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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整风与反右铁夫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6-16 21:11 标题: 整风与反右铁夫

整风与反右

铁夫

1、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毛泽东在苏俄的全力支持下，发动3年农民战争，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赶到台湾，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于1949年10月1日在大陆建立起共产党统治，变更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在中国大陆开始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共产集权专制。

政权更迭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必须用制度进行规范，才能保证其统治正常地、有序地运行。

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性质的政权皆是如此。

中共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会议于29日公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他既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袖，又是中共党魁、三军最高统帅，集党、政、军和立法大权于一身，超越了自称“始皇帝”的嬴政。

《共同纲领》与中共后来制定的几部《宪法》相比，还具有一些民主的内容，毛泽东和他的党还要利用这些“民主”来为自己的独裁专制服务。

毛泽东说：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共同纲领》为中共建立行政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很快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州）、县、区、乡、村建立起政权机构，形成了牢固的一级统治一级的权力系统，这个系统牢牢地掌控在周恩来手里。

中共的党务系统是刘少奇的领地，是刘少奇在延安与毛泽东合作打倒国际派夺得的。中共《党章》是中共党员的行为准则、最高法律，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刘少奇高举《党章》，驾驭全党。

随着官僚体制的建设，党务官僚系统和行政官僚系统的健全，中共统治进入了有序阶段。

刘少奇掌控的党务官僚系统和周恩来掌控的行政官僚系统，横亘在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难于实施皇权式的独裁专制，他的权力受到来自两个官僚系统的干扰，难以像秦始皇那样为所欲为。

毛泽东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毛泽东出身于社会低层，成长在闭塞、贫困的韶山冲农家；由于父子关系不恰，自幼心地褊狭、阴暗，虽然熟读儒家经典，却“恨透了孔夫子”。他受水浒文化——暴民文化——和三国演义文化——阴谋文化——的影响太深（1），满脑子打家劫舍和当山大王的怪异意识；一生信奉的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1927年夏，他神机妙算，玩弄阴谋，拐走一支起义武装（2），成为他打天下的资本。他以极不道德的手段，“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霸占井冈山，做起山大王，有了一块打天下的“革命根据地”。日本侵华，苏俄扶共，为毛泽东提供了实现帝王梦的机遇，造就毛泽东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暴君。

终其一生，“我”高于一切，此乃是毛泽东恶劣品质的核心。他24岁时在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的批注中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吾人唯有对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实现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实现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实现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

以“我”为中心，“我”高于一切，唯我独尊，是毛泽东一生的行为准则，也是他，龌龊的人生信条，谁也不能触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怎能容忍威胁他权势的力量存在呢。

消灭异已、打倒对手，终其毛泽东一生。

中国向何处去？中共建政初期在最高层中出现了分歧。

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决定着中国大陆的命运。

1948年刘少奇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后来的多次讲话中指出：“新中国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1951年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毛泽东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国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9年7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写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批评了毛泽东的观点。

1953年，毛泽东严厉批判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农业集体化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要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鲜明地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否定了毛泽东的论述，并在实践中进行抵制。

刘少奇历来把建设作为中共执政后的中心任务，“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一直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变革为公有，以及维护这个公有制，即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中心任务，先后制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资本家的政策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在农村，保护富农经济则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一项长期政策，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

毛泽东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将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于1953年发起社会主义改造，要让“资本主义绝种”。（3）

在毛泽东掀起的“反右倾”的强台风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超高速完成了，毛泽东将注意力转向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问题，并转而批判在这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毛对国务院制订的计划指标不满，认为低了，太保守，发展的速度慢了。在毛的鞭策下，出现了一窝蜂的“大干快上”，国民经济不荷重负，引起资金、物资、人民生活各方面的紧张，财政出现了30亿元的赤字。

周恩来首先起来“反冒进”。他说：“反保守、右倾……不能一直反下去。”“（如果）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

周恩来的“反冒进”，得到以刘少奇、陈云等中共中央集体的支持。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急躁冒进”已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冒进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矛头直指毛泽东。

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慨，但是，苏共20大后“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独裁”、“尊重集体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成为主流，加上当时国内外政局动荡不安，压力很大，毛泽东只好按捺自己的愤怒，抑制自己刚愎的个性，暂时容忍中共中央的“反冒进”的决议。

中共建政后即开始了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社会主义与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主张遵守《共同纲领》，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一场新民主主义（即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建设。

毛泽东无视《共同纲领》，以苏俄专制制度为榜样，以斯大林独裁统治为楷模，立即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农业集体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将大陆推向一条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道路。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是毛泽东企图打倒刘少奇、周恩来的一次演习。

在1953年秋，毛泽东全力支持高岗，利用高岗来打击刘少奇、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在高饶事件背后是中共党内更高层次的毛、刘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利用高岗去打击刘少奇，高岗则利用毛泽东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刘少奇、周恩来联合其他中共中央头目抗毛，毛泽东临机应变，牺牲高岗，维护自己。

1956年2月，苏共清算斯大林罪恶，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是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颗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明白，他是中共的斯大林，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恶，必然要影响中共。毛泽东高度警惕身边的赫鲁晓夫。

在新的形势下，1956年9月15～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

中共“八大”是在国内外形势对毛泽东不利、“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抑的政治气候下召开的。

中共“八大”，深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刘少奇占了上风。中共“八大”的路线是：

规定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上来，成为“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

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提出打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模式，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和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新的经济模式。

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

规定了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战略。

新《党章》划掉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退却”了，在会上举了手，说了不少好听的话，还提出增设名誉主席，摆出一副要隐居的姿态，说自己是在“跑龙套”，“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毛泽东在暂时弱势的情况下，贯用的策略是以退为进，他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

“八大”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即10月1日的国庆典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不妥当”，表示不满。

1956年12月，即“八大”闭幕后的两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常委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战斗信息。

2、毛泽东发动五七整风的动机

“八大”结束后一个月，匈牙利暴发了“匈牙利事件”。

借机发难是毛泽东惯用的计谋，消灭政敌的机会来了。

由于斯大林向他控制的东欧国家，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给这些国家造成极大灾难，激起人民的反抗。先后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华沙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匈牙利暴动事件”。对于这些事件，毛泽东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吸取教训”，他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的分析证明毛泽东的理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英明”“正确”的，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毛泽东消灭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理论和行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由于毛泽东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人民不满，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动乱。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希望？”“有的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他们贴了好多标语”“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就是了！’”接着他说：“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滋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4）毛泽东气愤已极，盛气凌人；他所咒骂的蚂蚁、乌龟王八，是共产党内的蚂蚁、乌龟王八。毛泽东特别指出“把饶漱石抬出来”，不是脱口而出吧，是有所指吧，谁都知道饶漱石是刘少奇的亲信。

毛泽东决心引蛇出洞。

毛泽东要引的蛇是党内的蛇，将他们引出洞，聚而歼之。

毛泽东重施延安整风故伎。

1942年冬季，中共在战时自己的“首府”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整肃运动（名之谓“整风” ）。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精心设计，长期准备，由他直接领导，旨在对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等几个方面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为毛泽东党的过程。

毛泽东与刘少奇亲密合作，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使中共的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

毛泽东在整风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已；在延安和各根据地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端残酷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共产党的性格的一部份，对1949后的中国大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高华先生在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前言》中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练，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1945年中共七大，毛将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面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人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人的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确立自己“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至尊地位，行君师一体，开创了中国政教合一的统治。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的“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5）

延安整风以毛泽东完全胜利宣告结束的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人物，一个比王明更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刘少奇。

在1956年，毛泽东已明显感到自己的主张在党内很难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从他的性格和历史经验上看，发动一场群众政治运动来排除障碍，是必要的选择。但运动需要有主题和相应的能量源，而最合理的选题，就是针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最反感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发动一场“大民主”，以释放出足够的能量。（6）

毛泽东要搬起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坨石头砸刘少奇、周恩来的脚。

毛泽东的策略是，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借口，全面改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从而整肃刘少奇和周恩来，复辟其独裁专制统治。

3、“阳谋”耶阴谋耶

毛泽东有条“经典理论”——“把坏事变成好事”。他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去认识匈牙利、波兰人民的反抗事件，并在其中找到了释放能量、重建权威的灵感——把下层的怒火引向上层。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他声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从毛泽东这番话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寻出他后来发动“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源。）他还宣布：将在下一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共党内整风不断，但是这些整风都是整党外“敌人”；党内整风，党外运动；党内整风结束，党外又是一大批人被关管杀。

1957年整风是要整“自己人”，从何处下手？

毛泽东找到了切入口——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此举，党内一片反对声。正如毛泽东1957年2月所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反对”他关于开放言论、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批评中共的主张。

共产党人很清楚，共产政权建立后，政治运动不断：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一化三改造、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不仅杀了几百万国民党政权残留大陆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和地主、富农，同时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整肃：思想改造、批武训、批余平伯、批胡风……这些人肯定对共产党是仇恨的。现在发动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岂不是怂恿他们起来揭露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吗，这对共产党的统治极为不利。

毛泽东的党人哪知其领袖的锦囊妙计，毛泽东按部就班地施展他的“政治艺术”。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正式拉开了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的序幕。这篇讲话于1957年6月19日经毛泽东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在《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年3月，我在成都军区大礼堂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传达，讲话的内容是热情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言辞温和，态度诚恳，大有礼贤下士、明主风范，与后来发表的张牙舞爪文章内容大相径庭。由于当时主持会场的长官宣布“不准记录”，故无文本比较对照。）

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被中共奉为至宝，呼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并依据其理论，贯彻执行到今天。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毛泽东实用主义的产物，是独裁专制者的理论武器，是政治权谋，与《矛盾论》、《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而写的心得，是毛氏独创的斗争哲学——以我划线。毛泽东就是挥舞这把利剑，打倒他的反对者，并对其进行专政的。怎样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毛泽东制定有六条政治标准，后来被邓小平演化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共执政坚守的阵地。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对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即毛泽东此时在党内正处于相对来说政治上无权的境地，而且他确信保守的国家和党的机构正在实行旨在排除激进社会变革的政策。这样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执与政治权力问题不可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击溃官僚机构对毛泽东提出来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抗是毛泽东当务之急，2月讲话的目的正在于此。它确立了毛泽东理论的正当合理性并触发一系列政治事件，毛泽东可借此将自己置于党之上（或者至少置于党中央领导层之上）并以最高领导人身份直接对‘人民’讲话。”

迈斯纳的分析正中要害。

当时看清毛泽东动机的除了迈斯纳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外国人，我忘了是英国的达斯，还是匈牙利的记者，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他发现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刘少奇缺席。这件事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中国的报刊上搜索刘少奇行踪，发现这位毛泽东的副手离京外地视察去了（7）。这位外国人分析认为，刘少奇不支持毛泽东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还发现，在毛泽东的整风讲话里首先要打倒的是官僚主义，而在刘少奇的整风讲话里首先要整肃的是主观主义，于是，他认为中共高层出现了分歧。

一个中国人，就是刘少奇。

《人物传记》有篇文章《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其中写道：“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的办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证实“确有其事”。

刘少奇是经过中共党内历次残酷斗争的党的领导人，还和毛泽东联手搞过延安整风，深知党内权力斗争的厉害。他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毛泽东要搬起民主党派这坨石头打他的脚，他又何常不可以将这坨石头挡回去呢？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为人、品德，是有很深刻地了解的。共产政权在大陆建立以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微妙，有合作又有斗争，也有屈从。刘少奇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为人和品德以及政治理念与毛泽东迥异，刘少奇最终输给毛泽东的根本原因：刘少奇不是痞子。

4、事情正在起变化

鸣放开始后，大大出乎于毛泽东所料；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搬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石头”，没有去砸刘少奇、周恩来的脚，而是直接砸向“大和尚”。严厉批评毛泽东的独裁，批评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批评人民民主专政，批评暴力社会主义，批评共产党实施的各项错误的方针政策。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全国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们，继承和发扬“五四”民主传统，高举反独裁、反专制的旗帜，向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事情确实“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发动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演化成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的现代民主运动。

毛泽东是应变大师，面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他的策略也在变化。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毛泽东1957年5月10日起草的，这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走向反面》，毛泽东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时特别注明是“内部文件，注意保存”，还加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直到1977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才公开了此文。时过20年才公开的文章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修改，以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在这篇文章里发现毛泽东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所谓“阳谋”是怎么样产生的。

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须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号召他的党人批判“修正主义”，公开了他发动整风的目的，从阴谋转变为“阳谋”。

毛泽东所指的“修正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的是赫鲁晓夫，在中共党内指的是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再次玩起延安整风“一箭双雕”的伎俩，企图在消灭党外反对势力的同时打倒党内政敌，因为两者“联成一起，亲如兄弟”。这是毛泽东策略的变化，而非战略的改变。

赫鲁晓夫立即做出反击。

1958年香港出版了一本没有署名的史论结合的著作《鸣放——重要的经过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书第三章《鸣放变成反右派，毛泽东被斗出走和回京》一节中，作者引述了几个没有透露姓名的朋友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基于当时国际关系，特别是对苏联的了解和判断，曾有过一个建立‘新国际组织的秘密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以毛泽东为首，包括朱德等人，排除了国际主义派的刘少奇等人，这是毛泽东决定实行“新国际”政治方向的坚决抉择。

毛泽东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取代苏联，使中国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心。反右前的“鸣放”就是毛泽东这个计划的一个步骤。（8）

由于中共档案没有解密，《报告书》中的说法未能得到更多的事实证明，但是，《报告书》中所说毛、刘之间有分歧是事实，说毛泽东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是有根据的，说毛泽东意在取代苏联做共产国际的领袖不是空穴来风，为后来的事实证实。

《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说：苏联赫鲁晓夫等人，运用国际主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派分子刘少奇等为代理人，制止毛泽东这一行径的发展，故于6月间发出一个明确的国际指示：“中国人民内部，究竟有何种矛盾，必须采取鸣放与整风。在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帮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环攻之下，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的处境是特别危险的，一切问题也特别严重的，一切也要客观的审慎，合一步伐，无论人民有何种内部的矛盾，此时的当前，皆不需要一个政治性的鸣放和整风。公开宣扬鸣放政策和整风运动，是给资本主义帝帮一个便利的袭击我们。同时，也是无形中违害了国际主义，影响了国际团结。毛泽东同志的这种主张，犯了右倾思想，机会主义的错误，务必纠正这种右倾思想的发展，扑灭这种机会主义的存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对右派言论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批评，《报告书》认为那是刘少奇导演的。

《报告书》说：以国际主义自命而起家的刘少奇，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立即召集了党内的国际主义派分子，包括已冷落的李立三、陈绍禹（王明）等人一块起来，建立一个“护党战线”，要与毛泽东为首的右倾思想，机会主义分子作严重的斗争。当时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彭真是党的书记处书记、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彭二人作了主动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决定。彭真说：“鸣放是民主性的好政策，但是与党的政治系列相反的，就被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反党的工具，党应该要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应该要下最大决心，采取反右派的严格镇压。否则这个鸣放政策，就要危及党的团结与生存。”

刘少奇完全同意彭真的意见，并提出两项建议：“1、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时的秘密讲话的有关各点，须加修正，予以公开发表，以免右派分子所利用和借口；2、召开人代大会，公决右派分子的罪行，予以惩处，结束鸣放，以免影响国际与国内的纠纷。”（9）

毛泽东在苏联的压力下和党内的反对派的呼声中以退为进，再次与刘少奇“合作” 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再次与毛泽东“合作”反右的目的是要将毛泽东打来的石头挡回去。

一场围剿、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5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的士（读书人）是有独立人格的，有了独立人格，才有中华五千年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正是读书人人格独立的光辉展现。即使在帝王专制的两千多年里，正直的读书人都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

在中国古代，是以职业划分人群的，即士农工商。士是一个阶层，是引领社会的一个阶层。他们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原则，拥立明君，主张仁政；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理念，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取向，并成为其文化传统，故有从屈原到谭嗣同这般众多的读书人。

鸦片战争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中西文化在碰撞中造就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将自由主义溶入中华文化里，要求变革中国现实。

中华民国建立，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国民政府选择了当时属于人类文明发展较高成果的政治制度——民主共和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中华民国保护私有制。

在中华民国管理的28年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享有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自由，他们结社、办报纸、出刊物，批评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只要不是用行动甚至暴力来推翻国民政府，并不因为他们有如此的言论和行为，而遭国民政府镇压。

中国共产党正是举起民主、自由的诱人旗帜，骗得知识分子的拥戴，成为它的一员，或是它的同盟者、追随者、同情者，并和共产党一起颠覆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政权。

中共政权在大陆建立后，实行党制制，将国家置于党之下，垄断了国家政权、进而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一切社会资源；其触角所及，直到文化道德领域、思想意识领域，甚至公民家庭内部；建立普遍的告密网络……视知识分子为另类，对他们进行整肃、洗脑，要把他们改造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变成依附在共产党皮上的毛——这是有异于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传统专制——帝王专制——的共产型的极权专制。

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皇权时代士的这个阶层被瓦解了，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性；他们拿共产党的“钱”，吃共产党的“饭”，被共产党“养活”，于是人格被屈服了。

知识分子毕竟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深深感到国民政府统治是民主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极权统治是民主自由有无的问题，于是对共产极权极为不满，这种不满积压在胸，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

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又不明了毛泽东葫芦里装的药，不敢张声，是在毛泽东一再表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许诺下，开始“鸣放”的。

“鸣放”中，中国民主同盟人的言论引人注目。

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最大的第三党，其宗旨是自由主义。
上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对峙时期，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声言，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胜谁败，取决于中国民主同盟支持谁。

中国民主同盟支持共产党。

中共政权建立后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失去了独立政党地位，成为共产政权的附庸，在政府里有职无权，仰人鼻息，于是，趁共产党整风之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

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是要求在决定重大国策时，“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要求民主党派参与“政治设计”，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目的是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罗隆基建议，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由中共、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委员会，“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为他们平反”，即有名的“平反委员会”。罗隆基的声音是向中共专制讨还公正和人权，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储安平不满于“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他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天下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能由共产党做主。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提出“扩大民主”以纠正无产阶级专政弊端，摆明以民主对抗中共专政的姿态……

章伯钧等人的目的是削弱被毛泽东视为“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毛选4卷1440页）的中共专政的力量，因而被判为“反党”毒草。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的鸣放确实冒出蓄闷已久、积压日深的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形成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冲击波。毛泽东的“反右”首先是针对他们发起的。“反右”是专制对民主的反扑，独裁对自由的专政。

1957年鸣放中，最活跃的是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们，他们对中共政权发表激烈地批评“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其效果之显著，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批判“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严正指出“个人崇拜是制度造成的。”他们指出“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断言“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些社会主义就会枯萎”。他们呼吁：“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他们指出“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他们宣称“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文化。”他们发布《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原理》、《“利己主义”者宣言》，为民主自由制度铺垫理论根基……青年学生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并结成各种社团，声言要与独裁专制者战斗到底；以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形容当时的校园气氛说：这好像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

中共的各级机关、部门在整风中反映出来的大多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对中共实施政策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必然涉及民主作风问题、民主监督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这说明在专制独裁体制下必然引起普遍的对立和抗衡。

民主人士、大学师生和广大干部所“鸣放”的问题涉及中共的独裁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他们伸张民主自由理念、抨击专制独裁制度的思潮汹涌而起，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整风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6 、中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1957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要制造“中国匈牙利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消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毛泽东面对知识分子反独裁、反专制，要自由、要民主的呼声；面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反扑和全党的反对声以及苏联的干预，毛泽东迅速调整“战略战术”，暂时退却，以退为进，向刘少奇、彭真“靠拢”，再次与之“亲密合作”，领导他的党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毛、刘“合作”，全党“统一”；1957年6月8日，毛泽东向中共党内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使被“大民主”烧得寝食难安的中共各级头目如降甘霖，得到从中央到基层的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权威在党内又开始重新树立。

在“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中共各级组织的头目，以我划线，排除异已，将不属于自己一派的人通通打为右派，如四川省的李井泉、安徽省的曾希圣……云南省的谢富志几乎将云南省的地下党员通通打成右派，将云南省变成他的独立王国。地县一级的中共头目，仿效他们的上司，积极清理门户，不择手段地迫害自己的反对者；如四川省宜宾地区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利用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权利，将专员、市长以及众多干部打成右派，以巩固自己在其辖区内的独裁统治。

在人群中分敌我，将人分成左中右，按比例划地主、富农，按比例抓“反革命”、按比例杀人、按比例划右派……这些整人伎俩都是毛泽东的发明。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党内干部会议上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一、二、三，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毛泽东又说：“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10）此话一出，中共各级组织的头目，立即遵照执行，按百分比抓右派，没有右派的也要抓，于是，将那些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不听指挥的、看不顺眼的、不听话的、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曾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军的、有“历史问题”的……无论“放”过没有？“鸣”过没有？通通一律打成“右派”。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那些大大小小的党的头目不仅“引蛇出洞”，还查日记、拆信件，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其手段之多不胜枚举。有的单位为了完成任务，甚至采取抓阄、摸档案、给奖励等花样抓右派。

有些单位的头头，不忍心将自己的下属打成右派，只好自己报名当右派。成都市一家出版社的书记，为了保护下属，两口子报名当右派，主动申请回老家宜宾县的一个偏远小镇当小学教员，一去就是22年。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中共中央规定划右派的标准是：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

中共各级组织的头目就是按照此标准，以及他们私自制定的标准将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党政军干部打成右派，对他们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至今不让其翻身。

7、究竟打了多少右派？

毛泽东领导他的党人，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运动中，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分子，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了，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说法仍然不一，尚待继续考查、研究、发现、挖掘。

自1957年反右以来有如下说法和纪录：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全国大约有右派4，000人左右。”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中说：“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8，000人。”

1957年9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又划了6，200人，当时估计的是150，000。接着又向各地发出划右派的百分比。

1958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0，000人，把300，000右派搞臭了！”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说：“……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0，000人。”

1960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中说：“……在全国440，000名右派分子中……”

197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中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3，300余人被定为右派。有72，700多人被捕，22，100多人自杀，有3，500多人非正常死亡和失踪。

1978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至七月中旬，属于错划已经改正的有493，000人，占所划右派的百分之90。”按此推算，百分之百应该是：548，111人。

1979年2月17日，刘澜涛在“改正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讲话说：“当时共划了右派540，000人，占当时干部人数9，530，000人的百分之5.7。”

1979年，中共中央中发[1979]65号文件《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中说：“……在反右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及‘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仅失去公职的就有160，000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

1985年出版的叶永烈先生所著《反右始末》中说：“1980年，‘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国的右派总数有了精确的统计，即550，000多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右派分子’，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如果把这些‘分子’和受牵连的家属们计算在内，那就达数百万之众！”

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进先生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说全国右派共划了：552，877人。

199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57年划右派估计有40——70万人。”

1991年，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丁抒先生所著《阳谋》一书中说：“根据调查，反右运动总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

1993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0，000人。”

1993年，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中说：57年划右派552，973人。

中共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批露的数字是552,877人。

胡平估计有100万人。

2006年2月，香港杂志《争鸣》1月号有一篇文章说：——“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德国人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提出了另一个数字：“从1957年到1958年间，就有80万党员和非党人士被定为右派，据1980年透露有290万人受到株连。”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记戴，在反右派运动中四川省委打了50,279名右派分子，“还有40多万群众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四川省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此推算，全国打成右派的人数是502,790人，还有400多万群众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

本文以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的右派数字为据。

8、党内右派知多少（12）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目的主要是整肃党内的反对者，上至刘少奇，下至一般党员；在反击党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取得伟大胜利后，毛泽东打击的目标对准了党内“右派”。

中共把反右运动划分为鸣放、反击、补课、处理四个阶段，其中补课这个阶段，就是针对党内“右派”的。

毛泽东在整风中由于形势的变化，未能将刘少奇拉下马，但在反右补课阶段大量清洗党内刘少奇的政治基础，这是毛泽东的统治术之一。

在552,877名右派分子中党内右派占多少？这还是个迷，至今仍然是中共的机密。

2010年10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6期，发表申渊文章《反右派运动与
党内斗争》，揭开了这个隐藏了53年的党内机密，为探索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动机、目的及其手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而刘少奇的政治力量在党内与日俱增，直接威胁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他那超人的政治嗅觉早已察觉了挑战他独裁专政的威胁来自党内，来自党内高层，来自地方诸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潮以及第二国际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在中共党内的深远影响”。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共党内高干中广泛流传。毛泽东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和掌权高干中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搞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他们的心底深处深埋着民主意识。毛泽东清醒地察觉，这些人便是他最大的敌人，远比党外右派危险、可怕”。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不久，毛泽东即己提醒他的追随者：“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斗争是对于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明确指出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同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

“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手法一贯是打迂回战、包围战，扫清外围、攻其核心。反右运动从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社会基层为主的外围开始。当群众发动起来外围扫清了，矛头即刻转向党内。假如说毛泽东的真正战略目标在反右运动中尚算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的话，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

当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亲密合作”，在党外“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取得伟大胜利后，立即调转枪口，指向党内，即反右运动的第三阶段“补课”。反右补课表面上是在凑右派指标，完成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层层下达和不断升级的定额，实际上旨在清党，整党内的反对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认定，他最危险的敌人在党内，党内在高层，他搞“阳谋”，由外及里、自下而上，最后借助社会上的反右请理门户。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底访苏归来，来不及掸去身上的尘土，便马不停蹄地数度离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间，共密访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秘访上海、杭州，揪出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浙江省长沙文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等反党右派集团。

一九五八年一月密访山东、安徽、广东、广西；一九五八年二月东北三省；三月至四月武汉、广州、浙江、甘肃、河南、河北、云南、青海、新疆，替当地挖出了一大批省部级的党内“定时炸弹”，即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和民族地方主义分子。把他们一律开除党藉，清除出党。被毛泽东在巡游中揪出的主要有十大反党集团：

以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扬（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右派反党集团；

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安徽省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右派反党集团；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极右分子）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党集团；

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右派反党集团；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毛泽东用出巡密访的办法发动政治运动整治反对者，即由反右运动始，以后各大运动都沿用这种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终止。

毛泽东在“补课”中补了多少党内右派呢？申渊说：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 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

党内右派5-10%毛泽东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一千八百万。从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为工农，工农不划右。40%可以划右的党员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军官和其他阶层，共有七百二十万之众。依照毛泽东在反右前夕信口开河订下的5-10%估算，党内右派可高达三十六万至七十二万，大大超出全国官定右派总数，显然靠不住。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藉处分的决定汇编”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人。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及取消预备期的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党员右派总数应在十八万至二十万之间，占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中的33.55%至36.1%，在反右派运动中受整肃的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至今秘而不宣的原因之一。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党内划的内控右派、中右分子，因为党内也和社会一样要划左中右。他们仅受除不开除党藉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乔冠华和杨献珍便是这一类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报中央书记处，批复仅给予“严重警告”的党纪处分，不戴帽、不开除党藉；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也抓不出来，刘少奇警告他：“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撤了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顶替他当右派。

更为严重的是划右党员的身份。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期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其中披露党内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个案以外，其余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的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内高干中划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占总数的88.44%。在这二百五十二个案例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即“右派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或“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案。

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难怪毛泽东担心江山变色。

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三年了，对于反右斗争的认知，依旧限定于官方设定的二个禁区范围内，即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时的。”以及“反右运动是整肃知识分子”。提起反右，人们把时限定格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很少有人把时限延伸到一九五八由以党内反右为主题的“反右补课”，更没有把反右补课看作是建国后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党内残酷斗争。

五八年党内的反右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采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反复强调“内外有别”，大多数党政系统的党内右派没有推向社会，关起门来批斗处分，当时鲜为人知，事后如果自己不说，便更无人知晓。上文提到的几个文件，都己封存在档案库中，不见阳光。时过境迁，渐渐成为历史盲区。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一条规定：“对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在中共党内更有极其严密的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党、政正职领导的人事档案，同级党委不准管理，必须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厅局级由省部级管理；省部级由中组部管理，以此类推。这种以官本位为基础的党内人事档案管理体制，很难揭开党内斗争的盖子。

第三，党内右派受传统的组织观念和党的纪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后官复原职或官运亨通，不愿再去违纪揭开伤疤，影响升官发财。这是与党外右派的不同之处。

自然规律也是揭不开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于2007年6月在该刊发表专文“关于右派的一项死亡统计”。他以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为基准，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年还存活一万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时过三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过自然规律。如果党内右派也以此数测算，而今健在者应在三千人左右，况且大都是当年二十岁上下的学生党员右派。他们的阅历和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毕竟尚有一定局限性。

某些研究“五七运动史”的学者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区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大类。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右派分子，在客观效果上都起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面作用。中共党内右派亦是如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治党内反对派。划为中共党内右派的中共党员，不论其所处位置在高层或基层，在中央或地方，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不听中央号令，闹独立性；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有的是维护地方权益，挑战毛泽东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至少是因政策上的分歧而划为右派分子者，在客观效果上他们都是具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民主派。

9、右派分子的命运

如何处理55万右派分子，当时中共的宣传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

中共是怎样给右派分子出路呢？

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指示“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1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8月1日，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由党的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是为处理55万右派分子和400万反社会主义分子（14）制定的“法律”。

《决定》称“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建立劳动教养制度。自此，“劳动教养”这一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理论精髓而设立的强制劳动、思想改造机制，正式成为中共的创造而载入史册。

《决定》明确规定：“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有劳动力的，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决定》一公布，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党的头目，将打为右派分子的、载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曾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在国民政府做过事的）、不服从领导的、发牢骚吊二话的、看不顺眼的以及没有工作单位的、对“粮食定量政策”不满的、坚持宗教信仰的、未经批准行医经商的、同性恋又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一律押送公安机关强制劳动教养。

这一时期，监狱、劳改营遍布华夏大地：北京南苑团河农场、北京清河农场、又新建了五八一、五八二，直到五八五分场、北京茶淀农场、北京洮河农场、北京光华染织厂（北京机制印染厂）、北京半步桥的北京第一监狱作为代替收容的劳教所、北京草岚子监狱、黑龙江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东北850农场、辽宁锦西煤矿劳改队、河北省劳动教养所、河北沙河农场、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洮南保民农场、山西太谷郭堡水库、上海提蓝桥监狱、滨海农场、甘肃武威黄羊河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甘肃玉门赤金农场、新疆农二师劳改营、新疆塔里木农场、广西柳州红河农场、广西来宾古瓦农场、云南大理州宾川太和农场、云南弥勒东风农场、云南会泽武马寨农场、云南彝良大坪农场、云南镇雄摆柳坪农场、云南红河州劳动教养所、云南开远卧龙谷农场、云南思茅农场、山西长治王庄煤矿、湖南株洲新生工程队、湖南汉寿西湖劳改农场、湖北省公安钢铁厂、青海省德令哈农场、辽宁省大连第一劳改队、辽宁凌源劳改城（凌源县是劳改城，有多个劳改、劳教队集中于此，有劳改、劳教分子几万）、凌源新生焦化厂、江苏省苏北军垦准海农场……还有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马豆沟农场、白城子农场、祁连八宝农场、850农场……等等地方，成为全国著名的关押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监狱和劳改营。

中共四川省委在西南王李井泉的率领下，抓出了50279名右派分子（15）和40余万名反社会主义分子。于是，关押这些分子的监狱和劳改营在巴蜀大地有如毒菌般迅猛扩张：四川省交通机械制造厂、四川省水利厅下放工程队、成都天回镇磨床厂、成都通惠门消防车制造厂、成都印刷厂、德阳罗江砖瓦厂、四川省石棉矿、峨边沙坪农场、邛崃南宝山农场、雷马屏农场、五马坪农场、永川新胜茶场、会东铅锌矿、会理铅锌矿、万家煤矿、苗溪农场、荞窝农场、宁南铅锌矿、旺苍煤矿、大足三监狱、南充皮鞋厂、新康石棉矿、凉山布拖监狱、大邑新源煤矿、宜宾黄沙河煤矿、宜宾汉王山茶场、宜宾仙峰山硫磺矿、宜宾麻纺厂、盐源果场、盐源969信箱、雅安宝兴伐木场、雅安硫磺矿、长寿湖渔场、重庆南桐丛林煤矿、重庆石板坡监狱、北碚新生园艺场、乐山东川铁矿、巴县石岗农场、德昌县洛跃纸厂、德昌县永郎铜矿……等省级劳改营和数不清的地、县级劳改队，成为四川省关押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场所。

在大陆，55万右派分子中，至少有275000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16）。黄钟在《警惕越位膨胀的警察权》一文中批露，被判处劳教的右派分子约48万人，被判刑的右派分子约4万人。

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称，反右运动实际影响一千万人，还有更多的所谓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一大批“右派”被送往监狱、劳改营、劳教所服苦役，或者强制下乡“戴帽”监督劳动。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承认，“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相当多数（右派）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右派分子是中共劳教制度正式立法后的第一批集体受难主体。

毛泽东胜利了，他发动的“57整风”和“反右斗争”夺回了被“夺走”的绝对权力，一石五鸟：将自由主义者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从此自由主义者的声音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巩固了中共的集权专制；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论烟消云散，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万丈光芒；周恩来被撤消了总理的权力，被毛泽东取而代之，亲自挂帅指挥“大跃进”；毛泽东在胜利的凯歌声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暴力推行共产主义制度……顶替斯大林，做起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毛泽东彻底失败了，在犯罪的道上没有回头路，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人类最残暴的君王。

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

注释：
（1）[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P6
（2）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5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3）以上资料及评论，摘引自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6月版《刘少奇研究评述》
（4）《毛泽东选集》第5卷。
（5）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6）章立凡：《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
（7）刘少奇在上海视察时，对党内干部发表了一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除对毛的观点进行诠释外，对社会分配、等级制度造成的差别也表示了不安。但他力图淡化矛盾，认为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属政治性质的“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刘少奇主张以温和方式化解批评，“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试图分散批评的焦点，认为“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０４－３０６页。
（8）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9）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由于中共档案没有解密，对于从“鸣放”突然转向“反右”的变化大多认为是毛泽东的“阳谋”所致，起因故然有知识分子反对毛泽东的独裁，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言论，也有毛泽东在思想上要消灭民主党派的主张；但是，苏共的干预，党内的反对，以及毛泽东和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同时是重要的因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讲稿和发表稿的极大差异，虽然从文献上看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但有些观点前后截然相反，却很令人深思。
朱正认为“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靠拢’”，“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判断是成立的。
（参阅谢泳《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1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6页。
(11)参见木人《1957年究竟打了多少右派》
（12）本部分是申渊先生《反右派运动与党内斗争》一文的摘录。
（13）根据李志绥医生回忆。
（14）《当代四川简史》105页“还有40多万群众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四川省人口是全国人口的10%，以此推算，全国有400万群众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
（15）《当代四川简史》106页“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
（16）《往事微痕》第九期，张觉成：《毛泽东反右罪恶必须彻底清算》。《改革内参》200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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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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