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金融危机前，金融机构不断玩弄金融创新，过度包装和销售衍生品给投资者，危机爆发后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投资者却很难通过法律的途径挽回损失。

再次，美国多数金融机构都是上市公司，金融危机造成的股灾也给股票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花旗集团曾经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2006年下半年时市值高达2772亿美元。但到2009年3月5日，其市值只剩下55.96亿美元，缩水98％。

与公众受到的三重掠夺相比，金融机构高管却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华尔街五大家券商去年发放了创纪录的390亿美元奖金，尽管去年有三家创下季度亏损纪录、股东损失逾800亿美元。2007年，华尔街已是风雨飘摇，券商股票价格缩水25%，已公布裁员至少6200人，但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当年仍然共向18.6万名员工支付656亿美元的薪资和福利，其中60%是年终奖金。危机刚刚过去的2010年，华尔街派出1350亿美元年终奖，再度改写历史，令公众错愕不已。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批判说，“我们的金融市场分配不当并产生风险，而我们却要承受其劣迹的成本。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这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银行所作的事情之一是通过掠夺性贷款抢劫穷人。经济危机时纳税人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他们理应随后恢复银行贷款，然而他们却恢复的是自己的奖金！”

金融高管拿天价高薪却不承担风险和责任，成为吸引公众怒火的“全民公敌”。但要治理这一问题，却是困难重重。

首先，金融机构规模庞大，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属于典型的内部人控制，股东难以施加足够的影响力。由于管理层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董事会，董事会也沦为金融机构高管的“利益同盟”，很难像中小投资者期望的那样去约束管理层。

其次，金融机构高薪是行业通病，任何一个机构要改变现状都不可行，况且没有哪家机构有动力去改变这一于己有利的现状。

再次，在金融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单独行动都有引发监管套利的风险。换言之，美国如果采取行动降低金融高管薪酬，势必引发金融机构流向香港、伦敦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而要进行跨国界的统一行动，协调成本也极为高昂。

最后，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华尔街历来是美国选举中的捐款大户，拥有超级政治影响力。根据“华尔街观察”（Wall Street Watch）的报告，1998-2008年华尔街（包括金融、保险和地产行业）用于获得政治影响力的投资超过50亿美元，其中17亿美元为政治捐款，55%捐给了共和党，33亿美元用于职业游说。因此，奥巴马与国会相互推脱责任，谁都不愿意真正得罪华尔街。

由此看来，改变华尔街不合理的现状，还是要靠政府干预和强制。现在，美国的政治家必须在不断升温的民意和华尔街强大政治捐款能力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华尔街革命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力度和对选举走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