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动车”这词，还是上次回国的事儿。家人告诉我，该上哪儿买直达快车票，还特地关照：“记住，那叫‘动车’。”我问：“哪个动字？”“运动的动。”我说：“怎么会叫这个烂名字？难道有人会去坐不动的车？比‘火车’的构词还没道理。”“都这么叫，也不知道是怎么叫起来的。”

于是我就去坐那会动的车了。与我原来设想的不一样，动车并不是磁悬浮，并不需要什么超导技术，但运行极快，而且坐起来非常之爽。北京到天津也就20多分钟，时速高达300多公里，据说最高瞬时速度达380公里，但我没注意到。速度如此之快，运行却非常平稳，毫无风驰电掣的感觉，比上海的磁悬浮好坐多了。有一次朋友送行，事先替我买了头等舱的票，那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乘客，就坐在司机座后面。小姐为我斟上茶，我故意放在桌上没喝，以它作为测定摇晃或震动的土仪器，那茶水从头到尾也就没怎么晃，遑论泼出来。司机前面是个数字化操作台，看上去十分复杂，却连个助手都没有，然而他却信心满满，操作也很娴熟。启动与停车都很平稳，并无乘坐普通火车时常常遇到的前后摇晃。

那一瞬间，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真没想到中国人还能走在世界前列。我在国外还没坐过这么舒适而快捷的火车，起码城际列车没有高速的。不管是否原创，哪怕是引进或甚至是剽窃，能搞成这样也够不错的了。再加上窗外赏心悦目的资本主义新农村景象，印象就更好了（京津一带以及“长三角”的农村，现在全是洋房，而且田野都田园化了，看上去跟欧美农村也差不多，只是建筑非常之新，规划也比较合理）。

后来与人激动地谈起这印象，对方说：不是鬼子没本事搞，是人家不愿搞，高铁是赔本运行，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愿干这种事儿？回来后又跟某鬼子说起此事，那家伙对中国也挺熟悉的，答曰，修高铁不光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民主国家的障碍很多，就算不考虑成本vs利润的问题，光是修路都是个大问题。高铁对道路的要求比普通的严格。这儿肯定没法像在中国那样，能用行政权力不顾民意强行拆迁，在国会吵上几年也无法作出决议。

于是我想，这或许反映了“举国体制”相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吧（我知道，要当共特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死猪不怕滚水烫）。高铁在中国确实是超前发展，高速公路也这样，除了大城市的环城公路超拥挤外，其他的高速路上並没有太多的车，与国外是两回事。因此，我敢说高铁与“高公”肯定都是亏本经营。但这恰好反映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True，当局大搞基础建设，除了把它们当成面子工程外，也是为了制造内需。但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长久效益。从长远来看，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基础建设必须先行。当年美国修建洲际高速公路，为的也不是满足运输需要，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人为制造内需，以把国家从大萧条中拉出来，后来这些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确实为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

所以，窃以为，中国开发高铁技术，修建高速铁路，从长远发展来看绝对是必要的。若等到需求出现时才临渴掘井，那就来不及了。在这点上，修建“双高”确实反映了“举国体制”不计利润的优越性，但优越性也就仅仅限于这一点。以权力压服百姓的抵抗则完全是野蛮行为，后患无穷。修路没错，但不能罔顾民意强行拆迁，必须给予足够赔偿，若两造有争议，则应由独立的第三方依法秉公判决。

高铁出事也难免，但凡是交通工具，哪有不出事的？欧美的火车与飞机不也一样出事？关键是两个问题：第一，设计、建造、试验与营运是否经过严格的程序操作，一切资讯向公众透明开放，接受公众监督。这儿说的“公众”，倒不是指公众传媒乃至网民，而是指民意机构。中国必须仿效西方，以独立于相关利益集团（具体来说就是铁老大）的国会制定严格的法规，并设置专门的管理委员会监督法规的执行情况。第二，一旦出事，必须设置独立于相关利益集团的调查委员会，对事故的发生原因进行彻底调查，並向人民宣布调查结果与处分决定。

这两条的任何一条不满足，则“举国体制”必定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今日中国乃是丧德之邦，贿赂公行，伪劣假冒充斥市场。若高铁的设计制造经营不透明，铁老大当家的一定会或因急于制造政绩而粗制滥造，或因收受了不法奸商的厚礼而买下质量低劣的产品，最后承担后果的还是无辜乘客。

所以，我的担心跟李大水网友的相似又不尽相同，他是怕中国人的“差不多”精神，我则更担忧官商勾结，以次充好，最后让百姓以鲜血和生命为他们的贪腐买单。

同样的担忧也适用于一切公共工程，尤其是核电站，那才是令人日夜不得安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铁出事，充其量也就是千把人丧生，而核电站一旦出事，那就太恐怖了。只要制度隐患一日不消除，则当局刻下在国内兴建大批核电站，无异于在百姓身边埋下不定时的核炸弹。

这就是“举国体制”的利与弊。利者，它可以由国家赔本进行超前建设。弊者，它毫无制约，因而安全性大概永远无法达到西方水准。一部没有刹车的高铁跑起来当然飞快，但也十分危险。举国体制的鼓吹者只看到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常常不必要地拉闸，人为影响了速度，却看不到不要刹车的巨大风险。

最令人忧虑的还是，中国百姓尚未成熟到去关切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却把这些问题过度政治化了。官府把高铁与核电站等大型工程当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证据，千方百计隐恶扬善，而百姓也就被官府傻傻地牵着鼻子走，就此分为两派，虽然针锋相对，但都把这当成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证据。左派不许他人追查事故，遑论制度隐患，而右派则竭力证明高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旦出事就幸灾乐祸。无论是哪派都没有意识到，高铁的隐患当然是不受制约的“举国体制”造成的，但补偏救弊之道，还是只有就事论事，根据每一个具体案例，去逐一纠正制度上的弊病。

这么做当然很困难，但舍此之外更无办法。相反，若是因高铁事故便去挑战整个社会制度，只会逼得政府连最起码的补救措施都拒绝采取。既然根本无法推翻这“举国体制”，推翻了也没什么好果子吃，那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当然也就只能是滴水穿石，一点点地去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