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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5-22 20:26 标题: 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

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上）
—— 兼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与“痞子运动”
茆家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一片士地爱得深沉。
——艾青

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予众也。
——孟子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爱因斯坦

上篇

数千年来，中国都是农耕立国。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的焦点，最后都集中在士地和土地的产品上。说得具体点，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因为工商业和科技文化事业都很落后，中国人的生存主要是依赖土地。那么这块土地的大蛋糕，必然会受到各方的垂涎，必然会因为如何切分的问题，而引发种种矛盾事端，甚至发生战争，如农民起义。

六十多年来，传统教育告诉我们，农村矛盾的焦点，是地主阶级对土地施行恶性兼并，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圧迫，民不聊生。因此必须组织贫苦农民，包括乡村的地痞流氓二流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甚至恐怖手段，对地主富农实行残酷斗争，分掉他们的土地、财物，直到把他们肉体消灭。认为那样生产力就能大发展，农民就能过上好日子。因此毛泽东称这场“痞子运动”，是“好得很！”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告诉我们，几千年来农村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历代官府统治者，对农村的横征暴敛，任意覇占农民的土地财产，包括肆意侵犯劳动者本身，从而引发的矛盾。而受到官府压迫剝削的是全体农民，也包括中、小地主们。矛盾激化到顶点时，就会爆发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黄巾军，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杨幺，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清中的白莲教，清末的洪秀全等，都是农民和官府统治者的矛盾。而因为地主们对贫苦农民的剝削压迫，从而激起大规模起义的所谓“佃变”，则一次也未见诸于史料。

中国的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们，其土地财富来源复杂，不能都说是剥削来的。其中很多人是种田的行家里手，又善于经营管理者。他们又是农业财富的主要提供者。他们在以租赁和雇工形式对农民有剝削的同时，也受到历届官府的剝削。

在官府和农民的矛盾中，中小地主们，大体上是和农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应该属于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个别规模较大的，只要不是和官府勾结，来残害农民的，也应属于乡村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官府和农民的长期矛盾中，起着一定的缓冲作用，也是一支制衡力量，是中国乡村长期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他们的剥削行为，可以通过像台湾土改的和平方式予以改变。如果把他们都视为洪水猛兽，必须坚决镇圧，直到人身消灭，则会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大倒退，生产力的大破坏。中国的暴力土改就是实证。

绵延数十年的暴力土改，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发表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可以称之为所谓毛泽东思想精髄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二文乃典型的：“以论代史”，在理论上是没有科学考据的随意之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用它来指导中囯的革命实践，则祸害无穷。

首先以暴力方式，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就是违宪违法行为，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何时公布的，谁都无权肆意没收他人的财物。至于残酷对待所谓批斗对象，直至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更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不管你有什么漂亮的言词掩饰，有多么大的舆论攻势，和多么強大的国家机器作后盾，都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

毛泽东是暴力土改大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也正是通过暴力土改和连年不断的各项政治运动，完成了他从一党专政，到领袖专政的过渡。从此毛泽东可以在中国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了，终于成了中国古今第一暴君。中国人民在毛式的共产暴政的炼狱里，受尽磨难，死难者枕籍。直到毛死掉了，才有一线曙光。但毛的阴魂不散，还在祸害人间，清除毛的余毒，任重又道远。

如何全面评价那场涉及面极广，影响深远的暴力土改，尚须一些时日。我只是做一点历史的回顾，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回顾与思考，各有侧重。

一， 1947年晋绥地区的血腥土改，开创了1949年之后，全国暴力土改的先河。

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发生的事，实在太多太多。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肃反、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直至十年浩劫的文革。每一项政治运动，不问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全国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就暴力土改而言，受冲击最严重，变化最大的，是中国广袤的农村。

土地改革运动，准确点说是暴力土改，是新政权成立后，即轰轰烈烈全面展开的大运动，从毛泽东到各级党政一把手都亲自挂帅上阵，并组织动员乃至强令各界人士，包括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公检法军队等国家机器，甚至名耆宿儒、科技精英等等全程投入。土改工作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乡村每一个角落，和本地的贫农雇农等土改积极分子一起，用暴力方式，把中国农村掀了个底朝天，彻底打垮了农村的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耕牛农具和种种所谓浮财，直至把他们肉体消灭，妻子闺女分掉。所杀地主人数约一百万至二百万之间，戴各种帽子及被关押管制人员，难以计数。这场触及财产肉体，当然也包括灵魂，即思想意识形态的大革命大动荡。正如周立波的获斯大林文学奨的书名，是《暴风骤雨》。其实这样的书名，远不能表达这场运动的残暴，要改成“腥风血雨”，或庶几近之。

如何评价总结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场腥风血雨的大运动，可能要尚待时日。但周立波写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另一作家丁玲也是写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还有贺敬之等写的，也与土改密切相关的戏剧《白毛女》，均获得斯大林的文学奨。说明中国的暴力土改，并非中国特色，其所来有自。即使不能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但说中国是在效仿苏联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所谓走“苏俄的路，这就是结论”，应该是言之不谬的。因为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正是竭泽而渔对农村的彻底掠夺，包括消灭富农，残酷镇压一切反对农业合作化者，其手段诸如流放、逮捕、枪决，等等。曾用两万五千名苏共党员，押解数百万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农民，远徙西伯利亚苦寒不毛之地，任其自生自灭，许多人在流徙途中，即不堪虐待而悲惨的死去。

大独裁者杀人魔王斯大林，为何慧眼识英雄，独独看重中国两部写土改的小说，和一部反映土改的戏剧，决非偶然，它只少说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所推行的暴力土改，是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可的，和苏联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是一脉相承的。网上有文章说，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庭，决定利用地痞、流氓来搞土改的。

中国广袤大地都在干同一件事，就是暴力土改，本来应该可以看到大量真实纪录的。可惜除了一些零星材料，和大框架的概论，很少有充滿真实细节的记录留下来。为什么会这样，下面再谈。但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延安边区政府辖下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却是一件暴力土改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也有较完整的历史记录。了解了晋绥暴力土改是怎么回亊，也可大体了解全国全面土改时的概况了。

下面是网上一位应该属于毛左派的文章，《杨明轩为什么向毛泽东告刘少奇们晋绥土改的状？》（以下简称‘杨文’）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暴力土改的真相。杨明轩何许人也？乃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

边区的土改，《毛泽东选集》中有正式记录。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指示，旨在改变既往农村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简称“五四指示” ，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这之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现在必须挑起广大农民对地主的痛恨，进而对国民党的仇恨，争取农民到自己这边来，以打垮国民党。“五四指示” 虽然是左的滥觞，公然依权力没收地主土地，无法无理。但指示中还说到一般不动富农土地，不动中农土地，对土豪、恶霸、汉奷，还留有生活必须土地，一般尽量少杀人，一些较温和之处。

但是，指示中许多地方都是模糊的，执行中可以有很大的随意性。为此刘少奇给各地中央局发电指示：一是各地在反奷減息除覇等活动中，尽量不要宣传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二是大力宣传汉奸地主恶覇豪绅的罪恶，多找一些类似《白毛女》的悲剧故事，以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进而引发对国民党的仇恨。

这两招都很管用，既蓄积了和国民党作战的人力物力，又避开了耕者有其田这项农民最根本的需求，也为将来全国土地都收归执政者所有留下伏笔。

紧接着1947年7月17日，刘少奇又在河北解放区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刘在会上指出，全国解放区很多地方，如山东、晋察冀、晋绥等地，土改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

不可思议的是，土地会议还未结束，晋绥边区已闻风而动，一场充满血腥，无法无天，滥施酷刑，死人无数的暴力土改，便隆重登场了。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好一个“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它的价值岂止是告诉我们，何谓暴力土改，还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群众专政？为什么文革时，各单位各学校都可以任意斗人打人抄家，可以遍地设关人的所谓“牛棚”，甚至像湖南道县那样，什么贫下中农法庭，就可以随意杀人！而且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根源原来都是数十年前《告农民书》中所说的：“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先看看晋绥土改时，“大家”是怎样惩办斗争对象的吧。

“杨文”中告诉我们：“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丶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丶锥子捅丶绳索綑丶石头砸丶火钳烫丶石灰扑眼，耳朵插腊烛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就是把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布满菠菜籽和料炭的地上，抓住被斗者双脚来回拖。还有‘坐圪针柜’，就是把光身人放进剁碎的栆树圪针，再盖上盖，然后来回揺，全身被圪针刺得皮肿肉烂。还有‘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滿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不死干脆用大石头砸脑袋，直到脑浆迸裂。”（读到这里我泣不成声）

有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剝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被人拖着一路狂奔。他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拖得一路都是脑浆和鲜血，惨不忍睹。

开明士绅刘象坤，被无辜打死了。刘的儿子为了划清界限，竟然在父亲尸体上补上两刀。在兴县，一位上了《毛选》的名人叫牛友兰的，为抗日毁家纾难，把房屋土地工厂店铺金钱都捐了，就这也在劫难逃。斗他时，因为他姓牛，有人竟然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拉断鼻软骨，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竟然大揺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不堪其辱，当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还有一点人性吗？还讲一点政治道德与伦理吗？——笔者）

就是这个牛荫冠，晚年还编写了《牛荫冠记念集》一书，书中写到：“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闹得最厉害的还有分老婆分闺女的。把地主人身消灭后，再瓜分地主的老婆和地主家的女儿们。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方几乎颗粒无收，饿死人无数。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记载：“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63人。”

感谢网上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尽管他的某些观点，我们不尽赞同。比如关于暴力土改毛泽东和刘少奇各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我们依然要谢谢他提供的这份关于晋绥边区暴力土改，较为详尽的资料。使我们大体上知道了什么叫暴力土改、血腥土改、毀灭人性和尊严无法无天的土改，和它带来的一系列，包括各阶层人员的无辜惨死，和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甚至颗粒无收，等等严重后果。

二，为什么说暴力土改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并且空间上一定会波及全国，时期上也一定要延续至农业合作化？

晋绥暴力土改只是个案吗，是偶然事件吗？当然不是！它有导其发生的内在规律，和外部大环境。

这个内在规律和外部大环境，就是革命的需要，说白了，就是为了夺取政权，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按民粹派的观点，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计手段！

当今执政者，所以能在军事上打垮国民党，取得政权，主要是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一是政治思想包括舆论宣传上的胜利，国民党治国无能，一党专政，遍地是灾。贪污腐败盛行，大小官员中饱私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百姓怨声载道，久已失道寡助，大厦将倾是迟早的事。而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政府，是比较清亷的。毛还一再表明我们一定会实行民主政治，诚如毛泽东早在1945年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就对美国记者公开说，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将在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无纪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此言一出，全国人眼睛一亮，毛先生真是说的太好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推翻封建帝制，追求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以后和异族侵略者血战到底，不就是要建立这样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吗？毛泽东先声夺人，达到了未战已屈人之兵，中国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谁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曾经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败军之将，在一个小岛上痛定思痛，毅然放弃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实现言论自由，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而信誓旦旦的毛泽东，甫一掌权，竟公然承认自己就是大独裁者，比秦始皇要厉害一百倍！以后在中国实行血腥统治，戕害了无数中国百姓，一场大跃进，竟饿死数千万农民！听其言，观其行，中国人终如认清了毛泽东的真面目。不过这是后话了。

一场争夺政权的生死决战，光靠舆论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消灭敌人，最后还是要所谓革命的武装，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武装包括资金哪里来？就说小米加步枪吧，这小米、步枪和各种作战资本，除了少须外援，比如一点卢布，主要靠的是广大的农村。农民不仅提供了战争的资金，也贡献了本身，那就是兵员。

不说一切依靠，说主要依靠，应该是真实的，那就是土地革命，而且必须是暴力甚至血腥方式。道理并不复杂。想一想，农村几千年形成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结构，要彻底解体了，乡村中有权势者、富有者，不但要交出自己的几乎所有财产，甚至自身的性命和家中成员，比如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瓜分掉；而昔日乡村中的贫贱者，乃至地痞无赖，将主宰乡村，成为新的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这样的天翻地覆，不用暴力方式能完成吗？同样的道理不用这种改天换地的方式，怎么可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兵员，和财富的集中呢？所以当刘少奇主持的边区土改，发生了诸如晋绥地区的血腥方式，民主人士、当时的边区副主席杨明轩向毛告状时，毛只是敷衍几句，说大运动起来了，有点偏差很平常，会慢慢好起来。行动上也稍稍缓动了一下，为的是怕激化矛盾，丢失人心。根本方式也就是暴力方式不可能有改变的。

不过暴力土改的方式，虽然残酷、血腥，但边区政府，借此方式也确曾一时改善了中国最贫苦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和贫农佃农，得到了社会地位的大提高，及经济利益的改善。尔后也以此为基础，加上美好目标做号召，获得了大量兵员和财富的来原，作为内战的资本。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方式完成的，不同于苏联城市起义方式。近代史中通常也称1927—1937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向上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向下延续1947年的边区土改和1949年之后的全国土改，都是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土地革命，以巩固所获得的革命成果，和持续从广大农村获得经济资源。过去是为了打仗，以后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了。包括支撑越来越厐大党政两套系统的开支。

解放以后，大陆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和革命目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曾经是所谓革命动力的源泉，反过来成了所谓继续革命的麻烦和包袱。比如过去我们一直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骂他们专制独裁，遍地是灾，骂他们扼杀民主丶禁锢自由、侵犯人权。现在这个不民主不自由没人权，搞专制独裁的政权，终于被打倒也被骂倒了。那么新政权真的有自由有民主讲人权讲法制，废弃专制独裁了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更有人说什么民主自由那一套，我们决不！谁说的有道理，将是中国前进路上，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是绝不，还是必由之路，谁说了也不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百姓的意志，和时代的潮流。

我更关心的是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的变化。新的执政者，面对更广袤的乡村，应当说更重视了，或曰依附性更大了。虽然，现在该如何处置农村问题，不必再担心，会不会丢掉民心，因为战争环境中，弄得不好，老百姓会掉转枪口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即使农村中还有一些所谓的敌对分子，揪不起大浪。

对农村所谓的依附性和重视，或者说执政者怎样才能从农村获取更大的财富，也包括劳动力，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因为政权更迭之后，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付烂摊子，有限的黄金，都被运到台湾去了。经济上百孔千疮，百废待兴。虽说以后的什么工商业、手工业改造，获得了少许财富，也只是杯水车薪。而一场名曰抗美援朝的战争，又把有限家底都掏空了。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什么都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工业产品很少，科技成果几近无，矿产资源极有限。唯一可以获得资源之处，就是农村了。

中国的农村真的很穷，没有多少所谓的剩余价值可供榨取。但毕竟基数十分厐大，动辄以亿计，一个很小的数字乘以亿，就极为可观。但是如何能把农民手中，特别是富裕一点的农民的财富，都收归到执政者手中，不经过一场暴力革命的方式还是办不到的。这方面不仅有晋绥土改的先例，也有苏联斯大林农业政策的模式可以借鉴，所以轰轰烈烈，“户户斗争，村村流血” 的暴力土玟，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说起暴力不仅是行动上的暴力，如晋绥土改那样。和行为上暴力并行的，或是舆论先行的，是宣传攻势，也可称之为舆论暴力。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各项宣传工具，从各个角度大造土地革命必要性，特别是一定要用暴力方式的舆论，决不允许出现一点不同的声音。为此不惜动员或迫使各种文学艺术力量为其造势，甚至编造子虚乌有的故事，诸如白毛女丶周扒皮丶收租院等等，来论证地主富农的十恶不赦，以激起国民的仇恨，为暴力对待斗争对象寻找依据。

为了暴力土改的方针政策得以能贯彻实施，执政者还给予了强大的组织保障。首先是建立了遍及穷乡僻壤的基层政权，彻底改变中国数千年来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从此执政者的权力就无远弗届地控制了整个大陆，可以为所欲为了，当然也是各项政策，包括暴力土改能胜利实行的根本保证。

不过暴力土改这件事，实在太大太大，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直至生命的安全。执政者不能不考虑到社会各类人群对土改的态度，也考虑到单凭舆论攻势是不够的。所以执政者做出了重大决定，就是向农村大量派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罗万象，除各级官员之外，如文前所述，几乎囊括社会各界知识分子。此举不仅保证了全国暴力土改得以贯彻实施，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考验及震慑参与土改的各类知识分子。

这一招果然厉害，起码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首先是震慑！知识分子大都岀身于所谓剝削阶级家庭，读书识字到城里谋一份差事，不再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之苦，家里没有一点经济实力是不行的。本来这些在农村人看来是成功者，现在到暴力土改现场一看，原来他们都是革命对象，既往一点的优越感成功感，顿时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原罪感。事实告诉你们，你们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你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否则一顶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压下来，你立刻就会被打入另册。事实也是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所谓出身不好者，都首当其冲。从此家庭成份也就成了许多人头顶上随时可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多少人跌入某一政治运动的陷阱，万劫不复；多少人担惊受怕，唯唯诺诺度过一生。

其二，驭人新术。毛泽东深知管辖若大的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工作是不可能的。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见解，又是毛搞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怎样才能使知识分子的才能为我所用，又不会惹是生非，用“家庭成份”这一紧箍咒扼在他们的头上，最管用了。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说白了就是出身定终身！你生下来就是异类，就是个被监视被教育的人，你还想干什么还能干什么？除非你能像牛荫冠那样，把亲生父亲当牛一样，鼻子里穿根绳子，牵着游街，硬把本是开明人士牛友兰，逼得羞辱而死，才算表达了忠心。牛荫冠果然以后成了京官了，晚年还能著书立说。

其三，关天下悠悠之口。全国的暴力土改，仅被杀的地主等人，就多达一、二百万人。其惨烈程度，很多地方一定不亚于昔日边区的晋绥土改。但一直未见到类似的报道，也未见到有像当时开明人士杨明轩那样，再向毛泽东告状。此乃为何？我认真思索了一下，想到这依然是毛泽东的驭人高招。毛深知如此全国范围内的暴力行动，杀伤力一定极大，反对者也会为数众多。如果到处是反对者的声音，甚至行动，那这场运动如何能坚持下去？怎么办呢？有办法。把大批行行业业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都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派到土改第一线去，让他们亲身去斗人整人，再让他一个个写出参加土改的体会，当然是要从歌颂土改的角度来写。当时有一种回避政策，即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成员，都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名义是怕他们受牵连，主要还是怕他们对亲人和乡亲手不辣心不狠。人的灵魂深处都有自私软弱乃至阴暗的一面。很多知识分子，虽然也不赞同土改的暴力方式，但毕竟一时还沒有整到自己头上，舆论宣传又是那么强势，谁愿意谁又敢违背当局意志，表达不满呢？乃至把自己从整人的队伍里，被扔进挨斗被专政的行列里去呢？晋绥土改时，受虐待的甚至被打死的，就有一些反对暴力土改的中共党员和基层干部。

既然你已经身体力行投入了暴力土改的行动中去了，以后又一再声明运动的目的和方式都是正确的，纵然你以后良心发现，心中有了种种不滿，你还有可能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吗？这一点有些像现代电影《投名状》的味道。不知道当时和现在，有几个人能识破毛泽东的阴谋诡计！

暴力土改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很多贫苦农民，当时真的拿到了红彤彤的土地证，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农业上也确实有过短暂的发展时期。贫苦农民的生活，也曾有了改善。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开展，土地收归集体实为国有，一切都成泡影，而且苦难愈来愈深。

三，暴力土改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什么？兼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和“痞子运动”。

暴力土改的思想理论源头，往远处说，可以追述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暴力革命也包括暴力土改，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用武装行动砸碎落后的国家机器，建立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圣经《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宣言》里提出两个原则，一是将“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动’群体。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后，应该‘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另一原则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段译文后来改为“要最坚决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以后列宁斯大林提出的什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是这种理论的延续。这些所谓高深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常正确丶非常理想，有很强的诱惑力和欺骗性。毛时代就把它们说的天花乱坠，似乎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些年说得少了点，因为所有奉行这些学说的国家，最后都走向了专制独裁，带来的只有动乱、饥荒、杀戮、血腥、生产的停滞和文化的消亡。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暴力革命，就是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丶不讲理性丶不要监管丶不要制衡！暴力要的是屠杀、是恐怖、是征服、是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服从丶是以剥夺人的生命来实现征服者的意志——难道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名义下，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和武力征服就符合人类社会的普世原则？”所以有人说，什么马列主义，不过是一种邪教！

是不是邪教，谁说了也不算，有待历史进一步证明。不过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就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

回头再说说中国延续数十年的土地革命，或曰暴力土改，除了洋教之外，中国人靠的又是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究竟带来的是福祉，还是堕入了更深的苦难深渊？

这里不能不提到毛泽东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两篇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926年3月），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两篇大著高居《毛选》第一、二篇，是名至实归的压卷之作。可以说它俩最能代表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说它们是什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可以的。

这两篇究竟写了些什么呢？现在可能很少有人再去细读了，就是网上一些所谓的挺毛派们，认真研读过它们的，也一定为数不多。其实，他们真应该认真读一读的。我相信拥毛派们，如果良心未泯，是真正的在追求真理，为的是这片饱经患难的土地，能早日结束专制独裁的桎梏，走向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而不是在做权力的博弈和政治的投机，会认清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两篇指导了中国数十年的雄文，说了些什么呢？不妨做一点解读：

先看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此文一直被看作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开篇即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页。以下只注页数。）接下来就一一列举那些阶级是革命主力，如无产阶级；那些阶级是盟友，那些阶级是动揺的但可以争取的，如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那些阶级是革命主要对象，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要人身消灭的，比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谁是次要打击对象如中产阶级。等等。总之人人都在阶级中，在所谓的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身上都烙上了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从出生下来，命运即已注定。你要么去革别人的命，要么自己的命被别人革掉；或者你可以去争取别人，也可被别人争取。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对涉及到社会诸多矛盾的判定，用的都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靠的都是阶级斗争。用毛泽东以后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中国数十年都生活在阶级斗争这个硕大无朋的大绞肉机里，不是绞人者，就是被人绞者；今天你绞人，明天就会被人绞。有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你就能理解，晋绥土改和全国暴力土改，为什么那么残忍，那么血腥？为什么中国大地会有连年不断的政治斗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公民遭到种种迫害？为什么会有原来本性或许是善良的人，变得那么样没有人性，成为冷血的斗人的高手？原来他们都是阶级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中的佼佼者，或曰既得利益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们之中有省悟之心者很少，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可悲之处。

下面说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果说上一篇阶级分析一文，是个理论纲领，那这份报告，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了。因为此文很多重要论点，都编入《毛主席语录》，有的还谱上曲，众口一声，到处咆哮。比如文革中抄家时，斗人打人甚至杀人时，最常听到的语录和语录歌，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文章开头即说，要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要“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14页），谁反对农会就“把他们打入另册”（15页）。“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甚至用脚踏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6---17页）

毛泽东的所谓组织起来，就是组织一批乡村的地痞流氓二流子懒汉，和一些不滿现实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以及用强分富裕者的土地财产为号召，而动员起来的一些贫苦农民，组成农会。发动暴力革命，向乡村一切的富有者发起总攻击。不管你的土地和财产是怎么来的。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所有的富裕者，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是阶级敌人，尽皆十恶不赦，都要彻底打倒。而且“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然后再分掉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再对富有者实施残酷斗争，从戴高帽子游乡直到肉体消灭。用毛的话说就是“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16页）毛泽东把这一切称之为“痞子运动”（18页），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15页）并说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14页）

毛泽东在均贫富，为穷人谋福利为幌子的掩盖和诱惑下，公然鼓吹专制、独裁、暴力、恐怖、血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毛泽东真是一个社会的异数，或曰天降一个祸害中华民族的灾星，这一代中国人真是大不幸焉！

试想按毛泽东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阶级分析分法和社会模式，中国人还能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吗？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这些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言论，大部分是纸上谈兵，那1949年之后，就是要一项一项落实兑现了，那才是中国人的噩梦的真正开始。其实早在边区时代，也已经开始了，晋绥土改，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样板。试看晋绥土改时的暴力、血腥、杀戮、毫无理性、无法无天，哪一条不能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上，找到答案，说毛的暴力革命理论，是晋绥暴力土改的指导思想，那是确信无疑的。晋绥土改，虽是刘少奇具体负责的，但指导思想还是毛的暴力革命理论。所以当时民主人士杨明轩，在毛面前告刘少奇的状，毛只是敷衍几句。那是客气的。要是放到十年后反右时，还不是向党猖狂进攻的铁证！在暴力土改问题上，毛和刘是一致的。

有很长时间，我都在纳闷，为何一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一项暴力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的斗争方式，为何能成为中国式共产主义的圣经，即所谓“毛泽东思想”？它究竟怎样形成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有三个来源。那么毛思想的形成，又是来自何方呢？

近日查阅了《毛泽东年谱》，毛出身农家，所受教育不多，只是个中级师范的肄业生，科技知识水平，似乎一生也没有超过初中生，比如到了所谓大跃进时期，他都不知道炼钢必须要用焦炭的。他青年时代即蠢蠢欲动，不满于现实，妄图有一番作为。早年是康梁信徒，以后崇拜胡适陈独秀。浪迹北京期间，因为既无学术根基，又无著作，社会地位低微，曾受胡适傅斯年等鄙视，从此种下了仇恨知识分子的种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受到汪精卫的赏识，当过国民党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毛的这两篇著作，就是这时写成的。他请了两个月的假，叫沈雁冰（茅盾）代他管事，去湖南做社会调查，然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它最早是1927年1月1日，发表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题目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内容也与现在见到的有异。毛当时把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其中什么是“半益农”，因查不到原作，莫之所云。值得关注的是，毛文中所谓对革命的态度，是指的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革命的态度，并未涉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两文中均未见马克思、列宁、苏联、苏（联）共等字样。可以说毛泽东当时还是站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位子上说话的。比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革命先锋’这一节里，毛泽东写道：“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肯定立不久。”（19页）这不是公然为蒋介石帮腔吗，也不正说明毛泽东所谓的“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原来是为蒋介石而建立的。如果这些协会一直在活动，真的想象不出，在几个月之后，即发生的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这些协会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在想这样的为蒋介石说话的文章，如果不是毛泽东写的，文革中作者将是怎样的命运。

一项社会调查的结论，和对现代史与既往史研究一样，只能“论从史出”，不能“以论代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大量的事实，也就是史料。如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所说，所谓史学就是史料学。毛泽东既未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也未掌握社会学研究者必备的田野调查方法，只凭一些道听途说，和个人的偏见，信口雌黄，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两篇所谓雄文，充其量也就是“以论代史” 的随意之作，更多的只是意识形态文章。既无学术价值，也未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原始资料。居然印刷发行几十亿册，以此为指导思想，祸害了中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数十年，真是时代的悲哀！

2010年12月初稿
2011年4月三稿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5-22 20:27

关于暴力土改与乡村变迁的一点回顾与思考（下）
—— 兼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论”与“痞子运动”
茆家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一片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予众也。
——孟子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爱因斯坦

下篇

四，暴力土改对中国发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它给乡村政治生态、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带来了怎样的变革？

1，暴力土改的严重的恶果，首先是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开新一轮百年大动荡的先河。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前一百年，中国的大动荡，主要因为数千年帝制的奴役与桎梏，落后挨打，造成民不聊生。那么自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传入，中国又已开始陷入新一轮的百年动乱。而这一轮的大动乱，正是从暴力土改发端。暴力土改又可以说是消灭私有制与阶级斗争的硕大试验场。

有人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但实践证明，以暴力消灭私有制，滥用手中权力，为领袖个人和执政的小集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实行残酷的掠夺，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国家不分大小，都是由各行各业老百姓组成的。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安居乐业；百姓也要给政府提供税赋，以保证政府的职能可以正常运转。这就是官民关系的底线。任何时候不问你官府打出什么漂亮的旗帜，做出了什么乌托邦式的许诺，并以垄断性的爆炸式的宣传做前导，并以强大的国家机噐，如军队、警察、监狱做后盾，去推行什么样的伟大政策。老百姓检验政策的是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看推行政策之后，谁获利了谁受害了，是官府还是老百姓？就拿从暴力土改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的农业政策来说，说的天花乱坠，结果怎样呢？政府把农民的劳动果实都掠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饿死了。这项政策是善还是恶呢？

所谓独裁者，也是独财也！政治的暴虐，舆论的垄断欺骗，最终的结果，很大的一部分，是要落实到利益的分配上。要是没有经济实惠，我还独裁干吗？至于以何种形式，从老百姓那里掠夺来财富以后，官府里又如何分配，领袖得多少，各级官员得多少，已经和老百姓无关了。诚如一个山大王，从山下百姓那里抢来了财物，山大王和喽啰们怎么分，也和被抢的人无关了。

人们不竟要问，何谓消灭私有制，拿什么做标准？如果像大跃进时代那样，连农民的度命口粮也被搜括干净。私有制的最后保垒，即家庭也已经被攻下了，家庭也解体了，就算消灭了私有制，那不如改名为消灭全人类了。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制？

其实消灭私有制的最现实意义就是消灭你有制，归于我有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提倡的人说什么私有制多么可恶，只有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才是革命者最高的境界。天下有这种人吗？

毛泽东毫不利己吗？他是当时国内的首贪！不亚于任何一位暴君。众所共之的别墅和稿酬的事不说了，单从什邡调来一批高级技师，用特制的烟叶，为毛专门生产的“主席烟”，不知要耗费了多少公帑。所谓“主席一支烟，百姓半年粮。” 还有什么“主席瓷”，景德镇也是专人专料为毛专烧了一批毛氏专用瓷。荒唐的是，为了体现毛皇帝的唯我独尊，除进贡给毛一套专用瓷之外，其余数以百套的瓷中精品，竟然全部消毀了，真是暴殄天物！现在流落民间的一只茶盅，也价值十万元之上。就这样祸国殃民的大硕鼠，现在居然还有人说毛是亷洁的，中国人怎么啦，天生的奴性吗？还是被历年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

天赋人权，第一是生存权，你把各行各业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剝夺了，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新一轮百年大动乱，另一主要罪魁，当然是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了。所有奉行阶级斗争邪说的国家，就是生活在大绞肉机了。人民公社化的恶果，是人相食；阶级斗争的恶果，就是人相绞了！除了手握绞人的总把手的毛泽东之外，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连国家主席、总理、老帅们，都朝不保夕。如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九大时只剩下53个；八大17名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名；30位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位。高层尚且如此，遑论普通人。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证了阶级斗争还是各个量级的拳王争覇赛。既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你死我活的阶级社会中。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那谁是刀俎？谁是魚肉？只能权力说了算！所以各级掌权者，都拚命要把握好自己的权力，决不让他人染指。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即使你是个好心人，并不想整人，但你能保证别人不整你吗？与其被人整倒，不如先整倒别人。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只要权在手，都不会引颈就戮的，这就是“丛林法则”。农村经过暴力土改之后，尤其是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然而大队上面还有公社，公社的上面还有上面，最后权力都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手中。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的生涯中，击倒了无数对手，成了至高无上当之无愧的拳王。和这个体制中的斯大林、波尔布特、齐奧塞斯库、霍查、金日成金正日等罪酋一样，成了覇主，成了大独裁者，成了没有二把手的邪教教主。

在争夺覇主的过程中，必定是血雨腥风，必定是杀戮无数，必定是生灵涂炭国无宁日。所有的独裁者都知道，这种覇主地位，不是天赐的，而是经过不断地残酷斗争得来的。也只有靠继续残酷斗争才能维持，阶级斗争这根弦任何时候松一松，不但可以随时丢掉权力这根魔棒，被推上断头台，也是有可能的。

2，“痞子运动”的直接恶果，在乡村是地痞流氓二流子懒汉当道。对这一点毛泽东并不讳言，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公开说：“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19至20页）究竟这些痞子之中，是不是真的可能有85%的人能变好，这是要大大打个问号的。试想这一批痞子懒惰成性，靠的就是无法无天流氓手段起家，一旦得到好处食髄知味了，怎么可能反而变得勤劳文明起来。当然不排除其中的小知识份子，出于良知或有一点长远眼光者，会有一些收敛与修正，做事讲一些理性与文明。但相当多的人，还是痞性难改，甚至引以为荣的。比如有的人张口闭口还是我们大老粗，我们穷大龙，依然以粗以穷为荣的。乡村如此，城市里也就略好一点。由于毛泽东肆意打击迫害知识分子，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时代已是全民粗鄙化。以至有像陈永贵这样的二鬼子文盲，居然能当上副总理，人称“文盲首相”，留下千古笑柄。

这里转一个帖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程先生的一次谈话的部分内容。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尽管他的观点我不尽赞同。程博士谈话内容很广泛，只摘录其中一节。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程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个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的好听点是造反者，说的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只有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的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我之所以说不尽认同程博士的观点，就是他一竿子打倒了一船人，有欠公平。事实上共产党人中，特别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确有很多优秀人才，也确实在为理想献身。

3，农村大动乱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大破坏。中国自井田制之后，土地基本上私有化了。虽然这种私有制，极其脆弱，握有大权的统治者，随时可以以各种名义征用、覇占，但常态下农民还是有土地使用权的。中国没有俄罗斯和欧洲那样的大庄园主，为庄园主耕作的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而中国相对来说都在自家的土地上干活，就是雇农佃户长工也是依赖土地生存的。而且他们人身是自由的，他们也在选择东家。既然都依赖土地生存，就必须善待土地。土地不仅是我们衣食父母，也是我们的生存环境，谁都想住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的地方，不想住在狗窝里。这都是常识，没有什么大道理。

而要土地为我们提供的生活资料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只有辛勤耕耘。常说做田做田，田要辛勤地做，适时地做，仔細地做，合理地做。俗话说做田如绣花，一点马虎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什么样的耕耘，什么样的收获，这也是常识。

都做些什么呢？名堂可多了，其中种稻的水田要求最高，首先要解决水的来源和出处，要平整土地，作埂筑堤，保持土壤的肥性，就是要把田做“熟”了，不能荒芜了，才能年年不断地生长出粮食。

说到居住环境，事情就更多了，植树造林，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等等。

和城里人经商开工厂得失成败一样，农民种田也有种种差异，有勤劳的也有懒汉，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有脑袋灵活的也有死板的。有家业愈来愈旺的，也有败家子不成器的。一般来说，总是勤劳的，田活是行家里手，又脑孒灵活善于抓住茌口和机遇者，成了乡村的成功人士。而成功的标志，就是钱赚多了，就一点一点的购置土地，成了地主。他们在为社会贡献愈来愈多的财富同时，也成了受人尊敬的人。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因为懒惰、恶习、拙笨，或天灾人祸，或智力体力不全，成为乡村中的穷人，按余英时先生的定位，称之为农村边缘人物，附着于主体生存着。这些乡村中的弱势群体，依然还得依靠土地为生。不过活的艰难些，有时还得靠富人，也就是地主们的施舍与救助。他们之中也会有人愤愤不平，但总的来说，还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谁让自己无能哩。和城里穷人看富人心情是一样的。

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岁月的这条河，就这么一直平静地向前流淌着。有时也会泛起几朵或大或小的浪花，终又复归平静。只要官府对农村的剝夺，不是那么残酷，从而激起民变，造成社会一时或长时的动乱，农村相对是安定的。这种安定我们也可称之为政治生态的安定。这块土地并不富饶，但能养活我们的祖先；家乡的环境并不算十分优美，但能让我们祖先，赖以安居。

然而到了暴力土改时期，一切全乱了套了，世事大颠倒了。原来辛劳的、勤奋的、农业上的行家里手，向社会提供财富，并养活了这个国家，也是乡村的主要建设者，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群，一夜之间，地主的铁帽盖顶，他们马上成了所谓的阶级敌人，十恶不赦，必须把他们彻底打倒，可以对他们滥施酷刑，直到把他们肉体消灭，土地财产分光，再分他们的老婆闰女。

真的天翻地覆了，真的在血雨腥风中天翻地覆了。乡村中那些边缘人物，一夜之间，成了新的统治阶层。而且背后的执政者，马上给了他们无限权力，可以对被斗争的对象，任意掠夺残害，胡作非为。很多人真的实现了一夜发财的美梦。

这些农村的边缘人物，很多人是地痞流氓二流子混混，有的还是盗贼土匪。让他们斗人杀人分田地分财物容易，而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者，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游手好闲惯了，又无一技之长。再说干农活是很苦很累的，过去他们被人卑视的吋候，尚且不肯洗心革面，吃一番苦，去改变自己的境况和形象，现在一夜翻身了，住进地主的大瓦屋了，再去吃苦耐劳干农活，那不是傻子吗。所以这一班新贵，不可能成为诚实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只是社会的蛀虫，而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原先的农业主力军，在暴力土改者中，或是被杀，或是被抓，或是被戴上帽子被管制起来了。还能指望这些被管制分子，还能像过去一样，用心做田吗？苏联斯大林时代，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大批农民就以抛荒土地，和政府对抗。孟老夫子说过，“有恒产者，则有恒心”。他们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所以，当时所有经过暴力土改的地区，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都大幅减产。晋绥土改当年，几近颗粒无收。

这种状况，可以一直延续到政权更迭后的农业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吋期。既然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名曰集体，实为国有了，还有谁会认真干活呢？农业生产必然大衰退。所有奉行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歪理邪说的国家，都会对生产力造成大破坏，都在闹粮荒饿死人。也一定会因为大掠夺，造成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中国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中国的森林面积，被滥砍滥伐达到85%以上。

有人会说，暴力土改包括以后的农业合作化，会造成如此严重后果，那要搞它干啥呢？道理也很简单，过去粮食财富再多，是在地主手里。也如工商业改造之前，财富在商人和工厂主手里。而改造之后，不管粮食增产减产，也不问工商业经营状况如何，一切财富都在自己手里，当然是很开心很乐意的事。

中国出现如此的生产力大破坏，历史大倒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农村的边缘人物（余英吋语），毛对他们有深切的了解，也代表了他们的利益。风云际会，毛泽东对他们一呼百诺，毛依赖他们，终于成了一代枭雄。

4，传统文化的消亡，道德伦理的沦丧。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写到：“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一贯痛恨学校，‘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41页）” 毛泽东这句话明明白白告诉人们，毛泽东既憎恶传统文化，又厌恶外来文化。是的，乡村的地主们，很多人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他们身体力行，所谓有知识有教养，讲文明讲礼貌，主要体现在乡村中这一批人身上。乡村的道德伦理，也主要靠他们维系着。但是，贫苦一些的农民，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基本的礼义亷耻还是懂的，都知道做人要正直，要本分，要做好事，不能做坏事。经济状况稍好一点的人家，都会送孩子去读点书。不问是私孰，还是新式学堂，在农村都是受欢迎的，当教师的也是受人尊敬的。什么“农民一贯痛恨学校，‘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 毛泽东完全在胡扯，是和他一贯仇恨知识分子，鄙视一切现代文明，一脉相承的。也说明他执政后搞愚民政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根深蒂固。

乡村中什么人仇视文明、痛恨学校呢？当然是那些地痞无赖二流子了。他们要是懂得什么叫文明，就不会去做地痞流氓了。其实这些乡村边缘人物，他们的存在也有其必然性。中国乡村封闭落后保守，人们寻求出路的机会很少，只能依赖土地为生。而农作物产量又很低，干农活又苦又累，所谓“累”从“田”出。一些生性懒惰的人，好逸恶劳的人，一些体力不支的人。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不安于现状，又找不到其他出路的人。他们既不愿认真干农活，又不得不依附士地生存，就成了边缘人物。他们平日并不敢太放肆，不敢闹的太不成样子，那等于自断生路。但他们骨子里是燥动的，是不安分的，极具破坏性。一有风吹草动，极易一哄而起，很多人都在做一夜发财的美梦。然而梦毕竟是梦，机会是很渺茫的，平日只能在乡间游手好闲混日子。

然而梦想不到的事，真的来了，天上真的掉馅饼了。暴力土改来了，他们真的一夜发财了，不但住进了地主的大瓦屋，而且可以对地主们任意践踏，直到杀掉他们，再娶个地主家的娇小姐当老婆。更了不得的是，他们一贯受人歧视，屡遭白眼，被人看不起的人。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主人，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他们人性恶能不大暴露吗，能不疯狂吗？这种疯狂是极其可怕的，破坏性极大。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的消亡。

道德是什么？它应该包括社会公德，比如平等、博爱、和平，乐善好施，尊老爱幼，仁者爱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也应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人性人情，亷恥，真诚，礼貌，谦逊，求知，奋发上进，等等。社会就是依据这些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来决定人们的道德观，是非观，得失观和荣辱观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是一句空话，一种概念，她是由实实在在的具象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德与私德的底线。一个不讲公德与私德，道德沦丧的社会，与禽兽何异。
然而暴力土改时期，人们的道德观，是非观，荣辱观全颠倒了。本来受人尊敬的勤劳致富，乐善好施，为社会提供财富，为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人，突然间成了万恶的所谓阶级敌人，要被打倒和消灭，他们的子孙，也永远是社会异类；而那些不劳而获，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既无一技之长，又极端贪婪的社会寄生虫们，一夜之间成了乡间财富的全权拥有者，而生产财富的行家里手们，则被扫地出门，直到被人身消灭。这种大颠倒公理和道义何在？它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是不是只要权力在手，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只要紧跟统治者，就可以不顾道德亷恥胡作非为！

说到文化的消亡，乡村的表现最为突出，试想一些有知识讲文明的传统文化维系者，经过暴力土改发端，和连年不断的，血雨腥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他们死的死，残的残，活下来的一个个猪狗不如，让人任意贱踏，每次运动都要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任人羞辱，任人残害。数十年来发生的事告诉人们，这就是要做文明人的下场。斯文彻底扫地，还被踏上一只脚，已经永世不能翻身了，还谈什么文化传承。

而造成这样的乾坤大颠倒的罪魁祸首，当然非毛泽东莫属。毛就是一个乡村的边缘人物，和其他边缘人物都是气息相通的。如果按千家驹先生给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一个本质上的地痞流氓，能干出什么好事吗？！

五，关于地主阶层的形成，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和农民们关系的初步分析。历年来乡村中的主要矛盾究竟在哪里？

多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和和阶级斗争。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恶性兼并土地，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以贫雇农、佃农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直到发动农民起义，改朝换代。

这些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但卻与事实相违。事实是中国农村自古以来，都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如果做一点简约的历史回顾，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法家在秦国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 的改革，废除了带有很强血缘，公社色彩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大概就是民国革命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滥觞。不过土地的红利，牵涉到社会的各个环节，谁都想来分一杯羮。严格地说，自古至今，直到改革开放前，所有中国人，都是依赖土地生存的。或是说，中国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时期，只有土地和从土地上生产出的农作物，才是唯一的一块大蛋糕，谁都想来切一块。那怎样切分才算合理呢？可以这么说，社会上一切矛盾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切分蛋糕而发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经济学家。近代很多年中国人都不知道还有个叫亚当斯密的英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甚至可以漠视谁耕耘谁收获的社会公理，崇尚的是武力拜物教。谁的权力大，谁说话算数。那谁的权力最大呢？当然是历代统治者了！所以在封建王朝时期，分蛋糕的基本法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全国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全国土地真正的实有权，当然都是皇上了，蛋糕怎么切，皇上说了算！到了毛时代，特别是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全国老百姓都成了国家机构里的一份子，同样还是子民，所有的财富，包括土地工厂矿山各种资源都归执政者所有了。到毛泽东完成了领袖专政时，全国财富几近成了毛泽东的私产，和封建皇帝一个样。而且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就是秦始皇，而且要比他厉害一百倍！蛋糕怎么切，当然毛泽东说了算！

这么说蛋糕怎么切，还讨论什么呢？皇上说怎么切，毛泽东说怎么切，照办不就解决了嘛，还讨论什么呢？

事情原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根本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都是贼，都是国贼，都是窃国大盗！一个比一个贪婪，一个比一个无耻！按黄宗羲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 都想把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独吞了，才甘心。

可是，土地暂时还不是蛋糕，（不过现在政府大量卖地，就是蛋糕了）土地得有人耕耘，生产出粮食等农产品才是财富才是蛋糕。你皇上统治者把粮食等都独吞了，生产粮食的农民都饿死了，那怎么能再生产？那为土地服务各行各业人员怎么生存？来年谁再为姓毛的和不姓毛的皇上贡献财富呢？大蛋糕要源源不断的切下去，你皇上就不可能不分一杯羹给农民和相关从业者。至于分多分少，统治者和被统治是永远也不会调和。这种纷争，这样为切身利益，乃至为生存的博弈，就构成了历史。

具体点说，很多时候由于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凶残暴虐，极度贪婪，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这时再要发生天灾，或是有战争，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和皇帝老贼及各级统治者算总账，这就是农民起义。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黄巾军，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杨幺，清中期的白莲教，清末的李自成洪秀全等等都是，都是主要和官府统治者的矛盾，不是和地主们的矛盾。因为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受压迫受剥削的，也包括一些中小地主。

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谈到的，中国农村由于地主对土地的恶性兼并，对无地少地农民实行压迫剥削，从而引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乃至暴发农民起义，有学者称之为“佃变”的，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有记载的几乎没有。

正史没有野史有。像《白毛女》、《半夜鸡叫》、《南覇天》、《收租院》，和那么多反映土改的小说、戏剧、绘画等等，不都是吗，有的还上了中小学教科书。不过它们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近来有人对上述的典型故事，做出考证。居然都不是真的，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子虚乌有。特别是《收租院》，更是颠倒黑白编造得离奇，那个私设水牢任意杀人，罪恶滔天的恶覇地主刘文彩，原来是个大善人。1992年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委宣传部统计，历史上谁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结果第一名竟是刘文彩、刘大善人！1995年大邑县长金嘉祥实事求是，准备恢复“文彩中学” 旧名，因受阻挠未成。

其实国家这么大，乡村的贫富差距又永远都是存在的。租佃关系和雇用长工，在1949年之前是广泛存在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当然会有为富不仁者，也会有个别心肠歹毒者，肆意迫害佃户长工的。因为他们是富有者，有的人还有官方背景，是强势群体；佃户雇工是弱势群体。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社会的不平等，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一定会经常发生的，有时可能会很激烈。但是，总的来说两千多年来，乡村社会，除了个别时期，因为大灾荒、异族侵略、和官府的橫征暴敛，激发民变，酿成大动乱之外，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乡村，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模式。也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这种模式的形成，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儒、释、道诸种学说理论的教化与渗透，宗法社会的钳制，以及屡次重大事件，包括多次王朝更迭的大动乱，带来的经验教训，乃至中国国民性的懦弱与守旧的因素，等等。

面对这种两千多年来，中国乡村相对稳定的局面，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在乡村中广泛存在着的中小地主人群，他们的财富怎样积聚起来的？他们对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生态的稳定、传统文化的维护、如何对待天灾人祸等方面，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之间，他们是助纣为虐，还是对老百姓有若干呵护，尽管这样的呵护，更多的是出自于自身利益。归根结底这一大群人，基本是好人，还是一群坏人，因为这些因素都决定，历代各级政权，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才是正确的，才能经得起历史和公理的检测？它应该也是我们和毛泽东及挺毛派们的严重分歧之一，也是本文重点。

毛泽东和挺毛派的观点已如上述，对暴力土改是充分肯定的，认为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经历的暴力行动。而乡村两千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原生态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而地主不分大中小，都是敌对阶级，是反动分子，是统治者官府的帮凶，应该被打倒被消灭。

我们则认为，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片面，是以论代史，而不是论从史出。事实上取得政权前的“痞子运动”中，对地主富农的任意掠夺，对斗争对象的滥施酷刑和滥杀无辜，是不折不扣的强盗行径，是为获得自身利益的疯狂掠夺；而获得政权之后的种种暴力行径，鼓动户户起火，村村流血，肆意杀人达百万之巨，更是滥用公权力，典型的暴政！首先公然没收地主富农和富一点中农的土地财物，就是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问这部法律是何时通过公布的，公理天道自在人心，未公布之前，不等于可以任意掠夺侵占别人财物，那和强盗的打家劫舍有何区别。至于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更是触及刑法的犯罪行为，也不问刑法条例是何日通过公布的，未公布之前，就能随意杀人吗？土改时杀人是件很容易的事，杀人权有时放到县里，有时放到区里，有时工作组召开批斗地主大会，鼓动群众喊几遍震耳欲聋的口号，然后当场拉出去就毙了。毙了就毙了，杀一儆百，谁也不敢问一问，这样杀人是不是草菅人命，有没有法律根据，这样的滥杀无辜，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其中也包括执政者的合法性和民心的得失。当时人们不敢想不敢说，很多年之后，人们对之依然噤若寒蝉，避之尤恐不及。今天，要不是进入了网络时代，我一介草民，这一点微弱声音，也还是没人能听到的。
地主们真的那么坏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先分析一下地主阶层的形成。地主们大约可以分成大、中、小三种不同的人群。三种人之间也不是固定不变，可以相互转换的。一般来说大地主大都有官府背景，他们和统治者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就是沆瀣一气，称他们是官僚地主是合适的。在官府和百姓的矛盾中，官僚地主们基本上是站在官府一边的。在政权更迭过程中，他们受到打击，也是可以想象的，尽管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取的。

大地主之外，还有数量更多中、小地主群，他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官府的关系与大地主比，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土地来源，情况就很复杂，不能用都是剝削来的一句话来概括。祖师爷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自从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对资本家也不全合适，比如当今世界首富比尓盖茨，他是凭高科技因特网的发明，加上善于经营而聚敛财富的，他的从头到脚到每个毛孔，是肮脏的吗？中国的中小地主们的财富积累和土地购置，也基本不是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综合多种资讯，大致有如下的情况：

一类主要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他们勤劳、精明、能吃苦，有些人文化层次较高，经济信息敏感，善于经营，知道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最划算，到哪里去买去卖最赚钱。这些中小地主，他们挣的是血汗钱精明钱。他们一般都吝啬自私，甚至唯利是图。但他们大都诚实本分，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不敢挥霍浪费。他们对雇用的长工和租佃他们土地的佃农们，当然有剝削，但也得按当时当地的规矩办事，比如交租的比率，比如长工的伙食标准和劳动报酬。尽管他们主观愿望上也是贪婪的，获利越多越好。但他们知道，长工也好，佃户也好，人身还是自由的，他们也在挑选。不是有句话，说你家伙食太差，“早冬瓜，晚冬瓜，再吃冬瓜我换东家” 吗！何况很多长工和佃农与东家还会有或远或近的姻亲关系，所以地主东家们一般都不想做得过头，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谁敢把事情做绝呢？

这类地主，人们通常称他们是土财主、土地主，都是合适的，这个‘土’字并不是贬意词，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们是农业阵线上的生力军，也是土地红利的主要提供者，没有他们，可以说就没有待瓜分的大蛋糕。那些乡村的地痞无赖懒汉，很多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们能为社会提供财富吗？

其二，是世袭的地主。这类地主是大是小，基本上看祖上给他们留下多少田产而定。当然其中也有光耀门庭发扬光大的，也有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所谓“孙卖爷田不心疼” 的。一般情况都能子守父业。这批人就是当地士绅一族，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享有一定的威望。在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朝廷命官只到七品知县一级）他们实际上是乡村的管理者，也是乡村政治生态相对稳定的维护者。他们家当然会有士地出租，有的除了雇有做农活的长工之外，还有仆人。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名誉的看重，要胜于经济利益的获得。他们基本是儒家的信徒，讲究一点修身齐家的。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做什么恶事，对自家的长工仆人和佃户，都是讲一些礼数的。虽然不少文学作品表现了地主豪绅家中的佃户和长工，不堪虐待，奋起造反，甚至刀兵相见的。也许会有，但不是常态。

说到传统文化的维护，还不能不考虑到乡村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一群失意落泊的知识分子，和致仕的各级官员。不包括大官僚荣归故里的，他们还是官府人，是官僚地主。而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即使蛰居乡村，大部分也得靠田产为生，也应属中、小地主群。他们文化层次更高一些，有的是“大乱避于乡” 的学者隐士。像浙南、皖南徽州等地，历来就有许多安居在农村，潜心做学问的人。他们是当地的骄傲，是当地人做人的标准。他们善待乡人，不断地传播文化艺术工艺等于乡人，乡人也尊敬他们。历来的执政者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如果把他们也当作敌对阶级打倒，甚至杀、关、管了，岂止是亵渎斯文，也会大失民心的。

这些乡绅地主对社会的发展有两重性，既是乡村社会的稳定力量，也可以是顽固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很多士绅有很强的宗法社会背景。而宗法社会在中国源远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大约六千多年前，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直到孔子、董仲舒们的三纲五常；向下可以延续到当今的太子党和官二代，是阻碍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阻力。要破除宗法体制的余毒，只能靠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靠“痞子运动”胡作非为，事实证明，那只能是大倒退。

其三，工商业兼地主。就是一部分做生意的人，赚了钱到农村买些田地，算是不动产了，就有了底气；也有乡村中的地主，到城里经商，以获得更大利润。他们的规模大小不一，都起着沟通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很重要的桥梁作用。也承载着科技、文化、和现代资讯的交流和传播。有些沿海城市，还关系到境外的交流，比如广东。这支力量，不可小觑。如何对待他们，会影响到国家的全局。

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广东的所谓和平土改，和主政广东的叶帅与主持广东土改的领导人方方，以及为此方方们受到毛泽东的严词面责。

广东是著名侨乡，有广东籍700万人，占华总数70%，抗战前侨汇收入占全国75%，是我国外汇主要来源。叶帅、古大存、方方等广东籍党的高级官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与广东的侨属乃至侨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侨胞侨属，很多人在家乡原籍购有土地，只占他们资产的很小一部分。就农村地位而言，也是属于中、小地主。他们购买土地的资金，则几乎全是海外经商所得。因为他们主要投资在海外，家乡买地大体上是一些余资，也是托人经管，怎么可能和当地农民有多深的阶级矛盾。所以叶帅和方方等主政者，不能不面对如此厐大的侨胞侨属群。此乃广东土改的背景之一。

侨胞侨属之外，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工商业在中国一直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从城市到乡村，工商业都非常发达。他们在为社会贡献财富的同时，许多做生意发了财的人，都会在家乡买几亩地作为基业。同样的道理，农村的地主们，也会去城里开个商店，投资工厂，弄个老板当当。广东的地主可不是土地主、土财主。他们信息灵通，思维活跃。有人说广东人骨子里都是向往自由的，这与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经济地位，也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有关。历来广东有钱的人多，而且很多人是多种经营的，工商业兼地主的比比皆是。全国土改时有明文规定要保护工商业，却要坚决彻底地打倒地主阶级。这话说起来就欠缺道理，执行起来更难。这也是广东土改面临的最大难题。

叶剑英、方方们面对如此现实问题，他们作为实权在握者，怎么可能滥用公权力，对昔日为家乡建设，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也为社会的发展，乃至对革命工作，做过巨大贡献的工商业兼地主的厐大人群，滥施酷刑滥杀无辜呢？他们虽然信奉共产主义，也是受过现代文明薰陶的。于情于义甚至于利，他们都做不出那种灭绝人性的恶事来。

但是，在集权社会里，地方党委政府是没有多少自主权的，他们不可能违背毛泽东的意志，也必须遵照上峰的指示办事。诸如也得大力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大派工作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划分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富农，没收他们的土地财物，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等等，确实也一切都在按章办事了。所不同只是斗争还不是那么残酷无情，分财物时还稍稍留有余地，最最关键的是杀人太少，杀人的规矩太多，是严重的束缚了革命积极分子的手脚，果然惹下了大麻烦了。
首先是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如毛自己所说他要开“御前会议”来解决问题。果然立即把叶剑英、方方等召来北京，参加最高级别会议。毛泽东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接着说：“（关于土改）全国有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都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面斥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一是地方主义。------你做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土改工作没有做好。因此要降你一级，放你回广东，围攻你三天。”

方方当然知道毛泽东一言九鼎，这远不是降一级围攻三天的事。他已从政坛被边缘化，政治生命几近结束了。给他平反，只能是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接着广东籍主要领导，如古大存、李坚贞（参加长征的32位女红军之一），都以反地方主义名义受到整肃。随着叶剑英被调北京，广东地方干部，基本边缘化了。叶剑英曾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叶帅所言，多年后读之，依然令人动容。

古大存方方垮了，广东的土改还得搞。谁来主持？毛泽东派来了快刀手陶铸。陶铸以在广西剿匪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果然，陶铸主政广东土改之后，立即大开杀戒。提出“户户斗争，村村流血。” 并下达了各县的杀人指标，务必完成！从此广东和北方土改一样，处处血雨腥风，被杀者被自杀者数以万计。其中除了大、中、小地主之外，也包括执出土改政策不得力，和有异见者。这点和边区时的晋绥土改一样，也和当时的全国土改一样。
它也告诉我们，毛泽东在中国全力推行暴力土改，除了效法斯大林，快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以便进一步掠取农村的财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整肃异己，关天下悠悠之口；以及陪植毛泽东自己信得过的干部。那怕只在一段时间内，能紧跟自己也行。何时他有点碍眼碍耳了，再处死也不迟，比如对陶铸。陶铸绞人称得上高手，终也被人绞。陶绞人时剿匪、土改是平台；被绞时文革是平台。发号施令独掌乾坤的，都是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舵手”是当之无愧的。不过要按孟老夫子的说法就是：“不仁者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 还有比毛泽东，更适合这样的定位吗？

再说广东土改，由于从毛泽东到陶铸，推行的暴力土改胡乱折腾。富饶的广东，工商业元气大伤，农村元气大伤，侨胞侨属元气也大伤，一蹶难以再振。以致到了大跃进人祸期间，富饶的广东农村也照样饿死人。有人说过，我也说过，反右派是因，大跃进是果。其实大跃进大饥荒人类的空前大劫难，与暴力土改有着更深更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毛泽东的农业政策，也是古往今来，如何切分土地红利这块大蛋糕，做法最恶劣，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一次，也是对农村对农业对农民，伤害最重的一次，必将永载史册。

数十年后，广东得改革开放先机，重振雄风，那是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才有的结果。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东即错失良机，和现代化擦肩而过。其实说这话的人，对毛泽东缺乏了解。他们对今天拥毛派们的本质也缺乏了解。这一批人，除了盲从者，他们骨子里和毛泽东一样，更多的想到只是一己私利，而不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六，中、小地主群，在官府和农民的矛盾中，起着一定的缓冲和制衡作用。并不是万恶的敌人，应该恢复他们的历史本来面目。期盼中国能早日消弭民族仇恨，增强凝聚力，走向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土地问题困扰了数千年，大陆至今也未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依然是矛盾的焦点之一。中国没有大庄园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奴。中国的土地除了一部分掌握在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手中之外，基本上掌握在各级地主手中。地主们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重重，也存在着剝削和被剥削，而所有的剥削都是不合理的，都应该改变它。但是这种矛盾远远没有达到必须通过暴力革命，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制造人为的阶级对立，杀人无数，乾坤大颠倒的方式，才能解决。中国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倡导的利用乡村的地痞流氓懒汉无赖，发起的“痞子运动”，疯狂的无法无天的打、砸、抡、杀，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是历史的大倒退。

其实两千多年来，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在长年官府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制衡和缓冲作用。统治者都是极端贪婪的，但为了自身的长久利益，尤其是不敢因过度掠夺，而激起民变。怎样保持这种相对的平衡局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小地主群体，居间的缓冲平衡作用，因为他们起着实际的农村管理者的职责。官府的一些政策指令，要靠他们向农民们传达贯彻，农民们的诉求，也会由他们表达。值得探讨的是，这些农村的实际管理者，从来就不是或基本不是官府的成员，这就有了很大的机动性，一方面他们不拿官府的俸禄，没有义务一定要为政府办事，官府太苛刻的条律，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地主们没了官府身分，一些为富不仁者，就不能以官府名义，任意魚肉百姓。这样官府、地主们、农民三者之间，就有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有时我想，历代的统治者，不在基层设置政权的组织机构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仅从利益的角度看，有了组织机构，固然可以方便自己的政策执行，更多的获利。但权益和责任，从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顾权益不尽责任的政府，是短命的。尽责任不是几句漂亮口号，是要做实事的。比如实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赈灾，常常在重大灾害降临时，也是考验统治者民心得失的重要时刻。政府此时固然要办实事，但政府能力也有限，必须借助民间力量。此时的地主群体，经常会担当主体作用。于情于理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都必须救剂灾民，这已成了历史的惯例，而且也是有潛规则的。比如搭粥棚施粥，是讲究“布包不漏，插筷不倒”。就是粥要稠到一定浓度，筷子插上去能站的住，用布包着不漏水，不能用大锅清水汤糊弄灾民。而有能力账灾的地主们，此时不能也不敢作壁上观。其实此时也是他们在农村树立威望，也是和官府叫板的好时机。听上辈人说，只要不是灾难太重，难得一次吃大锅饭，场面是很热闹的。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认为是理应如此，不存在什么感恩的事。所以有人说，如果人民公社、大跃进人祸期间，执政者特别是毛泽东，不搞什么罪恶滔天的什么反瞞产私分，把农民手中的粮食搜括干净，富裕一点的农民手中，还有一点余粮，通过借贷账济等方式，调剂余缺，那中国就不会饿死几千万人。

我知道我是在说浑话了，农业生产主力军，已被彻底打倒，农村中的缓冲制衡力量已完全消失，别说是人祸了，即使就是自然灾害，也无力抵抗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

毛泽东执政前后，所以能犯下如此滔天罪孽，除了他本人的地痞流氓本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外来邪说的钳制和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农村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客观分析，而妄下的结论。以这种荒谬的结论，来指导革命，必然后患无穷，直至灾难连年。

据近代学者杜润生等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远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而是“从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50%，而不是一向所说的70%～80%。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其人口约占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这5%的人口，占有不到总量40%的土地，当然也有改革的必要。但远没有达到必须消灭他们的程度。如果必须这么做，才是革命行为。那么当今的权贵资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0.4%，却垄断了全国财富总量的70%，远超过美国的5%人口，占有财富70%。又有数字统计，全国亿万富翁有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太子党有两千九百余人。都是合理合法的收入吗？该对他们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面对农村中那5%的人口，拥有近40%土地的问题说事吧。这5%的地主们，究竟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他们在农村干了些什么，上面我已经做了一点分析，不再赘述了。

现在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具体点说，就是要不要土地改革，和怎样的改革？是暴力土改还是和平土改为好？暴力土改的种种弊端和严重后果，已经实践证明是一种很坏的行为，那么能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呢？有成功的例子吗？

当然有！台湾的和平土改，就是受到联合国表彰肯定的成功范例。网上有较详尽的资料，可以查阅。简述之就是这场开始于1949年，和大陆土改几乎同步进行的台湾土改，先是定租定息，交租量不得超过农业收成的八分之三，约为37.5%。然后政府出资，从多占土地也即地主手中收买土地，买来的土地以长期低息贷款方式，出售给无地少地农民。政府帮助地主手中的余资，投入工商业；政府再对低收入农民，予以资金科技等扶持，使他们尽快富起来。果然，短短几年时间，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土地问题，就得到了各方比较满意的解决，做到了地主、农民、政府三嬴。不仅没有血腥，没有杀戮，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更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以后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我们的骨肉同胞们，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与此同时，台湾也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好，又是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最先进的华人地区。大陆作家伍立扬说，台湾高中生的中文水平，要超过大陆的中文博士生。

对比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大陆的暴力土改，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特别是制造出一个万恶之首，即地主阶级。不问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在下叨陪末座）、九种人、和文革中的21种人，地主都首当其冲。是坏人中的坏人，是顶级的坏蛋。必须彻底打倒，再踏上亿万只革命的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严密看管起来，防止他们复辟变天！

地主们真的都是洪水猛兽，十恶不赦吗？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对农民对政府有过怎样的伤害，以至要把他们整体打入人间地狱，世世代代受尽凌辱，再怎么忍辱负重，也得不到救赎呢？文革十年我在农村度过的，亲眼见到所谓地、富分子，过怎样的人不如畜生的生活。我只说一件事，当时的农药，用的是剧毒的有机磷类1605与1059。闻一闻都能毒死人，而且救治非常棘手，乡村卫生院根本治不了，各个公社每年都有一些人，死于喷洒此类农药者。笔者当时是一家大医院的下放医生，每年都要为抢救这类危急病人，付出过智力和体力的无数艰辛。这些喷洒农药者，基本上都是“老四”（农村中对四类分子的贱称）。有些生产队四类分子因讨不到老婆死绝户了，就和其他有老四的队换工。其实那时的四类分子，有的已是第二第三代了。但社、队干部都不想给他们摘帽。没了老四，谁来干危险要命的活呢？谁给社队出义务工呢？这些都是小事，还有件大事，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革命年代，谁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呢？农村中那时也真有向外队借老四，来当活靶子的事。唉！每想到这里，我都是悲从心来。我在当右派的22年，八千多个的漫长岁月里，不是一直在当活靶子吗？经常科室里开会，除了讨论医疗病案的事，有些会议一开始，主持人会说：“革命同志留下来！” 我马上尴尬地灰溜溜地走开，心中立刻漫起无限辛酸，右派真不是人当的！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罪吗？为何一再要受此等鄙视和凌辱？有时也会低声骂一句：“草泥马”只给自己听。所以我在农村抢救农药中毒的老四们时，除了“有医无类” 一个当医生的基本品德之外，还有点惺惺相惜之义。尔我同类，能尽上力一定竭尽全力，救助你们。我们都是人，也是现代意义的公民，我们都有权利活下来！在四周公社每年都有人，因喷洒农药而死的情况下，我所在的公社，皖南泾县浙溪公社（现属榔桥镇）一个农药中毒的都未死，当然我也抢救成功了其他各种危重病人。这是我行医五十余年，最大的亮点。笔者曾发表过一个短篇记实小说《生命几何》，说的就是老四们已经非人化，生命不值几何。

话说远了，再说说地主阶级罪与非罪之事。其实地主的原罪，归根究底还是手中拥有了多余的土地。官府为了把这些土地和土地上的农产品，据为己有。可是又不能通过合法程序，去收购赎买他们。咋办呢？就说他们有罪，而且罪大恶极！定什么罪呢？就说他们残酷剥削农民，都是黄世仁，都是刘文彩，都是周扒皮，私设水牢，杀人无数！说你们有罪，就是有罪，无罪也是有罪！为了证明这个妄下的结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胁迫动员一切文学艺术力量，乃至写上教科书，永不改口，他们就永远是罪人，我们就永远正确！任何言论，亿万次重复，深入到全体国民骨髓里去了，就成了真理！

然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检验地主们罪大恶极，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如果我们不带偏见，不只维护执政者们小集团的利益。我们就会发现那重复亿万次的言论，并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是真理。我们从全民福祉的角度出发，为了这个国家能长治久安，为什么我们不能面对历史真相，公开说一句，暴力土改是一项错误的政策，它伤害了很多不该伤害的人。那拥有全国不足40%土地，占人口5%的人，曾经为这个国家，为当今执政者做出过很多贡献，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很优秀的，有很强的管理经营能力，应该是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很好为社会服务的。可惜他们不仅未受到重视，反而受到反复的摧残，很多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回历史的帷幕里去了，今天讨论这些事，已经只能是历史的反思了。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我并不是在做翻案文章，也不是要算历史的旧帐。只是在追寻历史的真相，期盼能恢复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给已逝去的历史人物，不问是名人或普通人，或是一个群体，有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目的还是在于消弭民族仇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是为了早日走出毛时代的阴影，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此吋我想起了胡适先生，想起了胡适先生一生倡导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和他的渐进改革的主张。在下虽然人微言轻，也是渐进改革的信奉者。不管当今社会有多少不合理的现实，比如权贵资产阶级非法拥有巨量财富，执政官员贪腐成性，司法不公，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农民工缺乏应有的保障，房价奇高等等，都不是必须动用暴力变革的理由。同样的道理，执政者对当前种种弊端，只应该主动开启同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政革，更不能滥用公权力，甚至动用专政机器，对不同意见者使用暴力。

胡适先生在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仇恨心里。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不能并立，并视为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种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地主和农民关系，也应是这样的。

2010年12月初稿
2011年4月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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