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了萨达姆领导的复兴党独裁政权，在美国的推动下，伊拉克走上国家重建之路。二战以后，美国曾先后对德国、日本、阿富汗等国进行战后重建。德、日的战后重建非常成功，特别是日本，重建后，它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完成了民主化改造。到1973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成功实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二次远航”。伊拉克能够复兴，成为亚洲西部的日本吗？布什曾以日本的重建为例，说明伊拉克的民主化也将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复兴之路，的确危机重重。
一、权力真空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伊拉克国家机构完全瘫痪，陷入权力真空。无政府状态让伊拉克危机四伏。据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事务办公室前负责人加纳中将说，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短短几天内，前政府21个部委中17个被抢劫一空，巴格达60个警察局绝大部分也被抢个精光。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治秩序重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伊拉克国家权力经历了“伊拉克重建和人道救援办公室”、“临时政府”、“正式政府”一系列的平稳交接。伊拉克顺利完成民主制转型。有人也许会说，战争是代价最大的一种“民主转型”的方式。但独裁政权不给人民希望的时候，人民还能盼望和选择什么？
二、战后安全危机
旧权威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暂时的混乱不可避免。萨达姆的追随者及其复兴党余孽不断地对联军发动袭击。境外伊斯兰激进分子不断浸入和骚扰。一些犯罪分子还使用唾手可得的各种武器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枪击事件昼夜不断，他们非法倒卖武器、哄抢银行、洗劫商店、盗抢汽车、绑架人质、拐卖妇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伊拉克面临空前严峻的安全危机。为了应对安全危机，保罗·布雷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措施之一，清除复兴社会党。
措施之二，解散前政府。
措施之三，武器管制。
措施之四，组建新军队。从8月起，联军临时占领当局开始建立一支新的伊拉克军队，用以防御“伊拉克境内的土地、水源，或毗邻的领空”及用于防御目的的建筑物。9月，联军临时占领当局着手建立一支能够与联军合作的伊拉克民防部队，以有效对付“复兴社会党残余势力及恐怖分子图谋削弱伊拉克安全而发动的持续不断的袭击和破坏行为”。
措施之五，增加驻军和加强执法力度。四五月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向巴格达派驻步兵和宪兵，使其驻军达到2.5万名。美军不但在加油站、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警戒、维持秩序，而且逐步把人员和车辆部署到普通居民区。为了收缴非法武器，美军增加巡逻次数，沿路设置关卡检查车辆和行人的相关证件，并频繁对各种民间市场进行突击搜查。作为一种震慑手段，美军警告将开枪制止任何偷盗和抢劫行为。
措施之六，招回刑事警察。为了克服人手不足、语言不通、情况不熟等现实问题，美军又把部分伊拉克刑事警察召集起来，组成联合巡逻队，共同打击不法和犯罪活动，搜捕在逃刑事犯。这些措施既降低了美军同伊拉克人发生误会和冲突的风险，又提高了维持治安的效率。
此外，美国加速恢复各政府机关的运转，动员公务员返回工作岗位并为他们提前支付工资。这一措施缓解了战后伊拉克民众失业的严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巴格达市民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缓解了民众不满和躁动情绪，消除了一些滋生事端的不稳定因素。在应对安全危机过程中，美军与伊拉克人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BBC在2009年2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伊拉克人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现在伊拉克人主要担心经济和工作等传统的问题。
三、教派矛盾
伊拉克人口约2880万（2005年），其中阿拉伯人约占76%（什叶派约占61%，逊尼派约占15%），库尔德人约占17.5%，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分别聚居在伊拉克三大区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萨达姆时期，人数占劣势的逊尼派长期掌权，对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宗教学校、出版物严加控制，并对其宗教人士进行打压。什叶派希望把伊拉克建成“伊朗式”的政教合一国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遭到萨达姆政权的严厉镇压。萨达姆倒台后，逊尼派失势，原有的宗教平衡被打破，一些什叶派激进分子也趁机报复逊尼派。尤其在2005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什叶派和逊尼派发生了惨烈的内斗，平民大量伤亡。
教派矛盾增加了政治重建的难度。2006年5月，首届伊拉克政府宣誓就职，伊拉克基本完成了政治重建。但因逊尼派抵制选举，逊尼派未能参与伊拉克政府核心。令人惊奇的是，2007年7月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原来互相厮杀的两派什叶派和逊尼派达成和解，联合反恐，和平很快来到伊拉克，并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这应该归功于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提供了无需流血，就能和平解决争端的理性方式。起初，什叶派和逊尼派都对选举持怀疑态度，人数较少的逊尼派更怀有一种“数量劣势下的恐惧心理”。随着伊拉克民主的发展，两派都清醒地意识到，抵制选举，就是将自己排除在政治棋局之外的自我边缘化。为了鼓励两派参加选举，伊拉克还修改了宪法，加强各省自治，给予各省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将国家预算的一大部分，按人口数量，分发到各省，由省长自行支配使用。此举显然获得了成功。
民主选举还使得基地组织与逊尼派武装决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反恐专家尼克·阿拉莫斯说，早在2006年1月，逊尼派武装组织就已经与“基地”组织决裂了。逊尼派反美武装原本欢迎国外的“基地”成员到伊拉克参与反美活动，但逊尼派改变立场，支持逊尼派民众参加2005年12月份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而“基地”对此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这一分歧导致双方正式决裂。
四、分离主义危机
伊拉克教派矛盾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伊拉克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伊拉克境内约有35个部族联盟。南部多为阿拉伯什叶派穆斯林，西部是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阿拉伯逊尼派，北部是自治的库尔德人，还有基督徒、土库曼亚述族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它们构成了复杂的伊拉克国家图景。
库尔德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1991年以后，库尔德人取得了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但一直担心自己在阿拉伯人为主的伊拉克沦为“二等公民”。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人不仅要求保留库尔德人的地方武装，也没有放弃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要求。2004年，伊拉克库尔德人社会团体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就库尔德独立举行全民公决请愿书说，“库尔德斯坦是被迫并入伊拉克的，完全没有尊重库尔德人的愿望；在过去的80年里，库尔德人遭受了伊拉克政权的压迫、奴役和屠杀”。库尔德公投运动协调人阿尔迪·拉西迪甚至说：“独立是库尔德人的目标”。
如何才能既保持伊拉克的独立，又最大限度的满足库尔德人的要求呢？联邦制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这正是“过渡宪法”确立的政治框架。联邦制既尊重民族群体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愿望，又承认这些群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同时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把这些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联邦制在包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些国家不仅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平息了由于民族认同问题上的矛盾而引发的冲突，而且在较高程度上保护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公民的个人自由。另外，联邦制可以使地方或地区性权力中心根据自身需要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指令来筹集和使用资金，以发展地方或地区的各项事业。可以说，在多民族的国家实行联邦制既尊重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淡化和抚慰了民族主义分离倾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伊拉克可以通过建立联邦制来实现稳定的政治前景，因为联邦制通常是保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办法，它能发挥政治缓冲作用，防止控制国家中央政府的多数集团滥用职权侵犯少数群体。
五、人道主义危机
战争以及国内动荡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伊拉克也不例外。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的很长时间，很多伊拉克老百姓生活困难，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没有充足的食物，医疗条件恶劣，盗窃、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些人甚至因此而丧命。根据维基解密的数据，2004年至2009年的六年间，伊拉克战争共造成28.5万人死伤，其中至少有10.9万人死亡。在死亡者中，除了有3700多名驻伊美军及联军士兵、2.4万名“敌人”、1.5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还有多达6.6万名平民。2007年4月，有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有4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有200万伊拉克人逃离至其邻国，有200万被迫迁离往日的家园，他们都急需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
全世界都在关注伊拉克的人道状况。2003年5月，世界粮食组织向伊拉克运送50万吨粮食，其后两个月运送了６０万吨，以保证伊拉克老百姓在战时三个月的粮食需要。与此同时，联合国取消了一部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使得伊拉克恢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包括石油出口。2008年6月，联合国向伊拉克派遣常住人员，帮助伊拉克改革公共健康体系。此外，联军在维护伊拉克的安全秩序，并帮助伊拉克进行政治重建；各国也在举行会议，帮助伊拉克恢复经济。
世界粮食组织（World Food Programme）于2008年1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约有3.1%的伊拉克家庭，约93000人，生活在“食物不安全”的饥饿状态下。这与2005年调查得到的15.4%的数据相比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该组织还发现，如果没有公共分配制度每月向90%的伊拉克人分配定量食物，将有640万人处于食品不安全的处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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