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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失蹤的“憲法之父”——張君勱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9-2 20:40 标题: 失蹤的“憲法之父”——張君勱

作者：陈奎德

一、誰是張君勱？
“誰是張君勱？”

就此問題，我曾問過好幾位年輕朋友。面對的，竟是一臉茫然。不得已，進一步提示了前些年風行一時的電視片《人間四月天》，他們才逐漸順藤摸瓜，摸到了張君勱名下。

當代中國青年人竟要借助徐志摩、林徽因和張幼儀的感情糾葛才知道張君勱何許人了。君勱先生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二、何以張君勱？

三天前是張君勱先生的42周年忌日。 42年前,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張君勱，就在我們開會的這個城市——舊金山的一所療養院裏，寂寞地走了。臨終前，回望一生，他說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不過，我們要記住他說此話的時間——1969年。身處當時此地，遠觀那時台海兩岸中國人的生存狀況，一邊是文革的血腥暴政，一邊是雷震等人組黨被鎮壓後的恐怖沈寂；近思他一生的憲政理念，恍如鏡花水月，在海峽兩岸都無處落腳，只能漂洋過海，郁郁後半生。其蒼涼無助的心情，42年後，似乎猶可觸摸感受。

不過，身處九泉的君勱先生沒有料到的是，當他孤寂地去世後不幾年，台海兩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白雲蒼狗，令人眼花缭亂。從今日看，特別是從中華民國憲法法統在台灣的複活、承續和安身立命看，他絕不是失敗者。我相信，在將來的中國史書上，張君勱將占有他的位置，那是一個類似法國人供奉在《賢人祠》裏的先驅位置。

有鑑於辛亥百年的歷史關口，在此會議上回望並重估張君勱先生，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對我而言，是兩重緣由，一為公共緣由，一為私人緣由。

所謂公共緣由者，是必須還“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一個公道。必須還中國立憲派一個公道。必須還中國政治的第三種力量一個公道。這既是尊重歷史，也是著眼於中國的未來。

所謂私人緣由者，是因為筆者的舅父歐陽達先生，曾經擔任（張君勱為主席的）民主社會黨地區負責人。吾舅一介書生，純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會黨。誰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於1950年在鎮反中殉難。當代中國純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橫遭荼毒者不知凡幾，他們的公道亦是必須有人伸張的。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值此富於象徵性的世紀性年關之初，筆者曾為文提出：

目前“中國民間，海內海外，‘革命與立憲’之爭再次洶洶而起，恰如一個多世紀前康梁與孫文的那場著名爭論一樣。然而，今日之中國，猶是晚清之神州，仍會再次陷入宿命式的歷史循環乎？不。2011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它提示國人，畢竟，當下已不是晚清了。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它留下的政治遺産：中華民國——她的百年存在。她的憲政法統。她的民主轉型。” (1)

而涉及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張君勱其人是繞不過去的。他起草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國憲政法統的書面基地，也是中華民國民主轉型的法理依據。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的憲政事業，張君勱居功甚偉，無法抹殺。

三、張君勱其人：雙重身份
張君勱（1887-1969），名嘉森，字君勱  (英文名Carsun Chang )，出生于江蘇嘉定縣。1902年，他16歲應寶山縣鄉試，中了秀才。1906年，張君勱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修習法律與政治學。留學期間，結識了具有師友關系的梁啓超，並參與發起梁啓超主持的“政聞社”。1909年6月，創辦《憲政新志》雜志，鼓吹議會政治。1910年，張君勱于早稻田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回國應試于學部，次年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為暫避袁世凱的迫害，在梁啓超的安排下，張君勱于1913年取道俄國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1915年底回國，先後任浙江交涉署長，《時事新報》總編輯。1918年，張君勱等隨梁啓超去歐洲考察，之後留在德國師從倭铿（Rudolf Eucken）學習哲學。後回國參與一系列重大事變。1951年移居美國。1969年2月23日在舊金山病逝。

  張君勱曾表示：“自身興趣，徘徊于學問與政治之間，政治不需要我時，學問的興趣足夠消磨歲月”。觀察其一生的行迹，此番夫子自道應是所言不虛的。這就是他的雙重身份：政治家與學者。

四、作為政治家的張君勱

有五種角色，是界定張君勱作為政治家的必不可缺的元素：

1）中華民國（1946）憲法起草人，
2）作為中國立憲派第一代梁啟超的直接傳人，張君勱是立憲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3）創建非武裝的國社黨、民社黨並任黨魁，
4)  中國民主同盟發起者之一，
5）1945年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華民國代表。

  其中，起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是張君勱對現代中國最重要的貢獻。迄今為止，它仍是近代中國最好的一部憲法。從政治後果看，中華民國（台灣）憲政民主轉型的成功是奠基在（解除戒嚴令之後的）該憲法之上的。由於此一卓著成就，張君勱被廣泛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該憲法是他留給中國最大的政治遺產。

憲政，是張君勱一生堅韌不拔孜孜以求的中國夢。成為立憲之先驅——如美國的漢密爾頓、日本的伊藤博文一樣——是他對自己生命的期許。為此他仔細研究和比較各國憲法，對1919年德國通過的《魏瑪憲法》格外用力。他在國外剛得到該部憲法文本，便第一時間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人。而《魏瑪憲法》中所含社會主義成分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制憲思想，促成了他“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問世（雖然同名，但須注意，此“國家社會主義”絕非希特勒式的彼“國家社會主義”）。

不惟如是，他不僅僅局限於學理上研究憲法，張君勱還有過幾次制憲實踐。1922年，他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八團體“國是會議”，草擬過《國是會議憲法草案》等文本，並著《國憲議》加以說明，有相當豐富的制憲實際經驗。

因此，當1946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際，作為憲法學家，作為獨立於於國共兩大黨之外的張君勱，眾望所歸，受命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當時他描繪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張時說：“政府要三民主義，我們要歐美民主，青年黨要責任內閣，共產黨主張司法制度各省獨立、國際貿易地方化”。值此復雜而蘊含內在衝突的情勢，張君勱如何落筆？

他的應對之道是：居中斡旋，對各方面利益和主張進行平衡，在起草時竭力避免憲法染上過於濃厚的某一個黨派的意識形態色彩。作為制憲者，君勱先生賦有廣闊的視野，虛懷若谷，廣納眾議，努力尋找各方訴求的交集。落筆起草時，他先從此交集著手，然後邊協商邊擴展。他清醒地體認到，在各種政治訴求的碰撞中，固執一端，痛快則痛快矣，卻極易導致僵局乃至引向戰爭。

1946年四月至五月間，修憲小組白天開會。（2）眾目睽睽之下，各方都不敢示弱讓步，於是往往變成顯示各自對所屬黨派忠誠之表演，難於妥協，不得要領。真正的協商，全賴張君勱每天晚上奔走各委員的住處，折衝樽俎，尋覓共識。

在當時各派關於憲法問題的爭論中，國民黨主張以孫文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核心，同時在民主國家實行的立法權、行政權和行政權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另加上監察院、考試院兩權的的五權分立的憲法，即希望以《五五憲草》為藍本。而已然割據了一些地盤的共產黨，在當年則強調地方的權力——地域性的司法獨立和地方的國際貿易權力。青年黨對內閣制情有獨鍾。而其他多數黨派及人士則傾向采取國際社會主流的英美式憲法。

張君勱仔細傾聽各方意見，折中整合，寫出了一個妥協式“十二條原則”，即對《五五憲草》提出了十二條修改原則。該方案提出後，“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國民黨的代表孫科也不得不表示支持。當時，梁漱溟曾贊嘆說，這“十二條原則”是張氏“用偷梁換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權憲法之名，運入英美憲政之實”。（3）

在這一過程中，還有一段聲色俱佳的插曲：某日，共產黨的周恩來跑到張君勱住處哭訴：你怎麼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列入憲法第一條了呢？這樣我們還能有什麼作為呢？張君勱不急不緩地回答：你有沒有看清楚？第一條是「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所謂「三民主義」，這裡其實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這三民不就是美國林肯總統的三民嗎？你有什麼好反對的呢？於是周恩來說了聲：「我懂了」，就走了。（4）  有鑑於此，中共的周恩來後來對張君勱方案一直表示“佩服” 。

“十二條修改原則”通過後，張君勱在此基礎上草擬了一部“憲法草案”。當時，國共兩黨日益對立，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在各方共識尚不充足的條件下，執意要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因此，參與還是抵制國大，成為國共兩大黨決裂的標誌。中共聯合了社會民主派與左翼自由派為主導的民盟，抵制此一國大。國府為爭取中間派，決定制憲會議採用張君勱起草的憲法草案。而作為憲政專家和民盟重要領導人的張君勱個人雖然沒有參加，但他組建的民社黨卻和青年黨一起參加了這次國民大會，從而導致了張君勱與民盟的分手。國共兩黨就此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兵戎相見。
當時，君勱先生對其民社黨參與國大有如下解釋：“我們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希望民主與和平二者均能實現，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時，只有先爭取民主的實現。得到一點，總比沒有好。”（5）

對國大，是參與還是抵制？是當年中國政治派系劃分的分水嶺（如多年理念相近情如手足同創政黨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即因此而分道揚鑣）。此事的是是非非，至今猶聚訟紛紜，並影響了中國人的基本政治命運。

人所共知，當年參與國大者，在不久後的內戰中成為戰敗者，退守台灣。而當年抵制國大者，在內戰中取勝，造就了毛氏黃袍加身，入座龍庭。然而歷史的弔詭是，絕大多數戰勝者後來的命運，比戰敗者諸公要淒慘悲涼得多，（如他的創黨好友張東蓀、羅隆基以及儲安平等謙謙君子）很多人在大陸死於非命，而當年的戰敗者，在一隅島嶼上，臥薪嘗膽，砥礪奮發，先是經濟起飛，後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又掙脫了綁捆在（君勱擬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上的“戡亂戒嚴法”緊箍咒，使1946年憲法呈現其真身，迸發出其基本功能，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轉型為憲政民主制度，首次開闢了中國人政治生存方式的新紀元。

歷史命運的神奇轉折，常常非人們可預先逆料的。

書歸正傳。作為政治家，除制憲外，張君勱另有值得一提的事功：建黨。他是在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的踐行者。作為梁啟超的嫡系傳人，對二十世紀中國政黨政治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早年追隨梁啓超從事立憲活動，是政聞社的骨幹人物，倡導君主立憲。張君勱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創中國國家社會黨，藉以落實政黨政治（切勿與德國的國家社會黨混淆，二者迥然不同）。一九四六年國社黨和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並，改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仍任主席，成為一支獨立的有自身理念的政治黨派。他參加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加發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1945年出席聯合國會議，任聯合國憲章大會組委員。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張君勱代表中華民國簽署聯合國憲章。1946年任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並起草了《中華民國憲法》。

在近代中國政治光譜上，他是梁啓超的傳人，是中國立憲派的第二代代表。張君勱所創的黨與國共兩黨迥然不同者在於，這是一個沒有任何武裝力量作後盾的、以政治訴求相號召的純然現代政黨。

在政治取向上，首先，該黨是民主憲政的堅定信奉者。他對憲政的理解是，“人權為憲政基本”，（6）人權“即所以保障全國人民之權利，就是說凡稱為人都應有同樣的權利，不能說你參加革命，便享有人權，而不參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權。因為革命的工作是要確立人權，而非限制人權”。

其次，由於當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德俄兩國極權式經濟表面勃興的雙重刺激，它對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表示疑慮，因而對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産生興趣。他翻譯了蘇俄憲法，同時向國內詳細介紹了德國革命的情況。經過精細的比較研究，他的結果是：贊成德國魏瑪式的社會主義，反對蘇俄社會主義，反對以俄為師。從此，其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基本形成。曾發表《新德國社會民主政象記》。因而，他領導的黨主張應該有適度的政府干預，建立一種所謂“修正的民主政治”。這實際上也是當時一種具有世界傾向的潮流。這一傾向，只是在後來共產國家計劃經濟完全失敗之後才在全球轉向。此是後話，不贅。

此外，在張君勱的意識中，民族復興始終是主題。他高度贊賞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民族危機時那篇著名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希望自己能與費希特一樣，激發本民族人民的愛國情操和民族自信心。

因此，從政的張君勱，為三個關鍵詞所環繞：民主憲政  均富  國家主義。

就問政風格而言，雖然在制憲時，張君勱廣納眾議，折中妥協，但他並非鄉願式的無原則人物。一旦脫離制憲者身份發表自己的政見時，他一反謙謙君子之態，尖銳而鮮明。過去，他與國共兩大黨有過筆戰：1927年後與他中國青年黨李璜合辦《新路》雜志，反對左右兩翼的獨裁專制，他猛烈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強烈反對中共將中國“作為俄國政治化學室之試驗品”。國社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該黨對各大政治力量更是多面出擊：它批評國民黨“腐化”、青年黨“頑固”、共產黨“強化”，攻擊三民主義失之“混”，國家主義失之“舊”，共產主義失之“激”，批評國民黨為“前期革命”，青年黨為“過渡時代的點綴品”，共產黨為“混時代的犧牲品”。（7）

由於上述鮮明的政見，1929年，他在上海知行學院講授歐洲政治思想史後的回家途中遭綁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備司令部附近達20天之久。他的一只腿就是在綁架中受傷的，並從此不良於行。獲釋之後，即遠赴德國耶拿大學任教，以避政治迫害。在此期間，還與德國教授倭铿（Rudolf Eucken）合著了《人生觀問題》一書。

但是，張君勱不是被歷史恩怨所支配的人。當日本對中國進逼日緊，他奮起奔走，率先倡導“共赴國難”，並于1938年先後致函國共兩黨領袖。在給蔣介石、汪精衛的信中，他自承他本人及國社黨的政治主張與“中山先生遺教有若合符節者”，他發表《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外敵當前，國內須統一軍令和政令，他希望共産黨放棄階級鬥爭、取消軍隊和邊區。蔣、汪很快就給他複信了，但毛則不予理睬。這件事戲劇性地呈現出在民族危機當頭之時，有關各方的政治表現和人格形象。而張氏的作為是最無可挑剔的。

張六十歲生日時，周恩來曾送給他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但時隔不久，中國的悲劇宿命難於抵擋，內戰烽煙仍熊熊湧起。由於民社黨參加了為1946民國憲法背書的國大，張君勱因此而開罪了共產黨和民盟左翼。

中共是“成王敗寇”最赤裸裸的信奉者。因此，殊為滑稽的是，從未持有過兵器的一介書生張君勱，剛剛被中共恭敬地祈祝“民主之壽”，不旋踵，槍砲的勝利者，“一闊臉就變”，迅速把自己剛剛恭維過的”壽星“列入“頭等戰犯名單”之中了。毛澤東們的前恭而後倨，一至於此！

此外，作為民盟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1940年，經張君勱、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會和協商，達成民主黨派聯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張君勱和他組建的民主社會黨一起被退盟。

但當時，在自由派中，無論是左派還是右翼，雖然因觀念不同而厲聲互批，但人物之間仍有倫理底線和惺惺相惜之情。如所周知，在是否參與國大問題上，儲安平與張君勱政見不一，儲拒絕參與國大，但在表達對張的反對意見之後，仍稱：“這次民社黨參加國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張君勵個人的學問、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國，還是屬于第一流的。” （8）  而在1947年10月，當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以鎮壓時，已經退盟的張君勱與李璜，聯名致函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張群，表示嚴正抗議。

此後，國共內戰酣烈，中國共產黨軍事赤潮席捲大陸。文人政治家與學者已無問政問學空間，被戰火徹底邊緣化了。1949年11月，張君勱應邀赴印度講學，逐步淡出中國政治，迴避國共兩黨，開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遠走美國，潛心文化學術，探究新儒家，遁入人生的低潮期。在飄零海外的近20年間，由于沒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仍堅持抗擊共產主義，同時對氣節和尊嚴身體力行。1961年，台灣中華民國教育局聽說他要去德國講學，便給他匯去一筆非常可觀的美金做路費。不料，幾天以後，這筆錢被如數寄返。自1949年離開大陸，一直到1969年去世，張君勱自始至終沒有接受過國民黨當局的資助。在這種清廉自守自甘寂寞的學術生涯中，張君勱先生於1969年在舊金山遠眺台海兩岸晦暗不明的前景，寂寂而終。

五、作為學者的張君勱

前已提到，張君勱聲稱自己“徘徊于學問與政治之間”。但是人所共知，在近代中國，遊走於二者之間的人其實不少。然而張氏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半點勉強與掙扎。這點就使他與其他雙重身份者區隔開來了。其中重要原因，在於他研習的學問是法律與政治學（間涉思想史），這與他的政治活動並不衝突抵牾，甚至可說是關係甚深，相輔相成。不像胡適，早年學術專治哲學，與政治就多有距離，中年之後又遁入《水經註》之類乾嘉學派的考據功夫之中。其學術與政治幾乎互不相關，距離甚遠。也不像丁文江，一位熱心公益關心並參與政治的地質學家。丁文江與胡適都常感學術與政治相互衝突，從而與政治若即若離，時常進退失據，對政治亦愛亦懼。

就張君勱的學術思想體系而言，它有三個主要面相：憲政主義、民族主義、新儒家，三位一體。如果對照前述的他從政的色彩傾向——民主憲政國家主義均富主張，不難發現，他的學術與政治是互為表裡的，因而，他能在二者之間隨時轉換角色，遊刃有餘，毫無勉強之感。

在學術的世界裡，張君勱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任過上海國立自治學院院長，擔任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德國耶拿大學教授，並先後有《人生觀》、《民族複興之學術基捶》、《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論》、《中國專制君主制之評議》、《主國之道》、《明日之中國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多種論著出版。早期，它還在中國首次翻譯了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章等重要經典文獻。即使純粹以一學者身份觀之，張氏的成績也是足以傲人的。

言及張君勱的文化學術思想，有兩件事大概人們耳熟能詳。一為所謂“科玄論戰”（1923），二為所謂《為中國文化告世界人士書》（它後來被稱為“新儒家文化宣言”）（1958）。

中國知識界所謂“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始於張君勱的一場演講。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觀，意圖限定科學的應用範圍。該論一出，輿論嘩然，遭到丁文江、胡適等人的反對。於是，以他與梁啓超一方，胡適、丁文江、陳獨秀等為另一方，學界展開了關于“科學與人生觀”（又稱“科學與玄學”）的大論戰。當時正是五四之後，“賽先生”（科學）被尊為王者，氣勢正盛，且科學派一方人丁興旺，名流眾多，雖然混戰一場，看來不了了之，但一般認為科學派在論辯中略佔上風。從而此次論戰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後果之一，是中國的科學主義從此濫觴。諸種新近的思想理論均以科學相標榜——科學人生觀，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粉墨登場，精神上俘獲了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影響了近代中國的走向。其後果之二，對張君勱本人，雖然被對方譏為“玄學鬼”，但他並不以為意，反而有緣因此而進入中國文化與政治的主流論壇，其勢遂不可收。他賡續了其師友梁任公的筆政，洋洋灑灑，八面生風，縱橫論域，成為一代大家。

縱觀當年張君勱的論著，可以發現，實際上，中國當代（上世紀80年代之後）的幾乎主要的文化和政治論爭在張君勱的文章與著作中幾乎都已涉及：儒家文化復興、新儒家、民族文化本位、自由民族主義、憲政主義、自由派、左派、民主社會主義、聯邦制、單一制等等，都被他研究比較，反複論列。這些論著，在今天讀來仍不乏啟迪與洞見，並提供了可資深化的基地，使今人不必從零開始，盲目摸索。

1958 年，由張君勱發起，與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以中英文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廣泛視為新儒家的宣言。此宣言代表當代新儒家主流，對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現代意義及發展方向昭告於世。雖然其內容尚存爭議，但是，在中國大陸傳統文化橫遭剪滅的年代，該宣言破土而出，不啻是中國文明不死、中華文化復興的先聲。

而張君勱晚年，其精神使命正是聚焦在復興中國文明特別是新儒家身上。他出版了《義理學十講綱要》。特別是出版英文學術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冊（1957，1962），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1961年，出版《王陽明——中國十六世紀的哲學家》，對王陽明的心學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舊金山創立自由中國協會，並創辦《自由鍾》月刊，進而匯集自己關於古代中國政制的文章，以《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為書名出版。在赴漢城“亞細亞現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上作了《中國現代化與儒家思想複興》的演講，指出：“儒家思想的複興並不與現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馳，而是讓現代化在更穩固和更堅實的基礎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應新加坡華僑之邀作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演講，講稿後由他人整理，以《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概觀》為書名出版。

即使是在艱困之境，君勱先生仍然筆耕不輟，其思路之矢一直指向萬里之遙那片皇天后土，那是他念茲在茲的終身精神支點。

六、自由民族主義
在不少人眼中，張君勱作為自由主義者，似乎不那麽純粹。確實，他既是新儒家，又是自由派，還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在近代中國，張君勱是一位呈現出多重面目的複雜人物。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他留下的最核心的學術遺產，是他的自由民族主義。

張君勱被人稱為自由民族主義者，顯然是因為他的民族本位的文化觀，與完全西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但他同時也不是國粹論者，他理想的民族文化是以精神自由為基礎的。他的思想中，既有很顯著的民族主義成分，又有不含糊的憲政自由主義成分。他以文化界定民族，以自由憲政作為國家的組織形式。在他看來，民族文化的核心，不是空洞抽象的民族精神，而是個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自主性。這樣的民族文化，是自由主義的公共文化，也是國民們的集體認同。

所謂自由民族主義，就是將自由主義作為民族共同理念的民族主義。在那裏，不同的語言文化是其劃分民族的基本標志，而憲政民主則應當為國家的政治體制。與之相對照，通常，不自由的民族主義則以宗教或種族來界定民族，並采用威權或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自由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個人，不是集體；當然，它也力求在公民個體與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之間達成平衡。公民有自治的權利，民族也有自決的權利。

張君勱的自由民族主義以二元論哲學奠基。他的政治理念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哲學是德國康德的二元論。他以制度和精神、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為前提：制度是普遍的，文化是特殊的，制度是西方的，文化是東方的，制度為理性所支配，而道德是意志選擇的産物。自由主義是為解決社會政治秩序，而文化認同的心靈秩序，只有通過文化民族主義才能予以落實。

在中國自由主義內部，胡適代表了科學的自然一元論，而張君勱代表了心物二元論，因而産生了對民族主義的不同取向，前者把民族國家理解為一個取消了民族文化認同的“程序共和國”，而張君勱則在科學與道德、制度與文化二分的基礎上建構一個擁有本土價值認同的“民族共和國”。

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在張君勱看來，必須遵循法律與道德兩大原則。以法律至上形成一個法治社會；以道德馴化建立起公共的倫理道德。國家既是法的共同體，又是道德共同體。作為一個憲政自由主義者，他自然重視國家制度的法治化，但作為一個康德哲學的繼承者，他並不認為民族國家共同體僅僅是一個由制度作為紐帶的法共同體，而且也應該是有著共同信仰的道德共同體。他所理解的社群既是政治的，有共同的法律，也是道德的，有共同的道德和文化認同。

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所致力的，是將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體與民族的文化語言共同體以二元化的方式結合起來，無論是梁啓超，還是張君勱，既尊重個人的自主性，也強調其所賴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歸屬感。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所追求的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具有民主政治內容和民族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共同體。

這就涉及張君勱對民族文化認同之內涵。簡言之，張君勱所認同的，是儒家文化，特別是他所闡釋的新儒家文化。因此，他的自由民族主義印有中國儒家的鮮明特征，是他的思想中德國唯心主義和宋明理學的道德主義揉和而成的一種政治文化。這是一種比較高調的、強調個人與集體，與社群，與國家的相互協調和諧的道德理想主義，是帶有強烈精英主義色彩的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義。

張君勱要求現代國家應具有法的共同體與道德共同體雙重特征的看法。這一構想，聽來完美，但實行起來恐怕難於兩面兼顧，一不小心就會滑入威權國家陷阱。實際上，當代的社群主義與張氏的理念頗有相通之處，似乎法律與道德都同時具有了，但它在政治實踐上從未有過成功的先例。因此，雖然社群主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風行過一段時間，然自九十年代蘇東大變局之後，已經夕陽西下。在主流自由主義看來，除了遵守憲政法律框架外，我們無權要求全體國民有統一的道德思想體系。這裏從根本上涉及如何對待異議的問題，如何使多元文化具有合法基地的問題。就這點論，胡適的“程序共和國”雖然看來空虛一些，然而，唯其空虛，它就能容納更多的人物與思想。而張君勱的“道德共和國”，倘若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向“思想專制”了。這一點，恐怕是張君勱與梁啓超等深愛中國文化醉心儒家的先賢沒有考慮得很周延的地方。

但是，自由民族主義這一概念並未死亡，因為它奠立於兩個歷久不衰富於生命力的地基上：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只是二者如何磨合，恐怕需要幾代人時間政治過程的陶冶淬煉。在中國，張君勱先生首發其難，是自有其歷史地位的。

七、平衡：自由與權力
從哲理上考察，以自由民族主義為特色的張君勱憲政思路中，自由與權力的平衡是其核心內容。

張君勱曾指出：“一個國家對于自由與權力，仿佛人之兩足，車之兩輪，缺其一即不能運用自如。---個人自由寄托與國家身上，國家全體亦賴個人自由而得其鞏固之道。此即今後立國之要義。從這觀點來說，中國民主政治之一線光明，即在自由與權力平衡之中。”（張君勱《立國之道》）

在不同的敘述脈絡中，張君勱顯然有兩個本位：民族國家本位與個人自由本位。事實上，就像梁啓超一樣，他是把國家與個人放在一個積極互動的有機關系裏面加以闡釋，而這樣的互動關系，又是以心物二元論為基礎的。他將“自由與權力”比作“心與物”的關系：“權力是一架敏活機器的運轉力，這是屬于物的一方面；自由是人類前進的動力，這是屬于心的一方面。”

這樣，他也就為“自由與權力平衡”找到了各自的界域：在國家政治領域，必須以權力為軸心，以提高行政的效率；在社會文化領域，須以自由為軸心，確保社會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那麽，張君勱所理解的自由，是一種什麽意義上的自由呢？從張君勱對自由的闡釋來看，他與洛克式的自由主義不同，不僅將自由理解為一種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而且由于受到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影響，特別注重實現自由之條件。馬考倫(G. G. MacCallum)曾經將自由看作是一個涉及到三個要素的概念：人、束縛和行為。因而，所謂自由無非是某人被解脫了某種束縛，去自由地做某事。這是一種將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整合為一的理解，與海耶克等人的思路是不一樣的。在張君勱看來，一個人自由與否，不僅要看他是否受到了強制，而且還要看他是否具有自由的能力，即由爭議所保障的實現自由的社會條件，以完成自我的實現。可以說，康德式的自我實現和發展個性，是他理解自由價值的核心所在。

但是，政治自由只是一種"許可的自由"，即“法不禁者皆可為”，它指的是客觀上為個人擺脫外物的限制而創造的條件，而不在追問個人本身主觀上如何，能否自我實現，不追問所謂“理智是否自主”，而“理智自主”恰恰是張君勱自由概念的核心。憲政追求的是“減輕人的痛苦”，而不是“指引人的幸福”，因為無法為別人界定幸福。張君勱的憲政希望“指引人的幸福”，在這點上，他與福利社會主義有了共鳴之處。這裏有明顯的拉斯基的影響。

在他看來，一國之健全與否，視其各分子能否自由發展；而自由發展中最精密部分，則為思想與創造能力。所以自由發展亦為立國不可缺少之要素。

因而，自由與權力的平衡勢在必須。

顯然，他的政治哲學意識的受儒家《中庸》影響甚深。張可以說是中庸之道在現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中的一個典範。其內容與行為方式都浸染了深深的中道特徵。實際上，說到底，他對中國的想像是：從中等社會革命達成中等社會。而他主筆的憲法，終於在實踐上導致中國人社會之一—台灣的成功轉型，奠定了他在中國憲政史上獨一無二的元勳地位。

雖然1949 年和1969年張君勱先生嘔心瀝血的憲政努力遭遇武力與權勢的雙重重挫。然而，世事的進展畢竟不是永遠由槍砲和權勢所操控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張君勱之後，回溯歷史，台海兩岸經歷了眾多風風雨雨，大落大起，滄海桑田。從長程眼光看，平心而論，當代中國，第三勢力的復興已成觸目事實，其生命力正在開始煥發光彩，中國政治運行的軌跡正在向張君勱的理念靠近。它令人不由不客觀公正地說，張君勱先生是“近七十年中，於立憲制憲行憲方面”3“貢獻最多之一人”（9），是“民主憲政方面的南辰北魁。”（10）

雖然是遲來的公正，但畢竟是歷史的公正。

魂兮歸來，失蹤的中國憲法之父——張君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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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陳奎德：《百年國運——2011新年獻詞》  載《縱覽中國》2011年1月1日
（2）修憲小組一九四六年(民國卅五年)由政治協商會議推舉，孫科(召集人)、邵力子、王世杰、董必武、秦邦憲、周恩來、張君勱、陳啟天、曾琦、余家菊、傅斯年、王雲五、莫德惠、章伯鈞、王寵惠、史尚寬、林彬、吳尚鷹、戴修駿、吳經雄等組成
（3）. 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载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政治协商会议纪实》第372页
（4）見  中華民國張君勱學會：  張君勱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人
  （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時期黨派社團檔案史料叢稿：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347頁
（6）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3頁
（7）參見  黃波：《一個沒有失敗的“失敗者”——“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
（8）儲安平：《論張君勱》，原載（觀察）第1卷第19期，1947年1月4日出版
（9）李日章：《張君勱思想綱要》，載《現代中國思想家》之六，第178頁
（10）《紀念張君勱先生百年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頁

(本文是為 2011年2月26日在舊金山召開的《辛亥百年風雲人物學術研討會暨先賢臧啟芳追思會》提交的論文，將收入《自由中國譜系》一書)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28, 2011
关键词: 憲法之父張君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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