”居然在那里培植冬虫夏草、
饲养癞蛤蟆和蝎子、种人参，生产虎骨酒和狗皮膏药之类。

　　到2009年，全球生物药剂专利药已经达到34527个，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发明的。目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药品目录的罕用药已经接近20000个，
常用药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中国人做出的贡献只有两个，一个是三氧化二砷，
一个就是青蒿素。1995年到2004年，全世界注册新药941个，其中属于全新分子
实体的药物311个，其余为“仿制药”（即“Me-too”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
国人研发出来的。美国的辉瑞、瑞士的诺华、德国的拜尔、英国的葛兰素史克，
年药品生产产值都在430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的辉瑞公司2006年的总产值就
达到了678亿美元，净收入193.37亿美元。2009年，我国4000多家制药企业，总
共完成工业总产值是10048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2.2个辉瑞公司。瑞士全国只有
970万人口，一家诺华公司的年药品生产总值就是533.24亿美元。即使这样，最
近还有报道说，中国制药企业生产的药，“三分之一是假药”。一万亿产值中，
“三分之一是假药”，这是什么概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在“真药”里边，
很大一部分是国际社会根本不承认的中成药。中国的制药工业究竟是什么状况，
岂不是触目惊心的么？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平均每年推出全新分子实体药是
22.9个。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光辉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
花了将近40年时间才推出一个青蒿素，这又有什么可值得大吹大擂、沾沾自喜的
呢？

　　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已经明确指出过，中国的《5·23抗疟计划》是在奎宁
和喹诺酮类抗疟药面临耐药性的背景下出笼的。值得重视的是，青蒿素发明出来
以后，青蒿素抗疟导致的疟原虫耐药性依然存在。临床观察显示，单独使用青蒿
素治疗疟疾的复发率超过了70％。而且，复发后的疟疾比原发性的疟疾更难治愈。
通过国际医学界的共同努力，基本弄清了它的复发机制。它仿佛是青蒿素将疟原
虫制服之后，由于疟原虫的“僵尸”没有及时地从人体中清除掉，这些疟原虫
“僵尸”又复活了。并且，这些“复活的僵尸”不但能够继续为害原来受到侵害
的人体，而且它们的致病能力更强大。

　　依据这个原理，要确保青蒿素的疗效得到巩固，必须清除疟原虫“僵尸”。
为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发明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
ACT疗法共有六种配药方案。它们都是以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为基本用药的，其余
则配以阿莫地奎、甲氟奎、磺胺多辛、氯喹、哌喹、二哌奎，等。遗憾的是，这
个ACT疗法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最近的观察表明，这个ACT疗法在柬泰边境地区
再次表现出了疟原虫的耐药性。除柬泰边境之外，被世界卫生组织深度怀疑和严
密监视的地区，还有大湄公河流域。这样一来，青蒿素抗疟成果就变得比我们想
象的还要脆弱了。

　　针对青蒿素而至疟原虫的耐药性，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100多位专家联
合起草了《全球青蒿素耐药性限制计划》，以图限制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扩散
到大湄公河流域以外的地区。这个计划已经公布。陈冯富珍女士还为它做了一篇
《前言》。这对于科学地使用青蒿素，以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来说，无疑是一
个福音，但对于刚刚获得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无异于一瓢
灌顶的凉水。

　　但愿这一瓢凉水能够让大多数中国人清醒起来。否则，一个热昏的中国永远
也不可能对世界做出真正的贡献！

作者：龙哥

许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意识强烈的人认为其他民族没有传统医学，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医是最古老的、甚至是唯一的传统医学，更有人认为传统医学是中国人独特的发现和创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认识。如果把视野放得开阔些就不难发现，并非只有中华民族才知道与疾病抗争，人类很多民族都曾拥有过传统医学。而现代医学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传统医学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各种传统医学中，无论其历史的悠久、还是理论的完备以及成就的斐然，中医都不是出类拔萃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可以治疗骨折和脱臼，植物、动物和矿物被全人类普遍用作药物。放血和外科手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出土的木乃伊证明包皮环切手术更是源远流长。古代医书还记载了人们使用肌腱制成的线来缝合伤口，最奇妙的是古代非洲和美洲的外科医生会利用蚂蚁咬合伤口，并使蚁腭残留在伤口处成为“缝合器”。

即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土著部落，也大都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医疗技术，如针刺、放血、按摩、接骨、草药等。这说明人类在最初认识自然、抵抗疾病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似的朴素思想和实践体验。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显得愚昧可笑，疗效也乏善可陈，但正是各种传统医学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才造就了现代医学的辉煌。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

美索不达米亚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大约以现伊拉克南部地区为中心。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左右的楔形文字记载了肝脏是血液的中心，疾病分为热病、中风、精神症状、眼病、耳病、黄疸病等，此外还有对风湿病、心脏病、肿瘤、脓肿、血吸虫病、痢疾、肺炎、皮肤病及性病的记载。有些描述与现代医学已十分接近。

在楔形文中还记载了几百种药物，如罂粟、曼陀罗、没药、大麻、甘草、肉桂、阿魏、芫荽、大蒜、莨菪等；还有动物的各种脏器及矿物药，如明矾、硝石、铜盐和铁等。所使用的剂型有丸剂、散剂、涂敷剂和灌肠剂。经验治疗方法则有按摩、冷敷、热敷、灌肠和绷带包扎法，并且知道用葡萄酒处理伤口来避免感染。

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在理论上把人体比做“小宇宙”，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会影响人体，人体构造与天体运行对应，星体的运行与吉凶祸福和疾病健康有关。这种“取象比类”的解释人体的方法与中医的“天人合一”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但是比中医早了几千年。

公元前1792年，汉莫拉比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立了巴比伦帝国。被称为人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汉莫拉比法典》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其中涉及医疗活动的内容很多，显示出当时医生已是一种职业，并有了内、外科医生的分工，青铜手术刀具已在医疗中广泛使用。《汉莫拉比法典》条文中包括医疗费用的收取、治疗失败的处罚等，其中眼科手术的费用是治疗骨折或扭伤的2倍以上，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和精细外科手术。

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创了人类早期医学，认识到不同疾病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应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治疗，如手术或药物。同时也试图用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来解释疾病和健康的原因，中医在几千年后才形成类似的认识和观念。

埃及传统医学

在埃及公元前2500年的雕塑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外科医生实施手术的情形。古埃及最早的医学专著是纸草文医书，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其内容涉及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记载。现在发现的有康氏纸草医书、史密斯纸草医书和埃伯斯纸草医书。

纸草文医书记载了多种疾病，并分为肠道病、出血病、呼吸道病、皮肤病等不同类别。诊断上采用了脉诊、触诊、望诊等方式，治疗上采用了发汗、催吐、利尿药物和灌肠、刺络等方法，应用了脓肿切开、浅表肿块切除、包皮环切等外科手术，并已经使用高温消毒的方法。并提到了用夹板来固定骨折部位的方法。此外还有检测怀孕、预测胎儿性别以及避孕的方法。

纸草书中记载的药物达数百种之多，药物种类包括有动物药，如牛、驴、鹿、羚羊、老鼠、蝙蝠、昆虫、动物脏器甚至排泄物等；植物药如葱、蒜、乳香、芦荟、罂粟等；矿物药如盐、铜等。使用的剂型有丸剂、栓剂、软膏、悬液、灌肠液等。

在人体解剖知识方面，古埃及人认为血管系统始于心脏通向全身，并通过脉搏察知心脏搏动。采用观察和类比的方法把气候、河流及人体现象联系起来，建立了原始的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由土（固体）、水（液体）、火（体温）、气（呼吸）等构成，气与血应处于平衡状态，气血失衡就会产生疾病。这些观点与中医的五行及气血理论基本相同，而中医大约在1000年以后才形成类似的认识。

印度传统医学

自西汉时起，中印之间的文化交往渐多，在佛教输入中国的同时，印度医药学知识也随之而来，对中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印度古典医学的主流体系是阿输吠陀医学，也译为阿育吠陀或生命吠陀，其起源于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阿输吠陀》分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毒理学、回春术、催欲术、邪魔病、头颈病八个章节。印度医学认为人的机体功能是由“气、胆、痰”这三个要素决定的，三者平衡即表现为健康，疾病是因为这三个要素失衡导致的。同时还认为机体是由地、水、火、风等元素组成，人体存在一定比例的“基本物质”，相当于中医的“元气”，调节机体的基本物质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是治疗的重要思路。

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阇罗迦集》是阿输吠陀医学体系的内科巨著，共120章，主要记载了以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在诊断方法上，印度医学除了问诊、触诊和听诊外，还重视对病人排泄物和分泌物的检查，比如通过尝尿液来诊断“糖尿病”。《阇罗迦集》认为世间万物皆可入药，记录了大量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植物药按根、皮、叶、花、实分成五类，动物药包括胆汁、骨髓、血液、尿便、精液、骨、角、爪、蹄、毛发等。其中常用药物50类，共计500种，功效分为滋养、助消化、促食欲、解毒、发汗、催乳、催精、消渴、平喘止咳、解热镇痛等。药性分为辛、甘、酸、苦、咸、涩六味， 其复杂与深奥比中医药物理论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输吠陀医学共有5000多种单味药和复方，几乎所有的药材均需要炮制 。

在古印度医学发展了约2000年后，中国才出现《黄帝内经》，并提到药物“自西方来”。中医药物学形成独立的体系，即“本草”概念与著作的产生时间均不早于西汉末期，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大约在东汉时期。此后的《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诸病源候论》、孙思邀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证类本草》等均有大量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地水火风、百一病生等理论。当时流传甚广的“千金奢婆万病丸”和“奢婆汤”也是来自印度神医奢婆。

《妙闻集》则是外科经典著作，以手术治疗为主。记载了101种外科手术器械以及剖腹产、白内障摘除、结石摘除、截肢等手术方法，同时注意到了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和感染问题。《妙闻集》还记载了“脉”是管道与通路，其功能是输送气态或液态的物质。与中医的经络学说基本类似，《妙闻集》中的“经络”有24条并进一步细分为诸多小的分支，“穴位”共107个，并有详细的刺络放血疗法，如Chakra针刺方法。比较常见的是鼻子整形术，由于印度刑罚中有割鼻的条例，整形术随之发达。医生在患者颊部或前额切下一块皮肉，但不完全分离，再划开鼻子的部位嵌入，待生长后再与原来的部位分离。

中医眼科手术是陇上道人（俗姓谢）从印度僧人处学来的，印度著名的眼科医生龙树所著的《龙树菩萨眼论》也被翻译成中文。其中金蓖决障术（用金针拔除白内障）最为知名，刘禹锡诗曰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蒙”。白居易也有诗“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蓖试刮看”。

正如佛教的传入一样，中医受印度传统医学的影响至深，从理论到药物都带有浓厚的印度医学色彩。季羡林先生曾就印度眼科手术传入中国做过详细的考证，可惜此后鲜有人再对此类问题加以深入研究，中医界对此更是闭口不提。或许，中医大体上只是印度医学的中国式翻版，这个问题只能期待有志者进一步的研究。

阿拉伯传统医学

公元750年以后的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医生制造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药品，如车前子散、天竺黄散、生沉散、大黄并子方、龙涎香、蔷薇水等。阿拉伯医学中有完善的复方理论和丰富的制剂，以主药、佐药、替代药巧妙搭配组合。常用的药物达1400余种，剂型有糖浆、软膏、擦剂、乳剂、油脂剂等，丸药的金、银箔衣也是阿拉伯医学的首创。

拉齐（公元865～925年）是著名的阿拉伯医学家，他所著的《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被译成拉丁文广为流传，备受西方医学界推崇，堪称不朽的名著。直到公元17世纪，欧洲各国医学院还将《曼苏尔医书》作为主要的教科书。拉齐创造了一系列医学史上的第一，如第一个使用动物肠衣制线用来缝合伤口；第一个明确叙述了天花与麻疹的症状及两者的区别；第一个主张在病人服用新药前应先用动物做试验；第一个注意到疾病的遗传性。

伊本·西那（公元 980～1037年）是另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其五卷巨著《医典》达上百万字。创新之处包括，区分了纵膈障炎和胸膜炎；确认了肺结核的接触性传染；明确了水和土壤是传播疾病的环节；断定钩虫病是由寄生虫造成的。突出的贡献是首创了皮下注射、从毒麦草中提炼出麻醉剂。《医典》中还包括760多种药物的性能。

此外，由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中配备了大量的精通外伤科和骨科的阿拉伯医生，将这方面技术逐步传授给中国人，由此弥补了中医的巨大缺陷。

古希腊–罗马传统医学

约公元前500年，留下万古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创立了火、气、水、土四元素说，并认为火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基础。提出了火变气、气变水、水变土、土生水、水生气、气生火的循环过程。认为这四种元素变化出世界万物，这些观点贯穿在古希腊医学理论中，也成为古代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公元前400前后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至今仍被尊称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文集》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经典作品。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四体液”理论，认为人的健康是由于四种体液和谐平衡的结果，体液失衡就会导致疾病。希波克拉底还观察到了心房和心室，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对骨骼的记载比较详细。对于血管的认识则较模糊，误认为动脉行气、静脉行血，这与晚些时候后的中医气血理论基本一致。此外，对心脏的循环功能也基本没有认识。《希波克拉底文集》之《空气、水和处所》强调了健康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整体观和预防思想，《摄生法》则介绍了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即中医所谓的养生。

此后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洛菲利斯发现了大脑、脊髓和神经之间的联系，发现了人脑沟回的复杂性与人类高级智慧的联系，指出脑是智慧的中心，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心脏是智慧的中心。此外，还描述了小肠，命名了十二指肠，发现了前列腺。他还记述了眼的解剖，如睫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首次研究了女性生殖器官，对卵巢、输卵管等做过细致的描述和探讨。

公元1世纪，塞尔萨斯明确区分了食物治疗、药物治疗、外科手术等三类医疗方式。详细记载了整形术、摘除鼻中的息肉、摘除甲状腺、取结石、骨折等手术，特别是摘除扁桃体手术，与现代医学很相似。塞尔萨斯还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使用的外科器械，有各式各样的解剖刀、杯、探子、钩、钳等100多种，在庞培城中出土、现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中的外科器械，与塞尔萨斯的描述完全符合。塞尔萨斯说：“医学是和理论相联系的，但是医学应当建立在可以看见原因的基础之上，模糊不清的原因不但应当从医学思想中摈弃出去，还应当从医学实践中摈弃出去。”

公元100～200年，杰出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出现了，其著作的一部分被大火焚毁，现存约150部。在古代医学史上，盖伦是可以和希波克拉底比肩的伟大而真实的医学大师。他极其强调解剖知识对于医学的重要，在盖伦的解剖学成就中，以骨骼、肌肉、脑神经等部分的解剖发现最为出色。

盖伦区分了骨端、骨干与骨骺，相当精确地描述了大约300块肌肉的形态、起止点和功能。区分了脑神经和脊神经，提出脑神经主感觉，脊神经司运动。在12对脑神经中他发现了7对，并记述了胼胝体、第四脑室、松果体、四叠体、垂体等相当多的脑组织。盖伦还记述了心脏的四个腔和四个孔及瓣膜；清楚地记述了卵圆孔和动脉导管；已知大多数静脉与动脉并行，并把由小肠到肝的静脉称为“门静脉”。

盖伦还是实验生理学研究的先驱，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动脉行气不行血，盖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否定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从动物身体上分离出一段动脉，两端结扎，然后从中间剖开，结果流出了鲜红的血液。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盖伦的研究尤为出色，他所做的脊髓离断实验，不论在实验方法上或实验结论上，都与现代医学非常相似。

在治疗方法上，盖伦提出了饮食、药物、体操、按摩、放血等。盖伦记述了540种植物药、180种动物药、100多种矿物药，盖伦非常理性地摒弃了当时人们常用做药物的粪便、尿液等分泌物，并指出草药中含有效成分，也含有害成分。

现代医学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医学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的，用实证代替想象是古希腊-罗马人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而这一时期的中医还没有真正的解剖学概念，刚刚知道靠想象和猜测来解释人体、疾病和使用药物。

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

泰国传统医学，泰国古医认为人体与风、土 、水、火四个因素密切相关，四要素处于平衡状态人体才能保持健康。泰国传统医学应用的药物近5000种，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剂型有24种，以散荆、蜜丸和煎剂为主。复方也很常见，个别大复方药材达百味。目前泰国政府禁止传统医生进入医疗保健体系。

俄罗斯诸民族也有丰富的传统药物，如首蒲、款冬、益母草、芦荟、药蜀葵、茵芹、睡菜、金龙胆、拳参、柞栋、伞埃蕾、甘兰、大尊麻、地榆、直立委陵菜、胡椒薄荷、理路柏、药蒲公英、大车前、洋艾、洋甘菊、沼泽鼠曲草、黄篙、欧著草、桦覃、欧越桔、艾菊、欧草苟等。

德国传统医学的植物疗法也同样使用了委陵草、一枝黄花、鼠曲草、山楂、龙胆、天门冬、薄荷、茜草等。非洲土著医生常用樟树治疗疟疾，其它如多叶甜舌草、斑鸡菊、小花风车子、铁青树等也是常见药物。

可见人类各民族虽不一定都有自己的完整医学体系，但实践性的探索却是相当一致的。用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或矿物治疗疾病是所有人类本能的尝试，虽然多无效果但也聊胜于无，这里面没有任何深奥和神奇的因素。

中医仅仅是一种比较落后的传统医学

各民族传统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固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印记，但同时也存在着共同的朴素认识和主观想象特征。传统医学在人体形态学知识方面都存在着将实际所见与想象结合并加以描述的普遍现象。在近代解剖学之前，所有的传统医学都只能以粗浅观察的方式来了解人体。在原始的认识基础上，人们只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描述和推测，并以猜测的方式对功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由于中国古典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早，中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时间也明显落后。中医在起源上比人类早期的传统医学要晚约2000年。所以，中医的历史并不悠久。在传统医学理论上，存在着人与自然、三要素、四元素、四体液、阴阳五行等类似的医学观点。起源不同但却非常相似，说明人类在认识人体和疾病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规律，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普遍的朴素认识。同时，传统医学药物的起源同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取之于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这是别无选择的必然，不存在丝毫独到之处和神奇的原因。

由于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误以为中医因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屹立在东方，至今依然可与现代医学分庭抗礼。把传统医学中不能证实的含混理论喻为“博大精深”，并认为此类学问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看法是典型的井蛙之见。中医仅仅是传统医学的一种，不仅不具有与现代医学并列的地位，而且是比较落后的传统医学。

201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