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21日 作者：彭冰 原题为《日本战犯是如何被改造的》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今年4月，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和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共同推出《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一批战犯改造照片在长春得以面世。170多张珍贵照片与100多件文物，用斑驳的光影无声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穿越其间，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博大胸襟、日本战犯脱胎换骨的心灵巨变，让人在惊叹“抚顺奇迹”的同时，不禁涌起对于战争、人性与和平的无限思考。

1950年7月，969名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国政府的审判。

这批战犯当中，不乏当年日军要员，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他们及属下共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85.7万余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万处又4.4万余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

“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根据共匪中央指示，抚顺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充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虽然罪行深重，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享受到的各项待遇却令人惊讶——每人每天最低菜金标准0.42元，高出当时普通中国百姓好几倍；会吸烟者，每人每月提供黄烟半斤或纸烟一条；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授受体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

当时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粮食供应短缺，管教人员每天只有两餐，主食多为“窝窝头”，战犯们却是一日三餐、顿顿细粮。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战犯们以为管教的午餐一定不错，过去一看，发现竟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顿时感慨万千。

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一次，医务室内科专家温久达，照例背着残疾战犯去检查身体，正气喘吁吁爬楼梯时，突觉脖子一湿，原来是背上战犯掉落的眼泪。“你是不是疼了？”温久达轻声问。战犯嚎啕大哭起来：“不是，我是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武部六藏，人称伪满洲国第一号“太上皇”。 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在管理所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海量胸襟，令坚冰融化、顽石点头，在伪满抚顺典狱做过10年典狱长的大村忍说：“现在，我们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知我们竟是当年的杀人魔鬼！凭着人起码的良心，我们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顺应战犯们的要求，抚顺管理所批准成立了“战犯学习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教育，就是战犯们自己要求进行的。1955年6月，战犯们在平整场地时挖出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他们就把这当作教材，进行自我教育，忏悔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行。

1956年6月～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担任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

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受到极刑，然而，共匪政府宽宏大量，最终只对45人予以判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

登上归国船只，一位日本记者问被释战犯：“现在你们已离开了中国，还那么怕他们吗？”可是，这个企望能采访到“内心真实”的日本记者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中国人民对待我们的恩德、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是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我是有罪的，我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更感激中国共产党人使我懂得了真正的人生”……

“许多日本战犯回国后，都不停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张继承告诉记者，1957年9月24日，获释战犯在日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不间断开展各种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在本次《改造日本战犯纪实》展上，部分日本战犯送给中国政府的谢罪牌匾、感谢锦旗格外令人震憾，可以说，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玻璃展箱中的一撮头发——这属于日本战犯阴地茂一，获释归国后，他曾８次组团赴华访问，2000年，他在临终前嘱托家人将自己的一束头发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希望将其葬在“第二故乡”。

旁边另一展箱内，陈列着一盒看似普通的牵牛花籽，但其中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战犯副岛进获释之际，管教员吴浩然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他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而不是拿着武器。回到日本后，副岛进牢记嘱托，在自家院里种下牵牛花籽，并将再度结出的花籽分赠给邻居。2007年副岛进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牵牛花籽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寓意“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的心间。

“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周恩来1950年说过的这句话，7年后就得到验证，但由于那段历史一度被尘封，很多国人恐怕只有在看过本次展览后，才能真正心悦诚服地读懂。张继承告诉记者，2002年，因会员年事已高，“中归联”宣告解散，但由这些战犯的后人及一些日本进步青年组成的“抚顺奇迹继承会”同时成立，如今仍继续传承和发扬着“中归联”精神。

世事沧桑、人生短暂，据了解，曾在抚顺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目前在世者已不足20人。1950年～195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3位摄影师，用80卷胶片忠实记录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发生的一切。

宽敞的住宿条件

专门的理发室

日本鬼子学包饺子

日本鬼子创作的在“改造”期间的绘画作品

给鬼子注射疫苗

战犯在做广播体操

集体文娱活动

我看这篇文章可能是假果粉所为，不然何以用指责共党为名，行歌颂共党真正人道主义之实呢？

就你这种傻逼还说三道四，你也配？话都说不清楚，给共匪当五毛狗都没资格

俄罗斯《商人政权》周刊的观察员日尔诺夫研究过日本战俘和苏军对日作战的许多档案资料。

日尔诺夫说，在日本被彻底打垮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战俘当时都非常愿意前往苏联。他说：“对日作战的苏军老兵曾经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些事情，日本关东军的士兵当时非常害怕苏联军队将他们转交给中国方面，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人会立刻将他们处死，所以日本战俘为此哭泣，恳求苏军将他们带到苏联。”（PS：所以中共对他们那么优待，当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了 ）

战争结束后，大批日军战俘随同苏军一起被带到了苏联。不过日军战俘在苏联的命运并不轻松。战后的苏联经济一片贫瘠，日本战俘作为免费劳动力资源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复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的许多工业企业、大型基础性设施等等都是在日本战俘的积极参加下建设起来的。日本战俘当时建设的一个最著名的工程项目是远东地区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大动脉。

日尔诺夫说：“当然这些战俘对苏联来说非常重要。你知道，战争使苏联的人力资源损失殆尽。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许多人在撤退的过程中饿死，所以战后在一些工业领域实际上几乎找不到人来工作。”

日本战俘战后在苏联生活：5.5万人死于严冬

资料图：日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

资料图：日本士兵向苏军投降成为战俘。

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

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

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