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打印本页]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06 标题: 错失的国运：清末改革和民国宪政的失败(还原真相)
《猫眼看人》里看到的，虽然带有很明显的观点，但基本上是忠于史料的。特转过来供同好一阅。
原帖地址：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27854119&id=7505364&skin=0&page=1
作者：山谷无风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06
从1898年到1928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三十年。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观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到执政机构到反对派，都在致力于社会政治的革命，或者表面上如此。这包括1898年到1911年的清朝的改革运动，以及1911年到1928年的民国宪政运动。然而，这两段革命都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我们有个最教科书般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是否合乎历史实情就很难说了。
也许会有人说，清朝的改革运动根本算不得革命吧，那都是骗人的玩意。这是我们对革命理解的偏差。革命并不是推翻某个朝代，至少这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是制度的革新，而不是简单的替换。清朝改革固然不会主张共和制，但如果君主立宪制能得以确立，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当时有许多因素会促进清末宪政改革的成功。至少也是革命道路的一种选项。
双方的博弈没有等来清朝的制度革命，而是推翻了前朝，成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推翻前朝的革命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受旧体制的羁绊来确立新的制度。确立共和制，其核心还是如何实施宪政，可是，那些推翻满清的势力中，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对宪政有兴趣？又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是宪政？所有参与组建新国家的势力都声称支持共和，但共和制却艰难地维持着，民国的宪政一直没能确立。民国宪政的阻力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维护宪政的力量，哪些是阻碍宪政的势力，我们能否分清？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07
目录：
序：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光绪和慈禧，改革的接力棒
2、新政与中国的现代化
3、会党和革命党的怪异组合
4、在改良与革命浪潮中彷徨的知识分子
5、走向激进的宪政运动与武昌起义
6、圆梦或梦断于辛亥年
7、民国初期的宪政框架
8、袁世凯和孙文：煮酒论英雄
9、为争人格而护国
10、护法与军阀
11、赵恒惕、陈炯明和联邦运动
12、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儿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08 标题: 引言：火车站的爆炸：革命者追杀改革者
1．革命和改革：同盟还是宿怨？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异常热闹，一大批满清高官、随从、安保人员挤满了车站，清廷派出考察西方宪政的五大臣将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他们的西方诸国之行。在告辞与送别的喧嚣之中，一位叫吴樾的安徽籍革命党人已悄然换装为差役，混入了人群之中。他衣服里藏着炸药，趁人不备之际，登上了火车，引爆了炸药。一声巨响之后，吴樾当场身亡，而五大臣中也有载泽、绍英两人轻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五大臣事件。
革命党人刺杀满清大臣并不是奇怪，但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于革命党人刺杀的不是满清的顽固派，而是那些准备实行宪政改革的变革者。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革命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关系：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看，改革或者革命，都是国家走向现代之路可能的选项，而站在革命者和改革者的角度，两者是不相容的。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已经踏上革命的志士们也许就会被人们冷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悲壮的殉葬者，而改革派所面对的除了顽固派抵制之外，也必须面对革命派所设置的障碍。
据清廷后来的调查，认定刺杀五大臣事件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但事实上，革命党人和改良派之间长期处于极度敌视的状态。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流亡海外，曾积极筹划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企图武力拥光绪皇帝复位。也仅仅在这段很短暂的时期，康梁党和海外革命党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没过多久，双方就爆发了矛盾。双方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从根源上来分析，是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部分海外华侨们或者支持革命、或者支持改良，当一方获得很多民众支持的时候，另一方也就会受到冷落。海外华侨就那么多，要想发展壮大，要想筹款募钱，就得把竞争对手压下去。于是，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和海外的改良派之间就爆发了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到了1907年10月，当宪政派在日本东京锦辉馆成立政闻社的时候，革命党人浩浩荡荡地闯入了会场，双方一顿老拳相加，将口水战升级为体育运动。
革命还是改革，对于希望国家能走向强盛的民众来说，只不过是不同的途径而已。至于哪条道路更可行，别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放在今天来评述，也未必有个一致的结论。这样的问题困扰的其实不仅仅是当时的中国，其实西方社会的演变也是如此。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革命的方式，因为革命不仅仅是人们所以为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也是复仇泄恨、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时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而所谓的改革，通常不过是统治者对要求变革势力的妥协，虽然矛盾双方在长期的博弈后也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模式，但却缺少了革命最吸引人的一个机能，那就是让长期受压迫的人们发泄积累已久的愤怒。
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革命很容易成为人们的首选。但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往往只能完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对原政权的摧毁，而下一步，也就是按照最初的革命目的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反而更难了。1640年，英国爆发了反对国王专权的革命，在国王的竭力反扑中，愤怒的人们建立了革命军，打败了国王，并将其送上了绞刑架。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在革命过程中获得了威望和权力，他建立了更为集权的统治。虽然这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共和国时期，可是克伦威尔的专制却超过了任何的国王。英国的的变革最终还是依靠妥协来解决。在几十年的动荡之后，各派的妥协终于确立了英国的宪政体制的雏形。
早期革命的结果大多如此，因为革命者并不打算妥协，即使推翻前朝的统治之后，革命者之间也是如此，于是革命又有了法国式的版本----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清算。法国革命也没有实现法国的宪政体制，而是又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直到议会体制稳定之后，保守派和激进派转为在议会里相互争吵而不断妥协。法国在不经意中，渐渐完成了向宪政体制的过渡。
2．在改革和革命中迷惘
(内容略)
3．历史，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
(内容略)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09
出访欧洲的五大臣
火车站爆炸案的革命党人彭樾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1 标题: 第一章 光绪和慈禧，改革接力棒的传接
1．被甲午战争中断了的“同光繁荣”
清朝真正的改革要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算起。说到戊戌变法，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两组不同的脸谱，正面的是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智囊团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而反面的，是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团队，其中也包括了在这一事件中扮演出卖角色的袁世凯。但是，历史是不应该以脸谱的方式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个性特质，而这些特质都无外乎人之常情，并非一溜的奸诈或正义、愚蠢或睿智。
戊戌变法中，第一个被脸谱化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属于满族贵族出身。1835年出生，1861年，在咸丰皇帝死后，她通过宫廷政变，杀掉了与其争权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六年的掌控清王朝的历程。慈禧执政的时代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时代，但这样的衰落进程是因慈禧所致吗？当然不是。即使换了其他的男性皇帝，也难以改变不了帝国没落的命运。西方列强的进逼，或者说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是所有东方专制集团所共同面对的厄运。无论是清帝国，或者是奥斯曼帝国、莫卧尔王朝，都逃不过它们的冲击。
平心而论，慈禧掌权时的中国并不太平。江南的太平天国还掌控着南京及周围广大地区；英法联军才在入侵中国的战争中挣得钵满体满；满州贵族中的主要敌人才被清算，而在镇压太平军崛起的汉族武装首领们又形成了帝国新的政治势力。而此时，慈禧只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在一个女人掌权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社会环境里，在宫廷斗争残酷而血腥的斗争中，她却控制了整个局势。显然，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从1861年慈禧上台，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爆发的三十四年里，慈禧执政能力还是不容小觑。期间，慈禧掌控的王朝剿灭了太平天国、捻军的起义，在中法战争中也有过几次胜仗，左宗棠的部队收复了新疆。在甲午战争前夕，慈禧所掌控的国家，似乎被她上台时的情形要好多了。
能有这样的局面，当然并非慈禧的运气好，百姓服压，官员听话，列强善良了。这与她的政治手段，政策措施基本得当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上台后，重用了一批汉族官员，使他们和满族贵族相互牵制，形成了政治上的平衡。与此同时，在国门已经被敲开的情形下，慈禧支持洋务运动，发展工商业的举措，也使得清帝国的军力、国力得以稳步提升。“同光中兴”算得上是慈禧这一时期执政的成果，这一阶段，政府网络了不少知识分子，多家现代兵工企业、煤铁企业得以兴建，一些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民间工商企业在出现了。在军事上，陆军换上了洋枪洋炮，而海军则成为东亚第一舰队。
慈禧的运气不好，在于同时也有个更锐意改革的东邻日本，在于没落的帝国还有一块海外藩属需要打理，那就是朝鲜。两个同样是东亚的专制国家，需要在一件事情上决出个高下。这场决斗中，只有一个赢家，结果清国输了，而日本赢了。
清国输了，输在它过去十几年的美好光景。这段时间里，清国的统治太顺了，中法战争竟然打了几次胜仗，虽然最后从越南收缩，但却没有太丢帝国的颜面。这时的帝国政治也相对稳当，草民的造反没有成气候的，忠于朝廷的满族人、汉族大臣们都在小心地为帝国服务着。慈禧不是短视的人，她支持的洋务运动，让清国有了一只强大的海军，虽然东邻日本也在强军，但日本的整体实力，岂能和清国相比？在没有太多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慈禧自然不会以最大的力度来发展军事。她六十岁了，她希望自己晚年的娱乐生活更丰富些，大清的实力已经足以对付内外潜在的对手。
但是，以一个老旧王朝的女人而言，慈禧即使驾驭权术的手段再高明，也不会明白还有一个叫软实力的名词。慈禧统治着庞大的帝国，群体关系异常复杂，她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一支具有现代装备的海军，那些武装了枪炮的陆军们，却要存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而这庞大的官僚体系，却独独匮乏支撑现代战争的相关系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将清国作为主要的假象敌人，在他们看来，与清国的战争是预料中的事情，他们一直都在为此做准备。同样，明治维新是几近全盘西化的改革运动，日本在教育、军事科学等方面也花了巨大的力气。为了未来与清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将60%的财力用在海军上，虽然总体实力上赶不上清国，但在海军方面，日本已经能够集中一支足以与清国抗衡的舰队。
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因双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起。在这次战争中，清国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军事上也是逐步投入的。而日本已经等了这场战争很久了。中日甲午战争包括两个部分组成：海战和陆战。在海战中，清国水师应该说还是比较勇敢的，但糟糕的后勤、情报、指挥和落后的机动能力，水师官兵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未能挽回败局。
清国的水师至少还有当属世界先进的舰船厉炮，一些军官受训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习。更糟糕的是以乡勇编制却仅仅是装备了现代武器的陆军，清国除了对陆军是逐步投入，难以形成战场优势外，一样糟糕的军事指挥系统彻底地葬送了这场战争。陆军不但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丢掉了重要的旅顺、威海卫等海军港口的岸上守护，本应是保护舰队的炮台反而成为终结清国水师的利器。清国被彻底击败了，竟败于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东亚小国。
（同光中兴时期，清剿灭的太平军、捻军，收复了新疆，和法国战平。并组建了强大的海军。一些现代军工企业、基础企业的得以兴建。国家进入到相对繁荣稳定的阶段。更重要的是，一批洋务运动中得以锻炼的人将成为以后的改革力量。）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3
北洋军舰
1880年的清军
1875-1880年的街景
1890年试射克掳伯大炮（右边爬梯者为留德学生段祺瑞）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5 标题: 2．变法在激进和持重之间分歧
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当时虚浮盛世的清国一记当头棒醒。一向以□□自大的朝野，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日本何以可以迅速崛起？答案很容易得到，原来日本进行了变法。
1895年4月，在得知清国将要和日本签订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时候，以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1300多名举人签名请愿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公车上书改变不了战败带来的耻辱和伤痛，但却首次以民间运动的方式提出了变法的诉求。光绪皇帝并没有接到举人们精心准备的上书，但闹得这么大的动静，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公车上书戳了他的伤疤，他本是站在主战的立场，这样的惨败让他大受伤痛。他想要变法，但他变得了法吗？
光绪出生于1871年，四岁的时候，被抱进了皇宫，当上了皇帝。慈禧选择他来继位，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她要掌控天下，一个小皇帝是最适合她垂帘听政的。慈禧有效地控制着帝国，而光绪的年龄也在逐渐增长，即将遇到的是权力需要再分配的问题。
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是与生俱来的。打小光绪不爱读书，慈禧屡次劝导他认真学习，苦口婆心可见一斑。但是，慈禧是一个热爱权力的人，习惯于权力的人。虽然她要遵循祖制，还政于光绪，但是十几岁的光绪接得了这个班吗，自己的亲儿子同治亲政了，不还是逛妓院，最后染病身亡吗？一个强势的家长是永远不相信自己的小孩会长大的，更何况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家长。权力欲的使然和对小光绪的不放心，慈禧自然不会轻易地让光绪独自亲政。
1886年，慈禧提出让光绪亲政的事情，其实，她不过是观察大家的反应。果然，光绪的亲爸，醇贤亲王奕譞等人就提出来：“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意思是光绪还很稚嫩呢，请太后多操劳几年，就是光绪亲政了，也要请太后训政。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终于开始亲政了，而慈禧则按照《训政细则》，进行训政。1889年，慈禧宣布归政于光绪，但军机处又制订了一个《酌拟归政事宜折》，确定：在皇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阅，另由军机处誊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览”；至于各级官吏，先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颁布谕旨。
光绪亲政事件微妙地分配了最高权力。严格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权力的分割，但这让光绪有了更多的参政机会。也许，对于慈禧而言，只要光绪将权力的终决权保留在她的手中，她未必要和光绪事事相对。有的时候，她甚至会采纳光绪的意见，即使她有些不太情愿，比如决定和日本作战一事。
光绪要变法，慈禧的态度如何呢？为此，光绪曾到慈禧面前请示过，慈禧的意见是：“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这个意见，被很多人理解为慈禧是反对变法的。因为不“违背祖宗大法”“不消除权势”，变法何从谈起？。但是，事实上，这只是表达出慈禧对变法极其复杂的心态。什么是“祖宗大法”，这是很模糊的概念，从后来慈禧保留京师大学堂来看，教育改革并不在违背“祖宗大法”之列。关键问题是“维护满洲权势”，慈禧作为这部分势力的代言人，其实质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势。换而言之，你光绪在妥善处理这些老臣问题的前提下，给了慈禧必要的面子，你还是可以有番作为的。对于毫无势力的光绪来说，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颁发《定国是诏》开始，第一道诏书除了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外，有个两个核心内容，兴办京师大学堂，和推荐人才。在变维新变法期间，光绪一共下达有关诏谕一百多件，改革措施频出，但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是否会引起官场地震，年仅27岁、并无多少势力班底的光绪又能否驾驭这样的局势？
改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班子，这个班子未必会有多少权力，但至少要有清晰可行的改革思路，足够的斗争谋略。戊戌变法前，朝廷中支持光绪的官员并不多，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属于光绪阵营中的人物，但他们对改革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如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除了这些人外，主要还游离在体制外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光绪又是怎样对待这些力量的呢？显然，他对风头正劲的康有为最感兴趣，在他看来康有为是改革的百科全书。维新第五天，光绪一次地召见了康有为，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康有为踌躇满志，光绪对他也充满了兴趣。虽然康有为慷慨陈词了一番，但最终给予他的只是六品小官，康大失所望。此时的光绪，似乎还是有些清醒的，他只是给予康一个发挥作用的位置，而不是奖赏他的时候，这也不是给康封高官的时候。
光绪阵营很快发生了变化。他的老师翁同龢，虽然是康有为的推荐人，但渐渐开始对康有为产生了戒心。他觉得康过于激进，而且个人野心也大，他也无法接受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孔子的思想，来支撑他的改革理论。他提醒光绪要小心康有为这个人。光绪此时对康有为的兴趣正浓呢，一怒之下，在给康有为授官的同一天，反而把翁同龢赶走了。此外，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支持稳健的改革，但也并不支持康有为等人，也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多年的洋务经验，比康有为更懂得改革的阻力在哪里，该如何改革。他们和康有为等保持了距离。
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谁是光绪团队？
翁同龢究竟是被谁解职的？
只见过一次光绪的康有为？
对维新派保持距离的李鸿章？
看不惯要杀一两个一品大员的康有为，使得稳健改革派荣禄对维新派非常不感冒)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6
光绪
翁同龢
康有为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7
支持光绪进行改革的老臣或被赶走，或保持距离，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并未如愿进入皇帝的身边，作为其改革参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样一个企图大规模变革的运动，竟然是以光绪这样一个一直呆在深宫的人来决策的，而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身边有一个较强的智囊团。
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变成了一项运动，这对于毫无权力基础的光绪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康有为认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就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他对荣禄说，推行改革不妨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革新派跃跃欲试，保守派消极抵制，而慈禧则冷眼旁观，她在变法开始不久，就下了三道谕旨，内容分别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要到慈禧那里谢恩、荣禄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秋天在天津阅兵。这是慈禧对光绪及其变法运动的一个警示，意思是要光绪别忘了还有个看着他变革的老娘呢。
变革期间，大多数时间都是改革派和老臣之间的相互弹劾。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一些资历很浅的改革派人士不断弹劾所谓保守派，而保守派也反过来弹劾这些改革派。也许是光绪太急于求成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了改革派这一边，即使有些事情并不是对方的责任。光绪的态度鼓舞了更多的改革派低级官员，更多的小臣们上书。终于，有一个问题最终触怒了慈禧。礼部主事王照上了个奏折，建议皇帝、太后可以到国外去考察一下。这个建议遭到了礼部尚书怀塔布扣押，没有呈上去。怀塔布是慈禧信任的人，他之所以没有递上去，或者是对这类建议的反感，但也有自己的顾虑，建议皇帝出国考察，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其中的风险也不可低估。如果他代递上去，一旦建议不妥，自己也免不了连带责任。
但王照认为这是抵制改革，于是弹劾怀塔布。而光绪也借此大做文章，以怀塔布等人阻拦言路，一下子将怀塔布等六位部级官员予以革职，而王照及其他几位维新派官员予以提拔。光绪如此大的动作没有向慈禧请示，这超越了慈禧的底限。当一帮旧臣向慈禧哭诉的时候，慈禧对光绪变法运动的态度开始了大逆转。
慈禧起初是支持光绪变法的，甚至还觉得那些变法的奏章很有道理。慈禧对变法中兴办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等事项都是赞同的。但她不需要官场地震，这些老臣们哪个不是慈禧原来提拔的啊。她也不喜欢康有为等人，她问过包括荣禄、李鸿章等很多人对康有为的印象，康有为和其他大臣相互弹劾的事件，汇总起来的结果是康是一个激进、夸夸其谈的人。但慈禧还不愿意介入进来。她答应让光绪自己支持新政，就让光绪去处理吧，犯不着为一个六品官而再度出山。但光绪一下子撤了六部堂的事情，让她开始呆不住了。
1898年9月14日，光绪又一次带着开设懋勤殿以议新政的想法向慈禧汇报时，却遭到了慈禧的反对。这是自变法以来，十二次请示中第一次被慈禧反对，慈禧还对他一下子革了六位大臣的职表示极度的不满。光绪回宫后，一下子变得惶恐不安了，这个咋办呢？自己连个像样的智囊都没有，看来还得找康有为。于是光绪写了个密诏，给杨锐带出去，要大家想出个放缓改革的办法来。
这个密诏出宫后，内容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康有为说密诏是给他的，是要他想办法救皇上。谭嗣同根据这个密诏的精神，找到了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带兵杀掉慈禧最亲信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谭嗣同的计划是让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自己再找一些江湖上的人士将慈禧杀掉。袁世凯被这样的计划吓了一大跳，他的实力远不能和荣禄的兵力相比，更何况袁世凯是光绪才召见和提拔的人，荣禄岂能对他不防？
正在光绪及维新派在想着对策的同时，反对维新的人也开始集结了。在荣禄、奕劻、怀塔布等人的策划下，御史杨崇伊于18日向慈禧上奏，指责光绪用逆臣，逐老臣，请求慈禧训政。此时，光绪几次召见袁世凯，也引起了后党们的注意。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让慈禧最终下定决心，要来终止这场可能危及到她的“社稷”的变革运动。据说，伊藤博文是改革派邀请来的，康有为希望光绪能聘用伊藤为顾问，委以重任。一旦有了伊藤的介入，日本人就可以成为光绪最有力的后盾。这对于慈禧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她决定于次日、也就是19日回宫，重新训政。
袁世凯听了谭嗣同的计划，觉得太过冒险。他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更何况从光绪的密诏里，也看不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内容。对于袁世凯而言，他充其量是同情改革的人，但绝不想造反。在离京之前，袁世凯再次得到光绪的召见，他向这位即将末路的皇帝说道，改革还是应该要老成的大臣主持，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而不是这些资历阅历太浅的人。
袁世凯不再相信光绪能扭转局面，而自己却已经深陷于其中的漩涡。他非常犹豫，想向荣禄告发，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到他在荣禄那里见到杨崇伊，得知慈禧准备重新训政之后，担心会牵连到自己，于是向荣禄告发了一切。袁世凯并非导致慈禧政变的原因，但慈禧确实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决定严惩改革派。对于慈禧而言，把刀子对准了自己，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
9月21日，慈禧宣布临朝，京师戒严。从慈禧回宫那一刻，光绪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剩下的事情就是该怎么处置维新派人士了。如果说没有袁世凯说出“围园杀后”计划，也许慈禧只是收回权力，暂停或放缓改革。但现在的性质不同了，慈禧要严惩改革派。
光绪在发现情形不对之前，已经下诏让康有为去上海了。梁启超躲在日本使馆，而谭嗣同等几十名维新派人士被捕。28日，慈禧罕见地不按照通常的程序，以最快时间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光绪则完全失去了自由，此后的日子里虽然想到了韬光养晦，但已为时太晚，慈禧已经无法解开对他的心结了。尽管光绪最后时刻还救了康有为的命，但康有为流亡后一直声称奉光绪密诏勤王，这简直是光绪的催命符。康有为拿着伪造的诏书，声称要杀慈禧救光绪，在海外到处募捐筹款，过着比较富庶的流亡生活，而慈禧对光绪的猜忌则越来越大了。最终，在自己临时前，慈禧也将光绪毒死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7
关于戊戌事件的一些历史问题的探讨：
1、慈禧是否支持改革？（应该是支持的，但没有迫切感，更不能容忍激进的做法）
2、李鸿章的态度？（李鸿章和维新派相互之间保持距离）
3、谁的光绪的团队，维新的措施是否激进？
4、导致慈禧政变的原因（至少包括六大臣事件、聘用伊藤博文事件）
5、“围园杀后”计划对维新的影响？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19 标题: 3．撞得头破血流的老年愤青慈禧
历史上对于慈禧的评价有两种倾向。要不就是把她看着极其保守顽固的人，要不就是走另一个极端，把她当做能以一介女流却支撑清国末期几十年的非常人物。事实上，慈禧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掌控力的人，但也是一个因为狭隘而愚蠢的人。这也难怪，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女人，在一个极其封闭国家的权力巅峰叱咤了这么多年，突然遭遇到这样一个由自己一手培养大的人反对自己的严重事件，她的狭隘心被完全放纵了。维新变法的失败，继续改变这清国的命运。清国更大的灾难不是来自于变法失败，而是来自于后变法时代。慈禧在试图泄愤中，几乎让国家走向崩溃。
慈禧对光绪出离的愤怒，她想要废掉光绪。产生这样的情绪，大概是要归因于那个“围园杀后”计划。虽然光绪不会承认这样的计划，但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拿着自制的光绪“密诏”，到处泪雨俱下地述说着光绪的悲惨故事，让慈禧无法对光绪再有基本的信任了。慈禧对光绪的憎恨，也来源于对光绪的害怕。毕竟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光绪才不到三十岁，如果自己死了，光绪必然会翻案的。除非，光绪不再是皇帝，或者比自己早死。
要废掉一个正式的皇帝，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一个被软禁，毫无势力毫无自由的皇帝。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和国外的。尽管当时主要的权臣都乖乖地听从慈禧的指令，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底限：皇帝是不能随便废立。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最卖力的是两部分人，一类是各地的权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另一部分人的代表，却是在戊戌政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慈禧亲信荣禄。
荣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他既是慈禧最亲信的人，但其个人也非常反对废掉光绪。他希望自己支持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基于政见不同的解读，而不愿意被当做臣子参与推翻君主的逆谋。好在他是慈禧亲信的人，他劝慈禧还是要小心为好，最好征询下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各地封疆大吏的看法。慈禧觉得也对，就让荣禄去秘密联络各地总督。至于荣禄怎么说的就不知道了，但刘坤一、张之洞都决定上书慈禧，反对废帝。后来张之洞由于害怕，于是在奏折中删除了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坚决反对，而其他的封疆大臣都默不作声，没有支持的声音，慈禧自然也就知道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了。
还有一个阻力就是来自国外。戊戌政变后，各国都对光绪及改革派的命运表示出极度的关切。受到外国人关注的主要是一些有过涉外经历的人，比如张荫桓原本已经列入了被杀的名单，但是这个人经常和外国领事谈判打交道，因此英国公使窦纳乐想救他，于是联络了日本公使，一起找到李鸿章，要求别杀张荫桓，最后又通过荣禄向慈禧求情，最终保住了张荫桓的命。此外，在上海的日本人、英国人也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朝廷放黄遵宪一马，慈禧也只得将黄遵宪放了，遣送原籍。
如果说只是这些干预，慈禧还能忍受。但慈禧最不能容忍的是，日本人竟然保护了维新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传说光绪被害，日本等国还明确表示，想要知道光绪的近况，希望慈禧温和处理有关事件。此后，又由英国公使提出，要求派出医生为光绪看病，慈禧无法拒绝，只得于10月18日，让法国医生入宫为光绪看病。此后，日本又提出来，日本天皇要给光绪授勋，希望予以同意。慈禧无奈，于11月5日，和光绪一道会见日本公使，互赠礼物，并接受天皇授勋。
外国各国之所以对光绪的命运表示如此关切，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各国大多已是宪政国家，且主要都是君主国家，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清国的法定君主被非法废黜。尤其是日本，光绪的地位和天皇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有着本能的相互同情感。此外，维新变法可以促进清国走向现代化，这也有利于各国和清国之间的各种交往。但这些都并非慈禧所愿意的，因此慈禧将愤怒转移到了外国人的身上。
废黜光绪的计划遭到搁浅，但慈禧并未打算停止这样的策划，她再去想别的方法。旧历1899年12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因其没有子嗣，同意立溥儁为同治的大阿哥，也就是过继给同治的子嗣。这样一来，将来慈禧再找个机会废掉光绪，他就可以合法地继任皇帝了。这就是“已亥建储”事件。这么做的目的太明显了，此举立刻招致了国内外一片反对声。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对列强的愤怒之情到达了极点。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0
1899年12月（老历，实际为1900年1月），“已亥建储”被过继为同治儿子的“大阿哥”溥儁。
溥儁的亲爸载漪，此人成为义和团运动在朝廷的最得力干将。杀五大臣，企图杀光绪，主张进攻使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1
除了慈禧憎恨列强外，民间对外国人也开始敌视起来了。民间敌视外国人最早源于西方宗教的传入，加之西方文化的进入，这与以儒教为思想体系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天主教的传入，与本土宗教产生摩擦，而西方医学的进入，更和传统中医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各种言论四起。比如西医的外科手术是西方人戕害中国人的证据。民间反外运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儒生的支持。19世纪末期，各地爆发多次教案，愤怒的民众开始烧教堂、杀洋人，进而开始大规模捕杀国内信教民众、甚至使用洋货的人。1899年，在山东巡抚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等地形成了很大的规模。为了配合官方的需求，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对于这些义和团，清国的态度是复杂的。一些官员是支持他们的，但另一部分是反对的，主张剿灭义和团，这实际上是慈禧团队的一次大分裂。支持义和团的，是慈禧团队中最保守的势力。为首的是新立的大阿哥的亲爸端郡王载漪。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洋人干涉内政，他的儿子就当上了皇帝了。此外，北京城的一些满族旗人也纷纷加入义和团，或支持义和团。在他们看来，维新就是要废掉旗人的利益，而洋人就是光绪进行维新的罪魁祸首。支持义和团的人，把和洋人打交道的，或者稍有新思想的人，都称之为“二毛子”，光绪就是最大的“二毛子”。
反对义和团的，则是慈禧团队的稳健改革派，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将会把清国拖进巨大的灾难之中，要求严厉镇压义和团运动。这些人包括袁昶、许景澄等人，甚至连慈禧亲信荣禄也是反对义和团的，只是他不敢公开表态。在慈禧明显排外的情绪下，这些人几乎都被当做了投降派、汉奸，最终悲剧收场。
由于列强拒绝庆贺慈禧新立的大阿哥，她内心中的太平实际上已经偏向了义和团这一边，但她一直都在摇摆，无法下定最后的决心。她当然知道，义和团们杀洋人会引起的后果，也知道义和团一旦壮大了，也是无法控制的。在没有确定把握的情况下，她不能表态支持义和团。但这并不重要，在载漪、刚毅等一大帮王公大臣们的支持下，义和团很快地就发展进了北京，许多贵族甚至参加了义和团。一些清军部队，如董福祥部、神机营等，都和义和团形成了联盟。为了让慈禧早点下定决心，载漪、刚毅等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些团民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当然不是无神论者，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这些。
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列强的担心，他们决定自己派兵保护使馆。1900年6月10日，北京使馆区已被包围，列强决定组建联军，准备进军北京。此后，北京的外国人和团民、保守派清军冲突不断。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被杀，各地天主教民也遭到大规模杀戮，至13日，部分清军和义和团开始进攻使馆区。16日，天津租界区联系中断，八国联军次日占领大沽口炮台。战争其实已经爆发了。
当得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慈禧召开多次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开战的问题。此时，爱国派占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坚决反对宣战的只有袁昶、许景澄等人。许景澄是负责主办京师大学堂的主办大臣，也曾长期从事外交事务，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但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最终，在有争议的《假照会》事件的影响下（即保守派伪造了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照会），慈禧于21日决定向“彼等”宣战，清军及义和团开始正式进攻使馆区。25日，载漪带着他的几位兄弟和几十名义和团民，冲向瀛台，准备杀掉光绪，遭到了慈禧的阻止而未果。不久，反宣战的袁昶、许景澄被保守派杀害，兵部尚书徐用仪因为安葬他们而全家被义和团杀害。立山、联元被保守派借机处死。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3
坚决反对进攻使馆而被杀的袁昶、许景澄
义和团民
约数百外国人及几万中国人（主要是教民、甚至包括因为戴眼镜者）被极端分子所杀。此后，被杀害义和团民也不计其数。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6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大炮（被日军缴获）
日军俘获的清国济远号军舰主炮
被日军遣散的刘公岛被俘清军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7
宣战后的清军战绩极为不佳。数万人马围攻数百人守卫的使馆区，但却一直都未能攻下。我们通常把它当做作为慈禧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之一，因为她不愿意全力进攻，而是想要剿灭义和团。其实这和反对宣战的荣禄有关，他是主攻使馆区的主帅，而进攻的主力则是他的手下，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董福祥。
使馆没能攻下，八国联军却在天津集结。此时，全国的局势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情形。当慈禧向全国下达“勤王”的通电的时候，时任电报督办的盛宣怀立即开始和各地的封疆大吏们联系，商讨如何对应。盛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李鸿章最终回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国也不想让战争全面化，在盛宣怀的牵线之下，李鸿章等各地总督巡抚和各国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奇特局面。战争仅仅只是在河北、东北一带展开，而其他地区却相安无事。
当天津的联军规模达到近三万人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北京进发。15万左右的清军未能挡住联军的进攻，8月14日，联军到达了北京城下。16日，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只得带着光绪仓促逃跑。从山西辗转一番后，最终抵达陕西西安。联军则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甚至一度进到了山西。俄军还乘机单独占领了东北。
慈禧逃亡的时候情形非常落魄，一路上没有衣服换洗，吃得非常简陋，谁土炕。直到跑到了河北怀来县，才稍稍改善。这是这位权倾天下几十年的老太婆前所未有的遭遇。一个□□大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被几万番兵追杀得如此狼狈。慈禧不得不再去仔细思考。其实从甲午战败的时候起，慈禧就知道清国之弱，是因为体制的落后，所以当光绪提出改革的时候，她是支持的。可是，从戊戌政变从此时，老太婆满心想到的，就是如何复仇、如何对付光绪，而变法维新的迫切性，早就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了。此刻，她终于明白，唯有变法，才可以雪耻洗辱。她要改革，她要亲自主持改革大业。
但是，当务之急是停止这样的战乱，这需要有人来收拾残局。有过外事经验的人如袁昶、许景澄都已被害，而前一段时间掌控局势的极端分子，是不可能作为谈判代表的。慈禧再次启用了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奕劻与李鸿章，任命他们为全权代表，负责和联军进行谈判。
庚子之乱是清国末期的一次浩劫，当义和团运动最盛的时候，在华北地区，约两万教民和上百外籍人被杀，当联军部队打进来的时候，又有不计其数的义和团及清国官员及士兵被杀。列强各国提出的议和的代价极高，除了惩办相关人员、提出其他多项特权之外，最后确定的赔偿额是白银4亿5千万两。这给清国未来的财政增加了巨额的负担。此外，还搭上了李鸿章的一条命，年老力迈的李鸿章在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中耗尽了所有气力，在签订议和条约不久，也力竭死去。
庚子之变使得慈禧痛切地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她得到这样的感受晚了两年。她本应该在戊戌事变后继续维新的措施，但她却没有，而是以她特有的小心眼去思量这如何去掉光绪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此时，虽然慈禧确定要重新开始改革事业，但是，此时的清国要多背上数亿白银的负担，这让未来的改革有了更不利的环境。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27 标题: 第二章 新政让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
1．在新政中崛起的改革团队
新的历史是从1901年1月29日掀开。这一天，已经流亡到西安的慈禧光绪发布了著名的新政上谕，其中有这样的语句：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上谕还要求，各高级官员、外交人员、地方督抚等要在两个月内为改革事业出谋划策，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慈禧要求改革的迫切心情了。列强已经占据京畿之地，不和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轨，她将无法无法运行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
经过从1898到1900年的两年政局的剧烈震荡，帝国的精英团队发生了几次重新洗牌。戊戌政变中，清洗了激进的改革者，而在庚子之乱中，袁昶、许景澄等五位稳健改革派被杀害，剩下的极端保守派，如载漪、刚毅等人，也在战败后或者被流放，或者已死。此时，支撑帝国的改革事业，将依赖怎样的团队呢？慈禧想到了李鸿章，这位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没有涉及到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最终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这其实是对洋务运动不正确的评价。中国不同于日本，几千年的固步自封使得这个国家具有极强的自大情结。即使是列强多次打败这个老迈的帝国，人们未必愿意接受西方的任何东西，并对其抱有极强的抵触情绪。义和团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而得以发展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有一批重要的官员得以接触西方的技术、思想和文化。虽然洋务运动并未直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但却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没有洋务运动作为改革的前奏，改革必将无从做起。
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包括几位重要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这些人在推行洋务运动中，更知道中国改革的瓶颈在哪里。在维新运动中，这些人被激进的改革派所排斥，他们也不赞同维新派激进的改革运动。他们甚至看不起那些毫无政治、经济经验的维新派。在随后的戊戌政变中，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大的牵连。在庚子之乱中，这些人都是地方大员，因此没有被受保守控制的朝政所清洗，甚至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搞了个“东南互保”，将战争控制在江南等大部国土之外。
对乱局的善后，对改革的推动，慈禧还得依靠这些老臣们。而这些老臣们，在经历这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在战战兢兢之后，也有了一份期待，他们太希望帝国实现全方位的改革了。为了推行新政，慈禧设立了负责新政的“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为首，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李鸿章本是推行新政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但他却在议和的事情中累死了。不过，没有关系，洋务大员中还有张之洞、刘坤一将担当这样的作用。在改革上谕颁布不久，早就按捺不住的张之洞、刘坤一就联名上奏，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设想，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折》。清末的改革基本上遵循这样的思路而进行的。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其立场是值得玩味的。针对维新派的激进、保守派的顽固，他撰写的《劝学篇》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变法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应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的观点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认同。显而易见，他是稳健改革派。刘坤一是两江总督，是湘军的代表人物，原本也是极端保守的。但后来因为主持洋务运动，逐步改变了观点，也对改革开始持积极的态度。
《江楚会奏变法折》是分三次呈交的，涵盖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是主张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办现代学堂，鼓励留学。第二是政治改革，包括吏治改革、司法改革改革方面。第三是军事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等。清廷对其所奏予以积极评价，认为其“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和张之洞、刘坤一一样，袁世凯也是积极主张改革的封疆大吏。与前者二位相比，袁世凯的资历要浅一些，因此他的主张没有《江楚三奏》那样有影响力。但是，袁世凯也在他所统治的山东、直隶等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事业。袁世凯起步虽晚，但其作为荣禄、李鸿章衣钵的继承人，却拥有不小的平台。他先是任山东巡抚，并创建了继京师大学堂之后的山东大学，后继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负责京畿事务和练军事务。他成为地方大员中极具势力的一员。袁世凯对新政的推动，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主张兴新学、废科举，军事方面负责编练新军，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兴办铁路，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推动地方自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又是随后的宪政运动的始动力，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是推动新政的地方主力团队。他们的崛起，也代表了汉族官员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这是满清王朝，慈禧不可能仅仅依靠这些汉族官员，满洲贵族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相对而言，满洲贵族大多都倾于保守，他们支持极端的义和团运动，而反对任何的改革行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主要保守派被惩治，一些主张改革的贵族逐步形成了另一个改革团队。
新政负责机构的主管人是庆亲王奕劻，这位过去一直和李鸿章主持外交等事务，虽然他有些贪婪庸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改革的支持，对于他而已，这是一桩有利的事业。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载沣，光绪的弟弟。1901年，他被派到德国，就德国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害一事向德皇亲自赔礼道歉。这是中国第一位亲王远赴欧洲，也让这位王爷增长了不少知识。他利用此行考察了欧洲的军校、博物馆、现代工厂等，“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他成为了满清皇族中最有见识的人。此外，他还被慈禧寄予厚望，他被赐婚娶了荣禄的女儿，他的儿子将成为光绪的继承人。他没有让慈禧失望，他的儿子叫溥仪。
此外，满族贵族中著名的改革派还有载泽、端方、善耆等人。他们将和地方汉族官员一同推动这次希翼能挽救大清的改革。至此，一个有力的改革团队在慈禧身边逐步形成。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0
新政启用的李鸿章，不过没有发挥作用就累死了。
洋务运动中的留美幼童
新政的核心人物张之洞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2
1894年的中国，澳大利亚旅行者拍摄。
1896年的家庭（估计是贵族女眷）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2 标题: 2．从废除科举到现代教育的确立
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最为关键的内容。对于中国确立现代教育体制而言，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这种在中国运行了一年多年的教育、官制体制，牵涉了众多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官员、读书人都是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一旦这种体制被否定，那么社会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将被否定。
清末新政不是像戊戌维新一样，将改革当做一项运动来进行。对于教育改革，改革派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荐，一是废除科举，二是兴办新学。改革伊始，这两项工作都在开展中。一方面，逐步减少科举的人数，科举考试中增设经济特科。另一方面，各地都开始兴办新的学堂。
当各类新的学堂开始大规模、大范围兴办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作为国民基础的新教育体制应该是怎样的？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开始主持拟定了6个有关学制的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官方现代学制系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等内容。但是，这首个学制存在太多问题，未能付诸实施。
在张之洞等人的协助下，1904年又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为“癸卯学制”）。依据该学制，国民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其中初等13年，包括幼儿教育4年，初小5年，高小4年。初小设计为强制教育，其认为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
癸卯学制自1904年生效。当新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之后，原有的科举制度便成为了多余。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宣、端方等六名地方督抚联名上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要求立即停止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广泛发展。同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以新教育体制全面取代科举制。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但却没有兴起大的风浪。原因在于这些老练的改革者们为科举体制下的举人、秀才们设计了别的出路。清廷尽力开拓门路来消化这些过去的科举文人，如将原来的学堂改为西式学堂，或是鼓励他们出国游学，或鼓励经商、从军等等。于是，在一个开放、改革的大气氛之下，原有的秀才、举人、贡生员们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更多的是积极投身于这样的新生事物中去了。这些人很多留学日本，或者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头人，或者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领袖，如汤化龙、黄兴等。
1905年，清廷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教育的学部。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要求女子入学接受教育，分女子小学教育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四年。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3
清末小学生上体育课
最早由端方创办的幼儿园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4
在现代教育改革中，张之洞为主要的推行者，因此在其主政的湖北也是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地方。湖北以“兴学育才“为中心，全面推行新教育，广建新式学堂，包括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相应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毕业出路等规定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到1906年全省已有小学堂1219所，中学堂16所。
此外，江浙一带的教育发展也很快。由官、商、绅集团联手推进，是各地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至1909年，浙江全省官办学堂仅209所，而私人创办的学堂有225所，众人集资创办的学堂达1506所。
但是，以西式教育体制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国家的建设，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体制的现代化，对人才的需要非常迫切。在这样的情形下，各地又掀起了派送留学生的热潮。鼓励游学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 另一重大内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拟定的对留日学生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及《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清末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特别是留日潮。1901年留日学生仅为274人，以后1902—1909年分别达到608人、1300人、2400人、8000人、12000人、10000人、3000人，1906年为其顶点。
清末的教育改革力度和发展速度无疑是非常惊人的。从1905年学部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短短的6年时间，中国的现代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至民国元年，国学校达到87，272所，学生达到293．3387万人。而留学生包括留日、留欧、留美等，人数也多达数万人。应该来说，清末新政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教育。
教育改革的成功，当然并不意味着清廷之幸运。如此的改革力度，需要大量的金钱。而当时清廷除了维持其庞大的各项行政支出之外，还必须偿付几次战败所必须承担的巨额赔款。几乎大部分的教育改革支出，只能通过一种途径解决，那就是再向民众征收捐税。加捐抽税让这个古老而脆弱的帝国矛盾更加激化，而那些受到西式教育的人们，也并未成为朝廷想象中的维系统治的栋梁之才，反而更多的站在了反对者一面，或者加入革命党，或者成为宪政派和政府博弈。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6
现代教育改革积极的推行者---端方。其创办了暨南大学，最先创办幼儿园、省立图书馆。
晚清的女子学校，可能是教会学校。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37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美好的仗23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光绪此时对康有为的兴趣正浓呢，一怒之下，在给康有为授官的同一天，反而把翁同龢赶走了。
========================================================
一说翁是被慈禧赶走，削弱光绪变法力量
哪个更真实？
===============
确实有两种说法。但慈禧赶走翁同龢一说没有依据，而是光绪与之发生了冲突有相关依据。
翁被赶走是维新的早期，慈禧还是比较支持的。况且翁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否则也当不了光绪的师傅。
==========
文章提交者：星条旗的光辉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恭亲王死前，建言此人不能用！光绪和西太后都对他不满！
---------------------------------------------------------------------------------------------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翁同龢究竟是谁驱逐的呢？《翁同龢日记》比较可靠。
所谓慈禧驱逐的，并无任何记载。而且，翁同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且在慈禧训政期间长期执重要岗位，所以即使是帝党，也是慈禧能接受的人。反倒是光绪，当时
正是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对于长期训导他的翁有些不满。借机将其开掉不奇怪。翁长期为光绪师傅，且慈禧也算信任，因此为人比较张狂，得罪的人也较多。
[ 本帖最后由 魏珉尘 于 2011-6-12 13:57 编辑 ]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41 标题: 3. 现代化军队的组建
晚清时期的几次战事，让王朝在军事上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清军的海军、陆军即使有较好的装备，也根本无法和人数也不占优的列强军队相抗衡。一些了解西方军事的官员清楚，仅仅是配备现代的武器，但没有按照军事组织来编练、拥有现代军事思想的军队，依旧是不堪一击的。其实，就新政各项内容而言，军事上的改革更为迫切。
军事上的改革，首先是废除武科科举，设立现代武备学堂。1901年9月，清廷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同时，要求各省裁撤旧式军队，编练以“新军”为主的常备军。在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的出道得益于李鸿章、荣禄两个人。袁世凯年青时科举失利后投奔淮军，后在驻朝鲜期间建立了功劳，并成为一位比较突出的青年军官。袁世凯后在李鸿章、荣禄的推荐下，得以在小站练兵，成为国内最早按照西式方式操练军队的人。后袁世凯继李鸿章、荣禄之后，任北洋大臣，于是北洋就成了袁世凯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
什么是北洋大臣呢？其实它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专门处理北洋通商口岸的外交、通商、关税、军事防卫的事务。由此可见，北洋系是清国各部中和外界打交道最多的部门之一，因此，他们即使改革的支持者，也是改革开放最先开展的部门。军事只是北洋事务一个附着的事务，但谁也没有想到，北洋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而成为长期左右中国发展的强大势力。
北洋本是以清国京畿附近为基地，因此它所承担的海防等军事防卫作用原本就很重要。因袁世凯练兵的特色表现，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大臣，后又兼任练兵大臣。于是，袁世凯得以大规模地编练新军。1904年，袁世凯所部编练成为北洋三镇（师）常备军，这是中国第一支成规模的新式军队，是中国现代军队的雏形。
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批准颁行，这成为了新军军制的两项重要的军事章程。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 （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 （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
1907年，清廷正式批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计划到1912年完成。到辛亥革命时，全国已经编成新军15镇及18协（旅），约16万人。其中，属于北洋系的新军有六镇，是战斗力最强的部分。当然，北洋系不仅仅只是产生了这些军人，它主管大量的涉外事务也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这就是为什么北洋系在统治中国期间，能较有效地发挥中央政府作用。
当然，编练新军并非只是北洋的事情。此外，张之洞也较早就在湖北编练新军，聘请德国军事教官，招募有文化的人入伍。1906年，张之洞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一镇一协（旅），是除北洋新军外最突出的一部。不过，张之洞万万没有想到，这支部队中的第八镇官兵竟然发动了武昌起义，而二十一协的协统黎元洪成为了民国的总统。
其他各地督抚也各自编练新军，如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南京第九镇等。新军编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求文化素质要高，大多懂得文化，部分官兵还是过去的读书人，或者留洋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张之洞部更是如此。1905 年，其部在黄陂募兵 96 人，藉中竟有禀生 12 人，秀才 24 人。如此高文化的人，自然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湖北新军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也就不奇怪了。在后来的革命中，除了北洋之外的各部新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北洋军参与革命的较少呢？这与北洋新军成军时间较早有关。北洋各军主要军官大多来自北洋武备学校，他们大多在新政前就已经从军，在政治上倾向于改良而非革命。比如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1885年即考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段祺瑞又被派往德国留学学习军事。由此可见，北洋各军的主要军官多北洋自建的各类专业军事学院，他们的职业化程度较高，但革命热情也就差了很多。
除此之外，清国原有大量的旧式军队，如旗兵、绿营兵等。1906年4月，清政府下令各省绿营一律改编为巡防营。绿营军改编为巡防营的时候，是经过了一些裁撤删减的，但主要官兵一般都是当地人，军官是行伍出生。虽然使用新式武器，按照新的练兵方式操劳，但现代化程度有限。
新政期间，袁世凯建立中国的第一支巡警部队。庚子之乱，天津等地被八国联军部队占领，根据《辛丑条约》，清国不能在部分区域驻军，于是袁世凯等人派归国留美幼童曹嘉祥，带领受过警察训练的3000士兵，组建了第一支巡警部队，负责天津一带的治安事务。这一尝试的成功，使得现代巡警制度得以在全国推广。1907年1月 张之洞将警察制度移入新军军营，在全国率先组建湖军第一支宪兵队(后扩编成宪兵营)，对士兵进行严密监视和纪律管理。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创，清末海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1902年，海军帮办提出了复习海军计划，包括派遣海军士官留学，建立海军学校，建立舰艇维修基地。1908年陆军部提调姚锡光提出海军建设分“急就”和“分年”计划。先将各地分散的舰队组建成为巡洋和巡江两只舰队，再分年补充舰只。1910年设立海军部，海军成为清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逝世，其子乔治五世继承王位，定于1911年6月22日举行加冕庆典，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200余艘军舰参加庆祝仪式。1911年4月，在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的带领下，中国海军“海圻号”远航欧美。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07:44
外国媒体中的清国新军
陆军小学学童
新军训练
清国水师访美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3:42 标题: 4.走向现代化的清末工商业和经济
清国想要走向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最核心的内容。清末的经济改革也基本遵循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三奏》的思路，慈禧倒是为改革开通一路绿灯。发展现代经济，需要体制上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部门，同时还需要制定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晚清有关部门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以上的工作。
1903年7月，清国正式设立商部，负责促进商务发展、制定商务法规等事务。商部下设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聘张謇等商业名流被为商部顾问官。190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以及涉及商标、矿业、银行等各行业的法律。这些法规政策除了给各类经济实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备法律规范外，还包括了许多鼓励工商的措施。1906年，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清廷依据西方商会模式，鼓励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某些经济管理领域里实行自治。 1907年，清国设立交通银行，1908年设立大清银行。
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工商业在当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洋务运动时期，许多工商行业并未得到完全开发，官营占有重要的份额。而清末时期，由于清廷财政极为匮乏，政府兴办实业更倚重两个来源，一是外资，而是民营资本。对于政府而言，外资的引进会带来权益的丧失，所以更青睐民营资本。政府有了好政策，民间资本家纷纷投身于工商企业，就连一些原本已经入仕的人也改行经商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实业教育的兴起。各地纷纷兴建农、工、商、矿等许多专科学校，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人才储备。
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还是基础工业的匮乏，铁路、邮传、矿山、冶炼等产业都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更高的管理水平。清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朝廷还任命了一批负责实业的大臣。如1902年袁世凯被任命督办铁路大臣，著名买办资本家盛宣怀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等，分别负责有关实力的兴办。
清末的经济实际上分为三大块。一部分是民营资本，如上所说，在新政之后得以迅速的发展。第二部分是国有资本，主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其中铁路的建设尤为瞩目。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须大规模的修建铁路。但是，当时中国由于巨额赔款等原因，财政负担极重，根本无力投入铁路建设，因此只能以官办为主动，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引进外资修铁路，自然条件苛刻，还会导致国权的丧失。但是，清末官员也学乖了，在引进外资的时候，首先考虑小国家的外资，比如在多项借款事务中，清国多次选择比利时作为贷款国。理由很简单，比利时国小力弱，对清国的权益没有太多野心。此外，有关部门还会考虑多国银行团，这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多国财团一般对领土等政治性权益兴趣不大，并且可以相互牵制，因此也是安全的选项。
1911年前，清国共兴建铁路9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为清末10年所建。这部分铁路中，虽然有些为外国独资兴建的铁路，但自建铁路多达4000多公里。相比之下，1911-1928年，关内仅兴建铁路2100公里，而南京国民党时期（1928-1948）20年间所建铁路也仅为13000多公里。
尽管清国改进了利用外资的能力，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排斥是很强烈的。为了满足人们对抵制外资的要求，1903年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呈请办铁路。在这样的政策下，各地官绅积极要求自办铁路，收回原本已经确定为外资兴建的铁路筑路权。这本是一场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但是，谁也没有去想，当时还根本不擅长于公众股份制经营管理的中国官商民，仅凭热情是无法经营这样的企业的。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商业行动。而最终买单的，是清王朝付出自身倒台的代价。
第三部分经济，是口岸租借经济。自清国口岸被迫开放以来，外国在中国设立了多个租借地。这本是清国主权丧失的显著表现，但这些租借也都发展成为清国经济最重要的开发口岸。大批外资企业，外商金融机构驻扎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个的重要工商中心，一些租借甚至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如上海。尽管清国对于这些租借没有多少管理权限，但这些租借被以后的政府回收后，大部分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地区。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3:44
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图中人像为载沣。
清末邮政所门口
清末所建沪宁杭铁路
清末天津租界德国威廉街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3:46 标题: 5．保守与激进共存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的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客观地说是比较成功的。要推进这些原本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体系作为支撑的。这除了慈禧对各项改革措施鼎力支持外，政治改革的推进也必不可少。
首先在部门设置上，清廷是逐步设立练兵处、商部、学部、邮传部等符合现代行政体制的部门，而并非一下子进行全盘变革。这使得这些部门的改革能够实现平稳的衔接。这样一来，一些新的部门不断产生，一些旧的部门依旧存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保守体制和革新体制同时存在。但这些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改革的推进。
其次，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对原有吏治体系的完全变革。清政府采取了吸收部分原有科举官吏，同时对接受过新学的学子进行考核，并授予相应的职务和品级。在废除科举，兴新学过程中，许多原有的旧学学生不仅没有抵制这样的改革，反而更积极地投身到新政、新学等事项中去了。
晚清政治改革的中，值得关注的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新政前，清国的法律体制基本属于封建专权的司法模式，而为了适应新政的要求，就必须尽快制定符合现代司法要求的法律体系。好在清国总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专业人员，由英国留学的伍廷芳、以及国内的著名的法学专家沈家本便成为司法改革的核心智囊。为了适应新政的需要，有关部门制定了《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的规范经济行为的法规。但是，最为核心的变化，就是对过去中国实现官员集行政、司法权一体的模式改变。
清末司法改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伍廷芳等人提出的司法改革思路，是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设立四级三审的框架，设立独立的检查机关。不久，最重要的司法成果《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相继制定完成。这些法律制定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也基本被继承下来。
清末法律中，还有规范民众结社和出版的相关法律，《结社集会律》与《大清报律》，给以了民众在这方面的一定权利。根据《结社集会律》民众结社可“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当然，秘密结社的属于禁止之列。这就是清末革命组织得以各种社团形式纷纷组建的缘故。
清末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的松动。根据《大清报律》，二十岁以上、无精神病、无刑案的本国人都可办报。因此，民众在办报资格上是比较自由的。但是，民间办报要向当地官署送交备查。民间办报当然不能主张革命的内容，但可以让“庶政公诸舆论”，实现有限的新闻监督。清末的言论自由当然是有限的，但批评官府是通常的事情，以至于到了民国成立之初，广州报人依旧批评执政的革命党时，结果惹了杀身之祸，公言报记者陈听香被逮捕枪毙。
清廷在许多方面实行大踏步改革的同时，却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极为保守的姿态。如涉及到八旗制度、太监制度等方面，均不在改革的讨论之列。八旗制度关系到清国统治基础，但这种特权制度却是和现代国民概念是相悖的，因此也是广大汉族士民反对满清统治最重要的动力。
新政中的许多事务，如办学、发展工商业、公用事业、办报等都是地方人士负责筹资或主办，因此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发展也格外迅速。地方自治的核心是当地的士绅，包括有财力的人士和知名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弥补了官府的力量不足，在推动地方教育、工商业等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清廷在讨论宪政体制的时候，这些地方自治的的势力很快地演变成了地方议会机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清末有效管理地方的，是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团体。他们支持清廷的时候，地方的变乱则轻而易举地被扑灭。当他们成为清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清廷的末日到来了。显而易见的例子是，1906年发生在湖南、江西的会党起义，以及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地方士绅们是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因此即使暴乱的规模很大，也很快被地方势力所平息。
就在朝廷和地方通力合作推进新政的时候，来自朝野要求宪政的呼声开始高涨。显而易见，慈禧并不知道宪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实现宪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正如她对其他的改革措施都持支持的态度一样，她也支持进行宪政方面的探讨。宪政改革使得地方士绅可以有机会和朝廷在更多的领域里分配权力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国会运动展开了，这把清国统治者和地方士绅对立起来了，而这时清国的统治层发生了大的变化，强人慈禧皇帝光绪几乎同时死去，清国内部相互制约的力量失衡了。
清末新政依赖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包括如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伍廷芳、沈家本、盛宣怀、唐绍仪等在内的地方官员、教育家、军事家、司法专家、实业家等。即使是新的民国成立后，这些人也比那些致力于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人更擅长于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革命者不愿意成果被窃取，矛盾于是爆发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3:50
现代司法的创建者伍廷芳
清末报纸
广州居民集会议事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3:51 标题: 王照，引发了维新变法以来的大地震，后成为汉语拼音的创始人。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04
文章提交者：北岬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其实，辛亥革命并没有死多少人，与其说是革命，实际上接近于改良，这次改朝换代很接近于“和平过渡”。
有人说，革命不如改良，实际上是在一种历史假设情况下的主观臆想。
持革命不如改良看法的人的理由是，后来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外族入侵。
诚然，汉人当家作主后人心不齐，这是事实，但是改良为什么没有成功？还不也是因为人心不齐？
是改良还是改朝换代，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老百姓的投票”，占人口90%的汉人，最终选择了自家人，是最合情理的结果。
反过来，即使改良“成功”了，革命党就此会偃旗息鼓了吗？从当时的形势看，可能性很小。。
依俺的愚见，一切都是气数：
满清统治者的退位是因为气数已尽。
（欢迎楼主指教。）
========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与你探讨。
1.辛亥革命确实死的人不多，尤其是这种极具民族色彩的革命。这其中，士绅阶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推翻前朝，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宪政国家。
2.革命和改良，其实没有孰优孰劣的差别。好的革命比差的改良好，反之也亦然。关键是最终能否实现宪政。但是，民主素养差的地区，革命几乎无一成功的，放眼世界都是如此。（不以最近几十年的例子）
3.清亡民兴，我们现在可以说气数吗，但决定一个朝代灭亡的，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也许一两因素不存在，结果就会不一样。关于这点，我会在接着的文章分析。
历史不是必然的，而是很多偶然的综合。所谓必然性，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4.改良成功了，革命基本就会消灭。至少这轮革命会消灭。否则怎么叫改良成功了呢？这点，我以后也会分析的。
呵呵
义和团是满族保守派用来对付改革、维新的工具，最后的命运也是最悲惨的。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11
文章提交者：王策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慈禧太后主持的十年政治改革是近代中国最深入、最彻底的一次社会变革，
虽然这种变革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解体，
但是大部分改革措施最终还是得以保留延续，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阶段。
真相就是：
----被官版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反动派”的慈禧太后、袁世凯乃至北洋系军人像接力赛一样推动着晚清和民国的宪政步伐，最终在国民政府主持下完成了立宪和行宪。
真相就是：
----打着“最革命”、“最先进”旗号的顽固保守派势力率领新义和团攻灭了国民政府的宪政体制，彻底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新的帝制在“革命”的旗帜下建立起来，亿万国民不得不匍匐在新皇帝的脚下，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章提交者：龙猫龙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读一下【钦定宪法大纲】就知道清政府的立宪是个什么东西了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绝大部分人们都没有选举权。是不是英国也该被推翻？
文章提交者：龙猫龙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清廷想要的比1688年的英国皇帝还多很多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你且说说，1688年的英国王朝是否应被推翻？还有1788年的美国，是一个容忍奴隶制的国家，是否也该被推翻？
文章提交者：龙猫龙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688年的英国，还有1788年的美国，议会可以制约国王和总统了，你问清朝贵族，他们愿意吗？
清政府就是死心塌地的搞有特色的立宪，并且宣称50年不动摇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13
历史上对洋务运动的作用评价较低。但事实上，维新、新政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没有洋务运动，新政根本无法推行。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死了不算），后来都成为了新政核心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
本寄予厚望的李鸿章，不过没有发挥作用就累死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14 标题: 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平静表层下暗涌着“革命”潮流
文章提交者：龙猫龙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革命！
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21 标题: 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平静表层下暗涌着“革命”潮流（续）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龙旗之下，那些看似顺民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
期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贰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的幸灾乐祸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那个时刻”的到来。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踌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3·29”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谘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挠——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清朝，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负屈忍辱，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驶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擦你妈的敏感词”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悲懑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光绪皇帝，书生气的维新大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汩汩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惶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力偿付，要分39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载泽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很有可能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而且，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面对清政府颂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着这样的字样，观察着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28
文章提交者：fanguozhi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P民们呼喊多年：走宪政道路！到如今连张选票都木有！改良？不是拖刀计，就是障眼法，再不就是‘水中月’。
================
文章提交者：贝贝贾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不到最后一刻，谁绝不会承认自己错了
（回复“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平静表层下暗涌着“革命”潮流”）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需要等待，需要忍耐，需要给他时间？或许吧，但是，给了足够的时间等来的会是什么？
（回复“革命太激进了”）太温和了呢？
谁都知道渐进的好。
可是，忍耐和等待是有限度的。
一百年时间已经过去，另一个百年，都看见了吧？还需要忍耐，等待，温和，让他自己慢慢变好，慢慢改变？
==========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龙猫龙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清政府就是死心塌地的搞有特色的立宪，并且宣称50年不动摇
======================
这正好是所谓的“革命者”的做法。一百年了，宪政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文章提交者：山谷无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qnmd***h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民国宪政的失败?
--------------
民国宪政已经在中国台湾取得成功。
====================
此民国非彼民国。宪政总有一天会实现，难道说就不存在失败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30
晚清时期的中国
张之洞之汉阳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2 14:40
文章提交者：原上秋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913年2月22日凌晨，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病逝于长春宫。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随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
不唯如此，袁世凯还亲自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当时的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名义尚存的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更是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
随后，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在过去史家眼中，隆裕往往被描绘成“昏庸而愚蠢的妒妇”。查阅《清史稿·后妃传》，对于隆裕太后只有短短167字的记载，简单叙述其身份：慈禧的侄女，光绪的皇后，溥仪的皇额娘，下了宣统退位诏书。
一个“昏庸而愚蠢的妒妇”，在清王朝丧失政权之后，为何还能获此哀荣？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那声枪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不祥信号。它告诉中国人：共和国面临严重危机。
袁世凯破坏共和，这是历史的定论。但是，破坏共和的，决非只是袁世凯。面对1913年，我想的是：谁是共和的保卫者？
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曾经抱着与袁世凯携手建设共和的想法，而且有过孙、黄进京的“蜜月期”，虽然矛盾一直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但双方都在避免冲突，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自“宋案”发生后，形势却急转直下。
黄兴看到了一个现实，革命的动力严重不足，革命党的几个都督不愿出兵，其他的都督们更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讨袁”不过是空喊，无济于事。所以，明智的做法是暂不动兵，而取法律解决。因为法律解决的路并未走到头。而且，黄兴还认为，现在起兵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人民还没有看到袁世凯的真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兴的态度比较现实，他的认识也比较符合实际。
孙中山还是执意用兵。他一面说服动员自己的同志，一面派人到处联络军人，同时还派陈英士、戴天仇（季陶）等与黄兴辩论。但无论孙中山如何发动，大多数人的表现都相当冷静。他们都同意倒袁，但依然主张法律解决，而不赞同武力解决。宋案证据公布之后，《民立报》于4月27日至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其中写道：“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解决，因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发出一个个电令，进行种种动员，都得不到积极响应。
孙中山责怪黄兴没有死守。所以导致全盘失败。黄兴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后来黄兴与陈炯明在1915年2月25日的通电中又说过：“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瞩。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的确是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形，革命党人的军队要死守一城一地，也许能够做到，却无法完成讨袁的目的。既然如此，分裂国家，把百姓拖入战火之中，是有良知的军人所不愿做的。
袁世凯在见谭人凤时，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反控黄兴违法。这是他在宋案中走的重要一著。但是，互相指责违法，这本身还是对法律的承认。所以，法律解决的路并没有走完。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过，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如果冷静考虑，革命党人以武力讨伐总统，自然缺少法律依据。而袁世凯举兵征伐，却是合法的“平叛”，这似乎很不公平，却正是革命党人不得不正视的处境。事实证明，正是诉诸武力，给袁世凯提供诉诸武力对付革命党人的借口。
到了1924年，在苏俄支持下重新改造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反而明确取消了用来防范独裁专制的“约法之治”，代之以国民党的一党训政。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看，第一个在世俗层面上以人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则、平等博爱的现代个人，应该是基督教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的自我健全的个人选择与个人作为，主要表现在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自我担当、自我牺牲的救赎意识。也就是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为代价，为全人类承担罪责，从而在上帝与人类之间缔结新一轮的契约关系。《圣经》中的所谓“新约”，就是这样得名的。
第二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契约规则。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突破了游牧农耕社会里面等级森严的身份歧视、身份奴役和身份特权，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呐喊出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文明意识和契约规则。随着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广泛普及，工商契约文明社会最为基本的甲、乙双方平等自愿的诚实信用，以及法律面前，或者说是宪政民主的公共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适公理，才得以确立奠定。
第三是公共领域内形而下的政府权力和国家权威，与形而上的信仰教育、道德精神以及灵魂追求之间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人人平等与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拥有足够多的健全个人的西方社会，逐步制定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而为每一位个人最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精神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基督徒孙中山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相关规定
在1905年12月出版的《民报》第2号中，汪精卫以《民族的国民》为标题，记录了孙中山关于约法的谈话：“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而其结果，不逮所蕲者非必本愿，势使然也。……中国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之流，一丘之貉。不寻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专制，后之革命者，虽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结果将不免仍蹈前辙，此宜早为计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革命的目的虽然是争取和保障民权，但是，革命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的专制皇帝，在这个方面都是一丘之貉。假如不找到其中的原因，同盟会也难免要重蹈前辙。
到了1924年，在苏俄支持下重新改造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反而明确取消了用来防范独裁专制的“约法之治”，代之以国民党的一党训政：“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订，以为借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死于政敌。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宋教仁临终之前，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了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以杜鹃啼血的口吻说，如果袁世凯能够这样做，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中山在宋教仁死后，亲自撰写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留学，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后之评价，都离不开“宪法”两字。然而，宋教仁和他热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皇帝倒台之后的政治家，对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热情不高，他们热衷的是枪杆子，是三十六计。当政治人物之间出现分歧，指导他们搁置争议的不是宪法，而是“刺客列传”。暗杀，在民国时代，是除掉政敌或者疑似政敌的重要手段，袁世凯想用，黄兴想用，陈其美想用，孙中山也想用。一连串的政治暗杀再次说明：在一个宪法不曾至高无上的国家，在宪法不能为权力斗争划清边界的国家，政客之间的争斗，极易变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重温历史，在那个口口声声要共和的伟大时代，“暗杀”这两个字，不仅令当代人羞愧，也令后来者尴尬。放眼全球，政敌并不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早在宋教仁被刺一百年前，美国人在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中，虽然贬损了政治的颜面，却确立了彪炳史册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宪政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时节，联邦党人输掉了总统和议会两大选举，失去了建国以来的执政地位，失落的联邦党领袖，总统亚当斯和他的搭档国务卿马歇尔，决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党人士占据重要位置，给共和党领袖杰弗逊领导的下一届政府掺沙子。
恰巧，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递交了辞呈，亚当斯总统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任上的马歇尔。下野之前倒数第三天，亚当斯总统促使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总统可以任命四十二名下一届总统无法替换的治安法官。
3月3日午夜之前，亚当斯总统和马歇尔在匆忙之中，完成了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生效的全部程序，任命了四十二名治安法官。因为太匆忙了，包括马伯里在内的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没有及时发送出去。
第二天一早，新总统杰弗逊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档——新国务卿麦迪逊将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马伯里恼了，他以麦迪逊违反《司法法》为名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出任命状。人们以为马伯里胜券在握，毕竟，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他们联邦党人，和他是一个阵营的战友。
然而，这个在联邦党人丢掉政权后高贵地“潜伏”下来的马歇尔，没有利用老总统给他的司法权，和自己的“战友”马伯里一起痛击共和党人，他用我们叹为观止的法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他说，马伯里所依据的《司法法》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没有了，伟大的违宪审查制度诞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狭隘的党同伐异的闹剧，而是一座宪法至上的“丰碑”，“碑文”上写着：法院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们再看看宋教仁案，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大炮一响，袁世凯立即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时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他短暂的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宪法，也像昙花，还没怒放，就谢了。
我想，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1914年5月，逃亡日本的章士钊写下一段非常沉重的话：
“往昔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鲁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群相结合，肆其抵排。有力者利之，从而构煽。鬼域万状，莫可穷究。党人不胜其愤，暴起而蹶，如黔之驴，卒为耽耽者断喉尽肉以去。”
近代以来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政协决议未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一百零三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的叙述，在很多地方都把当政者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候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
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地去做，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二分之一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他们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一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就这样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作者: wistreer 时间: 2011-6-13 10:39
做成word文本就好了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4 13:41 标题: 清末中国
不用担心城管的小贩
晚清上海码头
晚清上海南京路
晚清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晚清烟台街道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4 13:43
袁世凯上街的照片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4 13:44
引用:
原帖由 wistreer 于 2011-6-13 10:39 发表 
做成word文本就好了
我电脑很菜
作者: 魏珉尘 时间: 2011-6-14 13:48 标题: 楚梦：一段需要重新阐释的历史
---我看北洋政府
记得意大利著名学术大师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话的含义谁都明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然而，真相却只能有一个，可能是公众比历史学家们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缘故吧，便有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断被改写、平反和注释的过程。有些历史因其年代的久远，也许永远没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是可以寻觅到星星点点的印迹的，在真相的基础上作实事求是的评判，则是每一个尚有良知的民众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我读了一些有关北洋政府的书籍和资料之后，便强烈感觉到这段历史应该重新阐释。
所谓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袁世凯及其继任者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在我的脑子里、在各种正统的宣传资料和教科书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乱无序的年代，炮火硝烟、烧杀掳掠、勾心斗角、动荡不安，统治者们导演的丑剧、闹剧、悲剧一幕接着一幕，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卖国条约、府院之争、军事独裁、“三.一八”惨案……最近，我特意翻阅了由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这部历史著作尽管有一些独特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比如军阀政治失败的原因，该书归结为：军阀们没有能力变军事控制为政治控制，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这个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可是，该书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观念或者说主流观念上。
老实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历史没有多少兴趣，那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何必去费那个精力呢？后来，因为对某些已成定论或习以为常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疑问之后，才不得不注意起“历史”来，比如对北洋政府的兴趣就是因为我在不断阅读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为何发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何出现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尽管很不成熟）？为何能够诞生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是什么因素成就了那么多迄今为止无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学家？
我的第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认，那确实是一个军事主宰政治的时期，自袁世凯过世后，军阀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谁得势谁就获得了政权。然而，虽然这些军阀们都握有枪杆子，但是，他们在获取政权的时候大多都没有发生过流血牺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的两年半时间，其他各个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的，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只是有些军阀如张作霖将权力抓得更紧一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继任大总统，黎继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恢复被袁解散的国会。此后，虽然政府多次废宪、立案，但都没有停止过起草永久性宪法的工作，都宣称效忠共和政体，都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们有多么大的野心，对权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们都不愿背负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责。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炼杀掳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坛上，他们却不敢公开胡来，即使曹辊是靠贿选当上总统的，但他毕竟是通过选票而不是直接通过枪杆子上台的。这说明在这些丘八们的心里，合法即便表面上的合法是相当重要的。
我的第二个有趣的发现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们却特别害怕舆论、学生和知识分子。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百般讨好梁启超、宋教仁等与他意见不合的学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凯始，整个北洋政府期间，党派林立、报刊遍地，骂政府、骂总统、骂国会议员之声此起彼伏，学生运动、群众集会时常发生，真正遭到公开打击扼杀的还是不多，暗杀是有的，但对知识分子的暗杀主要还是发生在土匪头子张作霖当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内阁执政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我的第三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其复杂的背后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将中国的诸多主权拱让日本，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尚未正式签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凯曾向各级官员发出“密谕”，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足见袁世凯之无奈。遗憾的是，袁世凯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中山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有其普通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内容：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可苏联政府仍然操纵学生发动了反抗政府活动，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的发生。
我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不是被袁世凯“窃取”的，比如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比如民国第一个被杀的报人黄远庸竟然是孙中山指使人干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北洋政府有很多腐败、荒唐、惨无人道的行为，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灾难，但这段时期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不愿承认的东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勇敢地站出来，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一次基于客观事实的重新阐释。
| 欢迎光临 ::电驴基地:: (https://www.cmule.co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