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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上街的联想梁慕娴 [打印本页]

作者: 菜鸟搬家 时间: 2011-4-8 21:59 标题: 上街的联想梁慕娴

上街的联想

梁慕娴
关於上街游行，香港蔡子强说：对於三四十岁中生代来说，最记得的应是〔六四〕，那麼对於二十岁新生代将来最记得的，一定是〔七一〕。这令我想起，我们这一群七十岁的亲共派老生代，难以忘记的就是香港文革，〔六七〕暴动期间的上街游行了。

说到那一年的游行，中共香港地下党领导的〔香港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所发起，由亲共学校学生，中资机构职工和亲共工会工人所组成的典型毛派游行队伍，是人们最有印象的了。他们身上的白上衣，蓝长裤；襟上的毛像章；手上的红书仔，整整齐齐地操队上去港督府示威的队伍，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有忘记。然而，人们都忽略了，其实暴动期间还有三次鲜为人知的〔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这三次的组织者亦是地下党的各界斗委会，由〔学友社〕，〔青年乐园〕和〔灰线〕具体号召〔官津补私〕学校学生斗委会联合参与，并统称之为〔学界〕。地下党统筹决定了游行大计，包括日期，时间，地点之后，通过各线地下渠道通知动员。我作为当时的〔学友社〕主席，并无资格成为决策者，也不知道具体由谁指令，只有在获得地下领导人的指示后去执行的份儿，就是通知我属下范围内的学生斗委会参与。其中有一次，由地下党领导通知学友社柯其毅去见程介明，由他交代游行详细的计划。这是一次奇怪的而且难得的地下党外校线与红校线的跨线联络。此事记载於拙文：＂党支部建在港府各局＂（有关游行照片刊於香港大公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编印的〔港英必败，我们必胜〕图片集）。

当年的阿坚是中学毕业生，他是〔学友社〕所组织的文艺战斗队（文战队）成员，曾在北角春秧街作过街头演出。他参加了那三次〔飞行集会〕，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生动的追忆：

〔文战队〕的“资深”队员其实只是我们四个男孩子，却要在示威游行中肩负一个重任：高举横额和带领高呼口号，并在散队时协助其他队员安全撤退。当天接近下午一时左右，由〔学界〕事先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通知动员而来的约一千名学生群眾，已经在北角华丰国货公司附近，侨冠大厦，新都城大厦等处内外徘徊，扮作闲人散步游荡。他们三三俩俩，或走着或站着，都等待着一声的号召。

準一时正，我等四个文战队队员从人群中冲出，跑到马路的中央，利落地张开横额并高呼口号：〔港英必败，我们必胜！〕佯装閒人的学生们立即响应，迅速涌出马路并排列在我们后面，结集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我们开始踏着大步，高呼口号，藐视香港殖民者的一切反动法律。这次示威游行，因亲共学校学生的参与更壮声势，工人群眾也手持“物件”到场戒备。大量的亲共机构派出公司车辆在各主要路口尽量封锁或堵塞来往交通，以保护学生的安全。

就在第一辆灰色警车到达，防暴警察刚着地时，游行队伍已散开撤离了。我带领着几个文战队队友向位於半山的苏浙公学撤退，然后取道赛西湖附近的小径步落北角的另一端。途中遇上其他队友，才知道防暴队经已驻防侨冠大厦外围，黑黑的枪嘴指向大厦各层，部份撤离时失散的队员及学生取道渡海小轮到九龙或红磡。事后才知道，大部份过海的学生均被防暴队截查或留难，也有人被捕。

约半个月后，地下党又再组织了两次〔飞行集会〕。在中环中区消防局前那次，文战队肩负了更大的任务：要将一支红旗插在一个高约七尺的电箱上面，在短短的时间内将红旗稳固在高位上并非易事，我们谨慎地商量了操作的方案。由於警方有了上次的经验，有大量学生在同一时间徘徊在中环一带等待集结的情况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因此，这次防暴队来得特别快，大有要一网打尽之势。当游行开始，我们举着红旗正领着队伍前进的时候，经已发现敌情，一辆辆满载防暴队的警车像一排排灰色幽灵，由远而近。我和另一位队友相互支撑着登上了电箱，把红旗固定后跃下时，差不多与防暴队同步。正在危急之时，一把熟识的声音高呼：〔打倒走狗！〕把防暴队的注意力转移了，也掩护了我们混入人群中準备撤退。那位高呼口号的也是我的队友，他发现我等插旗后正处於危险之中，便不顾一切地引开警方的视线，幸好他也安全撤退。

经过北角游行的教训我们本已决定以后不再经渡海小轮过海，因为在小轮上的二十分鐘内，已有足够的时间让警方以逸待劳地在彼岸等着我们了。不过这时已经太迟了，警察已把大约四个政府大球场般的范围包围起来，我们约二至三十个学生被团团围住未能突围，眼看这回没有逃脱的机会了。突然，有一只手拍我一下：随我来！一把并不熟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有人顺手拉着我和一班学生，并引领我们进入中区消防局内，让我们避过一劫。他们是亲共消防工会的人。我们走到窗前安心地观看，欣赏警员如何善后这刚才还纷乱不清的局面。这一经歷真可说是〔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了。

中区游行后没有几天，地下党又通知再要组织在九龙旺角弥敦道閙市上的游行示威。由於预计参加的人数比前两次多，整个行动的安排较上两次来得更细緻。所有在弥敦道附近的中资机构，国货公司，工会等都安排了〔避难中心〕，準备收容不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学生。隐蔽的〔救护中心〕则设在中侨国货公司内。大概这次是準备与港英政府大打出手了。和前两次一样，分散在旺角弥敦道一带成百上千的学生，正三三俩俩地等待着，只等红旗一扬便可跑到街上结集游行。但百密始终有一疏，过了约定集结的时间了，红旗却还未亮出，每人都开始心情紧张，因每迟一秒鐘危险性便相对增加一分。在人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文战队的一位女队友冲出马路中央，大声喊起一段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红旗未到，示威横额未达，这段语录就成了集结的讯号，就是命令。由於这位女队员的自觉和勇敢，将本来经已非常焦急，正无所适从的学生迅速集结起来，在港英政府能调动警力前来镇压之前开步游行。在队伍解散前一刻，红旗和横额方见出现，游行总算是顺利完成了。

此后，由於港共继续在各处放置真假炸弹，市民生活受到威胁，对亲共派的所作所为產生抗拒和反感，地下党无法再举行群眾性的大型活动了。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我被派往深圳共军军区进行一次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阿坚们的〔飞行集会〕其实非常危险，许多被捕的学生不但受到肉体的虐待，更失去学业前途，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当时每次示威皆因大批便装军装警员的迅速掩至而被迫解散，游行只能维持二十分鐘左右。示威组织者安排了及时解散队伍，没有与政府对峙的计划，整体来说，已经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组织这样的游行，作用只能是显显姿势，练练胆子，对於当时的大局而言影响不大，那些学生是白白地牺性了。

我和现在香港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当时的组织者或示威者。比如：前特首特别顾问叶国华；港大校长资深顾问程介明；培侨中学前校长吴康民；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鈺成，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现学友社幕后领导人李綺玲以及地下党人蔡培远，欧阳成潮，张綺玲，叶淑仪等等应对〔飞行集会〕仍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共產党人对於［飞行集会］，应该不以为忤。

香港的这种〔飞行集会〕是继承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所组织的游行示威传统而来，由中共传授给香港地下党的。那时除了举红旗横额，唱革命歌曲作为集结群眾的讯号外，更有的掷瓶子撒传单喊口号等多种方式。它的特点是〔快〕：以最迅速的方法传递游行指令；以最迅速的方法结集，可以说是与警方的镇压行动斗快。过去的游行民眾在成功集结游行后遇上警方持枪堵截时，多意图与警方对峙提出诉求，胁迫政府妥协，遇上冥顽不灵，兇恶狠毒的统治者就会做成惨重的伤亡。在没有游行集会自由的时代里，要上街表达反对声音，都得付出被捕，被杀的代价。

这样的〔飞行集会〕是否还有现实作用？

这问题令我想起那些青年〔快闪族〕的活动。虽然他们玩的只是没有任何政治意识的游戏，但他们快聚快散同行同步，显示一种共同意愿的力量。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起完成一件有意义的集体意愿，与〔飞行集会〕何其相似。他们是拜先进通讯科技之赐，也是他们对自由的享受了。也许〔飞行集会〕可以像他们一样，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动实践吧！

此外，我又想到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成员的一次集会游行，竟遭到警方以阻塞交通为由加以否决未获批准。当晚警方架起铁马封闭了维园的出入口，社民连的朋友们被重重围困，动弹不得，几经尝试冲出铁马范围依计划游行，惟始终未能成功。据知，当时梁国雄曾主张〔硬闯〕，令我想起〔飞行集会〕也许就是一个〔智闯〕的方法。

〔飞行集会〕如果用在社民连这次的集会游行，主办者可以通知示威者在维园佯作解散，但实质上用手机短讯或耳语相传，约定时间和行动讯号，在维园铁马范围外的某地点重新结集，便可轻易突围而出，并迅速开步游行。恰如与警方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似的。至於游行多远，是在警方察觉之后重组队伍，在前路堵截游行準备镇压之前便解散，还是与警方对峙，则视乎主办单位的计划需要。为免不必要的创伤和损失，组织者在行事前应有周详的计划和善后的措施。

自从１９６７年组织过〔飞行集会〕之后，我对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受到剥夺感到深恶痛絶。几十分鐘的游行也要付出被打被抓的高昂代价，我深深地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对於香港的游行示威要得到警方不反对批准，本人深觉不以为然。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的话，游行示威的主导权，便转移到警方的手中，是放鬆还是捏紧全由他们来决定，这还算得上有游行集会自由吗？本人认为游行主办单位对警方的责任只是〔通知〕，请求警方合作维持秩序而不是请求批准。

参加〔七一〕大游行的香港人，与世界各地享有自由权利的人民一样，当然用不着〔飞行集会〕了。他们在充满自由的空气中游行，在黑衣人海中有披麻戴孝的，在庄严口号声中有敲鼓奏乐的，活像一幅嘉年华的图景，没有镇压，也没有逮捕。这真是自由的可贵啊！但是，在极权专制如中国的社会里争取自由民主，〔飞行集会〕的意念，也许仍然是一种可行的宣示力量的方法。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计。

后记：突尼斯人民自发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网络革命，令世人惊叹。事实上，短讯，面书，推特等互联网不单只是实用主义的资讯传播工具，而是自由的象徵。网络是自由概念衍生出来的，它带着自由的因子。网络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类的工具。当一个［意念］（idea)在网路上出现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网路世界里无边无际地飞翔，没有甚麼东西可以阻挡得了。去年上海大火有十万人聚集悼念，这次中国苿莉花散步运动第一波也有近千人在北京王府井围观，均是互联网快速召集群眾的作用，威力无比。比较一下这两次的情况很有意思:

１．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应是让人执行的革命纲领或指令，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念头（idea），当这个念头得到网民广泛共鸣和认同时便迅速地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像传染自由因子一样（Viral Marketing），被网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创新，最后这个意念的无限创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这时网络革命便随时会发生。没有这创造的过程，不会成功动员千千万万的群眾，这是自由的原则。上海那次先是有人提出［悼念］这个意念，得到无数民眾接受认同前往聚集。人数之多以至中共不敢谬然镇压，还创造性出现上海交响乐团在悼念现场演奏的创举，成就了一次网民的集体创作，成绩蜚然。这次中国苿莉花散步发起人发出的是革命纲领和指令，不是意念(idea)，是指示民眾如何执行，不是再创造。失去网络革命必不可少的自由要素，故效果不彰。提出者从个人感受有感而发提出的［意念］，若能符合多数民眾的觉悟程度而得到共鸣才能有成功的机会。我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仍停留在自由民主啟蒙阶段，亦即所谓暖身阶段，集中议题在反腐败上所创出的意念最为恰当。

２．网络革命为甚麼无组织无领袖？

因为一个好的意念在网路上穿行过程中，不单只是传递而是得到不断的变化和改进。意念在改进之中，自由彰显了，就像动员群眾的发动机，人人都是参加者，组织者，都是领袖，於是等於没有组织没有领袖。苿莉花散步发起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匿藏在网路上发号施领的领袖，尽管他们声称：这是平权条件下的公民革命，谁也领导不了谁，以此来反对有人以公开指挥者乱干预。我看，双方都错了，这不叫平等，而是违背了自由原则，不是网络革命。这仍然是传统革命思维，相信是中共意织形态教育所至。上海的悼念，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网络自由原则的。

　　　３．　我们要革命当然随时準备着牺牲，但却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犠牲。

现在有许多参加者或无关者被中共一股脑儿约谈，软禁，扣押，监视，
失踪，刑拘，很多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些（领袖）们应该为这些
失去自由的同志们感到歉意，悲愤，给以声援，向中共抗议。

４．苿莉花散步应该就此告一段落，先作总结再随图后继。群眾运动的兴起要有一定的成果，也不能像流水作业般无限期延续，像毛泽东的军队那样打持久战，这会削减民眾的热情和信心，增加民眾的疲态而无以为继。这是香港司徒华先生毕其一生实践的重要经验。

５．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中共地下党那种口耳相传的落后方式去聚集群眾了，但［飞行集会］也许仍然可以为民眾们在如何集结群眾成为力量而行动，从虚拟的网路回到实质的地面时的创造中提供一些创意的灵感吧！愿苿莉花继续盛开。

本文写於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补充改写,　原载开放杂誌２０１１年４月号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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