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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六四”22周年五题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6-6 21:07 标题: “六四”22周年五题

作者：程凯
纪念“六四”22周年，有记者问我的感想，我谈了如下五题：

其一：今年“六四”与往年的“六四”。

1990年“六四”一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前举行的纪念集会，有一千多人的规模。有人对我讲：今年的集会，比去年“六四”集会规模小得多了，去年仅旧金山，就有超过三万人集会示威。他感慨道：“六四”过后才一年，人们的热情就在减退。

以后，果然，每年的纪念活动人数一年比一年少。但我发现：虽然人少，参加的人仍不乏激情，这些人就是中国民运的火种。有火种，就有燎原大火。即使没有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他们心中的火也并未熄灭。况且，每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十几万市民点燃的蜡烛，岂止是火种，还是一片火海。

22年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数在减少，人们对“六四”真相的揭示却越来越清楚，对“六四”后中国前途的思考却一年比一年深刻。这以“六四”20周年至今，有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李鹏的《六四日记》、吴仁华的《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相继出版为标志。可以说，人们对“六四”的纪念，进入了不仅是集会而且是深入思考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另一个标志发生在去年“六四”到今年“六四”这一年间：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被逮捕判刑11年，他获得了代表人类道义和良知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受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启示，中国各地发生“茉莉花革命行动”，来无影去无踪的行动者们，令警察疲于奔命，令统治者寝食难安。著名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被中国政府绑架，是中共对“茉莉花革命”表现的又一次野蛮。在国际国内引发的反应强于刘晓波被判刑，中共向着国际社会对一个兽性政权容忍的极限又靠近了一步。

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就这样到来了，尽管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数仍少，但含义之丰富，胜过往时任何一年。

其二：“六四”与三峡大坝。

每年“六四”纪念日，最不得安宁的就是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他有“六四屠夫”之称，“六四屠夫邓、李、扬”中唯一的在世者。

今年“六四”期间，李鹏想必是更睡不着觉。除了“六四”亡灵此时的呼喊，“六四”镇压为中华民族带来的长远劫难此时被人们大声提起，还有，“六四”后李鹏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强行修筑的危害中华、贻害子孙的三峡大坝，也终于被押上舆论的审判台。

此时提出三峡大坝问题的，是长江中下游遭遇的大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竟然干涸成土地龟裂的平原。正如“六四”，扼杀了本来可以把中国推进改革历程的八九民运，使得中华民族肌体上一夜间长出致命的毒瘤，三峡大坝把与黄河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的长江，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条搅得半个中国生态失衡混乱的恶龙。

因反对长江三峡建霸受迫害郁郁而终的水利专家黄万里，生前断言三峡大坝终有一天要炸掉。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近日指出：三峡大坝炸比不炸好，早炸比晚炸好；不炸，中国将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峡大坝的危象又一次警示国人：“六四”有如三峡大坝，对国家与民族的危害一日甚于一日。套用王维洛的话来说：“六四”平反比不平反好，早平反比晚平反好；不平反，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未来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无论他与建三峡大坝是否有关系，不解决三峡大坝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罪人；果断决定炸掉三峡大坝，就是国家的功臣。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六四”前夕，将三峡大坝祭上舆论审判台，尽管离炸霸还远，但他已抢占了历史先机。同样，今后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无论他与“六四”屠杀有没有关系，不去平反“六四”，就是历史的罪人；谁决然为“六四”平反，谁就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人们拭目以待，看谁首先抢占了平反“六四”的历史先机。

其三：“六四”使中华民族整体堕落。

“六四”那天，当共军的坦克从和平请愿的学生身上碾过，当共军的冲锋枪射出的达姆弹从学生身体穿过，中国共产党便最终完成了蜕变为杀人犯罪集团的过程。

有三千多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六四”屠杀中死去，不要以为共产党在“六四”犯下的罪行到此为止，那只是个开头。

22年来，中共肆无忌惮贪污腐败、侵吞掠夺国家资产、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皆起因于22年前的“六四”那一天：坦克车和冲锋枪把中国的改革、进步，人类的正义、良知、道德，全部碾碎、击毙。从“六四”起，他们的腐败和堕落就不但有谎言辩护而且有暴力保护。

在当今世界找不出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强拆、强占、强征，把汽车从百姓身上碾过，把抗争的民众点火自焚，把政府随意绑架公民和施以酷刑，把禁绝任何自由的声音，视为国家生活的常态。从“六四”起，中国人从中共那里学会了蔑视和践踏良知、道德和公义。药家鑫刺进农妇张妙身体的八刀，与共军的坦克从学生的身上碾过、冲锋枪的达姆弹从学生的身体穿过，更丧心病狂吗？黑心食品制造者，比下令屠杀学生的邓小平的心更黑吗？今日中国的一切伤天害理，统统可以在“六四”屠杀中找到依据。

“六四”22年来，本来并不优秀中华民族已经堕落为劣等民族。只要“六四”杀人有理，中华民族就无自省、自新的可能，就将无休止的堕落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六四”不平反，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四：“六四”流亡群体。
“六四”屠杀后，一批遭中国政府通缉、整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辞国流亡。一位名叫何新的青年犬儒趁机向中共中央献策：把政治异见人士赶出海外，不准回国，国家就安定了。“六四”后上台的江泽民与西方国家开展“人质外交”，把监禁的89民运学生领袖和政治犯、良心犯，一个个直接从监狱送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用来与西方国家交换利益。于是海外就形成了一个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

1994年“六四”五周年前夕，媒体公布了一份禁止回国的四十九人黑名单，名单里皆是“六四”流亡群体成员。22年来，这份名单不断加长，加进了宣布取缔的法轮功学员，加进了对中共发表善意批评意见的海外学人。黑名单早就不止四十九人了，甚至不止四百九十人、四千九百人，谁也不知道这份名单现在有多长。

起初，中共对海外政治流亡群体持轻视态度，断言他们将自生自灭，不足为患。但22年来，“六四”流亡群体的状态却与中共的愿望相反，已形成无人可以忽视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和批判中共的重要力量。

没有他们，每年的六月，世界各地就不会有令中共紧张的“六四”纪念活动；没有他们，海外就不会有每天向着中国传播真实信息、发出不同声音的中文网站、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没有他们，联合国、美国国会、欧盟议会、世界人权组织，就不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越来越严重的关注；没有他们，胡锦涛访问白宫就不会出现被大声质问的场面，被称作人权恶棍的中共高官访问西方国家就不会接到法院的传票；没有他们，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就不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就不会爆发“茉莉花革命行动”。

当初，流亡政治异议人士群体与他们的祖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相距迢迢万里。22年来，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祖国就在他们的电脑屏幕里；而中国的民众只要打开自己的电脑翻越一道墙，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太平洋窄为一条小溪，“六四”流亡者在纽约可以与北京的“茉莉花革命者”们讨论，一个钟头后到那里集合。

“六四”流亡群体过去有、今后永远有值得人们批评之处，但他们的整体，无论道德，还是文章，比中国的犬儒们不知优秀多少倍。

22年前，把政治异见人士赶出国外，犬儒何新与豢养犬儒的中共是何等聪明、何等得意；仅22年时间，他们的聪明就变成了愚蠢，得意就变成了恐惧。

其五：平反“六四”，体制内外共同努力。

“体制外”与“体制内”的说法，89“六四”后才出现：脱离了中共的政治异议人士被称作“体制外”，留在中共党内的人士被称作“体制内”。海外政治流亡者中，有“体制外改革派”与“体制内改革派”之分：“体制外改革派”拒绝与中共党内人士合作；“体制内改革派”希望促进中共本身的分化和改变，体制内外一起争取平反“六四”，达成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

22年来关于体制内外的争论不断。我愿意在此重提：平反“六四”，是为中华民族光明未来奋斗的伟大使命，中国的所有志士仁人都责无旁贷，这当然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不能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就剥夺了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虽已覆没，党内政治异议人士任何时候都不曾消失。当“体制外”人士对中国的变革发出的声音显得微弱的时候，同样的声音，由“体制内”人士发出，却异常洪亮：从蒋彦永到胡绩伟、李锐、李慎之、李普、杜导正、姚监复，等等，直到近来被中共软禁的幸子陵。为人尊崇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直到去世，仍是“体制内”人士。不必要求他们对中国政治的阐述与“体制外”人士一摸一样，更不必要求他们与“体制外”人士一起高呼“打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堕落为怙恶不悛的权贵集团，更显出这个集团中拒绝同流合污者的可贵。即使他们发出声音是为了挽救共产党，也无可厚非。他们在中共党内的呼喊，所需要的勇气比“体制外”人士更大，对中共的冲击比“体制外”的声音更强。

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自由、民主、人权的新中国，是我们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集结的所有人，不论来自何处，都是战友、都是同志。我们应该乐见中共党内成长出一支与“体制外”相呼应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与“体制外人士” 共同努力，平反“六四”。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06, 2011
关键词: 六四 2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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