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接到某网友的伊妹儿，说是看了我的《陪床杂记》系列，觉得我可能对国内外医疗体制多少还有点了解，希望我说说中国的医改问题。承蒙厚爱，恭敬不如从命，冒昧说上几句。好歹是蒙面上网，说错了最多不过挨上几板砖，也不至于身败名裂，更不会输房子输地。再说了，那些砖家、叫兽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可诚惶诚恐的。还是老套路，满嘴跑火车，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歇，以后有时间再接着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所难免，届时还敬请海涵。

写的时候我准备把中外医疗体制做点比较，诸位网友来自五大洲四大洋，不是吃奶酪黄油的就是嚼寿司生鱼片的，阅历丰富、中西兼通，有的还是在医院或诊所工作（如陈皮、老加、非文人），说的不对的希望及时拍砖，其他网友也可以把你们在国内外看病经历晒出来一共分享。国内网友上帖不方便的，也可以通过E-mail和我联系（[email protected]）。在国内上海川网站确实痛苦，时快时慢，时顺时不顺。碰到不顺的时候不点击十次八次就读不了一个贴子，而且速度奇慢，非要再杂以倒水沏茶冲咖啡、刷牙洗脸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不可。而且总是给人以假象，什么时候主页打开的速度都奇快，近乎秒杀，在往下就点不开了。按说两会已经闭幕、北非茉莉花革命也告一段落，不明白当局为何总是与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论坛过不去，放着老虎不敢打，抓只青蛙当猪杀，里面有什么乐趣。莫非这在年终总结时也算业绩？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老芦得罪了什么“上书房行走”之类的通天人物，人家专给咱海川下绊子！

我觉得谈医改之前首先得把目前中国医疗现状定一下位。本人上网写帖一不是为了讨好政府，二不是为了讨好老中青、左中右网民，三不是为了稿费（当然，也没人给），就是图个痛快。所以原则就是有一说一，力争做到违心的话不说、讨巧的话不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不说。就拿中国目前的医疗现状来说，实事求是讲，当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好，但也绝不像愤愤们说得那么差。问题确实存在，除了人们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外，我看还有个“看病烂”的问题。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难、贵、烂的程度不同，确实像某海龟说的那样，比较起欧美来，很多人看病一点不难、一点不贵不说，还享受着世界最好的医疗服务。就总体水平来说，中国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就是个中等水平，跟中国的人均寿命在世界排名一致。现在中国人的人均寿命是七十一、二岁，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而发展中国家则为63岁。中国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统计计算方法我附在后面（附1）。

我认为个例对于讨论医疗体制意义不大。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找出个别病例来说明中国医疗体制好或坏，跟70年代报纸上“军医为农民摘除几十斤重的肿瘤”而吹嘘广大贫下中农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是差不多同样的荒诞。我觉得靠得住的还是人均寿命，而在没有战争和饥饿的情况下，医疗保健制度的合理与否，就成了决定人均寿命的主要因素。至于说遗传因素，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经历无数次民族融合的大国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目前世界人均寿命排在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香港、冰岛、瑞士、澳大利亚，除了祖先都是猴子外，看不出来有什么共同的遗传特征来。北京上海天津人均寿命都已经超过了80岁（附2），高出全国人均寿命7、8岁，高出落后地区十几岁，和排名前五的几个国家不相上下（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平均82.6，男79.0，女86.1）。而这些城市人员构成大都是外来人口，除了享受全国最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外，恐怕也找不出其他的理由来。

应该说，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来自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政府对医疗投入在不断增加。政府这些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有些起色，原来预计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2010年10月在上海“中瑞和谐健康论坛”上的讲话，我国新一轮的医改自启动以来进展顺利，提前一年完成了基本医疗保障覆盖90%以上的人口的目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听农村出来的学生们说，这一两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多少还是有了些缓解。医院的医生也说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比过去多了。看来这尽管是一种不公平的覆盖，但毕竟也是一种进步，总比没有强。

都说这人大政协是橡皮图章，这话也对也不对。在原则问题上人大政协就是橡皮图章，从没有见过哪位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对两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土地私有化、联邦制等问题上有过什么提案，这些都是不能碰的底线，两会代表心里也有数。但在改善民生方面两会代表们可是没少动脑筋，起码我知道的这些代表都是这样，开会前半年就开始抓耳挠腮，动脑筋想办法、搞调查研究，如何在“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卫生、教育、科技、国防、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方面提出一个漂亮的提案，然后在记者前屏幕上慷慨激昂甚至痛哭流涕，藉此出名，博得本系统或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喝彩。今年干得最漂亮的当属钟南山，他的提案是：“亚运广州投入巨大，希望中央能给广州一些政策扶持”“这些领导不好讲，我来讲。”我接触的广东人，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提起钟南山无不肃然起敬。

中国政府所建立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一种极不公平、很不合理的保障体系，当然这也是一种进步，毕竟比没有强。我前边说过，中国的一切改革都要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影响权贵集团的利益。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共赢。而且一般情况下是权贵集团大赢，底层百姓小赢。根据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对社会稳定贡献大小，来分配谁来吃肉、谁来喝汤。上边吃肉越多，下边喝汤越浓。一次分配是这样，涉及二次分配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仍然是这样。按照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提法，是要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并逐步整合基本医疗保障经办管理资源”。也就是说，只要是国民，就应该不分亲娘后爹，享有同样的医疗保障（当然是理论上，山区农民上协和看病怎么也不会比北京人更方便），而不应再划分城市职工、居民与农民。

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探索”还没有开始。中国的城乡医保仍然是两权分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国民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实际上只是城市居民医疗保障的管理机构。卫生部门作为卫生和医疗服务管理机构，则承担了农民医保责任，这相当于还是把农民当做二等公民，将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作为特殊事物对待。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国家为每个公民提供一份相同的基本医疗保险，不足部分由个人掏腰包或买商业保险解决。如果倾斜的话，应该是向贫困人口倾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鸡脚上刮油，肥肉上添膘”，越是收入高的，看病掏钱越少。一天革命没干过的离休干部（离休待遇规定是49年以后参加工作，北方很多地区如东北、河北47年前后就解放了），工资大几千元，还100%报销；而贫困山区的老农民到城市看病，只能报销不到一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实际上医疗保障制度就是一个国家参与再分配的切入点，任何一个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其实质都是由国家出面堂而皇之地劫富济贫，富人出钱多受益少，穷人出钱少受益多，把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转移；因为企业、公司和机关团体还要负担一定比例的雇员保险，所以还包括把财富从资本家向雇员转移。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上至专家学者、官员政要，下至平民百姓，应该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烂”的问题，回答一定是“加大投入”。这当然不错，并且永远不错，而且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哪儿都不错，现在世界各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但中国的问题还有些特殊，通过本人多年来与大大小小的医院接触，使我深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大会小会激情呼吁的、被广大人民群众奉为解决中国医疗问题的灵丹妙药“政府应该加大医疗财政投入”，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烂”的问题。以目前中国现状来看，无论如何“加大投入”，也填不满这个医疗黑洞。尤其是和医院打交道的这段日子里，亲眼窥见了这个黑洞里那些贪婪无耻的医生、愚昧刁蛮的患者、麻木不仁的官员，以及千疮百孔的医疗体制之后，更肯定了我原来的判断。 



附1：中国人均寿命

人均寿命计算公式：
第一个公式就是简单的加权平均：20%的人在0岁时死亡，40%的人在50岁死亡，40%的人在80岁死亡，总人群的预期寿命就是0 x 20% + 50 x 40% + 80 x 40% = 52。
第二个公式是基于课堂上所给的标准的计算方法：80%的人活到了50岁，40%的人又多活了30年到80岁，即是：0.8 x 50 + 0.4 x 30 = 52。

人均寿命与人均预期寿命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7639674.html

没有人能够知道任意一个人的寿命能有多长。但是我们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预测某个人群的平均寿命，这叫做人均预期寿命。如果我们要知道某个人群的预期寿命，最直接的也最准确的办法是在他们全部死亡后，计算其平均寿命。但是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等待一个世纪以上才能做统计。在实际上，人口学家采用的是一种间接的、较不准确然而要简单得多的统计办法。多年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统计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死者的年龄。人口普查也统计在每个年龄还健在的人数。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使得人口学家可以计算每个年龄的人的死亡危险性和活到下一年的概率。这一生存概率组成了一张“生命表”，显示对任一年龄的人群的预期寿命的估计。这种估计被称为“周期性预期寿命”，它会根据每一年的统计结果而有所变动。200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8岁，而1981年为67.77岁，20年间增加了4岁。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据联合国人口处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00年修订版》，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而发展中国家则为63岁。这表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个别地区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男性为76.71岁，女性为80.81岁。


附2：北京人均寿命超过80岁基于2006年《北京晨报》的文章

北京人均预期寿命逾80岁 接近一般发达国家水平
http://news.sina.com.cn/c/2006-08-16/02109758181s.shtml

2006年08月16日02:10 北京晨报

　　晨报讯 (记者 韩娜) 目前，北京市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0.09岁，比2001年提高了4岁多。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本市卫生保健水平的显著提高，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平稳增长。

统计显示，至去年年底，本市居民的平均寿命为80.09岁，比2001年提高了4.24岁，其中女性为81.76岁，比2001年提高了3.86岁。此外，近年来，本市孕、产妇死亡率为15.91/10万，低于《北京市“十五”时期妇女发展规划》20/10万的目标要求。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1.4岁，2004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8岁，按此计算，平均每年提高0.1岁，而北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近年来的增速则是每年1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

　　权威追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段成荣教授

　　段成荣教授分析认为，目前日本、瑞典等国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84岁到85岁之间，属于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北京人80岁的平均预期寿命虽然比这个最高水平低，但已经接近一般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对于“北京人生活压力大，为何寿命长”的质疑，段教授解释说，决定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关键性因素是生活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和营养方式等，北京的医疗机构和居民收入水平等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对“什么样的人能达到这样一个预期寿命”的问题，他指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一项趋势性的统计指标，反映的是平均水平，无法为“哪一类人能活到这个岁数”定性，但不同性别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存在差异，一般来说，都是女性高于男性。

　　另外他认为，从2001年到2005年的4年时间里，北京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4岁的速度也属于相当快的。

　　名词解释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是一个城市全体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反映。人口学界用平均预期寿命来衡量寿命，即已经活到一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如果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就是说，按照2005年北京人口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人口平均可以活80.09年。显然，0岁平均预期寿命越高，表示人口健康水平越高。

 (2)

中国医疗究竟缺什么，当然是缺钱，中国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投入确实太少了。从2003年的数字看，中国政府只负担了医疗费用的百分之17％。而欧共体为80％至90％，美国为45.6％（老人、穷人、残疾人全免费），泰国为56％。而众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缅甸等，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当然，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全民劣质免费医疗。

不过依我看还仅仅不是缺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医疗和教育的投入还会加大，至少绝对金额会增大。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预测，到了30年后的204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届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将达到40%，而美国只有14%，美国和欧盟、日本的GDP加起来，也就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更惊人的是204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8.5万美元，这将是法国或欧盟整体人均GDP的两倍。

当然，对这种带有大忽悠性质的预测我从来不信，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一样，况且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含金量有限，它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也可以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我看这个简称更好，因为该奖项也就是瑞典银行经济学的水平，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张五常预测经济发展开头语经常是“我的水晶球说……”，因此遭到国内网民痛骂，实际上没什么可骂的，经济学的预测就是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准头。罗伯特唯一令人敬佩之处和我前边提到的预测中国2005年崩溃的章家敦差不多：实在。人家实实在在给出了时间和具体数字，而不是用“一定会…”、“早晚要…”来耍小聪明蒙人。

不过我认为大忽悠罗伯特说的“趋势”是不错的，就是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会逐渐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投入，中国人所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也会越来越好。但我认为中国在近期不大可能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烂”的问题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因为中国除了缺钱之外，至少还缺下列三样东西：

1、缺制度、观念：医疗制度不过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子系统，在一个没有现代民主、法治制度的国家里，难以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能够持久运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国民手中没有一张分量相同的选票，愣是能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这难度的确不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张人民的选票，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说法成立。另外，在缺乏平等自由人权博爱观念的国民中，人们似乎也没有这种意识，就是政府应该为不同职业、身份、地位、居住地的国民提供相同的医疗服务。无论是主人还是奴才，主人的主人还是奴才的奴才，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号称代表草根利益的毛左，都是取消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坚定分子。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一直被很多中国左派所痛骂，意思是资产阶级政府不管美国人民的死活，这倒是大好事，可由于中国精英引入了美国机制，导致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其实这话并不都错，说对了一半。美国政府确实管得太少，奥巴马上台的重中之重就是医保改革，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美国政府“管的少”不假，不过管得可都是弱势群体，而中国政府“管的少”是少管了应该管的那部分人，管了最不需要管的那部分人。前者是雪中送炭，后者是锦上添花，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也不知道中国左派精英就是脑瓜不够使，还是别有用心，总是偷换概念蒙人，弄得国人智力越来越弱不说，还煽动仇恨，以致很多同胞一提美国就怒火满腔，不管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发上什么事儿，把一盆子屎扣在美国头上准没错。

看看美国的医保计划净管些什么吧：
1）“医疗照顾”（Medicare），专为65岁以上的人群，也为患有长期疾病的部分65岁以下的人群支付医疗费用；
2）“医疗救助”（Medicaid），为特定需要支持者提供医疗援助的一项在州层面实施的联邦计划，专门支持家有未成年儿童、老年人、盲人及其他残疾人的经济困难家庭；
3）“儿童保健”（SCHIP）计划，专门支持那些父母尚无资格申请“医疗救助”计划的低收入家庭儿童；
4）除此之外，什么军人医保、各种私人医疗基金、免费或者近乎免费的慈善医院，无一不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政府官员和富人连根毛也摸不着。


2、缺良心、规矩：当年老芦谈及民主时曾说过，“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专制是痞子的游戏”“这儿的‘绅士’指的就是有契约意识，有荣誉感和信用感的尊重文明游戏规则的文明公民。”同样是搞民主，不同国家的结果不一样，我看主要与绅士和痞子的数量有关。更准确地说，成功率与国民的绅/痞比值呈正相关。而看病是良心活，除了需要那些“绅士”的一般要求外，还要有良心和爱心，医患双方需要互相信任，而这在当今中国都是奇缺之物。其实，中国各行各业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对司法界，坊间有句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原告都吃完，还说法律不健全。”医疗体制也是一样，别说现在医疗保健制度不好，就算是有了公平合理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运行起来是个什么德行也很难说。谁来监督？没有监督的医保，只会养肥一群庸医。所以即使有好经，早晚也得被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而在当今中国社会，歪嘴的大小和尚、尼姑、居士的数量之多、歪度之大乃中外历史罕见，一定意义上说，“今夜，我们都是歪嘴”。


3、缺头脑、知识：一个公平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持久运行，需要国民有一定的智慧和知识，有一个健全的心智。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有些疾病是无法治疗，有些疾病是无需治疗，还有些疾病是不应该进行治疗的，至少是不应该动用国民健康保险的钱来进行治疗。另外，疾病的治疗效果会因人而异，手术失败是不能绝对避免的（即使是最常见、最简单、最普通的阑尾炎切除，术后的死亡率也在0.1—0.5％），尽管这都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有的常识，不过据我的观察，目前国民的认识水平达到这一层面还有待时日。很多医生开大处方捞钱、黑诊所骗人蒙事、患者砸医院闹病房揍医生都与此有关。说到这儿，我再给老芦“民主、绅士、痞子”学说（或曰“假说”？）补充一句：“民主是智者的游戏，专制是傻瓜的游戏”。

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欧美日发达国家也是一样，面临着许多困难。他们的主要难题，还是如何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财力不足的矛盾。近二三十年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各国的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我个人的感觉也是一样，最近几十年生命科学发展太快了，由此也带来不少新问题。比如说现代医学可以使人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存活相当长的时间，为的就是维持只有伦理道德价值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呼吸心跳，其结果就是由此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弄得该治的病没钱治，不该治的病治起来没完没了。套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话就是：医学科学“搞早了、搞糟了、搞快了”。

但西方和中国面临的困难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各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大方向都一样，就是由国家出面堂而皇之地劫富济贫，想方设法通过建立医疗保险制度，让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转移。一来确实保障贫困人群的“生存权”，二来也是藉此机会缩小贫富差距。一次分配要贯彻多劳多得、能者多得，政府不能管得太多，“管得太具体，经济没希望”（赵丹语，原话“经济”为“文艺”）弄不好就挫伤积极性，而且名不正言不顺；而二次分配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维稳”的好机会，缴费的时候按收入多少缴费，多挣多缴、少挣少缴、不挣不缴。提供医疗健康保障的时候按需要分配，老年人、残疾人一般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医疗保障，其他国民享有相同的医疗服务，不满足的地方由市场解决。相对中国医疗保健制度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

依愚所见，西方各国的医疗保健制度虽看上去五花八门，但劫富济贫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无非是劫多少、如何劫、劫何人的区别。

1、劫多少：劫的太多社会发展减慢甚至停滞，劫的太少社会不稳定，道义上也说不过去。欧洲很多国家最近表现出经济疲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劫的太狠，国民缺少了“穷则思变”动力所致；

2、如何劫：无非政府征税和雇主上缴，实质上就是政府直接出面或者委托雇主（即企业、公司、机关团体）出面劫富济贫，把本该给个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专款专用，用于本人和其他国民的医疗健康支出。有些国家像德国日本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说起来是个人交保是自愿，但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整个社会对此“采取持续高压态势”，如果耍光棍、有钱不买医疗保险，就业上学居住处处受影响，连领取驾照都要遭白眼，难以在社会立足。美国那些建立包括医疗基金会的大企业家们也是一样，说是自愿，实际上在美国那种社会环境中，比尔盖茨、巴菲特们如果只是闷头发财，对社会毫无贡献，恐怕美国社会容不下他们；

3、劫何人：实际上就是劫大户还是还是大户中户一起劫，是只打土豪还是富裕中农一起收拾。美国尤其是保守党的主张实际上是只打土豪而放掉富裕中农，所以选票里面中产阶级占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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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现行医疗体制中还有个谁来管理的问题。一个是政府直接管理，一个是交给市场、政府只负责监管。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医疗保健政府不能不管，而又不能管得太多，所谓医疗改革就是进行这种“度”的调整，走好这个平衡木。政府参与的正面作用是保证公平，负面作用是降低效率。政府大包大揽会导致效率低下，难以给国民健康提供有效的医疗健康服务。而政府管的太少就会变成丛林世界，弱者的生存权就会无法保障。时间和实践证明，完全公益型和完全市场经济型都根本行不通，唯有混合型体制不仅理论依据充分，而且现实中具有持续可操作性，相对更合理些。就连备受诟病的美国医疗制度，其实是也公私结合的。市场机制的私有保险业，主要是管退休前的那一段，而退休老人有国家的基本免费医疗照顾，属于“公益”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占得比例太小就是了。

说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句。西方的东西，无论是现代民主制度，还是作为子系统的医疗保障制度，都谈不到什么完美，更不值得顶礼膜拜，也存在着各种问题。老芦曾在美国入侵（也就是民主派眼里的解放）伊拉克和西方国家干涉北非局势等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观点对错且放在一边，这种做法在西方社会很正常，无论左派右派、共和党民主党，都有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但老芦可闯下了大祸，按本坛网友跟帖的说法，就是把猫眼右愤得罪惨了，光是“白痴小布什”的提法，就让广大右愤无比愤怒，恨不得痛打五十军棍，革出教门。我看到有位网友在跟帖中愤愤地说，芦笛以后没有反毛的资格！

实际上，人类的智慧很有限，加上短视（说实在点就是鼠目寸光），创造不出什么完美的制度来。上帝并没有赋予人类太强的思考能力，“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绝非调侃而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人类是这个星球最自私和贪婪的物种，有永远填不满的欲壑。这点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吧，动物的要求很简单，就是食物和性，而且不少动物性冲动还有时间限制，每年的发情期就那么几十天。除了食物和性之外，绝不会有什么坐奔驰开宝马、戴劳力士挎LV包的要求。现在人类社会的毒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现实中的任何物质精神享受都不能满足人类的欲望，只有靠毒品制造出幻觉来满足。

中国要学习西方，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近现代西方人比其他地方的民族开窍早，用当代人类的最高智慧，创造出相对更合理的现代文明制度。既然咱们除了大跃进、文革之类的搞笑活动，也弄不出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所以只好先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用不着愤怒，也不至于惶恐。“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初期这个提法没什么错，可时至今日，至少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上，估计再也摸不出什么名堂了，就干脆实行“拿来主义”，在三大医疗模式中选一个算了，无非是细节上做点改动。这其中道理就像当年“全盘西化”论者钱玄同所言：“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国民倒是从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有多么好，提起自己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骂声一片，而且“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梆”（此处“梆”意思是拿棍子敲打，北方话，不知道应该是那个汉字），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照样拿过来就用，没那么多心理障碍，连这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和苏式社会主义有点关系。

现在世界上的医疗保险模式大概有这么三种：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社会医疗保险模式。虽然说新加坡还创造了第四种“富有东方特色的储蓄医疗保险模式”，我看实际上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变种，和社会医疗保险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保险储蓄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自私本性，若本人“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话也不吃亏，这笔钱还可以挪作他用；到死还不花完的话也不要紧，“肉烂在锅里”，其保险储蓄余额将以现金的形式转给家属，子孙后代接着用，“肥水不流外人田”，且不需要缴纳遗产税。中国很多地方搞的“返还型健康保险”，实际上也是跟人家新加坡学的。

现在采用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南非。另外，据说瑞士前几年也开始采用这种模式，有在这个国家生活工作经历的网友，还希望你们站出来给介绍几句。虽然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健康保险只作为社会健康保险制度或国民服务体制的补充，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还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医疗卫生体制的主体，人们称之为“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只为老人、儿童、残疾人和穷人提供医疗救助，这种医疗模式让人诟病的是政府投入多、患者看病贵，穷人得到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而且还有15%的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先好好说说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吧。中国上上下下，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医生患者，只要提起“中国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就把一盆子屎都扣在了美国人和虚幻的中国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国内精英身上。

美国医疗模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美国的医疗改革可不是从奥巴马开始，几十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管谁执政，都在喊改革，这点上毛驴和大象没什么区别。美国医改根本上说就是两大目标：一是提高效率，防止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滥用；二是注重医疗保障公平性、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民主、共和两党的区别是克林顿和奥巴马主要是为第二条努力，而共和党重点是冲着第一条奋斗。2003年小布什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增加4000亿美元努力“为所有美国人提供高质量的、可负担的医疗保健体系”，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有良好的保险，自主选择医生，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可以得到需要的帮助。让那些官僚、辩护律师和保健组织靠边站，让医生、护士和患者重新负责美国的药品”。

而奥巴马政府想做的就是继承爱德华•啃他爹（肯尼迪，文革前小孩子骂肯尼迪的叫法）的革命遗志，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来（南非据说也要改，是不是已经改了不知道）。具体奥巴马这次用的是什么版本我不清楚，只知道是个“折中版”，估计可能更接近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吧。因为民调显示，美国主流民意对英国的国家医保模式并不认同。这次与克林顿16年前的形势不同，今天反对奥巴马医保改革的人并不反对改革本身，而只是对改革的内容和规模提出具体的反对意见。我想原因可能就是，再不改不仅道义上说不过去，经济上也维持不下去了。因为维持同样的健康水准，美国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比欧洲和日本的支出都要高的多得多。

就拿企业来说，通用汽车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费用。因此有人说，美国汽车工业，就是给医疗费拖垮的，所以输给了日本和德国。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作为原因之一肯定存在。这次奥巴马医改的三大目标除了给已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安全感、给无保险的人提供医疗保险外，还有更重要（或吸引人）的一条：减低家庭、企业和政府医疗成本上涨的速度。

以2003年为例，美国当年的国民医疗总开支高达167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支出构成：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私有保险部门投入36％。国民个人直接“自掏腰包”16％。这是只是冰冷的数字，从实际感受看，美国看病也确实贵，不管是交保费还是自掏腰包，都比其他欧洲国家贵。我本人并没有在美国看病的经历，不过听很多人说过，其中听得最多的还是不同版本的“鱼刺卡喉事件”。

在国内亲朋好友聚会时少不了鱼，或清蒸或红烧或糖醋，意味着“吉庆有余”、“富贵有余”，过年不吃条鱼这一年日子就会惨兮兮、紧巴巴的。到了国外也不例外，餐桌上也少不了鱼。可一旦鱼刺卡在了嗓子里可就“杯具”了，国内这点事到医院也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事儿，喷点麻药，拿镊子钳子夹出来了事。胆大点的连医院都不用去，让病人张开大嘴，拿着手电筒照照，下手拽出来便是。可在美国就麻烦了，弄不好就是全麻，事后寄来的账单都要上千美元，我听到的最高版本是3千美元。所以不少留学生和侨胞一提起“鱼刺卡喉”就破口大骂，“美国医生纯粹TMD就是抢钱！”已基本成为共识。有经验的留学生和侨胞碰到这事儿就干脆自己处理，用手拔法或民间流行的馒头吞咽法、喝醋软化法等自行处理，一旦成功便欣喜若狂，宛如又击退了一次彪悍的劫匪。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我听到的对美国白狼的血泪控诉净是些“鱼刺卡喉事件”，是不是跟美国人不吃河鱼有关？据我所知美国、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没有吃河鱼的习惯，所以河里的鱼特别傻，无论是抓还是钓都极为容易。而河鱼的鱼刺都比较多，因此容易发生“鱼刺卡喉事件”，这种解释对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