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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艰难逃亡路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9-17 15:18 标题: 艰难逃亡路

艰难逃亡路
李焕明
我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市，1990年考入安康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在校期间，因为参与组建学生组织，1992年8月被传讯、关押了8天。这个所谓的学生组织，仅仅只有5名学生，什么活动都没有，所以我想应该没事。但是，1993年6月24日，我正在进行毕业考试时，公安处将我带走，宣布逮捕。次年3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本想上诉，但是在看守所里太饿了，为了能早点吃上一口饱饭，我放弃了上诉。4月，我被送到汉中监狱服刑。1996年5月9日出狱，因为在狱中照顾病号犯“有功”，被减刑45天。

1997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1998年到深圳。2001年9月2日，因为在深圳多处散发传单，被深圳公安逮捕。审讯期间，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采用疲劳战法逼供。2002年5月，深圳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我有期徒刑9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8月底，我被送到韶关监狱服刑。当时，那个监狱关押了上万名囚犯，其中近半是女犯（广东省女子监狱当时也设在这里，一个监狱两个大区，分隔管理）。监狱里，有钱的犯人可以买到清闲的岗位，可以买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也可以买到酒、肉改善生活，没钱的犯人只能干苦力，还不一定有刑减，生活自然也十分艰辛。

当时，劳动时间也特别长，经常一天干12-15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而且没有节假日，仅仅是过春节时能休息两天。我因为抗议劳动时间过长，被关了3次禁闭——第一次是8天，第二次是15天，第三次是6个半月。禁闭仓向来号称监狱里的监狱，狭小、阴暗、潮湿、闷热，长期幽闭，人会被关疯。我隔壁一个叫谢月兰的犯人，就由怀疑有精神病给关成了真精神病，他整日砸墙、高唱高呼、放水淹自己，把大便往饭碗里拉。禁闭巷原本分两边，一边关精神病犯，一边关禁闭犯。对精神病犯不予治疗，一关好几年，冬天里没有鞋，也没有被子，睡在水泥床台上。就这样，轻的关成重的，重的更重。幸好，我只关了6个半月，还没疯。

去年9月1日，我刑满释放。因为我不悔改，又老是投诉监狱里的腐败行为，因此没有得到一天减刑。

回家后，派出所将我的户口迁到父母所在地，我和年迈的父母同住乡下一处小屋里。警察告诫我不得离开安康市，非经他们允许，不可以去外地。他们时常到我家里探查情况，每次一来，我年迈的父母都担惊受怕，忙乱不已。每逢“敏感”的日子，警察还来家里陪坐。广州开亚运会时，二姐让我去她家帮忙照看小孙子，警察随之赶到她家，硬要她签下责任状，确保我不会离开安康。他们还安排村干部监控我，并且监听我的电话。我有个中学同学，几次打电话邀我去他专卖店的天津总厂观览，帮我适应社会、散散心，但每次他打过电话，次日早晨派出所的电话就会追过来，询问有无人约我外出，并告诫我不得外出。

呆在家里对父母是个累赘，他们老为我担惊受怕、伤心难过，我也没法在家乡找个像样的工作，养活自己，减轻父母负担，于是我决计离开家乡。5月27日，我乘火车逃离家乡。到达广州时，警察打来电话，威胁要我立即返回，否则派人来抓我。他们又命令村长、我的亲人不断打电话催我返回。我不想返回，我去一个牢友家，取走了我在狱里写的书稿，又找一个朋友借了点钱，然后关闭了手机，一路南逃，到了凭祥。途中住店，我不敢用身份证，谎称丢了。

6月10日，我在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的帮助下，经由山间小路，越过边境，逃到了越南。但是一过边境，就被小镇上的越南治安队盯上了，他们专门抓捕偷渡客诈钱。他们骑着摩托车追上我，将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关起来。后来，那位朋友的一位越南亲戚帮忙垫了2000元人民币（600多万越盾），才将我捞了出来。我当时身上所剩的钱不多了，还要奔往河内，所以只还了500元，至今还欠着1500元钱。

到河内后，我找了好几家大使馆，期望可以求得庇护（因为没有护照，一旦被越南警察查出，肯定遣返中国），但是对方都客客气气地对我说“Sorry”或“No”。印度大使馆的夏尔马先生曾介绍我去联合国难民署驻河内办事处，但该办事处主任十分冷漠，看完我的材料就叫我离开。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难民署，“不推拒”的原则在这里根本不存在，爱心与关怀更不存在。还有些外交官或翻译告诉我，可以去柬埔寨或泰国，找那里的难民署，可以得到帮助，但我当时已没有钱了，无法去那么远的地方。好在夏尔马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法新社驻越南的记者伊恩•布莱克，伊恩是个非常热心善良的人，他资助了我200多万越盾和100美元现金，总计约合200美元，然后为我打印了一张曼谷难民署的标志图。之后，我按法国大使馆给的地址，找到长途车站，乘上大巴，赶往西贡。

越南真长，三天三夜后，才赶到西贡。之后，我赶紧去边境地带寻找道路，准备逃往柬埔寨。但是，这段时间柬埔寨查得严，找了好几个当地摩托佬，都说怕抓，给钱也不敢带。越柬边境和地图上的显示根本两码事，我不敢贸然私闯，困在这里，又没有钱，又危险，如何是好？

我在边境城市朱笃遇到一对开了家小旅店的华侨老夫妻，他们帮我联系了一个长年做这路生意的柬埔寨华人，可这人也不敢做，说查得严，无法保证能安全送到金边。还有一位开小店的华裔老大姐告诉我，说一个叫金桥的地方，给当兵的5美元，可以去柬埔寨边境参观。我放下行李，立刻打摩托车找到那里，打算先过去看看。过了第一道线后，在第二道线给拦了回来，无论给5美元，还是10美元，就是不放我走，给扣了起来。我想：这下完了，该打发回国了。检查站的军官搜查完后，将我和那个开摩托车带我来的老头一并送到附近一处军营。长官请来两个华侨做翻译，一番讯问之后，他认为我一没带行李、衣物，二没带多少钱，三又有开摩托的老头等候我，判断我并非是偷渡客，确实仅是想参观参观，且并未真正过界（第二道线后才是柬埔寨），虽无护照（我谎称护照在河内一朋友处，但并不能说出姓名、地址和电话），仍决定放我。真是奇迹，被边防军抓住，还能放回，我真没想到，简直不相信他的话。

在西贡和边境地带逗留了10来天，后来开旅店的华侨老夫妻告诉我，北边有个叫龙坪的小镇子，那里有条小河，过了河就是柬埔寨。我去那小河看过后，当天下午带上行李，在离边检站约把许里的河边，登上一艘摆渡的小船，满怀忐忑地过到对岸。还好，对岸并无人检查。但我没走多远，一个治安队员模样的人骑摩托车追了上来，索要“passport”。我想：完了，我哪有该死的passport”。万般无奈，我掏出干瘪的钱夹，取出一张50万越盾的钞票递给他，心想他八成会拒绝，并将我押往兵站。但是，出我意料，那人笑着收下钱，和我握了握手，竟然用汉语说了句“你去吧”，转身打车而去。我赶紧向前急奔几步，瞅前后无人了，蹩到路旁的芒果园里。

在芒果园里一直躲到天黑，趁黑我钻进一大片玉米林，向前奔窜，我想趁夜向前赶上几里路，好绕过柬埔寨的边防检查线。半夜里，我在一片大苦瓜棚里站了一夜，天亮后换了双凉鞋，丢掉所有的脏衣、脏鞋、袜子，上路赶往附近一个小镇。小镇上没看见有载客的摩托佬，只好上了一辆破旧的小巴，花了5美元，这辆破车将我带到了金边。当时看到金边的模样，我还真不相信这是首都。

费了好大劲，找到难民署驻金边办事处，人家却告诉我，自2009年起他们就已不办这事了。如果想申请办理难民，得去找柬埔寨政府难民事务中心登记。那个翻译在电话里不住催问我“要不要去登记、要不要去登记”，根本不容我思考。但我知道，柬埔寨政府曾将不少政治犯遣送回了中国，最有名的是新疆的那22个人，我怎敢去找柬埔寨政府登记？！一气之下，我背上行李，奔往汽车站，当天就乘长途大巴赶到柬泰边境的城市波贝。

次日早晨，在一个摩托佬的指引下，找到当地的蛇头，花40美元，穿过一条长长的水沟和一片茂密的野草地后，到了泰国。当天晚上，我乘长途大巴赶到曼谷（花了10美元），并在倾盆大雨中找到了难民署的小门（供难民进出的是一道小铁门）。因为是周五晚上，无奈，只能等到周一再说。当时，我没什么钱，也没护照，找了几家旅店，都拒绝我入住。曼谷的确比河内、西贡“文明”得多。我只好睡在难民署门前街边的候车亭里。第五天夜里，一伙骑摩托的泰国小流氓，沿街袭击、殴打街头流浪汉，我也未能幸免，并且因为我拾木棍试图自卫，他们又“照顾”了我一回，用酒瓶砸了我一通。这一切，都发生在难民署警察的眼皮底下。我不敢再在这条大街上睡了，只好去另找地方睡。这样，一共在街上住了七天七夜，后来在JRS（教会难民服务中心）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住处，正式开始在曼谷的申难生活——也许可以叫“申难生涯”，因为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大部分人都得等待两三年才能有结果，有的人已在这里等了四五年、五六年，甚至还有等了10年、20年、已几乎成了泰国人的老难民。

尽管在泰国依然十分艰难，但毕竟逃了出来。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能否得到难民身份——虽然现在自己是实实在在的难民，但难民署的审理是说不准的，结果只有神知道。不过，无论将来身在何处，我都会坚持为中国的人权鼓呼的。希望我们恶劣的人权环境能早日改变，不再有人像我一样艰难逃亡、流落他乡。现在，我非常希望能和年迈的父母通个电话，可是因为对监听的顾虑，还不能够。不知他们现在身体怎么样，也不知道我哪一天才能放心地和父母通电话。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85

作者: a981234 时间: 2011-9-18 21:11

真的很艰辛，不知能否等来光明的一天，祝愿幸运之神早日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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