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中华民族的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7-5 21:30     标题: 中华民族的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

作者: 应克复
  
生态文明是三大文明的基础，特别是物质文明的基础。没有良好的环境与生态，不可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即使在某个历史时期，建设起了较高水平的物质、精神与政治文明，但在这一过程中，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以往建成的文明成果迟早会走向衰落。


下篇  对应危机的基本方略

面对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的逼近，我们应当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评价我们所做的一切，重新部署我们的未来。
一、确立四个文明的新概念

社会型态理论指导着人们的行为目标。现代社会是怎样的社会?80年代初期只提出“物质文明”的目标。不久，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目标，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至90年代初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这样便有了“三个文明”的理论概念。看来，“三个文明”已经是现代社会完善的社会型态理论了。


面对生存危机步步逼近，这三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型态理论感到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道理很浅显，人类连生存都发生危机了，还能建设什么现代文明呢!

因此，还应当有一个“生态文明”的概念，由三个文明演绎为四个文明的理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而且，四个文明中，生态文明是三大文明的基础，特别是物质文明的基础。没有良好的环境与生态，不可能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相应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即使在某个历史时期，建设起了较高水平的物质、精神与政治文明，但在建设这三个文明过程中，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摧毁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以往业已建成的文明成果就会走向衰落，昔日繁华的城市就会变成荒芜的废墟。

加雷德•达尔蒙在“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一文中写道：考古学的最近发现，许多很不相同的古代文明的崩溃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那萨齐族，圣路易斯郊外的卡何齐亚土丘的建造者，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复活岛雕像的建造者，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柬埔寨的吴哥窟。这些文明的崩溃，都是在人口、财富、资源消耗、环境破坏达到巅峰状态之后出现的。

大卫•韦伯斯特在《古代玛雅的衰亡》一书中分析了古典玛雅崩溃的几个原因。干旱是古典玛雅崩溃的重要因素。公元750年发生了严重干旱，到800年干旱达到了顶峰，导致古典玛雅的急剧崩溃。另一个因素是人口超过了可支配资源。“太多的农民在被过度利用的土地上种植了太多的庄稼。”森林的砍伐和山土流失更减少了可用地面的面积。还有一个是政治因素。国王和贵族所关注的是如何使自己富裕，如何征战，如何建纪念碑，如何相互竞争，如何向农民勒索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的全部活动。“就像人类历史上大多数领导人一样，玛雅国王和贵族没有闲暇来关注长远问题。”以史为鉴，可知环境与生态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衰。

生态文明具有什么内涵呢?

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往总是说，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如此，自然成了人类的主宰物，成了人类的奴隶。大自然是人类之母，是人类借以发育、成长的摇篮，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默默地承担着义务，竭尽所能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自然为人类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可是，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人类根本无视自然界应有的权利，只索取不补偿，只利用不酬报，只损害不修复。只是在自然界的权利一再被人类蹂躏践踏，大自然才被迫作出强烈的报复。人类是自然之子。没有人类自然独自存在；没有自然人类却无法生存。所以，人类应当尊重自然，保障自然的权利。“自然权利”这一概念(或称之为自然的“自然权利”，以与人的“自然权利”相区别)的提出标志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阶段，也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至所以是新阶段，是因为人类从此懂得应当将自然权利置于人类利益之上，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新秩序，使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生态文明的另一含义是，地球上的大气圈、生物圈、水圈与陆圈之间是一种和谐平衡状态，人类只是生物圈中的一簇；人类的进化、繁衍借助于这种和谐平衡状态，人类的发展同样基于这种和谐平衡状态(所谓“天人合一”)；人类不应当自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去破坏这一平衡，应当维护这一平衡，保护地球，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也就是保护人类的家园。人类的一切活动(自身的繁衍以及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都应当在保持这一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应受到这一平衡的约束，决不能为了一时的或某部分人的利益而去冲破这一平衡。人类是约束自己的时候了。不要再污染江河湖泊海洋了，不要再污染大气土壤了，不要再挥霍浪费资源了，不要再破坏环境生态了，不要再蹂躏践踏自然了。人类应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自然，过去我们欠得太多太多，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倍的补偿，加倍的呵护，加倍的报答。

对中国来说，在目前的景况下，生态文明建设在四大文明建设中应当处于首要的战略地位。提倡生态文明与其余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针对于已被严重恶化的环境与生态的现实已显得苍白乏力了。要协调，首先要恢复协调。加大投入、首先投入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认识这一点，对于政治家，对于各级政府官员，尤其重要。

二、遵守人类的生存法则，调整发展战略

人类能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因为这个星球为人类提供了水、空气、土地、阳光等必须的条件，失去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为了生存，人类必须保护这些自然条件，毁灭这些条件，等于在毁灭人类自身。

对于环境与生态的重视，国外远早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环境文化在西方的兴起始于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耗、高消费的发展方式的尖锐批评。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70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所阐释的思想，至今使我们振聋发聩。这些环保主义者向人们警告：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了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

学者们的呼吁立即得到各国领导人的回应。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当时中国文革烽火未尽，内斗搞得不乐其乎)，呼吁世界各国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文化理念开始成为人类的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理念对接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当时中国上下热衷于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罔顾环境与生态问题。至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此时，中国才开始注意到这一世界文化主流，意识到环境与生态的重要性。就是说，中国人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关切乃是世纪之交的事。


当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到这一步似乎有一定的逻辑因果性。中国是一人口大国。2004年已达13亿之多，且每年以1000万之数增加。百姓穷，国家穷。富裕是多少代中国人的企盼。阶级斗争为纲耽误了经济建设，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社会各方面的健康发展。文革10年内乱之后，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70年代末中共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邓小平一再告诫：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发展是硬道理，……他对现代化三步走的规划纯粹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依据的。他将现代化化作经济化、数字化了。这也被人们所接受了。在当时的背景下似乎无可非议。当时，对于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区别，人们也只注意人均GDP的差别；要成为发达国家，似乎把GDP搞上去就行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迅速，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这给人们以很大鼓舞，深信这一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只强调经济发展，他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他的发展思路是立体式的。但也应当承认，他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在89“六四”事件之后，在他的谈话中一概隐没了，倒是党内一些开明人士，以及理论界思想界，比起彼伏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呼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跛足改革”提出质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示忧虑。至于环境与生态问题，则一直被邓小平所忽视。到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中国已逼近小康社会的目标了。一些人说到这点，由衷地兴奋与自豪。

我们应当怎样评价这一经济成就呢?现在，我们面对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压力，如社会巨额财富快速高度地集中于少数人，政治全面而深度的腐败等，这些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引发政局动荡。另一个是我们在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全方位地遭到重创。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这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一条违背人类生存法则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恶化了的环境与生态对我们的压力我们已无法回避。这是我们酿出的苦果。可是，谁去吞吃这个苦果呢?我们可以说，人均GDP的1000美元仅为一小部分人所享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得到的是恶劣的环境与生态；而且，这绝不是一代人的事，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将继续面对这种恶化了的环境与生态，或者，子孙后代为了治理环境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说，吞吃环境与生态苦果的不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少数富有者。他们中的不少人纷纷将巨额资金转移到他国，并在海外策建自己的安乐园。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生态后果的揣测，远比一般人敏感。如果我们不能消解以上两大压力，那么，中国离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恐怕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这就应了有的学者(如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不过，“后发劣势”所警示的，还仅指那种只顾经济发展而漠视政治改革、漠视推进宪政民主的跛足发展模式，尚未提及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本文所提供的综合性资料显示，我国的环境遭到严重而迅速的破坏发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正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年代。就是说，一面是经济高速增长，一面是环境与生态的高速破坏。“两个高速”便是中国近10余年来的发展轨迹。

本文提供的综合性资料还显示，中国的环境与生态的破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个“严重程度”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已经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底线，已经可以用“危机”的概念来表示其严重的程度了。别的都不说，我们只说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养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黄河自1990年以来出现严重断流，断流时间少则3、4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黄河源区水资源枯竭，湖泊、河流大部干涸。你还要她怎么样!长江洪水喜怒无常。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带，沿江城市500多个主要取水口受到污染。专家指出，长江面临六大危机，如不再加以保护，“10年内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黄河断流，长江污染，中华民族怎么生存!
人类违背了生存法则，生存法则必然惩罚人类。就像19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人们所总结的那样，“人断水出路，水断人生路”。自然的生存法则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是个潜法则，只有当人类无视这一法则，蹂躏自然、破坏生态时，这一法则才无情地报复人类。

“文革”这场荒唐的革命早已被历史所否定，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在不断地深化反思。“文革”的这种革命性破坏是在社会、文化领域，破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近10多年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建设性破坏，它同样戴着神圣的光环，因而同样势不可档。它破坏的对象则是大自然，破坏着人与自然亿万年所形成的和谐。多少亿年来，别的星球一直盛赞地球上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生物之间的和谐状态，今天，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尤为注目）正疯狂地摧毁着这种和谐。

当务之急是调整发展思路，再也不能继续走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狭隘的发展道路了。要重塑新的发展模式。GDP要适度增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要三者兼顾；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将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放在首位。GDP的增长要控制在环境、生态、资源所容许范围之内；GDP的增长要以不再继续损害环境与生态为前提；GDP的增长应当尽力有利于环境与生态的恢复与改善。简言之，GDP的增长要服从环境与生态。我们宁可使GDP的增长不再像以往那样高速。为了今后的持续发展，为了给后代有一个良好生存环境，我们宁可减缓一下GDP的增长速度。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性选择。总之，GDP不应当再成为发展之纲。

三、科学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无论广度与深度日新月异。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了庞大的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市场上令人眼花瞭乱的商品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人们不再居守于农耕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刻板的生活常规，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生儿育女简朴的生存方式，也不再安心于终生生活在狭小的农舍田头。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将人们推向一个个新天地。在衣食住行方面，在满足感官、满足心理生理需要方面，人们不断地向着新与高的目标不懈攀登。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存有底线，欲望无极限。请一顿饭，几百元，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有准吗?为了满足膨胀起来的需求，人们不择手段地向自然索取与掠夺各种资源。这时候人口也比以往增加了许多。环境所承受的压力愈来愈沉重了。人类终于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们的生活环境愈来愈遭了，人的基本需要(如洁净的水与空气，无毒的食品)发生危机了，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了。现在，人类面对的是，以往所积累的文明正在日渐衰落。在有的民族那里，衰落似乎来得快些。他们或许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切是由于人类过度消费所酿成的后果。


中国的消费状况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值得检讨的一面。长期贫困，现在手头有了些钱，改善一下生活，或潇洒一下，无可厚非。但不知在什么时候，一种不健康的消费行为如同一股潮流，迅速地在某些人群中蔓延。有的人为了显示富有，一挥千金。有的人为了摆阔，挥霍浪费。有的人为了满足一时快感，纸醉金迷。有些人为了追求时尚，变着法子更换时装与手机等名贵商品。时下，拥有豪宅和高级轿车又成为一些人的追求。超前消费，显富消费，奢华消费，时尚消费，名牌消费，攀比消费，刺激消费，赌博消费，健美消费等等，这些光怪陆离的消费行为，如同滚滚浊流，既不文明，又不理性，有的甚至愚昧可笑。

生产引促消费，各种广告铺天盖地；市场永远迎合需求，只要你需要，商家有求必应。纵观90年代，新兴的汽车市场的启动，高档餐馆的遍地开花，房地产业的红红火火，豪宅别墅的成批出现，电子产品的层出不穷，还有应接不暇的时装、化装品，等等。这种如同火山喷发的消费热潮，令远比我们富有的西方人诧异莫明。迷恋于近乎放荡的病态的消费方式的人，他们决不会想到，他们这种消费行为，给社会、给环境、给后代，会带来什么后果?


不健康、不理性消费潮流的出现，多半是由于商家与政府的推波助澜。以汽车消费为例，私家车的大量涌现是近五、六年的事。投资商无疑出于利益驱动，问题在于政府也频频亮出绿灯、为其开道。后果是什么呢?它迅速恶化了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北京早几年就有“路修到哪儿，车堵到哪儿”的流言。城市道路的修建总是跟不上车子数量的增加。私车占有过多的道路空间和停车空间，这对于我们人口拥挤的国家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是绝对不符合国情的举措。在我生活的南京市，近二年私车骤增，政府不断为其拓宽马路，并一再挤压慢车道(这同西方有些国家城市道路建设的原则恰好相反)；有些路面甚至取消慢车道，让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合二而一，除了令拥挤中的行人怨声载道，还给老人、病人与儿童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政府在为有车一簇谋利益时，却悄悄地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行路权。另外，一些路面竟成了停车场。公共产品公然成了私人的占有物，这不是一种违法行为吗?私车泛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城市空气污染加剧，给市民特别是经常外出的行人带来健康威胁。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更使温室效应日趋严重。再说我国是贫油大国，石油资源短缺。到2010年，57%的石油依赖进口，对石油的需求将愈加依赖外国，从国家安全视角考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患。可以想象，如果对汽车消费再不加以遏制，其后果是弊端丛生。因此，不仅对生产要进行宏观调控，对消费也要进行宏观调控。

要保护环境与生态，亟待纠正时下流行的不文明、不健康、无节制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这种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的后果，一是污染环境，二是浪费资源，三是损害身心健康，四是影响未来一代的健康成长。消费似乎是个人的私事，却关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似乎是个人的权利，却应当对社会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消费似乎是物质层面的行为，却反映了消费者的心态与文化修养。文明人应当有文明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应当不损害他人与社会，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浪费资源以及不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总之，你在享受消费权利的同时应对社会承担起一份责任与义务。


我们赞同提高生活质量。但生活质量决不能以物质财富消耗数量的多少作为尺度，不能认为物质财富消耗愈多生活质量就愈高，而是应当讲究科学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什么是科学、合理、适度消费呢?就是遵守上面提出“四个不”的原则。同时，生活质量的内容不限于物质生活享受，还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质量恐怕更为重要。但是，无论你享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首先得有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保障，让每个人拥有生存所必须自然条件。如果人类在无度放肆的消费中不断恶化生存环境，毁灭生存条件，那么，一切对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的追求都将落空。


鉴于目前中国的环境与生态状况，要使当代与后代人的生活质量可持续提高，首先得保护环境，恢复生态，节制不文明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没有比拥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喝到洁净的水，生活在树木花草繁茂的家园更为重要了。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生活质量。


后 记

撰写此文的一个直接动因是王小平的《第二次宣言》一书读后的触动。该书认为猿进化为人类是第一次宣言；人类进化到仙类为第二次宣言。进入仙类后，人将长生不老、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终生极乐。作者预测，到2030年人类的寿命将达到1000岁(我在2004年12月获悉，现在世的最长寿者是广东佛山李彩容老人，年届120岁；超过116岁的日本女寿星本乡门真。活到百岁者至今尚是凤毛麟角)，也许只要100年、200年……人类就能进到仙类的理想境界。作者为此作了论证。我对人类的未来则怀有另一种想法。未来是现实的未来。回避了现实去预见未来就缺乏了基本的依据。我与王小平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关怀人类，希冀人类的美好未来。但只有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才能登上美好的彼岸。我因此全面考察了我国日益严峻的生存状况，或许有益于对未来更冷静、更全面的思改。

主要参考资料：
《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1-12.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
《生态环境与保护》2004.1-12.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
潘岳《直面中国资源环境危机》，《环球时报》(京)，2004.2.6
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国国情国力》(京)，2003.11
牛文元《我国生态环境能力建设任重道远》，《群言》(京)，2002.10
刘湘溶《忧患•责任•参与》，《湖湘论坛》(长沙)，2002.5
包晓斌《中国流域环境综合管理》，《中国农村经济》(京)，2004.1
周月鲁《黄河源区生态问题及其防治对策》，黄河生态网2004.10.25
扬江《谁害惨了玛多》，《新民周刊》2004.5.24
张冉燃《重病缠身五大湖》，《了望》(京)，2004.25
顾炳枢《沙尘暴：自然对人类的挑战》，《生态经济》(昆明)，2004.5
《中国高层治水忧思》，《经济参考报》(京)，2004.11.1
《“三高一低”的惊人后果》，《了望》(京)，2004.40
《我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导报》(京)，2004.6.17
胡鞍钢《中国“四大资本”变化》，《科学时报》(京)，2004.10.22
尚春香《渤海“死亡”报告》，《决策与信息》(武汉)，2004.8
顾海兵《十三亿人口的能源经济学分析》，《光明日报》2004.8.25
加雷德•达尔蒙《环境的崩溃与文明的终结》，《国外社会科学》(沪)，2003.10-11.
作者: nannv    时间: 2011-7-6 09:58

:'( 下一个世纪，无论是谁执政，环境问题都将是一个头疼的、棘手的问题。
作者: jky25024    时间: 2011-7-7 11:15

生化危机



欢迎光临 ::电驴基地:: (https://www.cmule.com/) Powered by Discuz! 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