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启蒙语境下的中国
作者：杜君立

　　
　　启蒙之意简单的讲就是思想进步，就是开化；相对于蒙昧而言，就是离开野蛮走向文明。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是财富的增长，更主要表现在思想的进步。思想的每一次升级，都带来历史天翻地覆的嬗变。
　　西方历史学家一般将历史划分为5个阶段：史前、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中国官方历史学家承袭100多年前马克思的历史观，一般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
　　因为思想启蒙，文字的出现使人类从史前进入有明确记忆的古代。以欧洲为例，古希腊和古罗马构成的地中海文明为古代阶段。北方野蛮人南迁，哥特人洗劫罗马，到查理帝国崩溃，《凡尔登条约》确定了欧洲封建格局，进入长达数百年的中世纪。中世纪的特点是教权大于皇权，教皇是欧洲最高权力者，各封建王国在连年征伐中持续皇权统治。
　　印刷术进入欧洲后，引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迁。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产生的《权利法案》标志着皇权专制的结束，也敲响了中世纪的丧钟，英国在欧洲，甚至在全世界率先进入近代，接下来工业革命风起云涌。
　　随着美国独立（《独立宣言》）、法国革命（《人权法案》）和鸦片战争（《南京条约》）次第爆发，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呈蔓延之势。在近代发展中，中世纪的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并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皇权复辟反复出现，特别是在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尚未发育成熟的国家。
　　资产阶级主导的近代革命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类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在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旗帜下，一个只有生产没有消费的世界最终将近代欧洲带入两次世界大战，财富、贵族和无数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在两场机器战争中归零，资本家成为唯一的胜家。
　　联合国的成立拉开现代社会的大幕，一个极度丰裕发达的消费社会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白领和中产阶级，马克思的设想完全落空，福利主义与民主自由思想被奉为人类普世价值观。1989年的共产主义理想破产成为前现代的休止符。互联网文化背景下的911为人类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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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例外中的例外。事实上中国唯一一次成功的启蒙发生在印刷术之前。这场启蒙发生在封建政治最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数百年商周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古代。焚书坑儒象征着启蒙运动的结束，或者说启蒙成为永远的禁忌，秦始皇成功扮演了封建体制的终结者，他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皇权独裁体制，从此之后，一个延绵达2000余年的中世纪始终是对这种体制的继承和完善。
　　可能因为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字符数量远远大于拼音字母），印刷术并没有在它的原创地有多大作为。文言文的阻隔、地理交流的局限再加上文字狱和思想禁锢，在200年漫长的中世纪中，始终没有出现社会性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的镇压和招安之下，以犬儒的身份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影响社会变革思想的启蒙力量。
　　夜郎自大的中世纪美梦被鸦片战争惊醒。已经进入自由贸易的近代欧洲面对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帝国，一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互相沟通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贸易就如同做爱，单方面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双方的介入才会产生共同美好的结果。中世纪的天朝认为皇权稳定大于一切，贸易接触将发生思想交流，影响稳定大局。天朝的拒绝使炮火成为一种有效的语言。天朝终于承认了在自己之外尚有其它文明，继而由傲慢自负走向敏感自卑。在发现了中世纪与近代的差距之后，一场席卷全国的“自强运动”在帝国展开。
　　19世纪的中国依然处于蒙昧之中，从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原始多神教加上皇权思想，构成对中国正统宗法社会的反动。自强运动是中国2000多年来最大一次启蒙运动，也是一次正动。经世致用被体用说民权说代替，经学考据学被科学代替，四书五经科举被小学大学代替，臣民被公民代替。复辟势力制造的戊戌六君子惨案不幸将帝国推入坟墓，即使立宪运动也无法挽救天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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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在一片大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诞生，全盘西化拿来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公民在教科书和选票文化面前逐渐成长。民主和自由突然降临中世纪的中国，从老百姓到公民的路是如此之短，几乎来不及跨越。数不尽的书籍报纸杂志扑面而来，带来各种最新潮的最优秀的信息和思想。阅读、演讲、辩论、讨论……这个时代是如此奇特，不能不让人承认——人的自由先从思想自由开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运动将这场启蒙运动推向高潮。
　　这场启蒙的不幸在于错误的时间发生了正确的事情。这个后中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民中国，只有地主而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士大夫而没有知识分子。在一个赤贫的中国、一个文盲的中国、一个动荡的中国，一切已经注定了这场启蒙运动的不幸结局。
　　从中国第一位法理民选总统袁世凯复辟“洪宪”开始，一场资产阶级缺席的启蒙只能产生一次又一次的皇权复辟，中国最终又退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中去。启蒙从此成为一种禁忌，被后皇权时代的专制主义紧紧地封堵在角落。
　　在一场错误时间的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混乱中，正如无数次中国中世纪的历史一样，农民起义军最后获得了胜利。“万岁万万岁”重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思想。一场“大鸣大放”的伪启蒙运动将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悉数流放，随后的“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将数亿中国人重新带回黑暗的中世纪。文盲越来越多，民间戏剧被禁止了、报纸杂志书籍电影被严厉审查、学校被关闭，文字和思想成为危险的代名词。前印刷时代的手抄本和口头文学开始民间流传，向万岁像烧香祷告可以祛除百病，中国几乎退回到蛮荒的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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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的“四五运动”拉开一场长期压抑的启蒙总爆发，这场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13年后。星星画展、朦胧诗、真理大讨论、恢复高考、平反与反思、从文学热到哲学热，在一个物质贫瘠的时代，阅读和思考成为新时代精英群体的集体行为。
　　理性和激情在一个农民中国激荡，理想主义成为这个启蒙时代最鲜亮的旗帜，引领者无数爱国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当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的现代时间的时候，中国依然还在勉强糊涂的小规模农业和反对启蒙的中世纪徘徊。这不能不令年轻人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
　　启蒙时代是一个阅读的时代，更是一个思想的时代。言论或许不自由、出版或许不自由，但思想可以任意翱翔，思想的翅膀永远沾满自由的阳光。《河殇》成为一个时代爱思考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虽然它或许不够完美不够成熟，但它懂得什么是错误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次发生在正确时间的错误事件，一场非理性的启蒙运动以一场非理性的恐怖行动结束。这是十亿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没有谁可以无辜的释然，直至今天的诺奖，我们依然无法摆脱那副沉重的十字架。
　　在欧洲东部群情激奋的一片崩溃中，中国又一次成为例外中的例外。在西方用炮火强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150年后，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为被许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感到无比荣耀。中国重又拾起近代欧洲的重商主义旗帜，将廉价的中国苦力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国库膨胀的速度与房屋价格医疗费用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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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文盲已经消失了，因为人们被肚子要求必须认识钞票上的文字，否则他就会被饿死。报纸、书籍、电影依然接受官方严厉的审查。在下一代的教育中，五四运动中诞生了《公民》课，社教运动后，《政治》课代替了《公民》；四五运动中诞生了《法制》课，六-四之后《思想品德》代替了《法制》。至此，公民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国家和政府成为模糊可怕的利维坦，法律成为权力的延伸。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训诫中战战兢兢成长，他们和我们一样起早贪黑忍辱负诟自我折磨，只是为了考试为了一张带着印章的学历证书为了学会做人。从这个时代开始，文字与阅读无关，与思想无关。
　　当谷歌以不作恶的谴责退出中国时，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无耻的一个中世纪局域网。从未名BBS开杀戒，牛博、天益等启蒙网站陆续被封，擅长自我阉割的天涯凯迪博客中国与南方周末一样，成为启蒙运动在中国硕果仅存的最后阵地。在一个后现代背景下，启蒙已经越来越遥远，如同错过的恋人，一切只能成为伤感的回忆或无意义的旧情书。
　　启蒙是对思想和智慧的开光，是权利和尊严的觉悟。自尊和自信作为启蒙的产物，它并不是炙手可热的物质财富，而是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现代身份证。欧洲中世纪是战争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信仰和宗教。中国的中世纪同样是周而复始的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这或许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
　　启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关信仰和思想的东西，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对以吃饭为天理的中国人来说，信仰是过于奢侈的东西，或者说，启蒙更像是别人的事情。陈独秀就说：“近世文明者，乃欧巴罗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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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多年前，谭嗣同试图用自己的鲜血告诉人们什么是启蒙；100多年后，菜市口是北京最繁华的黄金市场。在一个消费时代，金钱已经成为人们唯一的信仰。消费控制了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物质的泛滥最终淹没了人的存在。消费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新意识形态。精美的商品、慷慨的赠品、乌托邦似的的百货商场和诱惑的广告传播着充满迷幻的奴性文化，让人们拜伏在物的权力之下。
　　在消费时代，异化的人被完全符号化，人们被LOGO分割成不同的阶层。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浅薄的匆匆的。时间成为最昂贵最奢侈的商品，人成为最廉价最多余的商品，而思想则成为垃圾。商品极权主义所形成的政治暴力足以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和思想堡垒，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最后都成为视觉和感官的体验，唯有思想不可捉摸，因而失去价值。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物质和欲望代替了无谓的思考和深沉的思想。一切文学艺术哲学最后都被娱乐征服。人们曾经历经辛苦逃出中世纪的桎梏，最后却在后现代的刺激中陷于麻木和迷失。
　　中国是如此早熟，当欧洲人还在野蛮中挣扎时，中国已经进入中世纪的盛世几百年了。当欧洲人为了信仰打得昏天暗地时，中国人只会在连叫花子和牛马都做不成时才生气。是中国人该告诉欧洲人什么是生活，还是欧洲人该告诉中国人什么是人生？这就是中国与西方缠绕100年来的人权分歧。
　　奥威尔在《1984》中提醒人们警惕被强权愚弄凌辱，而赫胥黎却在《美丽新世界》中打造了一个天堂，有吃有喝有美女，唯一的“缺点”是不要有思想。在奥威尔的世界里，启蒙是被严厉禁止的；而在赫胥黎的世界里，启蒙不只危险，更加多余。
　　20年来，中国教育流水线生产了无数不知道公民国家政府为何物的廉价“苦力”；20年来，电视电影都是皇阿玛奴才格格老百姓构成的盛世；20年来，入党考试行贿当官贪污成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西方人争着考律师，中国人争着考公务员。）20年来，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中国茁壮成长；20年来，官吏集团逐步形成世袭利益同盟的寡头贵族；20年来，法律越来越被权力代替；20年来，党的纪律和儒家道德成为最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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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事实上在2000多年前就结束了。2000多年来，我们在思想上并没有多少进化。300年前的启蒙运动创造了一个文明富强的欧洲。而发生在这100多年来的两次启蒙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什么，中国还是200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如果说在西方，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法律问题，那么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前者相信法律是唯一公平的和正义的，后者坚持用政治解决所有问题，而这个政治就是纪律和道德。
　　依靠勤劳忍耐数量众多的中国苦力，在人类财富大比拼中，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中国已经成功穿越了奥威尔的世界，正在进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里没有强奸，只有诱奸，或者糊涂，或者假装糊涂，否则就是自寻烦恼。思想重要吗？思想能当饭吃吗？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有两个追求，一是活着，二是快乐。如果二者兼得则功德圆满，比如毛万岁的皇孙就已经修成正果。
　　对中国人来说，中世纪的精神配上后现代的物质构成黄金搭档。中世纪的精神带来无尽的满足与快乐，后现代的物质可以使我们活得更滋润。很多时候，无知并不能带来无畏，但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和快乐。
　　300多年前，一群清教徒倾其毕生财产坐上了风雨飘摇的“五月花”。4个月后他们来到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新大陆。一年后，他们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一多半，五月花号又来了，但他们拒绝搭船回到中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他们说：“不自由毋宁死！”300多年前，一群饥饿的农民杀进北京，吃肉喝酒，坐上金銮殿……那一年，中国人成为前后3个皇朝的光荣臣民——大明、大顺和大清。中国老百姓说：谁来了都一样，咱还是老百姓。
　　90年前，一群青年学子迎着警察走出校门，他们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90年后，一个警察局长的儿子撞死自己的同学，而她的同学们却“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