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国全体的国民， 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1949 年,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 共产党提出要“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 表达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方向, 制度设计中包括建立一个各民族代表共同参加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在完全的“名从主人”原则下, 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 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就有400 多个。为了便于制度的可操作性, 从1950 年开始, 政府就着手摸清中国的民族状况, 其中包括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中央访问团”, 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以及随后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 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中的四个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参照体系。然而, 斯大林的四个标准的提出也是基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中的学术争论。20 世纪初, 在俄国大革命陷入低潮之后, 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很多思潮, 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思想家奥托?? 鲍威尔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学说, 代表了一些民族上层精英的民族主义倾向, 得到很多人支持, 他们希望建立超越地域的民族联盟, 取代布尔什维克的工人阶级联盟主张, 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团结性。俄国犹太人组成的“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派”) 按地域而不是按民族建立组织, 追随“民族文化自治”学说, 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于是, 为了反驳这种思想, 揭露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本质”, 1913 年, 斯大林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 提出了民族形成的四个条件, 论证了民族存在的历史条件, 有效地反驳了民族主义分裂言论 。而当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民族定义移入中国语境时, 我党的领导人和民族工作者们都发现, 我国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情况和各民族发展的不同状况都不能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而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民族识别, 实现民族政策的本土化。

站在新中国的政治立场上,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要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 唤起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 保卫国家, 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尤其民族识别与民族自治区建立紧密联系, 这是对少数民族一项重要政治权力的赋予。于是, 在保障权利为先的前提下, 有些民族即使遭到了是否能作为少数民族被识别的质疑, 也被确认为少数民族, 并建立了自治区。以壮族为例, 周恩来针对“有人说壮族特点少”(既不能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 的说法, 指出:“在我国, 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 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 不能用它来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我们只要从事实出发, 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  。

政治位系在民族识别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留下的烙印还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稳定民族地区形势。为了保障民族政策的顺利贯彻, 民族分类过程中更倚重知识分子、当地的上层人士、民族精英的意见, 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总结的三大法宝, 民族工作属于统战工作, 在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时期, 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团结和统一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所以在民族识别中, 主要“广泛征求各该民族人民群众, 特别是本民族知识分子、干部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确定各该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例如畲族族称的认定, 就是由畲族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共同确认完成的。1956 年10 月 15- 20 日,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在杭州召开畲民代表座谈会, 讨论民族族称。与会代表46 人, 包括“丽水县副县长”、“省人民代表”、“云和县公安局干部”等各级干部38 名,“泰顺县司前乡左溪村小学校长”、“浙江省少数民族初级师范学校副校长”在内的畲族知识分子4 名, 村民只有4 名。浙江少数民族师范学校的钟玮琦等知识分子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建议定名为“畲族”, 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决定 。然而, 这一称呼并没有得到所有畲族群众的认可。当1956 年12 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浙江、广东、福建、江西4 省, 确认畲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后, 引起了部分畲族群众的反对, 认为“畲”与“蛇”同音, 是对本民族的丑化, 以前汉人常用“畲客汉”、“畲客婆” 来歧视性称呼畲族, 希望能改变称呼, 但终因本族上层人士的积极动员, 最终以接受该族称而作罢 。

第二, 为了政策操作性的方便, 对很多文化差异明显, 具有独立民族特征的人群进行归并。1954 年前确认了38 个少数民族, 1954 年到1964 年间确认了15 个少数民族。1965 年, 确认珞巴族为单独民族, 1979 年, 确认基诺族为单独民族。至此,“五十六个民族”的基本格局打造完成, 充满弹性的民族质料被装入到固体化的民族分类格子中, 关于对某些人群的分类讨论被看作学术问题, 而不再考虑识别新的民族 。

地方政府在56 个民族的框架内, 享有自由“靠谱”的较大空间,“辨异”的操作和论证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生产性甚至想象性。以贵州为例, 就将历史上自称为“里民”的人群报为“黎族”, 把 “穿青人”报为“土家族”。1982 年, 恢复民族成分工作中, 川、湘、鄂、黔地区民族干部为了地方发展, 或考虑少数民族身份带来的利益, 在实践上放宽标准, 表示“对于当地土家语言消失、土家特点不明显的群众, 只要具有强烈的土家族民族意识, 并要求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的, 便予以认定恢复”, 这样土家族人口急剧增长, 从1964 年的524755 人, 增长到2000 年的8028133 人。其科学性无从考究, 只能说这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妥协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