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

最后的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科伯恩以前攻击戈尔巴乔夫（因其出卖勃烈日涅夫，现在开始保护地球母亲了。他的新书《森林的命运》显示其既是集权论者又是泛神论者。

科伯恩，一位被人们想当然认为是关心农民和工人的人，现在却开始指责他们砍倒巴西雨林种庄稼。人们就应该活在受束缚的腐臭当中，这样树木就安然无恙了。

但科伯恩只是某个趋势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和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加入环保运动。这就难怪：环保主义同时也是一个有强制力的乌托邦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不能实现（作者眼中的社会主义是前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本文当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译者注），而且这种尝试也是具有破坏性的。

一个世纪之前，社会主义胜利了。马克思可能去世了，而列宁可能也只是个失意的小文人，但他们的学说是胜利的，因其掌握了某些比政府更重要的东西：它占领了道德高地。

他们曾说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态上是人类的兄弟。因此通向古拉格（前苏联劳改营）的路也变得坦荡。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冰冷无情却如同救世主般的意识形态。和一百年前的社会主义一样，它占领了道德高地。虽不是和人类做兄弟，因我们活在后基督时代，但却要和臭虫做兄弟。和社会主义一样，环保主义将无神论同有毒的集权主义结合起来。但它提高了赌注。马克思主义至少伪称关心人类；而环保主义却想回无神，无人且无脑的伊甸园。

如果这些人仅仅只是些乖张的信徒，买几亩地并在上面过点原生态生活倒也罢了，我们还不至于会受到威胁。但他们却想利用国家，而且甚至是世界上的国家来实现他们的幻想。

和马克思，列宁一样，他们都是让·雅凯·卢梭的传人。他对集权主义，平均主义以及极权民主的歌颂在其后200年里塑造了左派，作为自然的崇拜者和原始生活的赞美者他也是环保主义之父。

在恐怖时代，卢梭信徒构成了被佩特森称为“带着断头台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现在面临的更糟糕：带着枪的植物主义者。

古老的宗教

《当上帝还是女人的时候》一书的作者——女权主义神学家莫林·斯通欢欣鼓舞道：“女神回来了!”通过复活“对自然的信仰”我们“再次听到了盖亚的声音。”

盖亚是古希腊人崇拜的大地女神。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复活了这个名称，因其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个几乎有意识进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

对于盖亚崇拜来讲没有圣经，也没有什么“既定神学体系”，现在正对神体一位会（反对三位一体之说—译者注）进行全国走访的牧师斯通说道，你“只需在林中散步或在沙滩上倘徉就可以了解她”。整个自然就是她的经文。

“工业文明是盖亚脸上的粉刺，”斯通说道，现在是该揭去Stridex护垫（一种抗粉刺的治疗—译者注）的时候了。

古代异教徒认为在荒野，动物以及国家背后都有神灵。现代环保主义分享了这一信仰，并承蒙新时代，印度教，加州影响，对人类的憎恨，还有西方宗教传统等诸多元素的捧场，将其置于创造的中心。

环保主义同时也植根于自然神论——启蒙运动的实用无神论，否认转世并向自然致敬。

早期的环保主义者约翰·布罗斯写道：我们使用“自然这个词要像我们的祖先使用上帝这个词。”只有膝身于自然，“整个宇宙才能得到安稳与营养。”

自然的秩序高于人类的秩序，生态学家约翰·穆尔一个多世纪前这样写道，因为自然是“不会堕落腐败的”，而人类却总是且在任何地方都是“碰那儿那儿死。”因此，憎恨人类的穆尔写道，鳄鱼和其他掠食者“现在应受到祝福并满嘴美滋滋地嚼着惊恐的人类。”

基督教，生态学家小林恩·怀特补充道，因违背自然而“负有巨大的罪过”。它生出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将邪恶带到了世上。

既然我们将自然看作神，畅销书《自然的终结》的作者威廉·麦吉本说道，任何“人造现象”都是邪恶的。我们必须将地球保持为“自然打算的”那样。为惩罚人类的亵渎，生态学家爱德华·阿比在其颇有影响力的小说《扳手党》中号召发起反人类的恐怖活动。在盖亚解放运动中发展最迅速的组织“地球优先”就将一只扳手作为其符号。

由“荒野协会”的前说客领导大卫·富曼成立的“地球优先”专门从事“生态防卫”和“生态破坏演示”，阻挠砍树（这就损害了伐木工人），肆意破坏筑路机械，以及拆除乡间停机坪。它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世界人口减少90%，还甚至为AIDS能帮上忙而欢呼雀跃。

富曼因企图炸毁高压架线塔现正蹲在班房里等待审判（我肯定他使用的一定是环保炸药），但他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在那些宣称是非激进分子的人群当中。塞拉俱乐部的前领导以及地球之友的创立者，主流环保人士大卫·布劳尔强烈要求对土地开发者使用麻醉枪。他和麦吉本所见略同：人类所受的痛苦同“这个星球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加地“谦恭”，应当使用像“脚蹬电动泵”这样的技术，麦吉本说道。要知道这位老兄可是住在昂贵的艾迪龙达克农场上。但他却想让剩余的我们“像蚂蚁一样挤进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里”，因为这样对这个星球最好。我们甚至都不应该有孩子，因为“独立，永恒且永远芳香的自然”应尽量少地受到打扰。

麦吉本也确实承认有一项罪孽：他有一辆1981年版的本田车。但确有一个过正确苦行生活的人，他的名字就叫“美国黄松”。

黄松是位终身左派人士，他的真名叫基斯·朗培，以前曾是黑人力量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的职业政党工作人员（其实也没多少学生并且也没多少非暴力）以及雅皮党的创建者。他曾在1968年的民主党集会上闹事并且因非暴力不合作而入狱九次。

受阿伦·金斯堡的影响而改信环保主义后，黄松离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她过去曾抱怨他的“藏传声音能量科学”——每天早上连续全肺叫喊一个小时，和大地母亲进行恳谈。

由于他倡导对伐木，环保新闻社，新闻专栏以及时事通讯进行非暴力不合作，黄松变得非常有影响力，尽管有些人对他号召我们打赤脚以便“更亲近地球”的要求不太赞同。大卫·布劳尔则走得更远，他以地球的名义谴责这位“松人”；布劳尔愤怒地问道, 他在给自己取名字的时候“征得了美国黄松的同意了吗？”

但即使布劳尔也赞同这位结疤松关于将美国集体化的运动，试图将我们送回原始生活水平，而且利用国防部来做这件事。“我想将军队的整个注意力转移到环保主义上来，”黄松说道。

然而同时在你死前还是有可能为这个地球做点好事的。在新一期的“地球优先期刊”上，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为这个遗弃的生命提了一些建议。“你要最终死在消耗病上吗？”期刊问道。“不要哭哭啼啼地走出去；要拍案而出！执行一次生态神风自杀队的任务。”

“对于病入膏肓的战士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从哥伦比亚，科罗拉多到康涅狄克的大坝将哭喊着被吹成碎片，同样难逃厄运的还有工业污染者，石油泄漏公司的总部，毛皮仓库，造纸厂……”

“对于那些想自杀的人，这可能是你梦想的答案…不要只是从桥上跳下去，把桥炸了。谁说你不能带着它仙逝？”

没有幻想的自然

一个英国绿色组织领导朗·詹姆斯声称经济发展的适当水平就是处于罗马帝国衰亡后到查理曼大帝兴起之间。

“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唯一途径就是生活在仅够生存的水平上，”就像动物一样。

对于大多数人类历史而言，清教徒的态度无疑再正常不过了，他们害怕“丑恶荒凉的原野，那里充满着野兽和野人。”只有经历过许多代人而驯服了自然的自由社会才让我们能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温和天空下，长在亨利福特时代下的人而言，”奥尔德斯·赫胥黎写道，“对自然的崇拜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它仍然是“和我们人类交战的敌人，一个未被征服，不可征服而且不知疲倦的敌人”—“也许有人尊敬他；有人对他诚惶诚恐；但也有人要继续战斗。”

阿尔伯特J诺克补充道，“我只将自然视为一个敌人：一个值得高度尊敬的敌人，但仍然是一个敌人。”

我们几乎没人能在，比如说黄石公园的荒野中幸存下来，哪怕是一小段时间(尽管环保主义者任其被燃烧，因火是自然的)。自然对人不是友好的；它必须被调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