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目的还是手段？

在浩瀚的宇宙，在广袤的世间，天大地大，什么东西能够大过人命？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绝对重要的！除了上帝之外，人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

把人仅仅当作可利用的手段是反人类的。专制社会就是一个把人作为手段的野蛮社会。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及其九族，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而不愿参加科举。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的财产，都必须服从于我的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毛泽东超过了朱元璋的厚黑，口头虽说“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强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显然，人只是他实现“奇迹”的手段；阻碍者，一律作为敌人被打倒、被整死。

在极权专制社会，“党或领袖”是所有人的神，它独一无二、永远正确，它值得所有的人都为之牺牲。似乎所有人都牺牲了，“党”依然存在。“党”就是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个体而独立存在的怪物。“党”这个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须把所有的血肉之躯吸干才能生存。在纳粹德国，他们的国歌名叫《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们的妇女是为德国生产优良后代的工具，科学被“看作是增进国家荣誉的一种工具”，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奋斗》）。在共产党国家，把人说成“螺丝钉”或“人材（才）”；曾经流行这样的话：“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专制国家可以培养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等，但永远不会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这与极权国家的性质不相容。极权国家需要的工具，工具是没有任何自由（意志）的，它可被任意操纵、控制和丢弃。所以，专制主义者都热衷于把人变成手段、工具和炮灰，而把人变成工具的利器便是集体（爱国）主义。

有人说，尊重人，要以人为本！然而集体主义文化里，集体是目的，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手段。共产主义流行语是：(个人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者，手段也。毛泽东就是把人当手段的典型。大跃进时，毛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1958年12月9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响应毛的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可见，集体主义就是草菅人命的根源。

集体主义强调社会或国家（或党）比个人更重要，一个人只因为他是那个集团的成员才受到尊敬，单纯依靠他作为人的资格却不会带给他什么尊严。集体主义容易助长门户之见和唯我们独正的倾向，易成为“好战的民族主义者”、排外的种族主义或残酷的阶级（斗争）主义。为了把一个集体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并共同行动，一个重要的的条件就是需要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并向该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因此，必然制造敌人，大搞阶级斗争或反自由化。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的强大力量，是草菅人命、扼杀人性的最恶毒的凶手，血流成河的百年乌托邦史已作了有力的证供，集体主义以奴役人为目的，是不人道的。

在中共治下，政权重于泰山，民命轻于鸿毛。中国的战争文艺歌颂的是“敢死”精神：“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可丢！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人命不重要。在1948年的长春围城战役中，共匪故意饿死长春平民30万！据称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曾向金日成建议采用该流氓战术，仅因金日成多少有点恻隐之心未采用。

早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就说过：为了世界革命即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是4.5亿，3正好是4.5的2/3，可见准备牺牲2/3中国人，对毛泽东来说已经由来已久。1958年初毛泽东对中共上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同美国军队打常规战。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我们假装败退，逐步把美国军队引入中国内地，使美国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4亿人口。但是中国用2/3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6亿）。死掉4亿人，还剩2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6亿人口了。

这真是匪夷所思：中国人预计死4亿，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3千多万人，不过是毛的零头。再说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杀死的是外族人，而毛首先预计的是死自己的同胞——4亿人，那可是我们的同胞啊，战争一旦爆发，成了脱缰野马，6亿中国人岂不是全搭进去了？中国人岂不是死绝了！毛泽东的邪恶，远比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如果给了毛泽东机会，中华民族肯定早已经被他毁灭了。

中共还厚颜无耻地宣称：国家主权高于人权。意思是：国家主权即一小撮高干们的特权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家长殴打自己的孩子，国家践踏国民的人权，别国不能过问或干涉。

众所周知，国家不是人的镣铐。所谓国家、所谓政府，都是保护和服务于人权的工具。国家、主义、理想等等都是服务于人、服从于人的手段，都没有人重要。可这些服务人的手段却反被认为高于人类本身，简直是反人类的咄咄怪事！1931年爱因斯坦就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就是说，国家应该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没有必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人权是国际准则，是具有高度优先性的目的型规范，是世界各国都要遵守的法则。主权只涉及一国范围，一个国家再大，也大不过包括整个世界的全人类！所以，主权是不能高过人权，只能是保护人权的“公仆”。

2．进步与倒退的标志——博爱生命还是草菅人命？

生命在爱中诞生，所有的生命都蕴涵了造物主的爱。平等待人、爱人如己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对人类普遍的平等的爱。基督讲“爱人如己”，“人”不仅包括家人，也包括邻人、陌生人、甚至仇人。圣经对人的人道主义要求是：“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上帝还要求以色列人：“你们要怜爱外地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耶稣还要求人们“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就是保护少数，就是博爱，这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正是“爱你的敌人”的观念才催生了“保护少数”的人权原则，从而为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生命权是与生俱来的最神圣的天赋权利，它独立于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永远不会被其它价值和规则压倒。生命权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资格不遭无端的伤害，是人作为人所必须享有的一种最起码权利，一项首要人权。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对每个人来说，生命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利，它不依赖任何道德、文化、法律而存在，它是人一出生就固有的神圣权利。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最高道德原则，要求我们把他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机组人员原则上不得跟持枪劫机犯搏斗以免危及乘客的生命，但警察不得以珍惜自己的生命为由拒绝擒拿歹徒。

早在1930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中国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爱，没有博爱的概念；中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而是着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性（手段性）。生命的社会性压倒一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特别推崇博爱，“爱满天下”是他的座右铭，终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1943年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1951年毛泽东批判武训同时也批臭了陶行知。1966年“5.16”通知更是把“自由平等博爱”彻底批臭，陷入反人类的野蛮深渊。

尚黑党魁闹鬼斗。很多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幽灵在英语中原文是恶魔、魔鬼、鬼魂之意。《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的标榜自己是魔鬼邪教，肆无忌惮的挑战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狂妄地叫嚣“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要与人类文明的价值——同情心、博爱心决裂，对阶级敌人格杀勿论。共产党党旗上锤子和镰刀来自共济会。锤子是石匠干活用的工具，表示着建设和破坏之意；镰刀代表着毁灭，意味着杀人如割草，共产党党旗中的镰刀跟农民没有关系；在西方文化中，鬼拿着个镰刀，镰刀代表死亡。共产党要打碎“旧世界”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国际歌》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所以，镰刀代表着毁灭、死亡，代表了草菅人命的反人类的价值观。

党就是黑社会，“党性”就是“兽性”和“奴性”的“合二为一”。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中的“让领导先走”是“党性”最鲜活的体现，“党性”压倒了关爱孩子的天赋“人性”；300名中小学生就此被提前送进了“共产主义天堂”，充分展示了党的高级“兽性”；那个喊“让领导先走”的官员也显示了她对上级领导的奴性。

“泰坦尼克号”沉船之难，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都是让妇女和儿童先走的，在中共国都是“让领导先走”。

2008年7月30日傍晚北京突遇暴雨，“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的某剧场工作人员竟然拦住上百名小演员，不准他们入内避雨，这是“党性”的延伸－－“组织性、纪律性”最鲜活的体现，“组织性、纪律性”压倒了关爱孩子的天赋“人性”，显示了反人类的“兽性”。

生命的尊严至高无上。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匍匐在生命神光中。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美国政府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也都是全力以赴。美国政府会那么多的周折运回二战中美国士兵的遗骸，表明了政府对个人宗教般的尊重。美国人在越南寻找美军士兵尸骨，每确认一个失踪士兵的下落，大约要耗资 100万美元。美国人把每个人生命看得比地球还重。在美国租房，几乎每一间房门后面都有一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对生命敬畏的警示语：“亲爱的房客，如果发生火灾，你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救你的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生命卑微的国家往往是弱国。在中国，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在中共治下，“头可断，血可流，国家财产不能丢”。也就是说：钱财比人命还重要！几千年的“人命关天”的价值观被共产党篡改成了“草菅人命”的价值观。黑砖窑、性奴案就是这种“草菅人命”价值观的体现。这样一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而且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腐败混乱。1959年，共产风、大饥荒进入高潮，半背篼海椒引发了11月18日的一件血案：四川省合川县云门区双江村14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为保护集体的半背篼海椒，与37岁的收粪工王云学搏斗被掐死，刘文学因此成了全国少年的榜样。1988年14岁的赖宁为保护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扑灭山火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8个孩子葬身火海；事后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到如今，官方还坚守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则。这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是对文明道德的鄙视。正是这种集体利益高于人命的价值观，导致中国大陆社会对人命的极端轻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残忍地扼杀婴儿，灭绝人性。连石油工人也轻视农民的生命。2003年12月23日22时左右，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天然气矿井发生井喷时，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农民。若工人点火，死人可避免，设备会报废；可工人为了保护设备，牺牲了农民的生命。司机不珍爱行人的生命，医生不珍爱病人的生命，事故时常发生。《了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9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1122亿元的医疗费用中，80%（约900亿元）是为850万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意味着每名党政干部每年人均可享受1万元的公费医疗，而其余13亿人民大众总共能享受2.22亿元公费医疗服务——人均每个老百姓每年只能享受6分钱的公费医疗，官民差距为17万倍。国家对高干实行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甚至可以用年轻的健康人的器官、血液来维持高干们的奄奄一息的性命。而医院却乘机敲诈老百姓的血汗钱，无钱的危重病人只好惨死在医院门外。

《红旗飘飘》这首歌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好啊好、飘啊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这首歌集中表达了中共及其党魁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历史灾难和现实灾难的原因、本质及其形式。只有五星红旗最重要，而其它的一切，包括人的一切，统统不重要！为了五星红旗（即主义）江山一统、万世一系、高高飘扬、永远飘扬，哪里还有人的生命？哪里还有生命的价值？哪里还有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哪里还有人权？《红旗飘飘》极端无耻地表达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国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

正是把社会主义看得比生命的尊严还重要，导致了1949-1978期间千万知识分子沦为贱民受尽迫害；正是把共产主义看得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导致了大跃进饿死5000多万人；正是把共惨主义看得比人权还重要，导致了惨绝人寰的文革害死了2000多万人……

3．专制冷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孕育出“小悦悦事件”fficeffice" />

延续至今的专制屠夫制度所养育出冷血文化，泯灭了对生命尊严的应有敬畏和怜悯。ffice:smarttags" />2001年10月31日，宁夏吴忠市一副市长一行人分乘的8辆小车经过中宁县黄湾桥时，新堡中学的学生王萍为躲避车队不慎落入了水中，可在场的官员及随从无一挺身而出，致使王萍不幸溺水死亡！不仅没追究县长的责任，还说是司机之过，是小女孩不让车的缘故。

在一座座豆腐渣校舍掩埋了无数的中小学生之后、在三聚奶伤害了数百万儿童之后，在300万吨地沟油流横流全国餐桌之后，在荆州捞尸索钱、连续屠童案之后，在上海大火、温州动车事故（砸埋车厢就是为了GDP而草菅人命的典型）之后……2011年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生了2岁女童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两岁女童王悦，乘家长未注意时，跑上大街，随即遭到一辆面包车的碾压；肇事者逃跑后几分钟，另一辆车再度从她身上碾过。附近的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显示，在悦悦倒在地上的15分钟期间，至少有18名路人路过，但都置之不理。直到58岁的拾荒女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抱到路边，再狂奔去找悦悦的父母。2011年10月21日凌晨小悦悦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女孩被碾后，为什么拾荒女会伸出援手？这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受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过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不知道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结果导致她良知未泯，保存朴素的人道主义天性（即人性）。

人道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尊重所有的人生命、保护弱者，它来源于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信条。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屡批人道主义，是因为他们实施的是兽道主义。兽道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不尊重他人的生命、主张优胜劣汰，大搞弱肉强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阶级淘汰落后阶级的自然过程即弱肉强食的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就来自于马尔萨斯的“优胜劣汰”的人口论原理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优秀无产阶级必然淘汰落后的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当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进化论就被马克思恩格斯吹捧为19世纪的3大科学发现。因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淘汰落后阶级的过程中犯下极其野蛮的反人类罪行，造成了亿万人的死亡。自进化论引进中国，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以及“人与自然”让人们失掉了同情心。赵忠祥不断地指出：为了生存利益就应该大胆地杀戮，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整个世界才能进步。在这理论教育下，人们看到伤者、弱者，不是产生怜悯、博爱之情感，而是产生厌恶甚至消灭的情感——这就是当时18名路人冷血的真实原因！

4. 小悦悦之死震惊了人类

冷血事件发生后，外逃的肇事司机一度不肯自首，只愿赔钱，但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他已于昨午投案自首。24岁的他竟称“车压死只赔一两万，但车压伤要赔几十万”，故发现撞倒小悦悦后，继续辗过去。小悦悦之死震惊全世界。美国CNN的一位女主播只说了一句，震惊得无言以对。一位美国观众可能是实在太气愤，作了一个视频节目放上youtube，把卡车撞倒孩子，中国人见死不救的场面，跟美国的一条狗在高速公路被压倒，另一条狗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上尽全力营救，最后把受伤的狗拉到道边的过程，进行比较。他没说什么批评中国人的话。还用说吗？人世间的狗都比那些漠然走过的中国人有人性。

德国媒体连日来普遍关注小悦悦的命运，德国人说：“悦悦的死说明中国道德沦丧”。法国驻上海记者则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几代人都教育子女，莫管他人闲事，不是亲友的事情不要管。因为会带来很大的麻烦。2006年11月，南京青年彭宇在巴士站将一名跌倒在地的老妇徐春兰扶起，并将其送院检查，但徐老太一口咬定是彭宇撞倒她，并起诉追讨13万元医药费。理由是，别人都不救，如果不是你推倒的，怎么只有你去救？主审法官王浩裁定双方无过错，但又判罚彭宇承担 40%医疗费共4万多元。随后几年，河南郑州、浙江温州、福建厦门、天津等城市都发生翻版彭宇案。

为了避免类似于中国法院的荒唐，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制定该法是为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见死不救为各国法律所不容。许多国家法律规定：见死不救者坐牢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刑法规定，不能见死不救。法国刑法典明文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者，处以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10万美金)罚金。”在德国，刑法142条规定，开车撞人逃逸，可判处3年徒刑或课以罚款。刑法323条还规定，见死不救者，可判处一年监禁或课以罚款。德国法律还规定，见死不救，没有任何理由和解释。例如发生交通事故，路人都应当保护现场，防止再度发生事故，都应该呼叫救护服务，尽可能对伤者给予抢救。塞尔维亚刑法126条、127条规定，见死不救者(若交通事故中)可处一年徒刑；如受伤者因路人见死不救而死亡，相关路人可判处8年徒刑。在欧洲其他国家，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芬兰、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士，都有相关的刑法条款惩处见死不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