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基地::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中国经济周刊）
　　-------------------------------------
　　出处：http://news.qq.com/a/20110315/000034.htm

PS：此人
　　号称“当代马寅初”。
　　号称“著名经济学家”
　　
　　有“程富恩版”的《政治经济学》面世。
　　是不是此人，把苏联的计划经济学的很好了？
　　
　　把“计划经济”用到人口生产领域？

　　一位新浪网友说：中国的土地再稀缺也稀缺不过日本。
　　日本人多地少，而且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山地和丘陵；

引用:

　　日本政府出台新政策鼓励生育多生孩子可少缴税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06日19:37 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消息：据联合早报报道，为解决年轻人不生育的棘手问题，日本决定推行新政策，照顾人口多的大家庭。日本当局将实施“大家庭税务优待政策”，以鼓励国民生育，来改善孩子少、老人多的不平衡人口结构。
　　
　　据报道，日本早已准备好一系列促进生育计划，将实施的新政策取名为“天使计划”，其中包括一、协助产后妇女返回工作岗位；二、增加各地区的托儿所服务；三、检讨由国家负担生育费用。
　　
　　昨天，当局更拟订了“大家庭税务优待政策”，要以减税做为奖励，鼓励国民多生小孩。据了解，这新的优惠政策将在6月份国会内发布。
　　
　　据悉，日本新提出的“大家庭税收优惠措施”是以法国有关的税收制度为范本，即第二、第三个小孩的扣除额，将比第一个小孩的多；小孩越多的家庭扣税额也将更高。
　　
　　日本政策提议者认为，有关的大家庭税务政策，可帮助日本恢复传统的多子多福“大家庭”制度，以便抢救日本面临的人口急速减少的局面。
　　
　　据了解，在日本的旧农村社会里，大家庭制度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不过，在步入现代后，尤其在1970年代以后，当日本取得高度经济成长，孩子结婚后就另外组织小家庭，于是“核家庭”就取代了大家庭。近期，日本当局更发现，不仅仅是核家庭现象蔓延，比核家庭更小的家庭单位“独身族群”也在与日俱增。
　　
　　日本卫生部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就显示，在1970年代出生、目前已三十岁的日本女性不愿生小孩。该报告还作出详细分析，认为这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1953年出生的日本女性中，有18%没有孩子；1961年出生者，有31%没有孩子；1971年为48%，而1974年后则超过半数，有51%的人还未当妈妈。
　　
　　日本年轻人不结婚和趋向晚婚的现象，让日本国家和各级领导人焦急万分。由于日本人口减少问题加剧，不仅老幼人口比率失衡，也将影响日本经济发展。如缺少年轻人口，将使生产力下降，引发消费市场萎缩。老年人问题增加，也将引起税收、国家开销支出不平衡，进而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引用:

有一首歌唱道：“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在中国古代，“断子绝孙”可以说是最恶毒的一句骂人话；然而在今天，“断子绝孙”不但不再是骂人话，在某些人眼里，“断子绝孙”还变成了一种高尚的行为。2006年11月，程恩富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高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009年3月，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并说他准备将这个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程恩富何许人也？此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头上还有一长串的光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部级跨世纪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教育部中青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上海市社科联常委，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中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和上海市经济学会5个重要学会的副会长……
　　本来，一个家庭如果自愿选择不生孩子，这属于这个家庭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然而，如果把丁克家庭提升到“对祖国发展有贡献”这样的高度，并且用“应该享受高保”来奖励丁克家庭，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程恩富说：“如今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已有少数年轻人在维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我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他的依据是：“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
　　程恩富的“充分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就业率或失业率与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必然联系，一般来说，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低，经济萧条时失业率高。一方面，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阿根廷的人口密度很小，每平方公里只有12个人，但阿根廷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很多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如日本）。程恩富既然喜欢人口少，他为什么不搬到人烟稀少的村庄去住呢？他为什么喜欢住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呢？可以设想，如果程恩富搬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庄，他这位堂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能不能找到工作，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至于说到国家对孩子的投入，事实上，在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投入是主要的，国家的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国家对孩子的投资并不是无偿的，因为孩子长大并参加工作后，国家是通过税收来连本带利收回这笔钱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赢利的。因此，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多数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而国家则对多生孩子的家庭进行补贴，生的小孩越多则补贴越多。设想一下：假如程恩富的父母是丁克，是不是就“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程恩富岂不是认为：他自己的出生是一个错误？
　　有人说：“丁克家庭由于没有子女，因此节约了自然资源。”但事实上，在丁克年老退休之后，是需要下一代来赡养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美国GDP的8%来自能源，4%来自除了能源以外的其它自然资源，这两者加起来占GDP的12%，但这12%除了包括自然资源的直接成本以外，还包括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内。也就是说，直接的自然资源占GDP的份额不到12%。相比之下，劳动力的贡献占GDP的50%~75%。因此，丁克家庭对下一代造成的负担远远大于多子女家庭对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
　　假如计划生育政策真的重奖丁克，会有什么结果呢？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假设绝大部分夫妇都想“对祖国发展有贡献”而响应程恩富的号召当丁克，那么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都是老人了，没有多少人能工作，这应该享受的“高保”又如何兑现呢？有人说：“不可能绝大多数夫妇都愿意当丁克！”然而，如果国家奖励一种事，难道不是希望全部人（或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吗？既然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家奖励这种事，岂不是太荒唐了？
　　不过，程恩富的观点是完全符合计划生育理论的，因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惩罚多生”的，既然惩罚多生，那么奖励少生乃至丁克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如果人类都是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如果人类都是只会消费而不会创造的废物，那么，不但应该奖励丁克，还应该对自杀者授予“烈士”称号，因为自杀者为减少人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从几千年前一直到现在，随着世界人口总量的增加，人均财富也随之增加。这就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减少了人口，也就等于减少了社会财富。
　　何亚福

引用:

　　程大官人和一些人认为中国合适的人口数量是7亿、6亿，甚至是4亿、3亿，然后用现在的GDP一除---------世界强国！！！！！
　　GDP和社会财富是由“人”这个最珍贵的资源创造的，没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哪来的需求、哪来的消费，没有需求和消费哪来的生产，3亿人怎么可能创造13亿人才产生的GDP。。。

引用:

　　　　日本修正法案拉响千万移民社会前奏
　　　　
　　　　3月6日，日本政府内阁通过了法务省提出的《入国管理难民法改正案》，并提交国会审议，欲推动改正案在本次国会中通过。
　　　　
　　　　这次改正案，对原有的《入管难民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归纳一下这个改正案的内容，可以看出管理一元化、在留长期化、出入方便化、人权法制化、单纯劳动力合法化、来源多元化、守法严格化等特点。由于这次改正法的突出特点在于促进外国人定居和广开外国人来日途径，因此可以说这次改正法拉开了千万移民来日的前奏。
　　　　
　　　　首先，在留管理一元化。这次改正法规定，废除外国人登录制度，建立外国人在留卡制度。外国人入境时，出入境管理局将为中、长期在留外国人发行带有电子 IC信息的在留卡，而下列外国人除外：1、日本滞留期限为3个月以下的人；2、持有短期在留资格的人；3、持有外交和公务在留资格的人；4、经法务省判定，可归为这三类人之内的人。外国人在留卡记载事项包括：1、姓名、生日、性别、国籍(或地区)；2、在日本的住所；3、在留期间及在留结束日；4、在留许可的种类及批准年月日；5、在留卡号码、发给时日及有效期间；6、有无就劳限制；7、其他法律规定的事项。永住者的在留卡有效期间为7年，其他到在留资格结束为止。
　　　　
　　　　IC信息在留卡将与居民基本系统联动，除有正面半身照片外，还有居民基本系统必要的全部信息和防伪功能。现行的入境和在留制度，是由国家签发在留许可，由市町村主管外国人登录，是二元制度。国家没有关于外国人登记信息的调查权，外国人管理颇为分散，有欠精确，有的非法滞在者可以在地方政府得到登录证，地方政府也没有检举非法滞留者的义务，因此留下了非法滞留的温床。今后将进一步完备连接全国市町村的外国人居民基本系统的联网数据库，国家将对外国人出入境、转入、转出、在留资格变更、期间更新、永住权取得，及是否加入了劳动、社会保险、国税和地方税的交付、雇佣、劳动及社会保障等范围广泛的信息，实行一元化管理。
　　　　
　　　　第二，是在留期间长期化。外国人在留资格上限延长到5年，就是以前那些在留地位和人权都得不到保证的研修生、实习生，也将能获得5年在留资格。
　　　　
　　　　第三，是出入日本便利化。外国人在一年以内出入日本，可以不办再入国手续；而且办理一次出入国手续，有效期限将延长至5年。
　　　　第四，是人权保证法制化和单纯劳动力合法化。以研修生为例，按照现行法律，以研修生身份进入日本的外国劳动者，在研修期间不管怎样受雇用主酷使、剥削，都不受劳动相关法律保障，因为他们是一种半学生、半学徒的身份，不是劳动者，因此不受劳动法保护，遭遇非法待遇也无处申冤。而新的改正法，设立了属于劳动者的 “技能实习1”和“技能实习2”在留资格：第一年来日研修的研修生属于“技能实习1”，来日学习两个月日语后，企业主就需与他们签订雇用合同，受到“最低工资法规”等劳动法相关法律的保护。日本把研修生作为劳动者导入，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改革，这意味著日本一贯不承认引进单纯劳动力的做法开始改变，单纯劳动力将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另外，在日本的入管收容设施里经常发生侵犯外国人人权事件。这次改正法规定，在法务省令规定的入管管理官署内，将设立入国者收容所等视察委员会，监督入管收容管理状况。
　　　　
　　　　第五，有定住倾向的外国人来源多元化。取消“就学”在留资格，统一为“留学”在留资格，而且留学条件大大放宽。以往想到日本留学的外国人，需要在本国完成12年以上教育，就是说高中没毕业者难以来日留学。
　　　　
　　　　这次改正法删除了在本国需完成12年以上教育的条款，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中(含中等教育学校的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专修学校、各种学校及设备、编制相当于这些学校的教育机关都可以招收留学生。
　　　　
　　　　这样，留学生来源将大大放宽，意味著许多社会人和未成年学生都可以作为留学生来日，而且他们不会像以前的就学生那样，在打工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几乎没有奖学金、不能享受交通费半价、只交6%的医疗费的医疗补贴制度等，他们可以在享受日本有关留学生优惠制度的同时长期在日本学习，也自然会显现出强烈的定居化倾向。
　　　　
　　　　第六，是守法义务严格化。改正案新设许多强制送还事项，如为其他外国人伪造文书使其入境、助长非法就劳、伪造在留卡等，都将成为强制送还的对象。还有，在留卡事项有所变更或丢失时，必须在14天内申告。
　　　　
　　　　在谈到这次法律改正的理由时，法务省指出：为了进行公正的外国人在留管理，需要构筑法务大臣持续性必要信息的制度，同时为了实行在留资格上限延长、使合法在留外国人更加便利、保护外国研修生等必要事项，有必要进行法律修改。
　　　　
　　　　纵观这次入国管理难民法改正案，其核心是通过延长在留期间促进外国人定居化，通过留学范围的扩大和对研修生劳动者身份的承认促进年轻外国人来日的多元化和数量的增加，通过简化再入国手续增进国际文化与商贸的交流，通过保障外国人人权和加强外国人法律意识促进其公民化。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日本少子、高龄化不断进展的背景下，为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日并促进他们定居而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修改。这次法律修正拉响了执政党有识之士提出的日本吸引千万移民蓝图的前奏曲。

引用:

　　程恩富先生这个建议很好，我早就想到了，不过我不是人大代表说了影响没那么大。很多不懂经济的网友总是把单个人的经济分析与国家整体的经济分析混为一谈。就个人来说不存在资源缺乏问题，但是就整个国家来说资源的供应是受自然条件限制有定量的。中国的发展由于人口太多已经让能源资源不堪重负，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但是不发展又不行，这矛盾已经很严重了。如果没有几十年前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不可能有这么大发展成就。那些发对计划生育的人都极其自私，自己有几个臭钱能养起两个孩子就来妖言惑众。你不看看现在国家房价这么高就是有钱人对低收入者的资源挤占。
　　坚决支持程先生，占在真理一边不要站在愚民一边。愚民的思维只会把中国引向灾难。我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大庆的出油量在逐年下降，像抚顺、阜新、白银等等资源型城市资源已经在接近枯竭，当国内因为资源匮乏而陷入发展困境的城市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还是任人口不断增长下去，那么结果只有出现社会骚乱，甚至发展的混战之中。
　　人类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并不是人口增加了生产力就自动发展。当一定的生产力水平遇到过多的人口时，使人口超载时，就会发生灾难。这就好比一辆车，车的载量是可以增加的，但是在增加前超载严重则大大提高了出现交通灾难的几率。一旦发生灾难则车毁人亡。社会也是一样，只有自我调整让人口处于合适的范围才能良性发展。如果人口严重超过资源和生产力的承载能力，那么自然法则就会起作用，用战争或者瘟疫来调节过多的人数。这样的实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不过给没有文化，不懂经济社会发展的人讲这些都没用。他们的大脑已经被多姿多福的愚昧落后封建思想所控制，再也没有了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且，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多是农村出来的人，虽然读了几年书，但是思想还浸泡在封建传统的迷蒙里，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生活规则。这也是农村人和城市人组建家庭导致冲突的原因。如果一个农村出来的青年娶一个城市女孩，生个孩子不是男孩那么就对这个女的不会好了，而且总在做着超生的梦想。我劝大家还是放弃农村封建传统思维吧。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只有3亿人，那么国家会鼓励你们生。可是，我们现在是13亿，而且还有好多没上户口的黑户。再不控制就会出问题。当然不会想你们夸张说的一直控制到灭种的，放心吧，当我国人口开始转向减少的趋势，国家会及时调整政策的。目前阶段还是劝你们适度控制下自己难以按奈的生育欲望吧。

　　目前之情况下少生或者不生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当人口只有3亿时则是多生是为国家做贡献。不同条件下结论不同的。
　　大家都说日本人口密度大。其实我国的人口密度比日本还大。为什么呢？我们的国土有差不多一半是高寒雪原、沙漠、隔壁、荒原，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把我们的国土除以2，则我们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土正好是日本的10倍还少一点。而我国的人口比日本的10倍还多一点。这样一算我们的人口密度比日本大。而且日本是岛国，在这个海洋经济时代日本漫长的海岸线让日本经济发展占尽优势，而我国除沿海几个省大多数在内陆。请你们不要动不动说日本人口密度大，好好做点扎实的研究吧，不要说出经不起推敲的言论让人笑话。

引用:

　　编号：E两会提案第2193号
　　案由（提案主题）：“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
　　提案人：何亚福
　　
　　内容：
　　
　　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计划生育：
　　
　　第一种计划生育是“家庭计划”（英文是family planning），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由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政府或家庭计划生育机构提供指导和适当的辅助措施。家庭计划的基本理论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避孕知识和方法，世界上多数妇女实际拥有的子女数多于她们真正想要的数量；避孕和节育可以使妇女有能力拥有她们真正想要的子女数。这种计划生育是服务性质的，而不是强制性质的。实行家庭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义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就是这种“家庭计划”。
　　
　　第二种计划生育是由政府对生育数量进行预先的设计，实行人口再生产的计划化，采用行政手段来进行人口控制，夫妇生孩子要经过计生部门的审批，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因此，第二种计划生育也称为“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第二种的计划生育。
　　
　　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管理型政府”是把人民看作管理的对象，而“服务型政府”是把人民作为服务的对象，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与此相似，计划生育也应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也就是由“计划生育”转变为“家庭计划”，计生部门也相应地转变职能，其主要职责是提供避孕服务和生育健康服务。
　　
　　有人可能担心，“计划生育”转变为“家庭计划”之后，如何控制人口增长？其实，要控制人口增长，可以采取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些，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就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不必“养儿防老”；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由于要忙于事业和工作，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
　　
　　也有人担心：“有些父母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偏要生这么多孩子。不实行计划生育怎么行？”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一对夫妇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对夫妇自己才最有发言权。孩子究竟是家庭的福利还是负担，只能由这个家庭来确定，外人根本无从进行计算。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不要企图代替别人来决定他们应该生多少个孩子。不错，世上也有极少数的父母是不称职的，他们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却还要生这么多孩子，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的缘故。那么，政府在这方面所应该做的，是提供指导性的避孕服务和帮助，以减少非意愿的怀孕，但不应强迫。假如以极少数不称职的父母为借口而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也完全可以实行“计划吃饭”，由政府来规定每个人应该吃多少饭，因为世上毕竟也有极少数人不懂得自己应该吃多少饭才合适。
　　
　　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其中很多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面临人口数量的压力，但没有哪个国家实行中国式的强制计划生育。他们只是采取政府引导、提供服务等柔性措施，他们尊重国民的生育权，但又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育率过高的问题。而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控制人口增长，会带来加速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激化社会矛盾等等恶果。
　　
　　建议：
　　恢复“计划生育”的本来意义，把强制的计划生育改为自愿的家庭计划。
　　
　　提案网址：
　　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 ... 90&boardId=1&view=1

引用:

　　假如中国13亿里头大部分是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农民，那自然了，人口太多了。砍吧，像mzd那样搞个几年所谓的自然灾害，不就可以饿死不少人了吗，那些支持计划生育的人最好也去吃观音土坠腹而死为国家做贡献。
　　假如这zhrmghg建国近60年来，认认真真地推进国民的教育，而不是实施愚民教育，特别是前30年的全力扼杀知识分子阶层，把很多民众都培养成没什么科技创造力的只靠自然资源而且只懂得原始方法使用自然资源的愚蠢的猪，那还会有今天的人口困境吗？
　　教育搞好了，大家都本科研究生毕业的，首先不就是意味着年轻人的结婚生子年龄普遍会推迟到30岁左右吗，那比现在很多初中高中就辍学在家而20岁左右就生孩子的情况要少少生多少啊？
　　教育搞好了，社会创造能力提升了，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白领工作多了，社会保障加强了，有多少会像现在很多人呢抱着养儿防老的想法想要多生几个孩子呢，至少现在我所了解的在城市里工作的女白领，想生1个以上孩子的很少很少。。而现在这种状态，特别是农村，没有儿子，你老了干不动了，就自个儿找个坑把自己埋了吧？
　　老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难道不是靠人整出来的啊。正常受教育的话，10个脑袋肯定比1个脑袋好使吧。。说地球的资源有限，你们没脑子吗，看不到这几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日新月异吗？你们没上过学，不知道宇宙目前来说是无限的，可是我们还只能局限在小小地球上吗？如果全民，或者全球的人素质都普遍提高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类是不会在活到把地球资源耗光还不能轻轻松松向无限的宇宙进军的。

　　所以那些提中国式野蛮计划生育的，就是想竭力掩盖zf在推进zg全民教育，提升全民素质上的极大不作为。。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历史终究会审判他们的。

引用:

　　从深圳人口变迁看计划生育理论
　　
　　何亚福
　　
　　1979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面积2020平方公里，人口31万。而毗邻宝安县的香港面积11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可见，香港人口密度大约相当于宝安县的三十倍！根据计划生育理论，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少，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当时的宝安县应该比香港更富裕才对。事实如何呢？
　　
　　1979年5月6日，来自宝安县以及附近地区的数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冲破深圳的海防前哨，涌向香港。这场偷渡潮是由一则谣言引起的，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第二天（5月7日），在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偷渡者的尸体。为什么很多偷渡者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渡到香港？因为当时香港的人均收入比宝安县高几十倍！
　　
　　也许有人会说，拿宝安县与香港对比不太合适，因为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么，下面我用今天的深圳市与其前身宝安县进行对比，看看计划生育理论是否站得住脚。
　　
　　根据深圳市政府网站的数据：经重新勘测，深圳市总面积为1952.84平方公里，略少于原来统计的2020平方公里。据2007年5月11日深圳新闻网报道：“去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数已经超过846万，实际总人口已超过1200万人。深圳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人口密度直逼香港和东京。”
　　
　　深圳人口从1979年的31万达到现在的一千多万，人口增加了三十多倍。根据计划生育理论，自然资源总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越用越少的），现在深圳的人均自然资源不到1979年的三十分之一，那么，今天的深圳应该比1979年更贫穷才对。事实如何呢？
　　
　　2008年1月29日人民网报道：“昨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2007年深圳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快报。快报首次公布：深圳2007年人均GDP为10628美元！这是深圳首次跃上人均1万美元的新台阶，也让深圳成为我国内地目前首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而且，这次计算深圳人均GDP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计算的。
　　
　　虽然我认为人均GDP的统计可能存在一些“水分”，但深圳现在比1979年富裕得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深圳人口从1979年的31万增长到现在的一千多万，不但没有变得更贫穷，反而成了中国大陆最富裕的城市。在这个事实面前，计划生育理论显得非常荒唐。
　　
　　那么，深圳为何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就是因为从1979年8月开始设置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8月正式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采取了与以前不同的经济政策。可见，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靠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石油和钢铁，而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引用:

　　程恩富教授才应该得诺奖
　　
　　昨天上午跟导师参加北京外国经济学说会年会，有幸第一次聆听程恩富教授的发言，对其崇拜之情油然而生。现把其讲话的要点摘录如下，相信各位网友看后一定同意俺的看法：诺奖委员会一定瞎了眼，忘了中国还有一个唯一的能得诺奖的学者！
　　
　　程教授语录：
　　
　　第一条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说，心理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特别是对经济学研究，心理学非常重要。当时我着手创立一门经济心理学。后来由于公务繁忙，就没顾上。西方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了行为经济学。但其研究还是不如我早期的思想。目前我正让我的博士生在进一步总结”
　　
　　第二条 “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是错误的，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错误的。尽管后来西方学者对经济人做了很多修正，但还不够到位。我在前些时写了一篇关于新经济人的论文，应该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最全面的最到位的总结和推进（即教授的意思应该是他的这篇论文是关于这个问题迄今在国内外最权威最科学的最前沿的）”
　　
　　编者注：仅此两条，早期的贝克尔、西蒙等和后来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就得靠边，2002年的诺奖得主应该是程教授！
　　
　　第三条：“我是经过网络评选出的5个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好的经济学家，不像张某某，是网络评选出的5个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反面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一点通过互联网有据可查”
　　
　　第四条：“我在上海财大的时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上课，学生都是打了优秀；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上课，就差很多了（大概都是良好甚至以下——编者注）。这说明上财的学生是有辨别力的，有水平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老师视野宽阔、贴近现实、有很高的学术素养、讲课生动、。。。。”
　　
　　第五条：“从现在来看，海龟都是糊涂蛋。早年毛主席就出国一事咨询梁启超时，梁启超说，不出国也可以，对国内的情况深入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毛主席送了很多人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做研究。结果正是毛主席领导了那些出国的人。（如果编者没理解错的话，程教授的意思是，他自己就相当于目前学术界的毛主席——编者注）”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这里就不说了。
　　
　　俺听到这些言语，犹如醍醐灌顶，真后悔没有投到他的名下。这么杰出的学者，怎就没有发现呢？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引用:

　　打了败仗能怪“士兵太多”吗？
　　
　　何亚福
　　
　　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将军带领十万军队与敌军作战，敌军只有一万人，但由于这位将军的指挥失误，以及士兵缺乏训练，结果十万军队反而打了败仗。这位将军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说：“这次打了败仗，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太多了，敌军只有一万人，而我军却有十万人，我军当然会打败仗。所以，我们应该大量裁减人员，只留下一万人就够了，这样我军就能战胜敌军了。”裁军之后，将军仍不重视提高自己的指挥水平，也不重视士兵的训练，结果第二次与敌军开战时，败得更惨，几乎全军覆没。
　　
　　本来，在战争中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将军的指挥水平、士兵素质和武器装备等因素。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士兵越多，越有利于战胜敌人。有句古话说：“韩信将兵, 多多益善。” 有才能的将军是决不会嫌士兵太多的，只有无能的将军才管理不了太多的士兵。同样道理，一个国家能否富裕起来，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人口多一些反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因此，欧洲正朝着联合、统一的方向迈进。有些人把中国的贫穷归咎于“人口太多”，这与这位将军把失败归咎于“士兵太多”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四亿多人，日本只有几千万人，然而日本就能占领大半个中国。人不贵多而贵精，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就能打败日本！”美国当然能战胜日本，但加拿大能战胜日本吗？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发达国家，国土面积也差不多，但人口相差10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现在，在没有其它国家参战的情况下，假如美国与日本开战，美国一定能获胜；假如加拿大与日本开战，日本一定能获胜。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人口素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就起到决定作用。
　　
　　有人说：“美国之所以能战胜日本，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加拿大之所以不能战胜日本，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总量不及日本。”然而：第一，为什么加拿大的经济总量不及日本呢？还不是由于人口太少的缘故吗？假设美国的人口减少到与加拿大一样，那么，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可能超过日本，但美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不及日本。第二，经济总量大不等于军事实力强。例如，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总量大于以色列，但军事实力比不上以色列。
　　
　　将军把打了败仗归咎于“士兵太多”并不奇怪，因为这样将军就没有责任了。但假如士兵也认为打了败仗是由于“士兵太多”，这就奇怪了。同样道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把这个国家的贫穷归咎于“人口太多”，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样政府就没有责任了----既然这个国家的贫穷是由于老百姓生孩子太多，那么责任在老百姓而不在政府。但假如老百姓也认为国家贫穷是因为“人口太多”，这就奇怪了，这真是应了这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他数钱”。假如人口多的国家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太多”这个理由成立的话，那么，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的政府同样可以说“我国贫穷是由于人口太少！”
　　
　　有人说：“羊生一千只仍是羊，狮子生一只仍是狮子！”这句话当然没错，但反过来也是对的：“羊生一只仍是羊，狮子生一千只仍是狮子！”穷人只生一个孩子仍然是穷人，富人多生几个孩子仍然是富人。
　　
　　有人说：“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这句话当然没错。然而，减少人口数量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现在独生子女的素质，并不比双子女的素质高。并且，计划生育将大量的行政资源用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因此挤占了本可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的资源。如果把花在计划生育上的人力和物力改为花在教育上，无疑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引用:

　　解决“中国人口太多”的一个最简单办法
　　
　　何亚福
　　
　　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关于这一点，我已在《“中国人口太多”是一个流行的谬论》一文里说明了理由。本文是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口太多”的人而写的。
　　
　　那些认为“中国人口太多”的人，总喜欢说“中国人口基数大”。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人口基数确实很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各只有约6000万人口，西班牙人口约4000万，他们的人口基数都不大。那么，为什么英、法、意、西等欧洲国家的人口基数都不大呢？原来，在古代，这些欧洲国家都曾经是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后来罗马帝国分裂成很多个国家，所以现在欧洲各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当然就变小了。而中国并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分裂成很多个国家，所以人口基数当然就大了。找到了中国人口基数大的根源，那么要减少中国的人口基数，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把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这样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就变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抱怨“中国人口太多”了！
　　
　　有人会说，假如中国分成几十个国家，虽然各自的人口基数变小了，但人口密度并没有变小。对此，我的回答是：从人口密度来说，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5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0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50人/平方公里，意大利为190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像某些中国人那样抱怨“人口太多”，他们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计划生育来减少人口，相反，很多国家还在鼓励生育。如果只看人口总量而不看人口密度，那么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外国”，中国有13亿人口，外国有53亿人口，那么外国人岂不是要大叫：“不得了啦！中国只有13亿人，而我国有53亿人，我国人口太多了！”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当然也反对分裂。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反对分裂，那么，一个统一的中国，人口基数当然就大了。所以说，人口基数大是好事。前苏联人口比美国还多，然而现在俄罗斯人口仅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就是因为前苏联分裂成十几个国家。假如某一天中国的人口基数变得像欧洲国家这样小了，很可能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了。现在欧洲国家并不害怕人口基数大，他们正在朝着联合、统一的方向迈进。假如将来欧洲联盟演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人口基数当然比现在各个欧洲国家都大得多。推而广之，假如将来全世界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么人口基数肯定比中国人口基数大几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国”的人口就是太多了。
　　
　　有些人常常喜欢把中国人口与美国人口相比较，说什么“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所以美国才这么发达。”他们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而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开发历史。200多年前，中国人口超过3亿时，美国人口只有300多万。中国的人口学家李小平主张：“200年内把中国人口降到3亿左右，这是中国人口最佳的数量模式。”他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不是从13亿人口减下来的，而是从独立之初的300万增加到现在的3亿。美国发达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口少，相反，美国的人口一直在增加；而且，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是最多的。“中国只有把人口减到3亿，才能与美国一样发达”，这种观点与“东施效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有些人从“北京人口太多”推导出“中国人口太多”。但不知他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有这么多外地人要涌进北京？为什么没有大批美国人涌进华盛顿？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治中心，那么就不会存在“人口太多”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不但是政治中心，还要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并且首都人还享有优惠政策，那么全国很多人都会削尖脑袋往首都钻，哪怕全国人口减少一半，首都还是“人口太多”。要解决“北京人口太多”的问题，需要从改革体制上着手，缩小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不是靠实行计划生育来减少人口。事实上，现在北京的生育率已经是超低水平了。

引用:

　　人是最可宝贵的吗？
　　
　　何亚福
　　
　　人是最可宝贵的吗？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地球上生存着数百万种植物和动物，陆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应有尽有，其中最宝贵的生物是什么？相信人们都会回答：是人类！
　　
　　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漫长历史，但只是在几百万年以前，才出现了人类。如果把46亿年比作一天，那么人类相当于是在一天中的最后几秒钟才出现的。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相比，人类是唯一有智慧的生物，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大奇迹。因此，我们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并不仅仅是人类的固步自封。
　　
　　然而，人又是多么的矛盾啊！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上，不是有人“自豪”地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了四亿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果说中国减少了四亿只老鼠，那么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老鼠是害虫。然而，既然人是最可宝贵的，那么减少了四亿最可宝贵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谁都知道，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把少生四亿人口当作“伟大成就”，难道，中国人的平均价值是负数，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消耗价值大于创造价值的废物，压根儿就不应该生存于这个世界上？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而抗震救灾的第一位工作就是抓紧时间救人。可见，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一点已形成人们的共识。计划生育把少生四亿人口当作“伟大成就”，那么，减少人口不正是符合计划生育的目标吗？一边抢救人的生命（从而增加人口），另一边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减少人口），岂不是互相矛盾？
　　
　　有人说：“抢救的是已经存在的生命，减少的是尚未存在的生命，这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不错，这两者表面上是不同的。然而，假如没有计划生育，那些“少生的”人口就会成为已经存在的生命。杂文家刘洪波写过一篇文章《计划生育还是计划杀人？》，提到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曾残忍地处死了一位超生男婴。可见，在某些计生工作者的眼里，如果是“计划外”出生的，即使是已经存在的生命，也是不该存在的。
　　
　　一个婴儿是否应该来到世间，本来只应由这个婴儿的父母来决定。如果育龄夫妇不愿意生孩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例如，很多发达国家都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如果育龄夫妇愿意生孩子，而计划生育又不允许他们生孩子，那么其结果就是减少了本应存在的生命，也就是减少了人口数量。
　　
　　有人说：“如果那些少生的人口出生了，就会侵占其他人的资源，从而剥夺其他人的生存权。”我想反问这种人：“按照你的逻辑，那么请问你的出生是不是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存权？”
　　
　　也有人说：“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多，所以中国的人不值钱。”对此，我想反问：“秦朝时中国只有二千万人，是不是当时的中国人就很值钱？非洲小国卢旺达人口只有几百万，是不是卢旺达人就很值钱？那么为什么卢旺达又会发生种族大屠杀？”
　　
　　又有人认为，现在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太多了，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了，所以应该减少人口。然而，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并不新鲜。早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圣杰罗姆说：“这个世界已经人满为患了，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了。”那时候全世界只有大约2.5亿人口。从人类几千年历史来看，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人口都比以前多，那么，只要是对人类有憎恨之心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宣称“地球上的人口已经太多了”，并以此为根据，大肆消灭他们所憎恨的东西----人。

引用:

　　“叶公好龙”与“中国人口太多”
　　
　　何亚福
　　
　　在春秋时代，楚国有个叫叶子高的人，大家都叫他叶公。叶公非常喜欢有关龙的东西，不管是装饰品、梁柱、门窗、碗盘、衣服，上面都有龙的图案，连他家里的墙壁上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大家走进叶公的家还以为走进了龙宫，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天上的真龙知道叶子高是如此喜欢龙，很是感动。一天，真龙降落到叶子高的家里，它把头伸进窗户里探望，把尾巴拖在厅堂上。叶公见了，吓得脸都变了颜色，惊恐万状，回头就跑。真龙感到莫名其妙，很是失望。其实那叶公并非真的喜欢龙，只不过是形式上、口头上喜欢龙罢了。
　　
　　现在有一些人常常说“中国人口太多”，他们主张大量减少中国人口。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主张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以达到他臆想中的“最佳的数量模式”。又如，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既然李小平和程恩富认为人口少比人口多好，那么，他们应该搬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住。然而，李小平居住在北京，程恩富居住在上海。众所周知，上海和北京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所以，李小平和程恩富都属于叶公好龙的人物，口头上说喜欢人口少，但实际上却喜欢住在人口多的大城市。
　　
　　现在有一些外地民工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就认为：“大城市人口太多了，所以很难找工作。”然而，不知他们想过没有：如果你认为人口多就导致找工作困难，那你为什么不去人口稀少的小城镇找工作呢？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可是很多外省民工都跑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找工作，他们为什么不跑到西部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找工作呢？
　　
　　不但中国有叶公式的人物，韩国也有叶公式的人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计划生育，提出了“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甚至出现了“即使生一个，三千里(韩国面积简称)也满员！”的鼓励不育的口号，降低生育率的愿望何等强烈！然而，当“真龙”（低生育率）真的到来时，韩国人又害怕起来：人们都不生孩子，将来谁去工作，谁去交税，谁来赡养老人？甚至有人担忧将来参军的男丁不够，是否会发生征集女性从军的事。韩国又是一个强调单一民族血统纯洁性的国家，面对即将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不可能像欧美那样，靠输入外国移民来解决问题。因此，现在韩国又提出了新的口号来鼓励生育：“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多个蜡烛的光当然比一根蜡烛更明亮”、“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抱怨“中国人口太多”，希望中国人口早日进入负增长。然而，当“真龙”（人口负增长）真的到来时，他们又会害怕“真龙”了。只要回顾历史就会看到：虽然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崛起，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必定同时伴随着人口增长。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同时，人口处于下降之中。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历史便是明证。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论中国的“大国崛起”，然而，再过十多年，中国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那时中国还未发达就已经垂垂老矣。一个进入人口负增长并且陷入极度老龄化的国家，能够实现“大国崛起”吗？

引用:

　　空想的“适度人口论”
　　
　　何亚福
　　
　　所谓“适度人口”，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达到预定目标的理想人口数量。 “适度人口”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不同的人口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或爱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适度人口”数字。例如，“人口控制论”创始人宋健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3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经济学家胡鞍钢从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结构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适度人口目标：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的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2020年为11.5亿，2050年为13.8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李伟雄认为：“只要继续严格坚持计划生育政策，100年到200年以后，中国的最终人口规模将可以控制在5亿到8亿，到时候中国人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可见，中国的“适度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还听说过有一个小伙子说：“全世界的适度人口是只剩下我和一个美女！” 用一个比喻可以形象地说明“适度人口论”的本质是什么：有一家人口学研究所一共有10个研究员，有一个公共厕所，有5个冲水马桶坐厕。所长说：“我们研究所共有10个人，只有5个坐厕，显然不符合适度人口理论。因此，我们研究所应该裁减5个研究员，使每个研究员都有一个坐厕，这样才符合适度人口论。”
　　
　　在所有的“适度人口论”中，宋健的理论影响最大。假如宋健的“适度人口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第二，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从实践上来看，假定“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当中国将来的人口降到7亿时，由于生育率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因此人口仍然会继续下降。到了那时，为了维持7亿的“适度人口”，要不要强迫妇女怀孕呢？要知道，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高生育率却很难。现在俄罗斯、日本等国就为人口下降而大伤脑筋，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却收效甚微。
　　
　　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谈论“适度人口”，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适度人口标准。如果是在1900年计算，人口学家会认为中国人口适度人口是3亿，看看那时候那么多饥民。如果在1960年算，5亿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因为那时7亿人口也饿死了那么多人。1980年代初中国有10亿人口，于是人口学家认为适度人口是7亿。谁能规划100年到20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适宜程度？为什么今天13亿人口，比过去7亿人口生活得更好？我认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只应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只要每个家庭的人口都适度了，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适度了。
　　
　　“适度人口论”本来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把这种理论付诸实施。“适度人口论”的代表人物、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说：“人口学家可以把适度人口论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工具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然而，中国人口学家却把“适度人口论”当作“实数”，人口政策也深受“适度人口论”的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人口战略组把1.8定为最佳生育率，无疑是希望减少中国人口，以达到所谓的“适度人口”。

引用:

　　劳动力廉价并不是因为人口太多
　　
　　何亚福
　　
　　记得以前读中学时，有一次上政治课，当老师讲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时，有一个同学问道：“老师，为什么工人一定要给资本家剥削呢？工人不去打工，不就可以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吗？”老师说：“不去打工？那工人有什么生活来源？岂不是要饿死了？”我当时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确实是剥削工人，但资本家并没有强迫工人一定要为他打工，你可以选择失业，这样就可以不被资本家剥削了，但肯定有其他工人愿意被资本家剥削，你不愿意干，自然有别的工人愿意干！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为什么这么廉价？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所以，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价格。”我认为这种观点就好像那个学生说“工人不去打工，不就可以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吗？”一样幼稚，因为在产业升级以前，如果中国劳动人口减少了，那么外资就会转移到印度、东南亚等国家，中国将陷入经济衰退之中，不但提高不了劳动力价格，反而会使情况更加恶化。中国不愿意当“世界工厂”，自然有别的国家（如印度）愿意当“世界工厂”！
　　
　　那么，难道中国工人永远只能当廉价劳动力？当然不是这样！廉价劳动力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我们的产业逐步升级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价格自然也会逐步升级，这与人口总量的多少无关。减少中国人口数量根本无助于提高劳动力价格，越南和缅甸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更低。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几百年来人口一直在增长，同时劳动力价格也一直在上升。
　　
　　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就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技术工人相对来说并不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工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大量农村青年匆忙地离开家乡，一无所有地进入城市，这里的“一无所有”，不仅是指资金，更是指头脑----符合工业化时代需要的专业技能。
　　
　　企图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提高劳动力价格，不但不能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将使中国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趋于老化。这种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结构老化以后，青年劳动力比重低，中老年劳动力比重高，而人到中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衰退，眼花手拙，动手能力下降，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因而劳动力老化以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和行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老化的劳动力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较难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
　　
　　因此，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会加剧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老龄人口增多必将动用更多的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下降，投资减少，单纯消费增加，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且老龄化也会导致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中国的资金和人才就会大量外流到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这样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将失去复兴的机会，永远只能充当廉价劳动力。

引用:

　　何亚福何许人也？我不晓得。连他是男是女我都不晓得，称之“何先生”，不过因其名字像男人罢了。
　　你是什么人跟我没关系，你写的东东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这才是关键。
　　当初原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他的文章，讲计划生育的。
　　啐，计划生育有什么好讲的！我是“坚决支持计划生育”的，中国人太多了啊，超生当然不对啊，超生的人就是愚昧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是真理，没什么好讨论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我有个很聪明的脑子。但如果你从来只听过一种声音，那么再聪明的脑子也会失去思考能力。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以为我很聪明。
　　忽然看到一个叫何亚福的人，居然说计划生育是错误的。生平第一次，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看到了“一枚硬币之另一面”。
　　谁若以为小昭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那就错了。我固执得很。要说服我，你得拿出理由来。别人的话我不会天然接受，总要先经过自己的脑子，与我现有的知识和经历相印证、碰撞……然后，我才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人的观点，与我现有的知识严重不相符。好，看看你怎么说！
　　他是论点、论据、论证，“议论文”的三要素都不缺。有事实，有数据，有道理——还有，良心。就这么计划生育一个题材，亏他写得出几十篇文章，亏他还写得活泼有趣，让我这个最讨厌枯燥无味的人也愿意看下去。
　　我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几乎一瞬间，我便改变了立场，成为何亚福的支持者。
　　
　　他说生育权是基本人权。
　　他说中国人不是废物。他说正常情况下，人一生创造的价值总是多于他本身的消费。他说如果中国人自己都认为中国人太多了，别的国家的人当然会认为中国人是多余的。
　　他说人不是昆虫，不会呈几何级繁殖下去，自然界本身就有人口调节机制。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
　　他说人口世代更替率是2.1，中国近年几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2～1.3，但有关部门“调整”后变成1.8。
　　他说妇女和胎儿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说计生部门是利益人群。
　　他说高失业率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结构性失业”。
　　他说别人生孩子没有妨碍你的权利，是孩子的父母抚养孩子长大，你没有付一分钱。
　　他说人是最大的资源。
　　他说人口多少、人口密度，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人口少，但你为什么不去西部呢？上海等地人口密度很大，可你为什么要到上海呢？
　　他说，说中国人喜欢生孩子是谎言，相反，华人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民族。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其他国家，华人的生育率都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他说发达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家是“先富后老”；而计生政策造成了中国“未富先老”，养老将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
　　他说各民族不平等的生育政策造成汉族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可能引发某些地区的民族冲突。
　　他说计生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将有4000万适龄男性找不到老婆。
　　他说就算现在放开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难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因为人口的增与降有巨大的惯性，因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要阻止人生孩子是做得到的，要强迫人生孩子是做不到的。
　　他说德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拼命鼓励人们生育，仍然收效甚微。
　　他说……
　　
　　他说的太多了。我看得触目惊心。

引用:

　　人口政策与犯罪率的关系
　　
　　何亚福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国家应立法禁止三个月以上胎儿的堕胎，理由是：三个月以上的胎儿，已经基本可以被认为是人了。立法禁止对三个月以上胎儿的堕胎，可以一举两得：既能保护胎儿的生命权，也有利于缓解目前严重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问题，因为胎儿一般要到四至五个月才能用B超鉴定出性别。
　　
　　对于这种观点，网友们争论得比较激烈，两派观点针锋相对，一派认为：妇女应享有堕胎的自由，国家不应立法禁止堕胎。另一派认为：应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堕胎，即使是一个月的胎儿，也是人了，堕胎等于杀人。
　　
　　我至今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对于三个月以内的胎儿，孕妇应享有堕胎的自由，因为有些胎儿是意外怀孕的结果，如果孕妇不想要这个胎儿，却又不允许堕胎，勉强要她生下孩子，那么对于孩子和母亲恐怕都没有好处。而三个月以上的胎儿，已经具有人类的基本生命特征了，胎儿的生命权理应得到保护，不能随意堕胎了。况且，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让不想要胎儿的孕妇堕胎了。
　　
　　1973年以前，堕胎在美国的一些州是被法律禁止的，例如德克萨斯州法律规定：除了依照医嘱、为拯救母亲生命而进行堕胎之外，其他一切堕胎均为刑事犯罪。然而，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是违宪的。这个判例是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一大胜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比以前大幅下降了。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列维特（Levitt）经过深入研究，给出了犯罪率下降的四个主要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在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之后，大大减少了那些母亲不想要而又不得不生下来的孩子，而研究表明，这些不受母亲欢迎的孩子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人口政策（堕胎政策也属于人口政策的范畴）影响犯罪率的一个例子。
　　
　　那么，独生子女的犯罪率是不是比多子女的犯罪率高呢？根据芬兰奥卢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对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与犯罪关系所做的专项调查，独生男孩的暴力犯罪率是多子女家庭男孩的两倍。如果家里没有父亲，这样的独生子犯罪的比例则是其他孩子的８倍。2008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80后”犯罪率增高源于父母溺爱》的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一位检察官的话说：“许多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从小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由于父母无原则的溺爱，这些孩子走入社会后往往表现出好逸恶劳、毫无责任感等性格特征，对自己的放纵和侵犯他人利益不以为然，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不想要孩子却不得不要孩子，与想要孩子却不准要孩子，都是同样痛苦的事，都有可能促进犯罪率的升高。什么样的人口政策有助于降低犯罪率呢？就是让不想要孩子的父母有权不要孩子，让想要孩子的父母有权要孩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多少个孩子，应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就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使育龄妇女有能力拥有她们真正想要的子女数。

引用:

　　计划生育拉升了中国的离婚率
　　
　　何亚福
　　
　　据民政部统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离婚率直线上升，1979年离婚率为4%，1999年达到13.7%，2003年达到15%以上。民政部于2008年1月发布的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140.4万对(不含法院部门办理的调解和判决离婚)，比上年同期增长18.2%。
　　
　　中国离婚率升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1980年起全面推行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对离婚率升高所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便民维权措施》，规定现居住地计生部门不得强令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从这个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有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存在强令流动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的现象。如果打工仔夫妇一起去外地打工，他们就得每隔几个月回乡一次查孕查环。为了节省来回的车费，许多打工仔就只好让年轻的妻子在家里守活寡，只能每年春节期间回去过一次短暂的正常家庭生活。由于妻子平时不在身边，有些打工仔在寂寞的时候，有可能去找那些“发廊妹”，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家庭破裂。
　　
　　其二，城市家庭由于只能生一个，当第一胎是女孩时，有些丈夫由于求子心切，但又承受不起超生被开除公职以及巨额罚款的代价，因此采取离婚并与另一个女子再婚的方法，以求生一个儿子。
　　
　　其三，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更容易离婚。2009年2月17日《文汇报》报道：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民政部门办理国内离婚登记36811对（不包括法院判决的离婚案例），其中，30岁以下的有17412人。大量事实表明，“80后”草率结婚又轻率离婚的人数正持续走高。据分析，“80后”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跟父母过分溺爱，凡事帮孩子拿主意，养成孩子缺少忍让性、宽容度有直接关系。
　　
　　其四，现在有些地方存在“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强制性规定。有些夫妇为了不上环或不结扎，不得不采取“假离婚”这种方式来躲避强制上环或强制结扎。例如，2007年8月7日《深圳新闻网》刊登了一篇题为《为逃避节育环我和老公假离婚》的报道：我们离婚与感情无关，那个证只是办给某些人看的。我在大学毕业后跳了两次槽，最终到现在的公司取得了高级销售代表的职位。月入八千，也算“小资”的职业女性……决定嫁给左林那一刻，我从未想过要和他分开。谁知，儿子出生第二年，当地计生办主任便催促我去医院上环节育。那阵子身体明显反常，月经一来就不停，而且常腰酸背痛，下腹坠胀，没有食欲，真是苦不堪言。检查后才知是我的体质排斥节育环，坚决拆掉了那个讨厌的玩意儿。计生办主任收到风声后，几次告诫我必须遵守计划生育的规定，拖了一阵，怎么协商都不行，性急的我和计生办工作人员吵起来，脱口来了句“如果我离婚了，就不用按规定避孕了吧！”他们才无言。其实，假离婚的办法是我万般无奈之下想出来的，不是戏言。

引用:

　　“半个诗人”李小平的“三个绝招”
　　
　　何亚福
　　
　　最近，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篇人口文章，提出了如下的观点：“中国长远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应大致定为：1) 在2100年将人口总量降到8-10亿，力求8亿；2) 在2200年将人口降到3-5亿，力求3亿。”为了论证大量减少中国人口的“好处”，他运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证手法。下面归纳一下他在文章中比较常用的“三个绝招”：
　　
　　第一招：精心选择国家。本来，世界各国中，富裕的国家既有人口密度大的，也有人口密度小的；贫穷的国家既有人口密度小的，也有人口密度大的。然而，在“半个诗人”文章中所举的例子中，凡是富裕国家，就选人口密度小的；凡是贫穷国家，就选人口密度大的。他把人口密度小的富国（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人口密度大的穷国（例如印度、孟加拉国）进行比较，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人口少才容易富裕起来。他举例说：“孟加拉人口1.35亿，澳大利亚不到2千万，其国土和耕地面积分别是孟加拉的53倍和7.2倍。孟加拉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澳大利亚则上万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只及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人多何益？”
　　
　　这一招是很拙劣的，只能骗一些对世界地理知识一窍不通的人。要反驳“半个诗人”的这一招其实也很容易，按照“半个诗人”的逻辑，我们可以假设：有另一位“半个人口学家”把人口密度大的富国（例如日本、德国）与人口密度小的穷国（例如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进行比较，能不能得出结论说：人口多才容易富裕起来？
　　
　　第二招：地里能自动长出钞票来。李小平说：“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人口经济情况相比，日本人口从长远看应该至少减半。即便日本经济不再有任何增长，人口减半也可使人均GDP提高一倍”。按照李小平的“人口减半可使人均GDP提高一倍”的逻辑，如果美国人口减少一半，是不是人均GDP也可以提高一倍？如果美国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4，是不是人均GDP继续提高？如果美国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10，人均GDP是不是比原来提高很多倍了？然而，假如美国人口真的减少到现在的十分之一，美国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而已。而加拿大的人均GDP还比不上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七个主要发达国家（简称“西方七国”）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按国土面积的排列次序为：加拿大、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按人口数量的排列次序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这三国的人口数量很接近，都是六千万左右。而西方七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排列的，而不是按国土面积排列的。西方七国之中，加拿大面积最大，但人口排在末尾，所以经济总量也排在末尾。
　　
　　有人说：“中国的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几倍，为什么经济总量还比不上美国？”其实，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而与人口密度或人口数量没有多大关系。西方七国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相差不大，所以人均收入也相差不大。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与美国相差很大，没有可比性。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多，经济总量越大。我们从上述的事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假如现在日本人口减少一半，而其它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日本经济总量也会减少一半，人均GDP仍然不变。
　　
　　第三招：说梦话。李小平说：“有些国家可以在老龄人口比例高达40-50%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劳动力真实短缺的问题。”他说这种话有什么根据呢？现在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龄人口比例也没有超过22%，就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了。当然，现在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还没有达到40-50%，所以你并没有100%的事实来反驳他，权当他这句话是梦话而已。
　　
　　李小平的另一句梦话是：“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能力来说，未来100年绝对不会存在劳动力的真实短缺。” 100年以后，现在活着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劳动力再短缺，又关“半个诗人”什么事？路易十五早就说过了：“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所以，“半个诗人”是很精明的，他说一些“老龄人口比例高达40-50%”以及“未来100年”之类的梦话，让你现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半个诗人”则把这些梦话当成真理，来论述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的“好处”。就算将来的事实证明“半个诗人”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但他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你能奈他何？

引用:

　　船舶超载时，是先抛人还是先抛物？
　　
　　何亚福
　　
　　有一艘货船在海上航行，船上共有200个人，除了货物以外，还有很多淡水、粮食、宠物、桌子、椅子和其它杂物。突然，船长发现这艘船超载了，需要把船上的一些东西抛到海上，以减轻这艘船的重量。于是，船长把这200个人召集在一起说：“我们这艘船超载了，需要减轻重量，因此我决定把20个人抛到海里，否则这艘船就要沉没了！”
　　
　　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船长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不把船上的货物或杂物或宠物抛掉一部分，反而要先抛人呢？其实计划生育理论与这个船长的理论如出一辙，就是遇到问题时，首先拿人开刀。
　　
　　有人说：“计划生育计划掉的是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不是杀死活人。”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计划生育，这些婴儿是否会出生？计划生育宣传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那岂不是承认：假如没有计划生育，那4亿人是本应来到世间的。打个比方，现在民工欠薪问题比较严重，虽然民工还没有拿到欠薪，但这些钱本应属于这些民工的，只不过由于老板拖欠的缘故，民工没有拿到这笔钱而已。同样道理，这4亿人是本应出生的，只不过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这4亿人没有出生而已。否则，为何我们不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少生了10亿人或20亿人或30亿人”？
　　
　　说到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生育愿望”。生育愿望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一个人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即使奖励生孩子，她也不想生。所以，发达国家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然而，如果一个国家要控制生育，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计划生育才取得了少生4亿人的“丰功伟绩”。
　　
　　计划生育理论认为，人多资源少，所以需要进行计划生育。然而，对于什么是“人多资源少”，计划生育理论却给不出一个客观标准。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几位，计划生育说中国“人多资源少”，当然是指“人均资源少”。假如中国因为“人均资源少”就要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比中国人均资源更少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就更应实行计划生育了，但这些国家偏偏还鼓励生育。
　　
　　所以，计划生育其实比本文第一段的那位船长还不如，因为那位船长起码还知道这艘船确实是超载了，而计划生育甚至连是不是“超载”还不知道，就急急忙忙要抛人了。有人说：“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所以应该实行计划生育。”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即使中国人口减少到2亿，也还是有理由实行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支持者会说：“把中国人口再减少一半，人均资源可以提高一倍。”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即使中国人口减少到1亿，也还是有理由实行计划生育，因为他们仍然会说：“把中国人口再减少一半，人均资源可以提高一倍。”……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人口应该一直减少下去。
　　
　　可见，计划生育理论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一，计划生育没能证明“人均资源”究竟少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第二，如果真的是“人均资源少”，那么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应该是限制浪费资源，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然后才是对人口的限制。然而，现在这个社会并不禁止奢侈浪费（例如有钱人可以买好几辆轿车），但却禁止许多家庭生二胎。第三，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没有必然关系。例如，人均资源丰富的非洲反而是最贫穷的一个大陆；而许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反而很富裕。

引用:

　　上海老龄化是中国未来老龄化的缩影
　　
　　何亚福
　　
　　4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东方讲坛“和谐社会的老龄问题”讲座上，上海市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上海市老年学会副会长孙常敏提出，中国或可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据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一亿五千九百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2%。
　　
　　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深，上海未来社保的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社保养老金的来源主要是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所付的保险费，所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以及他们所缴纳的保险费的数额就成为社保养老金来源的关键因素。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概念，即多少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老年人，现在上海是每3个在职人员要养2个退休人员，而全国这一平均是3.2个人养1个人。
　　
　　上海市民政局近日发布的《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上海老年人首度突破300万，其中享受各类养老金的人数达到了290.06万人。现在上海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而享受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多，造成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样财政就要托底，对于目前本就负担沉重的上海财政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缓解巨大的社保支付缺口压力的途径之一，就是让在沪务工的外来人口也缴纳社保。今年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规定，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七年、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人口，可以转上海市户口。这一户籍新政有利于更多外来人口落户上海。
　　
　　根据《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至200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1888.46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371.04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即13.28亿人）。可以看出，上海户籍人口相当于中国人口的1%左右。上海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1999年底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比全国早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我们可以把上海的老龄化看作是中国未来老龄化的一个缩影。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将有一半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种老龄化程度之高，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现在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已超过20%，但老龄化问题还不算很严重，因为上海可以通过吸收大量的外地人口而缓解老龄化问题；然而，将来中国却很难通过吸收大量的外国人口来缓解老龄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00万上海户籍人口可以吸收600万外地人口，13亿中国人能吸收6亿外国人口吗？因此，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

引用:

　　强国二要素：人口素质高与人口数量多
　　
　　何亚福
　　
　　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可能会举出很多原因：丰富的自然资源、辽阔的国土、良好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不过，从人口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只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人口素质高，第二是人口数量多。当然，我也认为制度是很重要的，然而，制度是人制定的，如果国民素质高，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制定出一个良好的制度；反过来，良好的制度也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高是强国的主要因素之一，相信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然而，人口数量多作为强国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很多计生支持者就不同意这一点了。有些计生支持者反问道：“如果人口众多就可以成为世界强国，那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没有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比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少得多，为什么美国比中国和印度强得多？”我当然不认为仅有人口众多这个条件就可以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还需要有人口素质高这个条件。假如世界强国只需要人口素质高而不需要人口数量多，那为什么世界强国是美国而不是加拿大，更不是澳大利亚？
　　
　　比如有一个田径运动员，他的左腿很强壮，但右腿很虚弱，因此跑得不快。我说这个运动员要想跑得快，两条腿都必须强壮。有些计生支持者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强国，就是因为人口太多的缘故。”这种说法就好比说：“这个运动员之所以跑得不快，就是因为左腿太强壮的缘故。”印度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世界强国，是因为人口素质不高的缘故，而不是由于人口数量太多的缘故；正如这位运动员之所以跑得不快，是因为右腿太虚弱的缘故，而不是由于左腿太强壮的缘故。
　　
　　人口众多，本来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但在计生支持者的眼里，人口众多竟然成了中国的最大劣势，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减少人口才能富裕起来，其实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这个运动员只有削弱左腿才能跑得快一样荒谬。我也认为人口素质高比人口数量多更重要，然而，减少人口数量并无助于提高人口素质，正如削弱左腿无助于使右腿变得更强壮一样。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人口优势。假如中国没有人口众多这个优势，那么中国拿什么和发达国家比？比技术、比教育、比医疗、比素质、比制度？都比不上发达国家，那么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为什么在几乎是一切劣势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呢？除了人口众多以外，你还能找出其他因素吗?

引用:

　　欣闻巩俐加入“爱国明星”行列
　　
　　何亚福
　　
　　11月8日，土生土长的中国影星巩俐在新加坡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这一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很多网友认为，明星加入外国籍，是不爱国的表现。但我认为，根据计划生育理论，明星加入外国籍，正是爱国的表现！因为计划生育理论认为，人活在世上，是要占用和消耗资源的，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少。所以，现在中国的计生政策，对超生夫妇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理由是“多出生的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明星加入外国籍，等于是放弃了原本属于他们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增加了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
　　
　　虽然新加坡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6000人以上，但新加坡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因此，巩俐加入新加坡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新加坡都有好处----新加坡增加了一个人，而中国则减少了一个人，分别符合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政策目标，双方皆大欢喜。
　　
　　而且，巩俐加入外国籍，还意味着她的子子孙孙都是外国籍，不再占用中国的宝贵资源（除非她的后代再次加入中国籍）。设想一下，如果巩俐仍然是中国籍，那么，不但她继续占用中国的资源，而且她的子子孙孙都将占用中国的资源，降低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
　　
　　我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一大批中国明星领悟到计划生育的先进理论，纷纷加入外国籍，例如张铁林加入了英国籍，王姬、李连杰、陈凯歌、陈红、顾长卫、蒋雯丽、宁静加入了美国籍，斯琴高娃加入了瑞士籍，蒋大为加入了加拿大籍……我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些明星的示范和带动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外国籍。有条件的赶快出国，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争取出国，早日使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因为中国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任何一个巨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都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任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初，张铁林在央视《名人讲堂》上抛出一种爱国论，解释自己加入英国籍的原因，他说：“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机会，让世界了解中国，做更好的中国人。”这一言论遭到一些网友的强烈谴责，有网友这样评价：“张铁林的这番言论完全站不住脚，你主动把国籍从中国变成英国，这样的举动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你再怎么有冠冕堂皇的说辞，也没有用。爱国首先应当以你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我认为，其实张铁林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加入英国籍，是为计划生育作贡献！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为计划生育作贡献就是爱国！”
　　
　　据媒体报道，由于日前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一事引发了各界对于明星换籍潮的关注，因而内地当红新生代当红艺人是否打算移民也成为了一些媒体的热点话题。对此，范冰冰、秦海璐纷纷表示不会移民，并称“哪儿也没中国好！”显然，范冰冰、秦海璐赖在中国不走，是企图继续消耗中国的宝贵资源。她们应认真学习计划生育理论，提高思想觉悟，早日加入外国籍，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引用:

　　你的出生是否占用了别人的资源？
　　
　　何亚福
　　
　　有一位计生支持者说：“资源是有限的，孩子生下来，是要占用别人的资源的。”我想反问这种人：“按照你的逻辑，请问你的出生是不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我并不认为我的出生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这是因为：当我消耗资源时，我认为这是促进了中国的内需；当我创造财富时，我认为这是对社会作贡献。因此，无论我消耗资源还是创造财富，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事实上，资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能够利用的自然资源是不断增加的。原始社会人口最少，但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很低，实际上拥有的人均资源很少。因此，所谓“资源不足”，其实不是资源的稀缺，而是人类利用资源的技术和能力的稀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科技进步就越快。谁能肯定实行计划生育减少的人口都是白痴？人口规模的增大虽然增加了自然资源的消耗，但另一方面，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人类能够利用的资源就越多。
　　
　　有一位香港网友在我的网易博客留言说：“把人当成圈养的牲畜，多少草料都不够；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就有无限的创造力，人口问题自然解决，这是个观念问题，和人多人少无关。”我认为他揭示出了人口问题的本质。其实人才资源就是最宝贵的资源。
　　
　　计划生育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中国资源不足”，然而，如果说“中国资源不足”，那为什么又有大量的产品过剩呢？生产产品难道不需要消耗资源吗？如果说中国“资源不足”，那么应该尽量把中国的资源留给中国人使用，既要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外国去，也要限制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然而，现在中国一方面有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外国去，另一方面，每年来华旅游的外国人超过一千万人次。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吃、喝、住、行，要消耗中国多少宝贵的资源！吃----需要消耗中国的粮食资源；喝----需要消耗中国的淡水资源；住----需要消耗中国的房屋资源；行----需要消耗中国的能源资源。计划生育不是说中国的资源不足吗？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留给中国人自己享用，而要给外国人享用呢？
　　
　　有人说：“外国旅游者在中国吃、喝、住、行，中国不是白白送给他们的，他们是要花钱买的。所以，外国旅游者扩大了中国的内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此，我想反问：计划生育对超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理由是“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超生婴儿的吃、喝、住、行，难道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难道不是他们的父母花钱买的吗？那么，超生婴儿不也是扩大了中国的内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超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
　　
　　有人说：“外国人来华旅游带来外汇，这些外汇可以购买外国的自然资源。”这样说，岂不是承认自然资源是全球共享的？既然你承认自然资源是全球共享的，只要有钱就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购买到各种资源，那么中国只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用劳动力换取外汇，购买国际市场上的资源，那么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根本不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
　　
　　计划生育宣传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少生了4亿人，大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的压力。然而我认为，少生了4亿人（如果有的话）大大减少了中国的内需。那么，少生4亿人节省的资源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现在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中国消耗大量的资源来制造大量的产品出口到外国换取外汇，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由此可见，少生4亿人节省的资源其实是给外国人享用了。

引用:

　　“疑罪从无”与“计划生育”
　　
　　何亚福
　　
　　如果有一个人控告你犯了盗窃罪，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叫对方拿出你偷东西的证据来，而你并没有必要拿出你自己没偷东西的证据来。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你有罪，那么你就是无罪的，而无需你自己拿证据出来证明你自己无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个原则就是“疑罪从无”。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每个人指控你有罪，你都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自己无罪，那么你就有得忙了，而且有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拿出这样的证据来。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规则。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你是无罪的；假如要判你有罪，那么就必须有充分证据来证明你是有罪的这种非正常情况。打个比方，在正常情况下，人是用脚走路的，但假如有人提出应该用手走路，那么这个人就必须论证用手走路的充分理由。假如这个人对你说：“请你举出用脚走路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举不出充分理由，你就必须用手走路。”这个人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情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你对这个人说：“请你举出用手走路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举不出充分理由，我还是有权用脚走路。”道理很简单，用脚走路是正常情况，而用手走路是非正常情况，要从正常情况转变为非正常情况，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反过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计划生育的情况。本来，夫妇有权决定自己生多少个孩子，这是正常情况：从纵的方面来看，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从横的方面来看，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夫妇有权决定自己生多少个孩子。那么，要实行计划生育来限制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这是非正常情况。因此，要实行计划生育，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恢复夫妇有权决定自己生多少个孩子这种正常情况。
　　
　　现在有人提出取消计划生育，恢复正常情况，但那些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居然说：“要取消计划生育，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种要求就好比要求给出用脚走路的充分理由一样，这是一种无理的要求。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你要实行计划生育，就必须拿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充分理由，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理由，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许多文章来论证取消计划生育的理由，但从法理上来说，我是没有必要写这些文章的，应该由计生支持者来论证实行计划生育的充分理由。但迄今为止，计生支持者给出的理由并不充分。
　　
　　举例来说，现在中国的人口数据并不精确，特别是1991年以来的生育率数据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人口政策必须以精确的人口数据为基础，既然数据不精确，连生育水平也搞不清，那么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有些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居然说：“要取消计划生育，你必须拿出精确的生育率数据来证明现在的生育率确实是足够低，如果你拿不出精确的生育率数据，就必须继续实行计划生育。”这种理由完全是逻辑颠倒，因为拿出精确的生育率数据，这是计生委和统计部门的责任。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计生委和统计部门拿不出准确的生育率数据，那么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恢复正常情况。

引用:

　　2050年中国哪方面居世界首位？
　　
　　何亚福
　　
　　6月10日中新网报道：中国科学院在10日发布的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中预测，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首位。中科院的路线图描绘了这样一幅愿景：205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政治、物质、社会、精神、生态五大文明高度发达且高度开放的国家。
　　
　　这则新闻使我想起了在1979年，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我买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在“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我国将全面实现 “四个现代化”。这篇文章描绘了我国在实现“四化”后的美好情景，令我心潮澎湃，恨不得一步跨入20世纪末，过上如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梦想，梦想中国走上民富国强、繁荣昌盛之路。老师也常常鼓励我们：“要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是否实现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对于极少数的中国富豪来说，他们的家庭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对于许多贫穷家庭来说，“现代化”与他们无缘。我只知道，在20世纪末，中国的情景比我在1979年时所想象的相差太远了！我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从1979年到现在，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已是2009年。现在，我又看到了中科院描绘2050年中国的美好情景，令我想起30年前的那篇文章描绘我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的美好情景。然而，我现在不再像30年前那样幼稚了，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描绘的未来美好愿景。
　　
　　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会居世界首位吗？我认为，如果不尽快放宽现行人口政策，那么，到2050年，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只会是美国或印度，而不会是中国，因为那时中国已深陷严重的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的泥潭中。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结构比较合理，并且一直吸纳外国移民，使美国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印度由于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因此人口结构没有受到破坏，在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印度将超过中国。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8%。
　　
　　在19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沃格尔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研究专著，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之一，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美国媒体也进行了大肆炒作。当时许多人认为，如果按照19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去，日本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超过了日本。日本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持续下降，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10年之间老龄化率从13%增长到17%。
　　
　　现在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日本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关键原因就是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极度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崛起，而中国还未发达就已经垂垂老矣。如果中国不能促使生育率回升，避免将来出现极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要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无异于白日做梦！
　　
　　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已不再是世界第一。那么，2050年中国在哪方面会居世界首位呢？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林毅夫等主编）一书中的数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非常严峻紧迫，预计本世纪中叶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多，占那时中国总人口的1/3，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可见，到2050年，中国老人数量会居世界首位。另外，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到2050年，中国的光棍数量也会居世界首位。

引用:

　　人口数量不是养猪场的存栏数
　　
　　何亚福
　　
　　我写了很多质疑计划生育的文章，于是有一些计生支持者反问我：“你说计划生育的理由不成立，但你充分论证过中国应该有多少人口才合适吗？”
　　
　　确实，我没有论证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因为我认为根本就不需要论证这一点。如果我开一个养猪场，那么我有权决定这个养猪场应该养多少头猪才合适。然而，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不应由某个领导人或人口学家来决定，因为人口不是国家圈养的畜生，人口数量不是养猪场的存栏数。养猪场可以实行存栏数始终达到平衡，生了多少头小猪，就卖掉和杀掉多少头大猪，如果存栏数少了还可以及时买进。然而，人口数量不可能保持完全平衡，不可能等着火葬场烧一个，就发一个准生证。因此，制定具体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有一些人口学家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所以他们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把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如果这种适度人口理论是成立的，那么当中国将来的人口降到7亿时，由于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此人口仍然会继续下降。那么，为了维持7亿的“适度人口”，那时的人口政策要不要强制多生呢？
　　
　　有一位计生支持者反问我：“你主张生育自由，但你充分论证过自由生育不会有负面效应吗？”确实，我没有充分论证过这一点；然而，当初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也没有充分论证过实行计划生育不会有负面效应。事实上，计划生育已经带来了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负面效应。计生支持者并没有充分论证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没有给出“适度人口”的充分理由，计划生育理论存在太多主观臆测的东西。
　　
　　因此，我只需要论证计划生育的理由站不住脚就足够了，而无需充分论证自由生育的理由。这是因为，人类几千年来，自由生育是正常情况，而实行计划生育是非正常情况。要从正常情况转变为非正常情况，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应恢复正常情况。然而，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前，计生支持者并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论证；现在我主张恢复自由生育，也就是恢复正常情况，计生支持者反而要求我进行充分的论证，这完全是逻辑颠倒。
　　
　　打个比方，在正常情况下，人是用手写字的，但假如有人提出应该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人们用脚写字，那么这个人就必须论证用脚写字的充分理由。假如这个人对你说：“请你举出用手写字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举不出充分理由，你就必须用脚写字。”这个人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情本来是应该这样的：你对这个人说：“请你举出用脚写字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举不出充分理由，我还是有权用手写字。”道理很简单，用手写字是正常情况，而用脚写字是非正常情况，要从正常情况转变为非正常情况，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不是反过来。
　　
　　同样道理，自由生育是正常情况：从纵的方面来看，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从横的方面来看，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自由生育。那么，要实行计划生育这种非正常情况，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恢复自由生育这种正常情况。

引用:

　　高明区人民法院举行社会抚养费强制征收执行大会
　　
　　佛山电台 2009-09-25 16:08:58
　　
　　高明区人民法院昨天（24日）上午举行社会抚养费强制征收执行大会，对11名来自一街三镇的被执行人依法进行处理。其中，有3名被执行人，因为在限定时间内，未能缴交社会抚养费而被当场拘留。
　　
　　据了解，今次是高明区法院今年第三次公开举行社会抚养费强制征收执行大会，在现场的11名被执行人中，欠缴社会抚养费由1万元到12万的不等，有的欠缴时间长达3年。
　　
　　当日，经法院审理，有8名被执行人基于法院的威严，当场到银行缴交了社会抚养费共计14万7千多元，另有三名因在限定时间内未履行法定义务，被当场司法拘留。
　　
　　高明区人口计生局副局长林兆光表示，举办今次征收执行大会，目的是警醒那些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员，应自觉依时足额缴交社会抚养费。下一步，对这类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员，将分散进行执行。

引用:

　　对“社会抚养费”的十点质疑
　　
　　何亚福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后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国家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江亦曼专门对此作过公开解释：“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下面从十个方面质疑“社会抚养费”的合理性：
　　
　　第一，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首先就要对“多出生人口”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多出生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要与上一代保持不变，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从人口学上来说是不能算作“超生”的，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却是针对第二胎的。
　　
　　第二，退一步来说，假定生第二胎确实属于“多出生人口”，那么，丁克家庭连一个孩子也没有，为国家节省下的那部分“社会抚养费”，国家是否应该返还给丁克家庭呢？
　　
　　第三，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第四，如果说“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按照这种逻辑，寿命比较长的人，也是“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3岁，那么要不要向超过73岁的老人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五，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那么非超生婴儿也一样“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六，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第七，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而且通常来说，人的一生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他消费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是正数而不是负数。“超生婴儿”长大后，也一样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税收。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而“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也要抢走！对超生者进行罚款或征收“社会抚养费”，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第八，现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并不仅仅是针对“超生婴儿”，而且还包括没有“准生证”的第一胎婴儿。同样是第一胎，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婴儿比有“准生证”的婴儿占用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吗？
　　
　　第九，很多地方的计生条例都规定：超生的胎次越高，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基数越大。例如，如果超生第二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5万元，则超生第三胎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是10万元。同样是这个家庭的孩子，难道第三胎占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比第二胎多一倍吗？
　　
　　第十，社会抚养费究竟属于行政罚款还是行政收费？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罚款，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超生两年后未被发现，就不能再征收社会抚养费了。如果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收费，那么超生就不是一种违法行为，计生委官员所说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如果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引用: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变得头重脚轻
　　
　　何亚福
　　
　　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年龄上划分，可分为三类：0~14岁为少年儿童人口，15~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60岁或65岁以上为老龄人口。
　　
　　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1999年底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2%。
　　
　　与“老龄化”相对应的是“少子化”。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少儿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率是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那么，一个国家的少子化率为多少就进入“少子化”社会呢？现在还没有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少子化率低于20%，即为进入“少子化”社会（顺便说一句，这个标准将来有可能成为国际通行的标准）。
　　
　　下面看看中国的少子化率的发展经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964年：40.4%（第二次人口普查）
　　1982年：33.6%（第三次人口普查）
　　1987年：28.68%
　　1990年：27.86%（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8年：25.7%
　　1999年：25.4%
　　2000年：22.8%（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1年：22.5%
　　2002年：22.4%
　　2003年：22.1%
　　2004年：21.5%
　　2005年：20.3%
　　2006年：19.8%
　　2007年：19.4%
　　2008年：19.0%
　　
　　按照上述的少子化标准，中国在2006年进入“少子化”社会。不但中国的少儿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且少儿人口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例如，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14岁的人口为3.07亿；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14岁的人口为2.65亿。既然中国的少儿人口不断减少，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口仍然在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人口金字塔图反映了过去人口的情况，目前人口的结构，以及今后人口可能出现的趋势。
　　
　　人口金字塔可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它们的形状分别是：（1）年轻型：塔顶尖、塔底宽。（2）成年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3）年老型：塔顶宽，塔底窄。
　　
　　计划生育减少了少儿人口数量，使金字塔底部迅速收缩，从年轻型过渡到成年型，再进入年老型。年老型的人口金字塔，又称为“倒金字塔”。当0~14岁人口少于60岁以上人口时，人口结构变成头重脚轻，再进一步发展，人口金字塔就变成倒金字塔形。
　　
　　预计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2.4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如果不能提高生育率，那么到202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低于16%，届时中国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头重脚轻。

引用:

　　第一届诺贝尔人口学奖推荐名单
　　
　　何亚福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只有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这几个奖项，没有人口学奖。然而，鉴于中国人口专家对人口学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中国计划生育对世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计生委官员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中国的不懈努力，‘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被推迟了四年”），笔者认为诺贝尔奖应增设人口学奖；笔者并郑重推荐以下人口专家作为第一届诺贝尔人口学奖的候选人：
　　
　　推荐候选人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
　　推荐理由：李小平主张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以达到他臆想中的“最佳的数量模式”。他在一次搜狐访谈中对网民们说：“我从美国回来跟我的家人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而且我要一生为孩子操责任。”他说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养孩子是死赔到底，是亏本生意。所以，他宁要车子不要孩子。
　　
　　推荐候选人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
　　推荐理由：2009年5月，翟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为社会和国家节约抚养费约17万亿元。”不过，笔者还有几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翟教授：难道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孩子都是废物吗？难道孩子长大之后不会创造出比抚养费更大的价值吗？如果少生孩子就是“节约抚养费”，那么一个孩子都不生，岂不是节约更多的抚养费？
　　
　　推荐候选人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
　　推荐理由：2006年11月，程院长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高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009年3月，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出“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建议。不过，笔者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程院长：假设绝大部分夫妇都想“对祖国发展有贡献”而响应程院长的号召当丁克，那么几十年之后，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都是老人了，没有多少人能工作，这应该享受的“高保”又如何兑现呢？
　　
　　推荐候选人4：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
　　推荐理由：李建民在《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渡让》一文中认为：“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不过，笔者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请教李所长：难道现在中国的公共资源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吗？
　　
　　推荐候选人5：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
　　推荐理由：郑教授认为：“鉴于控制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些严重超生和其他破坏人口控制工作的行为对社会危害很大，而经济和行政处罚的作用有限，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他写了《某农民生十个孩子后累死》和《大老板生9孩，怎么办？》等文章来论证“超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不过，郑教授在文章中并没有说明这些极端的特例究竟占人口的多大比例？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妇女尼科拉•普里德汉姆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她一共生下了20名儿女，是不是说英国更加应该实行“超生追究刑事责任”？

引用:

　　隆重推荐人口专家“半个诗人”李小平的高论！
　　
　　何亚福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员李小平（网名“半个诗人”）是我国当代最著名的人口学家之一，他主张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以达到他臆想中的“最佳的数量模式”。近年来，他频频有人口学文章和诗歌发表于报刊和网络上，并频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高深莫测的人口理论，下面仅举几例：
　　
　　其一，宁要车子不要孩子。在一次搜狐访谈中，他对网民们说：“我从美国回来跟我的家人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养孩子是死赔到底，养一个孩子一辆豪华车没有了，而且我要一生为孩子操责任。”他说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养孩子是死赔到底，是亏本生意。既然一般人都不愿意做亏本生意，因此，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那么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真理。按照日本和德国现在的生育率发展下去，在一百年之内，如果没有外来移民，人口就会减少一半。然而，李小平的另一段话又与这种观点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口从一个数量减到一半，恐怕一百年都不行，如果没有强制力，自发是不可能的。”
　　
　　其二，珍稀动物的知音。李小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从今日起100年内有一半的城市家庭不要孩子，那无疑是农民的福音，也是中国的福音：农村孩子得以到城里读书，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更大规模地定居城镇，补充劳动力的短缺，而许多穷山恶水可以退耕还林，留在农村的家庭就经营机械化大农场。如果熊猫和老虎出没地区的农民优先迁出来，则熊猫老虎等珍稀动物的稀缺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变了。”可见，李小平实在是“大慈大悲”，为了能让熊猫和老虎有更多的生存空间，他希望有一半的城市家庭不要孩子。
　　
　　其三，唐朝诗人孟郊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诗篇《游子吟》来歌颂母爱，最后两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然而，李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首诗《妈妈，我并不感谢你》，在这首诗中，李小平说：“妈妈，我并不感谢你，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才把我送到这个世界里。妈妈，我并不想来到这个世界里，因为这个世界，使我沉重和忧郁。妈妈，我很怜悯你，因为我和你一样，看透了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可见，李小平不但是杰出的人口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看透了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李小平一举解决了老龄化问题和生死问题。世界上步入老龄化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以缓解老龄化问题。李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大作断言道：“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那么，李小平有何妙法解决世界各国都头痛的老龄化问题呢？他写了一首题为《笑迎人口老龄化，老来我自有安排》的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无路我就跳大江。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过梦一场。”原来如此！李小平果然不愧是杰出的人口学家和哲学家，他讲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认识到“人生不过梦一场”，还怕什么老龄化呢？人总是要死的嘛！“无路我就跳大江”，不就可以彻底解决老龄化问题了吗？
　　
　　不过，半个诗人后来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善意的劝告：真话应少说》：“既生在中国，真话应少说。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另一首是《理直气壮说假话》：“志新因言割喉管，罗克因语脑开花。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这两首诗又令我大惑不解了：究竟李小平的人口理论是他的真心话还是“理直气壮的假话”？这要问李小平自己才知道了。

引用:

　　不要拿春运来论证人口太多
　　
　　何亚福
　　
　　不久前，有一位网友在我的博客留言说：“看看每年春运，你就知道该不该计划生育，你肯定没在春运期间坐过火车！”以前我在论坛上也看过一些计生支持者说：“每年春运期间，中国的火车站总是人山人海，火车票也很难买得到，可见中国人口是太多了！”
　　
　　我认为，拿春运来论证中国人口太多，这种论证方法是荒谬的。下面分两种观点进行讨论：
　　
　　第一种观点，是说春运期间火车站人山人海，所以中国人口太多。然而，按照这种论证方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人口太多”。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但如果在圣诞节那一天，悉尼的一半人口同时涌向悉尼火车站，也是人山人海，火车运力不足，你能不能说“澳大利亚人口太多了”？如果各行各业都按照这种论证方法，那么中国的任何公用设施都存在设计问题，试想如果在广州有100万人同时涌到一个地铁站口，那不是要命的事？因此，用周期相对集中人流的方式来论证人口过多，显然是荒谬的。
　　
　　第二种观点，是说春运期间火车票很难买，交通不方便，所以中国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越多，交通越方便，因为人口密度增大，有利于降低人均交通成本，因而公共交通更发达。试比较一下：在中国境内，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与人口稀少的青藏高原，哪里的交通更方便？在俄罗斯境内，人口稠密的莫斯科与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哪里的交通更方便？
　　
　　中国春运期间交通紧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户籍制度。《广东省情调研报告（2008年春运危机成因与对策的思考）》认为：春运是在短短的时间内让全国1/3的人口流动，其对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结构形成空前的压力。农民工不能取得所在地的户籍，难以获得像当地人一样的“国民待遇”，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资外，对城市的设施、保障、福利、子女教育没有享用的权利。户籍制度一日不改，“乡愁”引发的春运危机还会重现。如果废除户籍制度，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很容易就溶入当地社会，不必回乡过年，那么还会有春运问题吗？
　　
　　二是铁路太少。由于中国的铁路系统是垄断经营，导致铁路里程的供给量太少。中国铁路发展长期滞后，现在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不到一根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如果铁路运输完全市场化，相信铁路运力问题早就解决了。
　　
　　有人说：“恰恰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人均拥有铁路才短得这么可怜啊。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铁路长度保持不变，而人口减少一半，那么中国人均拥有铁路就会增加一倍。”然而，如果你有一双鞋子，对于你的脚来说，这双鞋子太小了，你是会说你的脚太大还是会说鞋子太小？你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铁路为本”？为什么不增加中国的铁路总量以提高中国人均铁路长度，反而想减少中国的人口来提高人均铁路长度？
　　
　　有人说：“建铁路是要占用土地的。中国的人均耕地已经很少了，再建那么多铁路，人均耕地不是更少了吗？”然而，如果说建铁路是要占用土地的，那么建高速公路难道就不需要占用土地？修一条铁路所占用的土地，只相当于同等长度高速公路的三分之一，而且火车的运输效率远高于汽车。从建设费用来看，铁路每公里的建设投资2000万元，高速公路则达到4000万元。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大力兴建高速公路呢？因为中国的事情总是以官员的利益为上。官员出远门通常是坐飞机，出近门有高级轿车，所以全国各地不管是否能盈利、是否占用耕地，到处建机场，到处建高速公路。近年来，全国有十几位交通厅长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着高速公路工程的发包权，收受承包商和包工头的贿赂而落马。例如，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都是在干预和插手公路工程建设中，因收受巨额贿赂而倒下的。

引用:

　　计划生育政策让辽宁少生３０００万人
　　2009年11月06日 16:24:08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沈阳１１月６日电（记者陈梦阳）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按１９７０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计算，从１９７０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辽宁近４０年间少出生人口３０００万人。
　　
　　从出生到１６岁（按城市需要２．１万元，农村需要１．１万元）计算，少出生的这些孩子，可累计节省社会抚养费４８００亿元，相当于建设４８个鞍钢的总投资。

引用:

　别人生孩子妨碍谁的权利？
　　
　　何亚福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有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比虚构的传奇故事还要离奇。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已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看了这些奇谈怪论，我有时想，中国人的想象力这么丰富，为什么不把这些想象力去搞发明创造呢？其中有一个奇谈怪论是：“别人生孩子妨碍了我的权利。”这种论调本来不值一驳，然而，这种论调在计划生育支持者中很有市场，所以还是有必要驳斥这种论调。
　　
　　这种论调的理由是什么？有人说：“别人生孩子妨碍了我的权利，是因为孩子生下来之后，是需要占用社会资源的，孩子越多，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这样我的社会资源就越少。”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第一，以为社会资源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但事实上，越有钱和越有权的人，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一个有钱人占用的社会资源，可能比100个穷人占用的社会资源更多。第二，无论别人生多少个孩子，都是孩子的父母抚养的，孩子的吃、穿、住、行，都是孩子的父母花钱买的，你并没有出一分钱抚养别人的孩子，别人占用了你的什么资源？妨碍了你的什么权利？
　　
　　如果说别人生孩子妨碍了你的权利，那么别人做任何事也都是妨碍了你的权利：别人走路，会扬起灰尘，别人妨碍了你的环境？别人跑步，要呼吸更多的空气，别人占用了你的空气？别人开电灯，占用了你的电源？别人喝水，占用了你的水资源？别人吃饭，占用了你的粮食资源？……假如“别人生孩子妨碍了我的权利”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印度或美国或其它什么国家的人生孩子也妨碍了你的权利，你有本事去对其它国家的人实行计划生育？老实说，如果你说“别人开汽车，会排放废气，所以别人污染了我的空气”，这样说总比“别人生孩子妨碍了我的权利”更有说服力，你为什么不反对别人开汽车？反过来，你做任何事情，别人也可以说你妨碍了他的权利，你又感觉怎样？
　　
　　有人说：“有些穷人养不起孩子，偏要超生！”说这话的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明知养不活孩子，那么除非他（她）不懂得避孕，否则他（她）决不会让孩子生下来！有人总喜欢举一些极端的个例来证明，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们就会拚命生孩子。按照这种逻辑，人们也同样可以要求实行“计划吃饭”，规定每个人每顿饭只能吃一碗，以防止人们拚命吃饭。
　　
　　又有人说：“现在中国实行义务教育，对于超生的孩子，国家要负担更多的教育费用。”然而，国家对孩子的投资并不是无偿的，因为孩子长大并参加工作后，国家是通过税收来连本带利收回这笔钱的。
　　
　　事实上，在现在中国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超生的孩子，那么在“一胎化”这种人口政策下，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会快得多，将来你的养老金也贬值得更厉害。现在超生的小孩20年后就是年轻劳动力。可以说，你将来领的养老金有一部分是由他们缴纳的。因此，现在超生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养活了你。
　　
　　有的富人买了几辆汽车，但没有什么人说“富人买车妨碍了我的权利”；有的富人养了几个宠物，但没有什么人说“富人养宠物妨碍了我的权利”；有的穷人生了几个孩子，马上就有人说“别人生孩子妨碍了我的权利”！这种论调的实质，是极端仇视人类，认为“他人是地狱”，认为“人口越少越好”，甚至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来拥有全世界的财富。然而，如果真的到了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恐怕他与野兽无异了。

引用:

　　朱教授轻松化解了老龄化问题
　　
　　何亚福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朱锡庆写了一篇文章《退休年龄后推十年》，朱教授在文章中说：“对于老龄化问题，我认为可以轻松化解，就是把退休年龄后推五到十年。谁说60岁就是老人呢？你不见他还生龙活虎吗？所谓老龄社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定义产生的。”
　　
　　看了朱教授的文章，我想起了著名经济学家、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岁退休，活到90岁，吃30年养老保险，说不过去啊。”我不知道赵专家怎么得出“活到90岁”这种结论，当然，不要说90岁，现在中国百岁老人也有不少，但赵专家前面说的是“人均寿命”，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现在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3岁。
　　
　　朱教授说：“不知道什么人弄出了这么一个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所谓老龄化社会。中国被说成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其实这个标准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当然，朱教授也有权利不认同这个标准，而另外创立一个老龄化的新标准，并争取获得国际公认。例如，如果新标准规定：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4%，才算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现在中国就仍然不是一个老龄化社会。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把老龄化定义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70%时才算进入老龄化社会，岂不就可以宣称“中国永远不会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朱教授认为：“现在一个六十岁的人，有此前壮年人的身体机能，但是其知识积累量却大过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顺应这一变化，把退休年龄延后，劳动力的知识存量水平会大幅提高。”我认为，虽然老人的经验比年轻人更丰富，然而，老人由于生理机能衰退，动手能力下降，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因此，绝大多数企业招工，都是宁愿招年轻人而不愿招老人。
　　
　　一般来说，工作轻松而待遇优厚的阶层（特别是官员）希望延长退休年龄，而广大的工人和普通职员则反对延长退休年龄。在封建时代，皇帝是终身制，极少有皇帝在活着的时候自愿“退休”；农民也是终身不能退休，活到老，干到老。
　　
　　当然，社保机构也会赞成延长退休年龄，因为退休年龄延长，这意味着：第一，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了；第二，领养老金的人数减少了。现在中国社保存在巨大的窟窿，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将有助于弥补社保窟窿。当然，如果延长退休年龄，会有更多的人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如果参加养老保险，很可能在退休后还没领到几年养老金就去世了。
　　
　　按照朱教授的观点，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可以轻松化解老龄化问题。然而，我感到奇怪的是，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为什么要鼓励生育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呢？延长退休年龄不就行了吗？当然，现在日本的退休年龄比中国高，但另一方面，日本的人均寿命也比中国高（现在日本人均寿命达到83岁，比中国人均寿命长10年）。难道日本的老人都是老朽无能，而中国的老人都是老当益壮？
　　
　　朱教授最后说：“有朝一日，人可以活到150岁，还依现在的规定，60岁算老人退休？”其实朱教授的眼光是太远大了。既然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只有73岁，那么60岁退休并不算早。如果以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100岁（更不用说150岁），相信退休年龄肯定会大大延长。朱教授在中国人均寿命只有73岁的现实情况下，就建议退休年龄后推五到十年来解决老龄化问题，令我感到朱教授呆在象牙塔里太久了，对普通工人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

引用:

　　　变态的计划生育政策
　　　　文/舒尧
　　　　
　　　　
　　　　到湖南的时候，湖南的朋友说，他们省规定的是农村户口的，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就不允许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就允许你生第二胎，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孩，你就自认倒霉吧，不允许生第三胎了。
　　　　当时我听说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先不说这是明目张胆的从政策上进行性别歧视，政府暗示人们男孩更好，更可怕的是光这么一规定，就等于宣布了以后所有的湖南人都没有妹妹——除了少数领导及特别有钱或被通缉的人们不受此管制以外。
　　　　后面打听了几个省，还都是这么规定的。
　　　　
　　　　从小就很纳闷，为什么城市人生活条件好的，能养得起的，只准生一个，农村人相对穷的，很多连生活都是问题的，准生两个。
　　　　还有我一直没想明白，最开始提出所谓“计划生育正策”的国家领导是怎么想的，难道他觉得中国人普遍比较愚蠢，生出来不知道创造，只知道吃粮食，还是少生一些为妙？
　　　　
　　　　当然，这个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还是因为很多人执行后得到了好处，少生孩子多养猪，到年底的时候，几头肥猪卖完后，彩电也能买了，国家政策真好啊，再看看旁边地上吸着鼻涕玩泥巴的孩子，那副窝囊样，看着就来气，真庆幸当年计生办的人们把老婆抓去“结扎”了。
　　　　
　　　　最近看到有新闻说，“中国面临老无所养央视建议改革计生政策”，这条新闻出处的地方要么是傻的可以，要么是一伙的，一向听话的央视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敢私自建议改革计生政策。
　　　　
　　　　而事实的真相应该是，领导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政策的愚蠢，但是不好直接说出来，于是找一些媒体，说你们讨论一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证明原来的政策已经不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然后找一些学术界专家们呼吁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当全社会都达成新的共识的时候，我们再宣布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这既符合了人们言论得以采纳的满足感，又显出我们制定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再说，只有呼声一大片的时候我们再制定新的政策，才能体现出我们的政策都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求的，也才能体现我们总是及时雨的菩萨形象。
　　　　
　　　　另外，这条新闻还暗示我们，政府觉得把养老这个事揽过去还是太烦了，没必要无端的弄一个养老人的事给原本比较潇洒的自己，还是要教育人们养儿防老，从道德的角度重新去开导年轻人们要主动承担养老的责任，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要继承。在全民范围内开展赡养老人的有奖比拼活动，典型的还可以上电视，这事很有意义。
　　　　再说，你好好的养老人，以后我们给你发光荣证。
　　　　
　　　　可能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闹剧即将停演，事情的发展也会慢慢从变态中剥离出来，换回原来的生态的面孔。
　　　　
　　　　当然，无论怎样做，领导们总是很有道理的。

引用:

　　强制少生与强制多生是两极相通
　　
　　何亚福
　　
　　现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实行“强制少生”的政策，如果你只生一个孩子或一个孩子也不生，不会受到处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夫妇来说，如果你生两个孩子，就会受到处罚；生的孩子越多，受到的处罚越重。具体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主要采取四种措施：一是法律措施，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二是行政措施，如果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超生了，就会被处分甚至开除；三是经济措施，如果育龄夫妇超生，就会被征收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四是技术措施，主要是上环、结扎和人流。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强制少生的政策呢？理由是，中国人口太多了，人口的增长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生宣传常常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然而，如果以“人口的增长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为理由而实行强制少生，那么将来生育率过低、老龄化极其严重时，人口的增长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按照强制少生的逻辑，那时的计划生育同样可以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
　　
　　如果实行强制多生，也可能采取四种措施：一是法律措施，规定一对夫妇至少要生三个孩子，多多益善；二是行政措施，如果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就会受到行政处分；三是经济措施，对丁克家庭征收重税；四是技术措施，将来有可能大力推广人工授精。
　　
　　有些人认为将来中国不会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他们举例说：“现在日本虽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也没有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然而，日本在过去人口增长过快时，虽然他们实行家庭计划提倡节育，但并没有强制少生。现在日本的家庭计划是鼓励生育，也没有强制多生。
　　
　　家庭计划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由夫妇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因此，家庭计划实质上就是生育自由。奇怪的是，现在有一些人一方面在口头上说支持生育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家庭计划。例如，有一位网友在我的博客留言说：“家庭计划方案当然应该攻击，像新加坡的现在可以说是家庭计划方案吧，但人口出生率实在是低；韩国现在也是家庭计划方案吧，但人口出生率实在是低，还有太多的国家是家庭计划方案，但人口出生率实在是低，怎么能不攻击呢？”我认为，这位网友的论证方式与计生支持者的论证方式如出一辙，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计生支持者常常喜欢拿人口少的富国（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来论证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事实上，人口少的国家，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人口多的国家，同样是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从各国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贫富与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没有必然关系。
　　
　　同样道理，实行家庭计划的国家，有生育率高的，也有生育率低的。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美国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然而，日本、德国等国家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位网友拿韩国、新加坡等某些国家实行家庭计划导致生育率太低来作为例子来攻击家庭计划，这与计生支持者拿某些人口稀少的富国作为例子来论证减少人口有利于富裕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家庭计划的目的就是帮助育龄夫妇实现生育愿望。如果一对夫妇愿意多生孩子，那么家庭计划就帮助这对夫妇多生孩子；如果一对夫妇愿意少生孩子，那么家庭计划就帮助这对夫妇少生孩子。至于育龄夫妇愿意生多少个孩子，取决于不同夫妇的生育愿望。当生育率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奖励少生来降低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这时家庭计划就帮助育龄夫妇自愿地少生孩子；当生育率过低时，政府可以通过奖励多生来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愿望，这时家庭计划就帮助育龄夫妇自愿地多生孩子。
　　
　　有些人不喜欢“计划”这个词。其实，“计划”这个词要看是谁的计划，是“国家计划”还是“家庭计划”。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有公司内部的计划。家庭计划就是由每个家庭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既反对强制少生，也反对强制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