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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都是“中国病人”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5-22 20:37 标题: 我们都是“中国病人”

—— 读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
余杰
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病人》的文章评论古龙的武侠小说。在我看来，古龙笔下的那些大侠们，无一例外都是与所处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的“病人”。其实，古龙本人何尝不是一个病人呢？而当我读到冉云飞所著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的时候，“中国病人”这个题目再次浮现在心头。冉云飞说，他写这本书，是要以一个人（吴虞）为中心、一套一百一十五万字的日记（《吴虞日记》）为底本、两个地方（成都和北京）为舞台、一群人物（蔡元培、胡适、郁达夫、巴金等民国著名知识分子）为线索，鲜活而个案性地展示民国时代的生活、文化诸方面，并以此观照中国当代社会的病症。

先来看吴虞其人其事：吴虞，字又陵、幼陵，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新繁，戊戌变法前后追寻新学，“不顾耻笑，搜访弃藏，情稽深览，十年如一日”。后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一九一零年，吴虞著文揭露其父的丑行，被乡亲视为“名教罪人”。此惊世骇俗之举，活脱脱就是鲁迅《狂人日记》里的主人公。如果仔细探究吴虞的一生，才知道《狂人日记》中的描述的狂人的精神状况并非夸张和想象，《狂人日记》乃是对那个王纲解纽、光明与黑暗贴身搏斗的时代的知识分子心灵苦难的真实写照。吴虞所遭受的迫害、所承担的压力，以及自身的心灵扭曲，甚至超过了那个吃人兼被吃的“狂人”。

一九一八年，新文化运动正处于坚冰突破阶段。远在西南一隅的吴虞致书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痛批儒教“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一九一九年，吴虞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震动文坛。他认为中国历史的本质是“吃人”，这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控诉异曲同工。《吃人与礼教》与《狂人日记》这两篇作品，可谓珠联壁合、交相辉映，堪称“五四”时期如闪电雷鸣般的奇文。由此，吴虞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胡适在为《吴虞文录》所作的序言中，也称赞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后来被误传为“打倒孔家店”，又发展为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滥觞。文学史家严家炎教授曾撰文指出，胡适评吴虞之语，只有“打”而没有“倒”，“五四当时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人们都那么说，但是我查遍了《新青年》，没有”。

当时的北大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与学术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声音才能传得广远。一九二一年，吴虞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胡适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与吴虞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陈惺农邀在中央公园吃午饭，会见吴又陵先生（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此次是北大邀他来教国文的。今日我第一次见他。”此后，吴虞在北大任教四年，这是其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时间。

冉云飞读书之多、之杂，当代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而《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则是其读书之“深”、之“专”的充分展现。书评人棠湖居剑客在《良史与病夫》一文中指出：“所谓良史者，乃尊重客观真实，少有主观妄断，任巨细俨然而绝不笔削春秋，使清浊有序而不会移花接木。”冉云飞细读吴虞的日记，发现此人是狂人，是畸人，是病人。吴虞生活在新旧两个时代和中西两种文明的断层与挤压之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充满了背谬与矛盾，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信仰与价值观。冉云飞认为，吴虞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杂陈的典型范本，从他身上既可以看到追求民主自由的要求，也有专制恶梦的纠缠；既有求真问学的韧劲，也有冯唐易老的即时放弃；既鼓励太太写关于妇女革命的檄文，但时常与人贩子打交道，买小妾买仆人、喝花酒；看书博杂，从亚当·斯密到诸子百家，却从来未在西学上有所阐发，也很少专写申论民主自由的文章；留学日本习政法，但教的却是诸子文及国文，正其所谓学与教是“划然悬绝”；他并不真正精通经商之道，日记里却满是赚钱和花钱的记载；他痛恨中国的传统学校要求学生读四书五经，便让女儿读成都的华美教会学校，没有想到却造成了女儿与他的无法填补的代沟；他“革”父亲的命，又被女儿所“革”；他批评父亲的专制，对女儿也是多所苛责。所以，他既是专制的批判者与受害者，又是生活里面专制的维护者。

在巨人林立的五四人物当中，吴虞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充其量只是个二流人物，冉云飞为何要花费多年的心血为其立传呢？公允地说，冉云飞在当代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地位，早已超越了吴虞在当年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地位。那么，作为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冉云飞，反倒去研究作为二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吴虞，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呢？冉云飞在该书的《自序》和最后一篇《吴虞心理学分析》中说，他希望从这个学者病人身上，找出文化和制度的病根。他又说，研究病人，或许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个病人！他写道：“我发觉他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清理者、治疗者……或许正因为自己也是个病人——或许病的方式、角度可能与他不同——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病人的痛苦。”冉云飞既是在写吴虞，也是在写自己；既是在梳理历史，更是在剖析现实。

吴虞有强烈的“敌人”意识，在日记中对许多亲人和朋友，甚至帮助和关心过他的人都不不乏负面评价。冉云飞并不回避吴虞生命中那些最阴暗的角落，但也不“站着说话不腰疼”地作苛刻之论。他说：“我研究吴虞的学侣交往与人际关系，体会他道德上的焦虑、自恋的人格、防卫过度、缺乏安全感的许多做法，有一种自以为难得的悲悯与体认。”所以，与其说冉云飞是一名良史，不如说他更是一位良医，正如书评人棠湖居主人所论：“体认什么？在今天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特权横行，唯利是图，道德抵押，公义惶惶，一个稍有视界的人，几乎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道德焦虑，防卫过度和缺乏安全感。”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环顾如今的海内外，很多批评统治当局的人士，其血液里却流淌着专制的毒素。他们在反对独裁的时候使用的文化资源，却正取之于独裁体制本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公共领域中义正词严，满口民主自由；在私人领域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是不负责任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在这个意义上，冉云飞选择写文化和学术成就并非一流的吴虞，乃是以之为镜鉴，警醒当下的同道们：若不刮骨疗伤，便盗不来民主自由的火种。一个满眼皆敌人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理性而宽容的现代公民。

吴虞的若干言行都不为同代人之谅解。就连思想开明的维新派人士汪康年，在其笔记中也对吴虞有此恶评：“近报载四川新繁县吴虞，曾留日学法政，毕业回省，充各学堂法政教习。一日忽发传单，历数其父过失，众人大骇。经咨议局纠举，又经川坤周凤翔等禀控，经护督王公伤检察厅起诉究办。风俗之堕落至此，岂不可叹!”当时，川督王人文对吴虞发出通辑令，要求地方当局将其“就地正法”。幸而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崩溃，吴虞方才幸免于难。进入民国之后，吴虞的生存处境大为改观，因为分裂的局面使得统治者无暇全面控制文化领域和民众之日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精神自由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从来都是分裂时代大大优于大一统时代。所以，并不是说民国知识分子比今天的知识分子更有才华、活力和创造力，而是民国的外部环境优于今天的外部环境。对此，冉云飞指出，“格于政府权力比较弱小，武力未能全国统一，没有形成那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格局，反而成就了学生读书学习，教授讲课研究上的相对自由”，而教学的相对自由，就是思想的相对自由。这一点，冉云飞和我们都要羡慕吴虞了——我们未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注定了病得更重，也注定了需要经过更漫长的时间和更艰苦的努力才能从精神的残疾中康复过来。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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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y 2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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