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揭秘毛泽东不是党的创始人而被整死fficeffice" />

李达(ffice:smarttags" />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湖南永州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胡炎、江春等。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2月起任中共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1年9月创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1922年7月出席中共“二大”，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毛盛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年底，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院士）。早年地位曾在毛泽东之上的李达这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手，是毛泽东发起的各种大批判包括“反右运动”的急先锋。

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说大跃进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发高烧”，是“唯意志论”，将会导致灾难。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

李达对19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李达于196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开中共一大时，是他叫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方面出席一大会议。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C.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不料李的这一讲话在文革中被恶意的歹徒捅出，遂置李达于死地。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党的。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中共“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中共为了把毛泽东打扮成党的创始人，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就已经诞生了。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苏联克格勃侵华的工具。中共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中共的真相大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1集31页），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中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三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说：“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6月30日，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公布的罪行有三：1）指出毛泽东并非一大代表，只是代替者；3)批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3）反对大跃进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李达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武汉报载：声援批斗李达的有2000 多单位，达30 万人！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然而，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共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医院，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上面写道：“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又批：“即送任重同志”。8月13日，李达脸色苍白，口吐鲜血，依然不许看医生。最后送到医院，不准家属探视，断医停药。8月22日，李达已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以化名“李三”的名义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武汉大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1978年始得平反。

第12节   中共创始人张申府被打倒

张申府（1893-1986）是中共建党重要角色。张申府于1913年20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后转入理科数学门。1917年肄业，成绩优越，留校任助教，先后教过数学、哲学和逻辑学。1918年参与了《新青年》工作，并负责编辑《每周评论》，还参加了北大的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1920年8月，陈独秀筹备建党，在上海写信给张申府，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守常是李大钊的字。陈李张三人并商定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也确定了此称呼）。二个月后张申府协助李大钊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介绍一大主持人张国焘加入了该小组。因此中共创始人应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三位。1920年11月，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可见张的品学深得蔡先生赞赏）随蔡访欧。抵巴黎后适值民国元老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筹办中法大学，张申府应聘前往该校教逻辑学。张的另一使命是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建立中共旅欧小组。1921年初张先介绍其女友（后成其夫人）刘清扬（1894～1977）入党，是年春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加上后来到达的两名党员，巴黎成立了中共小组。1922年，张申府在柏林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同年底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张申府任书记，后为旅欧总支书记。介绍周、朱等人入党和在欧活动，张都报告过陈独秀。

1923年底张申府回国，在中山大学前身的广州大学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同时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还担任过蒋介石的德文翻译。1924年5月，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挂名主任是戴季陶），是中共第一个军事干部。黄埔军校初建时尤需政工教官，廖仲恺和戴季陶多次要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开出了15人的名单，第一个是周恩来，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共产党员。张给周恩来寄去了从法国回来的路费，一手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从此周恩来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只有张申府一人是公开以共党身份进入的黄埔军校，且从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申府反对因国共合作而造成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负气退党”。他不愿受中共组织纪律的约束而失去个人自由，且听他自己说的原因：“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而且“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更妥”。张申府落拓不群退出中共后，没有再加入，更未出卖过人。

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以超然的态度表达自己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他后来参预“北平救国联合会”，1935年冬，张申府曾任北平“一二九”游行总指挥。1942年，张申府是民主政团同盟（后称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盟成立后任盟中央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有感于中国长期战乱频仍，人民疲惫不堪，国家元气尽丧，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生命的尊重，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文章《呼吁和平》。《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写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

当时在内战战场上共产党在节节得胜，正准备发动淮海战役以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怎肯停下来讲和平，要他们让百姓休养生息岂非与虎谋皮。毛泽东韬晦多年方得从陕北高原冲将下来以摘取硕大桃子，即将成就帝王大业之际，张申府竟叫他住手，怎不龙颜大怒，当即对张申府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痛加贬斥，发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张申府成了反动派！1948年11月15日，民盟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可见，民盟也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组织。194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叛徒之说何来之有？他没有像众多人等纷纷投共摇尾乞怜去分一杯羹，就是叛徒？ 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28年（1920～1948），1948年12月26日刘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真是共党的好走狗，结果走狗刘清扬1968～1975年依然被监禁。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共产党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不仅误解了张申府，而且也是以党派利益为起点得出的结论。而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预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呼吁和平”是一个永恒的追求，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信仰，对和平的漠视，是一个民族愚昧的表现，张申府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正反映了国人对和平的陌生。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天性，我们不能自己设定只有打败了对手以后才能获得和平，这种思路的逻辑前提是对方没有和平的诚意，可他们自己却忘记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张申府在1945年初在《新华日报》上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仅仅因为共产党权势和态度不同。45年共产党弱势，所以需要“和平”来掩盖自己的暴力夺权活动；48年共产党强势，所以需要“革命”战争来宣示自己统治全国的野心。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他们的命运也几乎与张申府一样。

从1949年到1986年去世（享年93岁）的漫长岁月中，张申府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发表文章、书稿──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分外痛苦。章士钊曾当面要求毛泽东起用张申府，毛记恨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而予拒绝，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来张申府被雪藏到了北京图书馆。高压下为右派的观点辩护是需要巨大勇气的。1957年6月12日农工民主党举行大会，会议虽然仍由章伯钧主持，主题却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设计院”。在一片讨伐声中，唯有1920年在北大任讲师时与李大钊一起参与组建中共的张申府（当时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说：“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他因此也成了右派。张成为右派是因为他参与了1941年批评斯大林的签名和1948年《呼吁和平》。

1957年时，要是周坚持不给张扣上右派帽子，张应当能够幸免。毛的态度也许是周不愿出面保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的另一原因。1910年代未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张申府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氏自述），，申斥过毛的能力低下和敷衍塞责，给过他气受（毛抄写潦草，张令重抄之类）。毛讨厌这些大知识份子，认为他们“最无知识”，派他们“右派”帽子时当然不怀恻隐之心。看透了毛泽东肚肠的周，一贯以不与毛冲突为首务，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被打成贱民了。“文革”期间张也受到了冲击。谁“得罪”了毛一阵子，他会叫你痛苦一辈子。张申府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过教职，广州大学起皆为教授。张申府热衷数学、数理哲学、逻辑学，他是中国积极译介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的第一人。张曾尝试融会贯通儒家哲学和罗素的数理哲学。张申府还是中国人中首先推介爱因斯坦的人，指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重要作用。张申府有句名言：“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党’字就是‘尚黑’。”这样的张申府，共产党会对他感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