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里的“中国空军”是“共军空军”的简称。）
林弥一郎和东北民主联军合作的经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共内战随即爆发。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军的“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在中国，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于1945年9月9日，向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了侵华日军的投降书，侵华日军即日起全面结束战斗，放下了武器投降。
在这个期间，林弥一郎少佐率领的日本第二航空军第101教育飞行团第4练习飞行队（使用一式战斗机）是驻扎在辽宁省的东部地区，像绝大部分的日本一线部队一样，他们也于9月末在沈阳向中国投降。没过多久，当时中共东北局的林彪、彭真和伍修权就召见了林弥一郎少佐，并请求林弥一郎能够协助中共创建共军空军。为了表示诚意，伍修权还将长征以来一直就随身佩带的伯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希望林弥一郎少佐能够带领尽可能多的部下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林弥一郎在若干年后曾回忆说：“我在8月15日听到了天皇陛下的讲话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继续命令部下的权力了。因而，在听完林彭伍三人的请求后，我没有立即答应他们，只是表示先听听自己部下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当时我原以为多数的部下们恐怕会说想要返回日本，但实际上，当时的多数人的意见是从今往后若是还能继续飞行的话，宁愿留下来。”这大概就是所说的飞行员的气质吧。
最终林弥一郎所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决定接受东北民主联军的邀请，协助中共创建共军空军。而且，由于林弥一郎少佐的人品和个人威望，全体部下都自觉地服从林弥一郎。
在共军空军的草创期间，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攻击，先从吉林的通化迁往牡丹江，后又迁到黑龙江省的东安。当时使用的教练机是旧日军的九九式高等教练机，部件是从东北各地收集而来的，然后再拼凑在一起，逐渐地教练机能够飞起来了。当时的飞机既没有挡风玻璃，也没有座椅安全带，机身上下全是补丁。林弥一郎飞行队的机械师们不但修复了多架日本教练机，而且还将美国的P-51战斗机改装成了教练机。日本教官和中国飞行员学生们，彼此都玩命地用这种机身上下全是补丁的教练机顽强地坚持飞行训练。
1949年5月，“东北共军航空学校”更名为“共军航空学校”。这个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们支撑着今天的中国空军、中国航空工业及民用航空工业。作为中国空军的摇篮，人们亲切地将“东北共军航空学校”称呼为“东北老航校”。
自那以后，林弥一郎先后历任了东北地区航空委员会委员、航空总队副总队长、航空学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等职务，于1956年8月返回了日本。
林弥一郎其人
林弥一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市南河内郡藤井寺町的一户农家。中学毕业后，1932年林弥一郎加入了日本航空第一联队，并通过了下士考试。之后，林弥一郎到日本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曾在熊谷飞行学校和航空士官学校担任飞行教官。
1941年11月，林弥一郎30岁时以飞行第54战队的中尉身份被派往中国。最初参加了武汉地区的航空作战，然后到广东和广西一带的航空部队任职。
1942年6月，在桂林空战中，林弥一郎驾驶老式的九七式战斗机，与当时美国空军陈纳德P-40战斗机编队进行激战。在机身34处着弹且发动机停车的艰难情况下，指挥其所在的中队进行空战，并取得了击落美军战机5架的战果。林弥一郎后来回忆道：“（当时）忘我奋战，九死一生啊！”，他本人驾驶着伤痕累累的战机竟然奇迹般地返回了广州白云机场。
2年后，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下属的第4练习飞行队队长。林部当时是驻扎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除了担负培养战斗机飞行员并帮助他们掌握高级教练机（准战斗机）之外，林弥一郎部还承担对苏防空任务。林部当时拥有70余架飞机，其中包括大约60架“隼”式战斗机。在美军以中国内陆基地为依托开始使用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后，林弥一郎部还承担在中国内陆上空拦截美国空军轰炸机群的战斗任务。
最初，林部是从中国东北的北部起飞，到中国东北的南部去迎击美军的轰炸机编队。由于距离过远且过于频繁的空战之故，飞机机体磨损巨大。1944年11月起，林弥一郎部移防到沈阳，以当时沈阳的两个机场为基地，承担保卫沈阳上空的空战任务。二战结束前，由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了躲避苏军，林弥一郎部从沈阳迁到了奉集堡机场，在那一直驻扎到日本投降。
当时，林弥一郎的飞行队的人员有300多人。由于林弥一郎作战勇猛果敢，极富正义感，且做事稳健，其手下对其都是非常仰慕。
1956年8月，林弥一郎返回了日本。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极为严重，林弥一郎及其下属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林弥一郎被自己的同期生们非议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因而林弥一郎一直是保持沉默，很少谈及自己协助组建中国空军一事，也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据其下属转述，林弥一郎曾吐露其本人的真心话，说在当时二战日本投降后的极端混乱中，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没有办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不后悔。
1977年5月，林弥一郎夫妇受当时的第一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邀请，首次访问了中国。在该次访问中，林弥一郎受到了廖承志的接见，并会晤了多名自己当年的学生，当时的中国空军的多名高层人士（注：没有具体的官方材料证实。）。访问回国后，林弥一郎在日本各地组织了“航七会”（即“七航校会”），为创建“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又称“日中友好会”，即现在的“日中和平友好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会最多时曾有会员1000多人。其中，通化“二、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前田光繁也一直积极参加日中友好会的活动，并自己创建了“三光作战调查会”。
林弥一郎是于199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去世的，在其生前，尽管已年过高龄，仍执著地为日中友好辛勤地工作着。
1997年，原中国空军副参谋长姚峻中将曾深情地回忆起老师林弥一郎，说：“我曾和林老师学过九九高教机的驾驶，林老师手把手地传授我们驾驶技术，林飞行队的全体同仁亲手培育了当时一张白纸般的中国空军，直到今天，我们仍是非常感谢林弥一郎老师的教育，和敬佩他的职业精神。”
林弥一郎在通化“二、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据前田光繁回忆说，1946年2月3日清晨暴动发生后，接到这一紧急情报后，林弥一郎对手下的数名旧日军大尉态度坚决地说：“不要动！”，并立即通知了前田光繁。前田光繁说林在通化暴动的毅然态度拯救了更多的日本人的性命。
尽管林弥一郎下达了不参与的命令，但仍有两名属下的旧日军中尉率领其手下卷入了通化“二、三”暴动。
另外，前田光繁只提到了参与通化暴动的500多日本旧军人和遗民死亡，未提到之后的大搜捕后处决的那些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人。
向八路军投降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军队150多万人突然出兵中国东北，打了日本关东军一个措手不及，直接造成日本关东军的指挥系统全面瘫痪，部队也是土崩瓦解。
当时林弥一郎率领的第4练习飞行队用于地面作战的武器极为匮乏。即便是步枪也是10人才有一把，军官只是配有手枪，而且子弹和粮食也是严重不足。由于林部不想当从北面进入的苏军的俘虏，也不愿向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军投降。林弥一郎少佐在和部下充分商议后，决定将所部飞行队从沈阳转移到辽宁省的岫岩。主要的理由有两点：1. 在岫岩有一个日本开拓团的农场，可以解决部队缺粮的问题；2. 岫岩离大连和朝鲜较近，实在不行，可以乘船返回日本。当时，林弥一郎是决心要把所部安全地带回日本。
为了不造成意外的麻烦，林弥一郎所部用10多辆军车装载上仅剩不多的粮食、弹药和飞机的机关枪，9月9日向沈阳郊外的奉集堡机场转移。当时林弥一郎下达了三项命令：
1. 绝对不要践踏农田，制造新的敌人。
2. 不能不付钱就抢粮。
3. 严禁侮辱当地妇女。
（注：应该坦率地承认，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纪律普遍来说还是不错的。）
如果违反，当地的农民大概绝对不会允许的。谁要是违反，立即逐出林飞行队。
由于林弥一郎所率的残部纪律不错，8月20日林部顺利地转移到了一个叫“上汤”的小村，但是距离岫岩仍然非常遥远。
当时的严重情况真可说是日甚一日，鉴于林飞行队几乎从未进行过地面战斗训练，如果卷入地面作战，也就意味要“全军覆灭”。林弥一郎少佐当时的策略是竭尽全力回避地面战，将全体部下安全地带回日本。
由于当时情况异常混乱不明，林弥一郎所部就一直驻留在上汤村。9月的一天，突然有几名八路军的代表和随同翻译一起来到了上汤村，并拜访了林弥一郎所部。当时陪同的翻译官是伪满洲国凤城县的副县长。该名副县长对林弥一郎少佐说，凤城县当地尚滞留了二万多日本难民，多数人都不希望林部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万一发生战斗，就会使日本难民处于危险境地，因而要求林弥一郎所部缴出武器。
林弥一郎少佐认为对方没有恶意，说的也全在理，随即表示：“本人的目标是将部队全员安全地带回日本。即便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士兵被杀也会感到非常痛心，加上还牵扯到当地二万多日本难民的生命安全，而且投降也是驻华日军的命令，我们愿意交出武器。但是，希望给与我们以人道主义的对待。”八路军的代表当场表示：“很感谢你们能这么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考虑到你们的深明大义，我们只要求你们缴出步枪、机关枪和弹药。将校军官的军刀不需要上缴。”
对于日本将校来说，军刀是军人荣誉的象征，林弥一郎少佐没有想到八路军代表会允许他们保留军刀，当场对八路军代表的宽大处理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二天，林弥一郎部依照约定抵达了指定的武器上缴地点。只见空地当中，仅仅放置了一张大木桌，昨天的那名八路军代表单身一人泰然自若地坐在桌边，身边没有一名武装警卫人员，只是简单地命令把武器放到那张大木桌上。
武器上缴仪式结束后，林弥一郎所部在上汤村村口，和出迎的一队八路军士兵一一握手。因为按照八路军的政策，一旦对方放下了武器，大家就都是朋友了，即“缴枪不杀”。
“二林”的初次见面
林弥一郎所部上缴武器后的数日后，八路军的干部将林弥一郎少佐为首的10名旧日本军人迎到了凤城县城。然后，八路军的干部立即邀请林弥一郎少佐一行10人乘车前往沈阳。为了确保林弥一郎一行的安全，八路军还专门指派了一支警卫部队随行护卫。当时，由于美国的军援，国民党军正在向东北大举运兵，国共大战是一触即发。
在沈阳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东北局当时的三名负责人单独接见了林弥一郎。当介绍人介绍到林彪时，林弥一郎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在当时声名赫赫且指挥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的林彪将军竟然只是一个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年轻人。当时林彪将军的年龄是34岁。至于彭真和伍修权的名字，林弥一郎从未听说过，只是后来经介绍才得知彭真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伍修权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由于林彪和林弥一郎的姓氏中都有“林”字，两人也是倍感亲切，觉得很有缘分。
当时的中共军队以陆军为中心，根本就没有空军和海军，与日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时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由于无法抵御空中轰炸，白天的军事行动受到极大的牵制，常常被迫在夜间行动。中共军队期待能有自己的空军，可以用“望眼欲穿”来形容。（有点像现在的广大军迷期待航母早日成军一样。）
介绍完毕落座不久，彭真就代表当时的东北局最高决策层向林弥一郎少佐提出了协助建立中共空军的请求。
彭真诚恳地对林弥一郎说：“我们过去因为没有空军，作战是非常困难的。请林弥一郎少佐一定要协助我们建设空军啊。空军建成后，帮助诸位返回日本就不用说了，我们还将保证诸位在返国前的一切生命和财产安全。”当时对于林弥一郎率领的飞行队全体队员来说，除了保全性命之外，什么财产保证根本都谈不上，几乎一无所有。
当时旧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拥有飞机场和战机，对于中共来说，创立中共空军的条件基本是完备的。而且，当时的中共还抽调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具有航空知识的中共干部奔赴东北。就在一个多月前（1945年9月）中共还专门派遣了以王弼为组长，常乾坤为副组长的航空技术干部负责着手准备建立中共空军。另外，最先离开延安的有航空知识的干部刘风、蔡云翔等五人已经先期抵达了沈阳。
对于中共来说，这次力邀拥有现实的空战能力的林弥一郎部协助筹建空军，可以说是志在必得。
林弥一郎一直是正襟危坐地聆听着彭真的热情讲话，当时他的真心是觉得这个任务过于重大又很麻烦，不太想接受。他只是盘算着如何能使其属下的这三百多人尽早安全地返回日本，以尽他本人作为部队长的责任。
听完彭真书记的谈话后，林弥一郎稍稍考虑了一下，慎重地说：“建设空军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问题，培养飞行员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不是一两年就可以作到的。现在处于什么也不清楚的阶段，年轻士兵们一心想回国，我怎样告诉他们并让他们接受呢？我部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我本人对他们也没有继续指挥的权力了。我只能把和各位商谈的条件和要求如实地转告给他们，让他们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条件，协助你们建立空军。）。”
承诺协助创立人民空军
停顿了一会儿，林弥一郎少佐接着说：“第一，不要把我们当俘虏一样对待。培养飞行员是极为特殊的，很多细枝末节都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希望能确保严格的（飞行）制度被贯彻和执行。飞行教官要有下达命令并保证制度被遵守的权力。要想做到这一点，若是双方是俘虏和胜利者的关系，根本就无法进行。教官和学生不得不也必须是师徒的关系。学生应该严格服从教官，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飞行教育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
“第二，如果保证不了身心的健康，就不能学习掌握飞行技术。在高空中飞行，对人的体力消耗极大。如果营养缺乏，身心健康保证不了，根本不能完成学习任务。而且，希望你们能照顾到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第三，要是让我的同僚们从事长期的飞行教育，希望你们充分考虑他们在生活上的诸多问题。有家庭的，要保障他们的生活；若是单身，允许他们结婚，从生活面上对他们进行保障。”
林弥一郎少佐说完这番话，是否有点后悔要求过多，不得而知。他只是单纯地从培养飞行员的职业角度出发，谈了其个人的基本观点。飞行教育职业是一项极度高危险的职业，绝不能当儿戏，每次飞机的离陆升空，都可能意味着飞行人员生命的完结。
听完林弥一郎少佐的专业陈述和具体要求，中共东北局的三巨头当场做了如下表示：“你提出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飞行教官，当然应该享受飞行教官的待遇。并且，我们了解你们日本人喜欢吃米饭，我们将竭尽全力保证（大米的供应）。在东北保证大米的供应有困难，但中国很大，一定会在哪弄到大米，并确保你们的大米供应。至于说到年轻人的结婚问题，我们的干部也是有家庭的，这点你们不用担心。”
林弥一郎一边聆听，一边点着头，特别是关于“教官”部分的讲话，使他本人深为感动。
伍修权参谋长接着说：“今天的谈话非常有意义。为了向林先生表达一下本人的敬意，我想把这支勃郎宁手枪赠与先生。”说罢，伍修权从腰间掏出那把其本人极为喜爱的勃郎宁手枪，递给了林弥一郎少佐，说道：“这把枪，跟着我历经了25000里的长征，是一个贵重的纪念品。”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了林弥一郎的预料，他全身颤抖，一股热意涌上心头，眼睛也不自觉地湿润了。一周之前，林弥一郎少佐刚刚缴出了自己的手枪，可现在，东北八路军的总参谋长竟然亲手赠送给他了一把名枪。
返回所驻扎的小村后，林弥一郎少佐马上召集全员集合，将与东北八路军总司令部的谈话内容向部下做了说明，并征求众人的意见。林弥一郎少佐原本以为属下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很多顾虑，怕耽误返回日本，没有谁愿意承担这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可出乎他本人预料的是，大多数人竟然愿意参加八路军并协助创建人民空军。
林飞行队队员们不仅是单纯地喜爱飞机，而且他们对林弥一郎少佐有极高的信任。
当时，有很多旧日本军人参加了八路军。据不完全统计，总人数至少是8000人以上（也有说是一万人以上）。但是像林弥一郎飞行队这样，成建制地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尽管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最终达成了预定目标的事例，还找不出第二例。这是与林弥一郎少佐的统帅力、人品和准确的判断力密不可分的。
据统计，林弥一郎所部当时拥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和其他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中国的空军人对林部在中共最为困难之时，伸出援手，为创立人民空军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志不忘！
手筹建工作
不久，以林弥一郎少佐所部为核心，东北民主联军正式在沈阳组建了“沈阳航空队”。在从延安派来的常乾坤、蔡云翔（注：1945年8月20日起义，驾驶伪汪精卫国民政府专机飞抵延安的清凉山机场；这架“820”号飞机是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刘风和黄乃一等人的主持下，中共的航空队业务正式开始。当时最紧迫的工作就是立即着手收集前日本关东军遗留在中国东北各地的飞机及相关修理材料，为以后的飞行训练做准备。
为了收集航空修理材料，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民主联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注：辽阳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是“东北老航校”的一个飞行训练团所在地）、荣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经过东北民主联军的多方收集，前后收集和修复了日式飞机总计46架。
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已经对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因为形势所迫，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总”）被迫从沈阳迁往抚顺，之后又不得不迁往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在此期间，东总以“沈阳航空队”为基础，融入从延安派来的中共航空技术干部，成立了中共东北地区“航空委员会”。
航空委员会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伍修权（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秘书：黄乃一
委员：林弥一郎、常乾坤、王弼、蔡云翔、刘风
1945年12月10日，林弥一郎率领沈阳航空队从辽宁本溪转进到了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1月1日，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正式宣告成立。这个航空总队就是“东北老航校”的前身，当时的总队长是由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司令员朱瑞将军兼任。在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上，朱瑞将军在500名航空总队队员面前，正式宣布任命常乾坤、白起和林弥一郎为副总队长。
通化“二、三”暴动平息后不久，在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再次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担任了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当时的航空学校领导名单如下：
校长：朱瑞（兼）
政委：吴灌之（兼）
副校长：常乾坤、白起
副政委：王弼、黄乃一、顾磊
教育长：蔡云翔
副教育长：蒋天然
政治部主任：白平
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注：林弥一郎的中文名）
当时的国民党军为了将中共的航空学校扼杀在摇篮中，动用了美式的B-25轰炸机频繁地对通化机场进行轰炸，刚刚诞生不久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再次被迫迁往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
艰苦的飞行训练
直到1946年4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迁移工作才全部结束。1946年10月21日，航空学校的组织结构终于被确立了下来。
当时的航空学校领导名单如下：
校长：常乾坤
副校长：白起
第一政委：马文
第二政委：王弼
政治部主任：黄乃一
校务处长：顾磊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下设训练处、校务处和供给处，在处的下面又设有科，科中又设有班。教官和整备员全部由日本人组成；器材班和运输班则是由中国人和日本人联合组成的。接受飞行训练的中共学员分成“干部班”、“甲班”和“乙班”。
其中，“干部班”是为培养未来的空军高层指挥员而专门开设的，该班的20名学员全部是从30到40岁的中共的中校、大校和少将级别的干部中选拔出来的。这个“干部班”是由包括林弥一郎在内的6名日本教官负责培训。每名教官分别负责4名学员，主要是教授日本九九式高教机的驾驶操作。
“甲班”和“乙班”则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师一级的空中指挥员。其中，“甲班”是15人，“乙班”是20人。以后的中国空军的多数高层指挥员都是从这两个班中产生的。
航空学校还设有“机械班”，主要是为了培养地面机械维护人员，学习飞机的整备和修理，也是由日本技术人员负责培训。
当时使用的飞机主要是从东北各地收集来的破损飞机和废旧零件重新组装的。其中，经过机械人员的艰苦努力，成功地拆卸和组装了8架九九式高教机。从1947年起，航校的飞行训练终于可以开始进行了。
另外，为了将美式P-51战斗机改造成双座型的教练机，机械人员用九九式高教机的操纵系统和座椅替换掉美式P-51的操纵系统和座椅，调整了机体的重心，先后成功地改造了10几架美式P-51战机。
依照当时航校的飞行制度，通常应该是先在九九式高教机上完成20 - 40小时的飞行训练后，才能转到P-51上进行训练。但是，为了能够缩短飞行训练时间，中共学员常常是没有飞几个小时的九九式高教机，就能单独驾驶P-51战斗机。（真敢玩命啊！）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中国学员们由于具有P-51战斗机的飞行训练经验，马上就能驾驶米格喷气式飞机升空。年轻的中国空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驾驶米格飞机同美军的F-86F战机进行空战。
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学员和林弥一郎为首的日本教员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采用独创的飞行教育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中国学员培养成为了高水平的合格飞行员，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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